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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农业科技舞台上，最精彩的剧目当属杂交水稻的发明，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力量。当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每亩已单产突破800公斤。至2011年，超级杂交稻在湖南已推广到1200多万亩，确保了湖南粮食生产面积、单产、总产的稳定增长。
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当然离不开以袁隆平为首的科研团队的不懈攻关，也离不开湖南省委的决策、推动和百般呵护，离不开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全力支持。在杂交水稻研制和推广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党组织忙碌的身影。
地委书记明确表态：“袁隆平要保护”
湖南是著名的农业大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在领导和组织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湖南省委认识到，推广良种是实现粮食高产的关键一环。从20世纪50年代起，省委便积极倡导选留繁育和推广良种。到1959年，全省已有569个公社建立了良种繁育场。1959年6月5日，省委发出《关于因地制宜推广良种的通知》，7月10日，省委又发出《关于认真做好选种留种工作的指示》，提出，“挑选和繁育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优良种子是农业一项基本建设，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进入60年代后，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践中，省委加大了繁育和推广良种的工作力度，并于1964年至1966年在全省掀起了大规模推广良种运动的高潮。1964年4月10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做好种子工作的指示，提出良种繁育和推广的中心任务是逐步实现良种化、纯种化，要求在5年内使粮食作物良种面积达到80%左右；生产队要普遍建立种子田、设立种子员，实行以“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为主的方针；从省至公社都要建立健全良种的繁育和推广机构；连续抓几年种子工作，并做好种子的建档，使种子工作尽快走上正轨。5月19日，省委作出决定，推荐一批农作物优良品种，向各地推荐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等10类农作物共36个优良品种。为配合推广良种的工作，1966年2月15日至3月17日，《湖南日报》连续发表7篇社论，为推广良种大造舆论。
在省委繁育和推广良种的号角声中，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制工作。
袁隆平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沅江之畔、雪峰山下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来到农校的田间观察，发现一棵“鹤立鸡群”的稻子，他如获至宝。等这棵稻子成熟，便适时收回，悉心保管，次年将它播在田里与别的稻子对比试验，连续两年试验，其分离变异现象越来越严重，优势不见了踪影。仔细分析后，袁隆平意识到他所发现的那棵“鹤立鸡群”的稻子是一棵天然杂种。根据这一发现，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天然杂种水稻具有第一代优势，就应该通过杂交途径让这一优势为生产服务。于是，他毅然抛弃苏联专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钻研起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来。
当时，国际上的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袁隆平不信这个邪，1964年，他在我国首先开始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
1966年2月，袁隆平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了个人首篇研究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国内首次提出通过培育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的设想。其技术路线是这样的：第一步，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株；第二步，筛选和培育保持系，寻找和培育出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永远能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以解决雄性不育系传宗接代的问题；第三步，筛选和培育恢复系，还要寻找和培育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它们的杂种第一代恢复雄性可育的能力，能自交结实。寻找和培育出了符合生产要求的“三系”以后，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他的这一设想引起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读了这篇论文后提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经请示国家科委负责人聂荣臻，赵石英便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分别发函，要求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这项研究。1967年，湖南省科委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出科研专款。
然而，“文化大革命”暴风雨骤然袭来。造反派给袁隆平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张贴“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的大字报，把他的试验田搅得一片狼藉。在这个关系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双重命运的关键时刻，驻安江农校工作组请示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袁隆平是否属保护对象。身处逆境、自身也受到“文革”冲击的孙旭涛果断表示：袁隆平要保护！这样，袁隆平才免除了一场遭批斗的灾难，并在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坚持在逆境中进行着科学试验。对此，袁隆平1992年9月15日在一次授奖仪式上回忆说：
早在1966年，我把初步试验结果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文章在《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后，原国家科委九局的主要负责同志慧眼识珠，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指出杂交水稻研究有重大意义，并责成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应予大力支持。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我不仅被列为揪斗对象，而且在“牛棚”的一架床铺上已贴好了“袁隆平”三个字的标签。为了慎重起见，在准备批斗我的前一天，工作组带着国家科委的这纸公函，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同志，孙书记阅后，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袁隆平当然应该属于保护对象！”这样，我和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才得以保护下来。
华国锋认为：“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
