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是一种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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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作《独药师》的题头,张炜这样写道:
  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
  这是今年第二次看到张炜用“倔强”这个词。第一次是年初跟他谈到王安忆的《匿名》,他只说了一句,“安忆是位倔强的作家”。當时还不太肯定这是不是一种赞扬?因为通常人们说到的“倔强”,最多算是中性词,在很多练达变通的人那里,甚至还带有贬抑。看来“倔强”在张炜这里是一种赞美,而且级别很高。
  这两年一直在读张炜的散文年编,二十卷的《万松浦记》。这些非虚构文字是一位作家对中国急遽变化的近三十年的文学见证,是对文学和中国现实的双重思考。这些文字的汇聚,在文学经历盛衰和冲击的过程中有种特别的力量。我越来越认定《万松浦记》是我文学道路上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书。自从领会了“倔强”一词在张炜词库中的明确含义后,再读《万松浦记》,字里行间果然能不时看到“倔强”或它的同义词。“倔强”在张炜这里已经是种文学姿势,检视的是一个人能否坚持,是否独立。
  对张炜的阅读速度,总是赶不上他的创作速度,这是我知道《独药师》发表后的感叹。不过,一直在张炜的非虚构文字中浸淫,在读《独药师》前不免担忧,作家的非虚构文字和虚构作品能不能无碍地对接?而且,刚从王安忆的《匿名》中折返出来,就像去过了一处幽深茂密的山谷,有些不愿意引发作品间的对比。
  先读的是《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独药师》,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后来又读了单行本,才发现杂志有删节,导致三条主线中本来就处于高亮色系的爱欲部分被凸显了,而这部分张炜较以前是有突破的,这样作品就失去了部分均衡感。这部作品张炜酝酿了十几年,写作修改了四五年,已经足够精练了,删节就会带来损害。
  《独药师》确实是一部有着鲜明半岛特色的书,有着很强的“齐”文化痕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也许只有半岛那样内连广袤的大陆,面向浩渺大海的地域,才能孕育出张炜的《独药师》吧。《独药师》也是张炜的凝心之作,他在创作已达高峰和辉煌之后,在年届六十之时才去写作这样的题材,透出一种郑重,无论思想还是文笔,都已经达到了凝练的至境。
  养生·革命·爱欲——必然写到的命题
  张炜如何保持不竭的创造力,真是一个谜。读了《万松浦记》才稍有了解。研读张炜作品是个巨量工程,目前我所读过的张炜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在他的四十八卷文集中仍然没有过半。以我的了解,养生、革命、爱欲是张炜作品中必然要写到的命题。而且这三个命题是两两不能兼容的,是彼此排斥和矛盾的,本身就蕴含了叙事的张力。
  “革命”和“爱欲”好理解,本身就是文学的母题,张炜也写了很多。唯独“养生”张炜没有深入地写过。在《独药师》中写到养生,让人联想到张炜多年投入很大精力的徐福研究。张炜编选过徐福研究文集,自己也写过这方面的文集《东巡》。《你在高原》的第三部《海客谈瀛洲》中,有一条主线就是写秦始皇东巡,对徐福这一历史人物从文学角度进行了还原,对“徐福出海”的原因做了探究。徐福本是民间方士,擅长养生之术。当年他出海表面是受秦始皇之命,为迷恋长生的秦始皇寻求不老之药。而徐福研究的成果认为,更倾向于认定徐福在“焚书坑儒”之后,为了保存文明的薪火,将中华文明漂洋过海传播至日、韩等地。《东巡》中对养生术有所提及,但更多是历史逸闻,态度多为质疑,并没有做深入描绘。半岛地区是东方养生术的发祥地,一直钟情于故土齐文化研究的张炜,终于在《独药师》中写到“养生”了。
  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中不难看到“养生”的影子。时至今日,国人不爱运动,热衷养生,各种模棱两可的保健品在中国总是大有市场,不能不说是道家学派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因为所谓“养生”良莠混杂,深浅莫测,很多严肃作家不愿涉猎这个领域,避免自己堕入这样的旁门。要对“养生”之道有所辨别,不可能完全靠书本经验,必须有自己的亲身践行,才能有独特的体悟。大部分作家专注的都是“显学”,所以并不愿意在此投入过多精力。
