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要鸡崽子，还是麻拐子……”在每次书画笔会上，写意花鸟画家王憨山在完成主办方要求的作业后，总会意犹未尽，对每位向他求墨宝的人嘿嘿笑着问上一句。他从不留意递上宣纸来的是西装革履的老板，武装到眉毛的女士，还是系着围裙额头直冒热气的大师傅。不多一会，他画的小鸡、小青蛙就会铺满一地，让求画的人无一空手而回。这时，早已完成作业、坐在沙发上品茶聊天的个别同行就会说：“他是有点宝里宝气……”
　　王憨山平日里很少言语，经常是懒得开口讲话。但只要拿起笔来，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对铺在画案上的宣纸，他会大刀阔斧、痛快淋漓地一幅接一幅画下去，丝毫不记得自己是一个出了大名、下笔就可以生钱的画家;倒是像个农夫，不累得直不起腰，是绝不会放下锄头的。这就是王憨山从1987年出山到2000年谢世，期间从未间断、不断重演的一幕。
　　我曾想，他如此如醉如痴、不计报酬地把画画当成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是否与他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有关。要知道，他年轻时，乡里一个农民，干一整天才有几毛钱的收入。或许，是他对现在外出总有小汽车接送，在宾馆总住有空调的房间，餐餐有红烧肉供他享用，心里不知有多满意，所以把画画当成是一种感恩、回报社会的善举，这也不得而知。
　　我和王憨山算是前世有缘，一见如故。我俩既是同乡，又是同一战线（文化馆）的战友，都是干到退休连股级干部都没当过的小兵。我们第一次见面，双方的大脑终端就没有显示任何关于对方有无利用价值的讯号，也没有把彼此间友好的交往当作是一种感情投资。他那单纯质朴的憨笑，永远定格在我的第一印象里。和他交往，不必设防，他的眼珠从来没有上下左右转动过，总是真诚地直直地望着对方，也没有半点夸夸其谈的话语和挥舞张扬的手势。不了解他的人总以为他这人木头木脑，只有看了他画的画后，才能窥见潜藏在他头脑中的大智慧。他画的“写得一架青瓜卖，市面菜价贱如泥”的条幅，充满一种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令我感动不已。
　　我和他有十多年的交往，逐成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挚友。那年他要去北京办画展，请我帮忙，他说自己在外地就等于是个聋子和哑巴，也等于是个小孩子，别人讲话他听不懂，他讲话别人更听不懂，另外社会上各种交际中的套路他也一概不知。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翻译兼导游，惟独不能当他的保镖，因他的个子比我高大、壮实，他的力气又特别大，在这点上，他倒是我的最好的保护人。
　　王憨山每次见到各级领导、企业家和媒体记者，总要用别人勉强才能听懂的双峰话说：“谢谢你看得起我。”由于他有一种简化一切的天性，他连这句客套话到后来都竟然压缩成了两个字：“看起。”令听者摸不着头脑，这时就要由我来还原他的原话。看来，言简意赅这四个字左右着他的一切，他那些大写意花鸟画的构图与造型简到不能再简，均是由此而来。
　　不得不再说说他的鼾声。那年，为了准备进京画展的作品，我们住在长沙华天大酒店。白天，他忙了一阵后，时不时要靠在沙发上打个盹，这时就会听到他低沉的鼾声。醒来后，他会一跃而起，若有所悟地在纸上泼墨挥毫。但一到晚上，他的鼾声就如同雷鸣般让我惶恐不安。最初我以为他发病了，听着听着，觉出他的鼾声有了点节奏，就像在唱无人能懂的山歌，中间还会自言自语地嘟囔几句。他每晚的“精彩表演”让我过了好久才逐渐适应起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里就不该是这个“憨”字。
　　到北京后，有天我陪他去看他一位老友、也是双峰人的著名版画家曾景初，因路途较远，在公共汽车上，他又打起了具有个人特色的鼾来，引得售票员都开心笑道：“这老爷子真逗。”在中国美协副主席王琦家里，大白天的他也鼾技重演。更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去拜访请教已80多岁高龄的美学泰斗王朝闻，这位诲人不倦的大师为了这次会见还精心做了准备，写下了详细的谈话提纲，想借会见来京办展的湖南画家王憨山的机会，在《美术研究》杂志上发表他对当前美术界出现的不良风气的批评意见。当他激动地说到齐白石是一座大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超越时，客厅里突然响起了王憨山的鼾声。王憨山的鼾声令他错失和美学泰斗对话的宝贵机会，我也扼腕不已。
　　他經常不合时宜的鼾声还让我萌生过奇想，究竟是他睡眠机器的开关在冥冥中有人把控，还是他时刻都沉浸在对新作的幻想中，甚至对各种声音与理念都充满不屑，这也让我不得而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在人前睡着打鼾的事了。只是有次在台湾画画，他竟然赤膊上阵，这有照片为证，也算是又一段传奇。
　　王憨山以他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绘画手法，创作了近万幅写意花鸟画作品，其中不少传世之作，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只可惜他去世得早了点，他要是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按他的说法画完一千担洗笔水，说不定他真能如齐白石再世，并会增添更多让人捧腹的故事。
　　2020年6月于北京方舟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