在我干过的所有文字活里头，我最恨采访。之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调查受访者的资料，构思可能的问题；之后还得费更多的工夫去把录音转成文字，反复修缮其中的空白与缺漏。加上实际访谈的时间，这大概够我写出一整周的专栏有余了。
　　可是，我还是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替《读书好》做完这一系列的访问。而且在可见的将来，我还会继续做下去。除了有同事帮我记录，省下那最令人害怕的工序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个习惯被采访的人，知道访谈的用处。过去四五年来，我平均每个礼拜要被人采访一次，有时候还真到了口干舌燥心烦意厌的地步。然而，我还是继续受访，能够回答懂得回答的我尽量回答。因为我把它当成了工作，当成了一种表达观点的工具，和我写文章做节目差不多，只是它更轻省更方便。我不需要动手也用不着在镜头前来回走动，只要坐在椅子上等人发问，然后说话。假如对方够诚实够认真，我发现访谈不失为一个代替书写和演说的速食手段。假如对方敏感机智，说不定还能达到理想的对话境界，使我的大脑意外孕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观点和想法。做采访是苦差，但被采访却是份美差。
　　出于这份替人省事的良善用心，也出于对一些人物的好奇和对自己的挑战，我决定每个月要去采访一个有想法的人。所谓“有想法的人”其实是后来渐渐归纳出来的主题，一开始，我想在《读书好》这份阅读月刊做的是个有关读书的访谈系列，比方说看看人家的藏书，窥视一下他们的隐私。但这个计划一开头就碰上钉子了，首位受访者董桥先生对后辈一向温厚，可他说：“这怎么行呢？这种东西千万不能给人看。”我明白，懂读书的人都晓得私人藏书最能透露自己的隐秘信息。所以近年才会有这么多要求别人打开书房的访问甚至专书，因为我们都很八卦，爱看人家的私生活。
　　不，这不是我要做的。既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让记者踏进家门，我又凭什么带着摄影师去踩别人家里的地板呢？我真正要做的，是探访一些我感兴趣的人物，这些人还都跟书有关，或者是作者也或者只是读者。并且我相信他们都有想法，能开我眼界，让我想到一些我自己不会想的事，或许还能令读者受益也说不定。“有想法的人”听起来很玄很泛，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人其实不太多，尤其在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真的，我常看坊间杂志的个人专访，记住的真没几个。特别是“成功人士”和“名人饭局”里的名人，他们使我觉得成功成名的前提似乎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要想得太与众不同，于是读者才可以总结出一个通用方程式：“你看，每个成功人士都是这么说的。”继而效法他们，一起成功。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观赏“与CEO对话”之类的节目，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些人说的东西都很相似吗？连最近垮下来的方式都很像。
　　也许这不是受访者的责任，而是采访者心里早有一番固定的盘算，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能把它们总结成“勤劳”和“掌握机遇”这几大元素。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评论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种访谈文体。在那种文体里面，采访者几乎比受访者还重要，他的目光无处不在，他的感想接连不断；从对方点什么饮料开始，一直到某个最细微最不可察的小动作，全都逃不出“作者”法眼。在这种文体里头，探访者的确成了作者，总是毫不厌倦地要人注意他有多聪明，他的文笔又有多绚丽。因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采访的人就是一篇散文甚或小说里的角色了。
　　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要最原始最干燥的一问一答，我只要受访者的想法。所以我不记录他们的表情神态和衣着，尽量让他们用自己的言语呈现自己（虽然经过我事后的编整）。这十五人这么有意思，这么不同，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因此，我甚至删去了许多自己当时说过的话，在你看到的文字上伪装出一个倾听者的姿态。假如我存在，那些问题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迹。所以我把本书编辑原来选用的书名《梁文道对话XXX》改成了更单纯更直接的《访问》。Andy Warhol创办的杂志不也只是叫做Interview吗？纵然它早已失去了草创时期的气息，但这个名字还是利落无匹。
　　至于书内的十五位受访者，我就不说太多了，也不打算在他们的谈话中勉强拉出一条宏大的主线，大家尽可自己翻看。倒是《读书好》的现任主编邝颖萱必须多谢，在我脱手编辑职务之后，她仍容许我偶尔放肆地刊出一篇万言访谈。大家可别忘记这是份大众读物，这等长度的访问是不少更专门的杂志都收不下的。我最感激的，还是先后帮忙记录访问的编辑，以及几近义务劳动的摄影家；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