  张炜能写“养生”倒并不太令人惊讶,虽然他的非虚构文字里并没有专门谈到养生之道,但从他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某种特别之处。他很善于“独处”,年轻时经常在无人的僻静处写作,有时长达数月,很类似于修行中的“闭关”。他很注重“静思”,只有安静才会有深长的思考。他对大自然总是关注很多,动物、植物、星空都是他的能量之源。他也注意到了土壤、空气、水、食物的恶化对人的影响,人性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了。他还很注重“气”,不仅是文气,还有人的心力和心气等。张炜很早就懂得作家的创造力同生命力之间的高度关联,身体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文字的质地,所以他总是尽最大可能保持着创作的激情和自己的生命力。他说多年的写作让他的身体更加健康,这是自己没有想到的。而写作本身是很耗费体力和心力的,对健康造成损耗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是常见的。我想是张炜把握了深层的艺术规律,让创作和生命发生了共振,他多年的践行就是一种“养生”。
  所以,《独药师》中写到的“气息、目色、膳食、遥思”,是很精髓的养生之道。“气息”是呼吸和吐纳,“膳食”是起居与饮食,“目色”是同万物的连接,“遥思”是意念和神思。这都是从天地间吸收能量的过程,并且尽可能地减少损耗,方为养生要领。还特别提到了“凛然”,书中的“凛然”写的是生理上的,能不能直抵精神上的“凛然”,足以令人放下心中的担忧和恐惧,二者之间应该是表里关系。
  “革命”这个命题,张炜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在长卷《你在高原》也是主题之一。只是在《独药师》中更加明确地将“革命”同“药”连接在一起。什么才是救治中国社会的“独药”?这样的叩问从鲁迅先生的《药》开始,就成为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传统。
  社会的“独药”是“革命”还是“教化”,在《独药师》中直接对应了中药的“金石”和“草木”,前者峻急,后者平易。革命不是改良,革命就会带来暴力。张炜在《独药师》中探讨了“勿以暴力抗恶”的可能性。《独药师》中的革命者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除非遭遇“雅敌”,但阅遍中国历史却很少有这样的典范。中华文明是温和的农耕文化,提倡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但“礼仪之邦”的社会形态却只能在频繁的朝代更迭和战乱中短时间存续。   自上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多年,似乎是为了矫正文化基因过度温顺以致软弱的倾向,中国社会对“革命”的偏好度越来越高,认为“革命”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独药”。最近的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想想这个“史无前例”真是令人痛心,连臭名昭著的秦始皇“焚书坑儒”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今天距离“文革”开始正好过去了半个世纪,可是某种似曾相识的气息并未彻底消散。当前的世界极端主义盛行,中国社会遍布戾气,社会变革、消除暴力、维护和平依然是人类现今面对的命题。“勿以暴力抗恶”自伟大的托尔斯泰提出后就一直在引发争论,但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作为一种对和平的呼唤,总能唤醒人们内心的向往。而且这一理想已经有了实现的典范,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们赢得了全人类的普遍尊重,正是这一理想的昭示。张炜在《独药师》中再度议及“革命”这一命题,也是一种提示和警醒。
