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三个阶段来阐释日本近世到近代的“攘夷论”之发展与变化,指出第一阶段的攘夷意识是在德川初中期阶段,此一阶段之“夷”是作为“在其自己”,相对的“华”乃指的是中华文化之“华”,特别是儒教文化之“华”,故一些德川知识分子极力洗刷这种“华彼夷我”的情节,这个阶段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华夷论战.第二阶段的攘夷论,是以“夷”作为“在其他者”,主要的“夷”是指“西洋”的侵扰,这个阶段的“他者之夷”在军事上构成威胁,文化思想上也牵动了武士思想的改变.在此阶段中,本文复区分“保守的”与“激进的”攘夷论两种类型,前者以后期水户学为主,“尊皇”与“攘夷”可以分别发论,后者攘夷论最后不得不与“尊皇”论联结合一,终结德川政权,故名“激进的攘夷论”.至于第三阶段的攘夷论,以西方为主的“文明论”取代了过去东方惯用的“攘夷论”,东西方文明之情势“逆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可为典型代表,在此本文也看到此波“文明论”与过去儒教的“华夷论”最大不同的两个转向,其一是以“智”取代“德”的伦理学转向,其二是以“忠孝”取代“仁”的超越原理转向,儒教的“忠”、“孝”、“智”、“德”、“仁”等道德,在明治时代的文明论者与国体论者的脉络下,全都转向具有日本主体脉络意义的道德观念,成为以国体精神为中心的特有之“新文明论”.日本经过这一波转向的“新文明论”,不仅从中华文明脱逸而出,也超越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从而创出“东亚文明论”,而日本则自称是“东亚文明”的优等生,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依据,支配了明治以后至战前的意识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