  “爱欲”部分,张炜以前精神之“爱”写得多,肉体之“欲”很少写。他一直非常警惕,不愿加入到写“性”的喧嚣中去。这一次写“养生”,不可能不面对“人之大欲”。欲念,是要排遣还是禁锢,是《独藥师》中的主人公面对的重大人生课题。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写作课题。同“欲念”相反,张炜在虚构和非虚构文字中,一再书写和提及的是“爱力”。他所说的“爱力”,不仅仅是“爱的能力”“爱的力量”之类,也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异性上,它可化为对人类的宽阔情怀、强烈的道德意识……张炜笔下的“爱力”,不单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爱力’在肉体徘徊再三,最终又回到心灵寻找居所。”《独药师》中的路径也是如此,只是张炜在这部作品中深入地书写了那个必不可少的“徘徊”过程。主人公在浴火焚烧中几近毁灭,经过了炼狱般的考验,最终为“欲”找到了归宿,就是在“爱”中安放,将精神与肉体合而为一。而且这“爱”最终扩展开去,同家国命运联结在一起。
  养生、革命、爱欲,三者在《独药师》中互不相容,但也相克相生。男主人公排斥革命,但他的爱情却离不开革命的催化。独钟养生的世外人,最后却在革命中断送了性命。从中能看到“独善其身,兼济天下”这样的古老命题,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这个命题前留下了多少国人流连低回的身影。背弃身体,剪除情感和欲念,能否达到人格的完善?人格不完善者投身于革命,引发的结果令人担忧。所以这三者本应协调并存,它们的背离意味着分裂和背叛,灾难的种子可能就此已经埋下。
  半岛异人——道统之外的两极
  张炜的创作秘籍是,“非异人不写”。在《独药师》中,张炜塑造的人物几乎都是“异人”。其中的邱琪芝是最复杂的,也是最耐解读和琢磨的。
  从名字看,“邱琪芝”带有很浓的道教色彩。对于道教和老庄哲学,张炜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散文《东方的水潭》中这样写道:“一切都在东方的和谐中运行。没有什么不可以玩味。一种空前的、永久的安宁和安全感笼罩着。一个封闭的水湾只有腐朽的明天。这样的水潭只在东方,由老庄等几个古人开始挖掘。”相比之下,张炜更向往冲决一切的大河,手携四洲的海洋,更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冲荡的激流当中。在更早些的《葡萄园畅想录》中他也提到,庄子虽然也是必读的,但他的位置无法跟孔子相比,只有孔子才称得上是“北斗”。
  这样的理念虽然在《独药师》中没有彰显,但在描述邱琪芝和主人公季昨非矛盾纠葛的交往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主人公对邱琪芝的总结是:阴毒的复仇者,走火入魔的养生家,无私无欲的导师,集精华与糟粕于一身。他气质不清新,但也不黏滞。他不愿做一般的山林人物,有革新的意识,但并不彻底;对应于个人形象就是未留长须,却蓄着马尾。他是出世的,看破朝代更迭,主张“生逢乱世,唯有养生”;但并未摒弃帝王思想,是季府的宿敌,多年争当半岛的养生权威;一直在纠结树立自己的江湖和社会,徒弟和追随者众多。
  他遣送欲念的方式,就是切忌用情,更不能用情专一,只视女子为物,抛却审美意义和情感寄托,解决生理之需即可。这样的女性观在中国传统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作为导师,引导徒弟剪除欲念的方式是将他引入欲海,经历欲望的试炼。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他自己都不敢尝试。
  他是自觉抵御西方文明的,他不赞成革命,但也会被动地对抗官府。他的死让这个人物得到些许升华:为救徒弟而中枪伤,却因拒绝西医而不治身亡。他虽然一生孜孜于养生,但还有高于养生甚至生命的坚持。有“义”的一面,但也只能归为江湖义气。
  邱琪芝这样的人物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在道统和庙堂之外,代表着山林和江湖,在道教中得到传承和固化,在“独尊儒术”之时能成为一处精神退避之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极。只是这样的人物很少出现在主流文学中,武侠小说倒是他们专用的栖身之处。这次张炜用深刻入微的笔法对这类人进行了刻画,让这样的山林人物在主流文学占有了一席之地。
  主人公季昨非,第六代独药师,从哪个角度看都算是一个异数。作为家族传人,他没有固守祖传“独药”丹丸,而是拜敌为师学习养生;被引入歧途后,又挣扎抽身自我疗愈;并不愿绝情绝爱,对女子投注一腔深情;对家族实业兴趣寥寥,对革命事业保持距离;不愿卷入血腥暴力;对西医开始抵触防范,到后来兼容并蓄;有传统传承,但也有开放意识,难得的是,并没有很多封建思想。
  季昨非应该划归“爱力”强盛的那一类人。这样的人总是让我们感到陌生,因为在道统和主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爱欲”多有压抑,但“欲”总是能找到宣泄的渠道,而“爱”却没有同步。换言之,很多时“爱”被“欲”替换掉了。所以耽溺于欲望的人很多,像季昨非这样难以舍弃爱心,热烈追求爱情的人总是异类。季昨非出现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上世纪初,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他经历过污浊,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纯洁的;他有着柔善的心地,但实际却是一位“倔强”之人;他经过辨析和试误,获得的坚定是由内而外的。在小说结尾处,他走下了自囚的阁楼,无论是去投奔革命还是经营实业,相信都是经得起实践和时间考验的。   还有一个人物是革命家徐竟,实际也是位“异人”,只不过作为统治者的对立面,是反叛者,却也是另一种道统。正因为如此,相信他也是个非常丰富的生命,但张炜选择只给他一个侧影。在独药师眼中,这位革命者的身体是真正的“无产者”,储备不足,韧顽而单薄。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凭借意志力挺住,但却更容易在意外时刻表现出脆弱。这种意志坚强,就是意志力统治甚至压制生理本能,很多时会遭到身体的反抗。有些类似于“革命”之于社会,过于激进的方式,总是会积压更多的社会矛盾。“养生”和“革命”之间这种奇妙的联系,被张炜发现了。还有“革命”和“爱欲”,革命者要么谁也不爱,要么谁都爱,总之包含着一种极端,在压制和放纵间难以找到平衡点。
  永恒的女性——美好向上的承载
  看一位男作家,有时不自觉地要审视他的女性观,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笔下女性人物的塑造。
  张炜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必然写到的女性》。文中写道:“女性温柔着人类的历史。女性的总体性格激励着人类前进、创造,促使人们更加完美,更加懂得廉耻,知道做人的尊严和正义,理解什么叫责任心和勇敢……从本质上讲,她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她们的灵魂该有更好的用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被称为花朵,她们在年老的时候被称为母亲。”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女性的最美好的文字,读来总是心生感动。不仅因为文字本身,更因为张炜剥去社会叠加在中国女性性别角色上的种种误识,道出了女性的本质。张炜当然也能看到女性当中的邪恶者,他的作品中也不乏其人,但并不妨碍他做出整体性判断,所以,张炜笔下的女性总是至为美好。
  在《独药师》里,张炜又为我们塑造了多位美好的女性。两位女性,季家仆人朱兰和西医院医助陶文贝,前者皈依佛教,后者笃信基督,在宗教的光环下,几乎给人以圣女的感觉。此外,即便是小白花胡同的烟花女子也没有不洁之感。
  朱兰当然是中国传统女性,隐忍、付出,有着牺牲和奉献精神,是母性的典范。富家公子同女仆间的爱情,真是个古老的话题。《你在高原》第一卷《家族》中,是富家子为爱情反抗封建家庭,同女仆闵葵私奔。在《独药师》里,人物身份是同样的,闵葵换成了朱兰,都是美丽的花草的名字。爱情也经过辗转发生了,但剧情变化了,这次的朱兰是位倔强的人,她觉得通过男主人改变自己的仆人地位是可耻的,所以并不愿意男主人在自己这里沉湎耽溺,宁愿终生为仆守护季府。朱兰这样的行为最终还是走向了节烈,似乎中国历史上多如沙数的節烈女子向她发出了召唤,朱兰无可选择地奔向了自己的宿命。
  书写朱兰这样的女子是自然的,出乎意料的是,《独药师》里塑造了陶文贝这样一位女性。同朱兰正好相反,陶文贝在西方文化中熏陶成长,独立、自守,除了天父,并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谁,也不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季府男主人一见钟情的炽热爱情确实不可思议,陶文贝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显示出了性格的倔强。这样的女性被季府老爷赞为人间“至物”,可惜陶文贝既不陶醉,更不接受被称为“物”。她那种在新婚时还要建立契约的观念,在今天也是很前卫的,估计大部分中国女性都没有这样的意识。最终,她没有放弃自己的志业,随医院北迁,没有留下来做季府的女主人。正是这样的倔强,吸引了季府男主人终生的追求与追随。
  因为所处在那个时代,男主人公遣送欲念的过程中自然也出现了烟花巷。只是写到这些烟花女子没有丝毫狎昵成分。季府男主人对其中的哑女“酒窝”的喜爱,同后来的朱兰和陶文贝没有什么不同。没有受制于地位、才情,甚至残疾等,只是作为美好女子来爱戴。对这些舍生取义的女子充满了敬意和牵挂。
  这些女人,虽然爱着同一个男人,但那些俗套的争斗却不曾发生。我发现,即便是写历史题材,作家也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女性观放置在作品中,而不必拘泥于历史局限,这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张炜对女性的赞美,不仅是对传统中国女性,对有着独立意识的女性也是如此,是真正开放包容的女性观。当今社会,金钱、权力这些催化剂正在加速社会分化,很多东西在异化,不乏沉渣泛起。很多公众人物、成功人士,能感觉到他们的女性观还停留在百年或者更久远以前,但却坚挺异常,他们的示范效应凸显了社会的男权本色。张炜在《独药师》中对女性的独特书写,对当今中国社会是一种启示。
  男女与南北——相向而行的相遇
  读完王安忆的《匿名》,紧接着读张炜的《独药师》,不自觉地就会进行比较。他们两位是我最推崇的作家,一南一北,一男一女。他们的创作成就已得到公认,被坊间认定的代表作品都已产生。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释放掉突破的激情,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他们在不间断地创作和探索了三十年之后,分别在六十岁上下时写出这两部作品。六十岁对每个人都是个特别的年龄,生活和工作的模式要进行切换。对于作家来说,应该到了究竟生命本源,思考终极关怀的时候了。这个年龄写出的作品,都是人生凝结之作。
  这两部作品很多地方对比度很强,不由让人思考,作家为什么会这么写?
  比如,在《匿名》中,王安忆将任何可能引发男女情爱的情节都去掉了,全篇所写的感情,只是家人间的亲情,陌生人之间的温情。而张炜在《独药师》中正好相反,不仅写到一场炽烈的爱情,还前所未有地写到了情欲。这固然跟两位作家各自的创作历程有关,我想跟他们的性别也不无关系。
  对于情欲这部分,王安忆是很坦诚地写到过的。在20世纪她创作的前半程,对情欲的描绘时有涉猎,比如她著名的“三恋”,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探讨,在当时都不无先锋色彩。王安忆后半程的创作中,写情欲和情爱越来越从容,同女性的生理特征相应合,对爱欲越来越有种恬淡的心情。在《天香》中塑造的那一群女子,已经显露出这样的心迹,就是女人也可以不为情感所囿,在技艺中与天地相通,在世间将自己的根脉扎得很深。这同样可看作安忆自己的探索心得。到书写《匿名》时,对天地万物的思考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心灵,所以情爱隐退到无。
  前面说过,张炜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中,写过很多类型的爱情,但都是止步于欲念的。如果一直不去写,总有一种未释放和不完整的感觉。张炜选择在创作了三十年之后,再去触碰这个命题,显然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能力,被误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且男性和女性生理结构毕竟不同,在女性的雌性荷尔蒙很明显地消退之时,男性甚至会迸发出更耀眼的激情。这也是张炜一直书写的“爱力”的呈现。所以,就理解了张炜为什么会在近六十岁时去书写热烈的爱欲。《独药师》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青春勃发的。   两位作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写史的角度。一个作家在六十岁上下时,积淀了更深厚的历史的眼光和能力,作品总是流露出厚重的历史感。王安忆的前一部作品《天香》有一种为上海立传的雄心,写了上海开埠到繁荣的种种社会变迁。《天香》写的本是闺阁中事,因为这样的写史角度就赋予了作品一种宏阔的气象。《匿名》中的主线仅仅是一个人失踪的事件,但王安忆却借失踪人回归文明社会的过程,写了文明史、认知史,还写了乡野的变迁史。张炜的《独药师》意图书写半岛在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和革命史,但他选取了完全个人化的角度。全书最后引入附录《管家手记》作为历史大事的补充,而在正文中,张炜宁愿将“革命”这个大命题化为背景,而主人公的养生史、情欲史、成长史成了主线。
  王安忆和张炜都有意地选取了各自的角度。作为女性作家,王安忆尽量避开女性擅长的情感书写,最大可能地同社会发生关联,视角从细微转向宏阔。张炜正好反向而行,他有意避开宏大叙事,将焦点放置在历史长河中的特定个体身上。就像他说过的,“人的欲念和激情的历史,才是文学的历史。”
  现代社会要想解决男女性别造成的冲突,男性需要发展出细腻的感性体验能力,女性需要走出性别洼地,更多地参与社会。在张炜和王安忆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取向。
  再有就是文风的繁与简。王安忆一向以繁复著称,对此,甚至一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欠缺耐心。但以我的经验看,王安忆的作品一旦读进去,会有很大的收获。王安忆并不是单纯的烦琐,她有一种究竟本質的能力,烦琐是表象,内里支撑的是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认知。在《匿名》中,王安忆又开拓出了另外的诠释世界的方式,就是科学的角度。在《匿名》中描绘能力从实走向虚,又明显地跃上了一个台阶,这种能力可能无人能出其右。
  繁复更多的是南方作家的特征,这是他们精致细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决定的。当然女性作家更具备这样的天性。现今的小说手法中,追求细节往往体现为极尽烦琐,使得南方作家同北方作家相比渐渐处于上风。这样的趋势不见得是好,能写到王安忆这样繁而不烦的人毕竟是少数。
  张炜是北方作家,他一直致力追求简洁的文风。作为男性作家,张炜对很生活化的细节总是不太有兴趣,坚持不让自己的小说有很重的烟火气,所以《独药师》虽然也写家族,却没有繁华和热闹,整个气氛像季府老宅一样幽深清寂;即便是写巨大的社会变革,也不是轰轰烈烈的。有一点能看出张炜尽力避开烦琐,张炜对中医是很有研究的,能自行对症开方,但是《独药师》虽然是写“药”,却几乎没提到任何中药方剂,或者丹丸的成分之类。不是张炜没有这个能力,是他不愿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细枝末节中去。
  小说家当然是注重细节的,在《独药师》中张炜刻画细节的笔墨更多用在了描写气味和气氛,对气味的描绘尤其独特。比如:“入夜伏到窗前目接星汉,会品尝蔷薇的涩香。一股凉凉的甜息自西北方向延伸而来,又在半路化为散散的慈悲,松松地笼在了罪孽深重的城郭上空。”这样的语言,独特而富有诗意。还有两方面张炜是不吝笔墨的,一个是对植物的描绘,花草树木必精确到名字;另一个是心理描写。张炜可以说是描绘心理活动最好的作家,当然主要是男性心理。他那种对情感细微的辨析,精准的描写,常常动人心弦,而且会留下持久的回味。这一点看得出是深受托尔斯泰影响。
  在《独药师》中,如作者在“楔子”中所写,原稿是古旧文法,需要经过转译,所以《独药师》的语言风格文白相间。实际我想是因为题材原因,这样的语言更接近于那个时代。这使得追求简洁文风的张炜,文笔更精练了。有时感觉不像是小说语言,更接近于散文。而且鲜有口语化的痕迹,更接近于书面语言。这可能同我们通常认定的好的小说语言不同,但仍然是张炜风格的延续和深入。
  王安忆和张炜都很重视和珍视中国古典文学,张炜在写《独药师》前写了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一直沉浸在古典文学中。古典文学的作用渐渐影响了他们的文风,王安忆在《天香》中集中表现出来,张炜在《独药师》中着重体现出来。他们对中国文字的把握,已经能今古相通,自成境界了。我个人认为,要想读到当今汉语言艺术最高的境界,要读他们这类作家的作品。读他们的作品就是享受语言,语言已经让这两部作品经典化了。
  不管文学界如何认定,这两部作品对作家本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两部作品透出的气质是“凛然”和“庄重”的,没有任何取悦的成分——取悦于庞大的市场,取悦于隆盛的大奖。它们是自守自足的。两位作家都在尽力回避着暴力、血腥和丑恶,这不是他们的写作重心。揭示黑暗固然是一种勇气,塑造美好更是一种能力,它需要不断的净化和提纯,像寻找矿脉中的钻石一样坚持和坚守。
  从读后的第一感觉看,《匿名》的丰富就像繁茂的大地,自有一种承载和包容,给人以坚韧和力量。《匿名》看似更有黏着力,但我知道张炜的文字自有一种穿透时光的力量,会像浩朗的星空一样给人以指引。时间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几个月过去,《匿名》中的一群人散发着沉默的力量,《独药师》中的人物还在脑海中跳跃闪动着。真是一些倔强的人啊!
  余音——隐喻和象征
  在《万松浦记》中读到,张炜并不赞成在小说中有太多的隐喻和象征,但是《独药师》却被解读为充满隐喻和象征。这又怎么解释呢?
  《独药师》中,“药”和“革命”的对应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小说中写了很多梦,对后面的情节有很强的预言作用。这些梦大多同徐竟有关,比如,男主人公曾梦到徐竟要远行,情节的发展是徐竟的遇难。“阁楼”似乎也有含义,是自我的城堡,可以回归自我,也可敞开迎接至爱,还可走向外界。全书最后以这句话结尾——“我准备下楼了”,意味深长。有人解读为去投奔革命。是有这种可能,小说中这样有一段话,“未来的一天,我们兄弟二人极有可能坐到一起,并走上同一条道路,那时将永不分开”。可我觉得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徐竟回来一起壮大家族实业。再比如男主人公对陶文贝的追求,有人解读为东方对西方的追随,就像以前那首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他们确实是因为相异而彼此吸引,可我更愿意解读为爱情本身……
  就是说,《独药师》的阐释空间是很大的。每一个岔道口,都是多项选择。以我的理解,作家不是刻意去隐喻和象征的,这些小说元素是经过提炼而形成的,所以就具备了隐喻的功能,但最初它们是自然存在的。这种能力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张炜的小说确实很有“寓言”效果。这些特征加之忽隐忽显,自由出没的笔法,增加了小说的迷离气氛,也使得《独药师》并不好解读。这应该是张炜追求的艺术效果。热闹喧嚣不是张炜的追求,写出自己的杰作,坚定地守护文学,是他始终不渝的目标。
  《独药师》是部气质独特的作品,给人启迪颇多。读过之后,我们不妨让“气息”沉敛,令“膳食”柔软,“目色”天地,“遥思”古今,养“凛然”正气,做一个倔强的人吧。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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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琴来自大西北,一位西部的才女,她写字,或许还会歌唱,诗写得好,读其诗,宛如看到她骑着一匹枣红马,远远奔驰而来:  打开门,等待/远征的兄长与丈夫/北斗星照耀归程/苍狼嗥叫,马匹安静/抵达的夜晚/醉倚祁连。(《致远方(或者前世)》)  西北的生活仿佛贯彻一种荒蛮的时间,在那里,历史总是让人体会生命的质量:  北方的草原在前/一秋的露水在后/风过红色衣裙/回忆如盐,浸透血液……(《致远方(或者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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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一词常被视为高校的别名,其实它最早见于《旧约·雅歌》中赞美新娘美颈无瑕的诗句:“你的颈项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那拉并门旁的水池……”19世纪法国诗人批评家圣佩韦在书函《致维尔曼》中首次用来比喻清高脱俗之境,认为作家可自隐于理想中的美满世界进而超脱现实污浊。民国文人多以“象牙之塔”“十字街头”喻指出世、人世的不同人生态度。周作人曾执意“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想在喧闹中得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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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气氛宽舒而活跃的时代。一帮大奸巨憝被“粉碎”了,沉重的压迫性的精神幻象也被打破了。人们体验着从未感受过的自由感和解放感,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代性生活的向往。  在严重的文化破坏之后,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显得尤其迫切和强烈。于是,出现了波及全国的“文化热”。新鲜的理论,新鲜的概念,层出不穷,使人应接不暇。“文化心態”“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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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桂军的崛起在文坛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与小说界所呈现的呼啸澎湃之势相比,广西散文界似乎显得平静而寂寞,但这并不能说明广西散文没有作为。梳理二十年以来广西的散文创作,我们会发现广西的作家一直在散文创作上执着探索、默默前行,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表面波澜不惊的广西散文界可以说是深流藏于静水,生机蕴于寂寞。  一、在理性反思中默默前行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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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拥有这片风景。在地平线上有一种财产无人可以拥有,除非此人的眼睛可以使所有这些部分整合成一体,这个人就是诗人。  ——爱默生  社会剧变提供了新的时代景观,新媒体和自媒体催生的诗歌现场正在诗歌生态、内部机制和动力体统上发生着震荡。与此相应,有一个疑问也正在加深——物化主义、经济利益、消费阅读的支配法则下诗人应该经由词语建构的世界对谁说话和发声?这与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以及西蒙娜·薇依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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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早就喜欢读冯娜的诗歌,它有大地般的质朴与沉潜,也有现代诗的复杂和精微,她的写作,可视之为是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她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笃定的坚持,她似乎说过,诗歌应该具备一股内在的意志。直言诗歌与一种意志相连,容易令人联想起理性与概念,这本身与诗性是有冲突的,因为真正的诗歌更多是在迟疑、彷徨中寻找方向,它甚至是不知道的,在路上的,没有方向的。但冯娜显然是一个习惯以诗歌来思考的诗人,在她简明而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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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里,马华文学的特殊经验和贡献,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化母体的分隔,催生了乡愁文学,“内在中国”和“在地文化”,是其认同的重心。20世纪50年代之后,不少马华作家将故国情愫倾注到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地区弥补了他们暂时回不去的“中国”。所以,讨论地方经验的特殊性与“文化中国”的多元性,马华文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景观。  一、多重认同及“地方的特殊性”  从文学创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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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是一本大百科全书,那作家一定是参与撰写这个大百科全书的有效记录者。他的工作可能起始于某种偶然,又必然在某个时代转接处消失。但他的写作,已然成为在消逝的时间中保存下来的反映现实的历史映像。他对可能参与的历史进程所能贡献的写作——就像一粒钻石的某个棱面,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华。当我从作家杨晓升近几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中,梳理出一组集中反映医患纠葛、世情、伦理的作品(亦可成为系列,即小说《红包》《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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