为了加快育种工作，在省、地领导和安江农校的支持下，从1968年起，每年冬天，袁隆平都要带领助手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三亚搞水稻育种。然而，研究并不顺利，从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实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科研处于徘徊阶段，袁隆平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时，省委给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研制以巨大的支持。
1970年6月，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全省第二次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点名要袁隆平参加会议，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杂交水稻科研的情况。
接到参加会议并发言的通知，袁隆平心里很是不安，因为科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华国锋看透了袁隆平的心思，会议期间，特地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上。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有愧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但他提出一种创新的研究思路：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华国锋对袁隆平的新思路给予肯定，明确指示要他把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拿到群众中去搞。2008年初，年近90高龄的华国锋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机关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
省委领导的重视和鼓励，给袁隆平水稻研究小组以极大的鼓舞。1970年10月，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发现一株被称为“野败”的雄蕊花粉不育型野生稻，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为了加快杂交水稻研究进程，1971年初，湖南省革委会决定成立研究领导小组，并组织全省农科所科技人员参加技术攻关，从省内抽调人员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协助科研小组工作。4月，以安江农校和省农学院的研究力量为基础，成立了全省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协作领导小组，并将袁隆平调到省农科院主持研究的技术工作。从此，一个由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贺家山原种场和部分地（市）县农科所，共计103个单位组成的一支集领导、科研人员、农民三结合的科研队伍，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1971年和1972年，全省又分别组织了3期水稻雄性不育系知识训练班，培训骨干。这批技术骨干回到各地后，大力宣传水稻杂交优势的基本知识，在他们的带动下，湖南全省掀起了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和农民寻找不育株的热潮。
1972年3月，袁隆平在全国第二次遗传学术讨论会议上作《水稻不育性试验概况》的发言，指出利用“野败”选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可喜苗头，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关注。4月，国家农林部召开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把水稻“三系”研究列为全国农林重大科研项目之一，并组织了2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的大协作。10月，第一次全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协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分析了全国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新形势后，确定组成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由中国农科院牵头，湖南省农科院主持协作研究，从而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许多农业科研机关、大专院校的专业力量，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同育种工作者密切配合，对水稻三系和一些杂交组合材料，进行了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开展，大大加快了三系配套的进程。
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发展杂交稻”
1973年，在袁隆平技术路线指导下，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一连串的突破。经过潜心研究和反复实验，7月，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二九南1号”不育系。与此同时，贺家山原种场周坤炉等育成V20不育系，湖南省水稻研究所黎垣庆测出IR26具有恢复力，并于当年成功实现三系配套。10月，袁隆平在江苏扬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袁隆平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1974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同年10月20日至30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鉴定会，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科学家参加，与会人员对杂交水稻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需要做大面积推广试验。1974年，湖南全省试种杂交水稻20亩，亩产过500公斤。省委、省政府认为，杂交水稻是水稻品种上一个新突破，是新生事物，大有发展前途，要利用杂交稻研究基地在湖南这个有利条件，抓紧推广工作。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提出：“劲可鼓、不可泄，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发展杂交稻。”1975年，全省多点试验示范1101亩，平均亩产492公斤，比常规稻增产20%以上。同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4000多亩。这个时候，杂交稻种的供求矛盾已经显现出来，要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必须解决杂交稻种这一难题。
1975年10月，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会议由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办。会上，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和何光文院长决定，进京找有关领导汇报。这一设想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
1975年12月22日，在中南海一个小会议室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等听取了湖南省农科院负责人关于杂交稻研制推广进展的汇报。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在中央的支持下，从1975年冬起，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毛致用为组长、王治国为副组长的省杂交水稻推广领导小组，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领导班子及办事机构，确定“一年试种，两年大面积推广”的工作思路，并由省财政、粮食部门拨款100万元、粮食700万斤，全省组织1万多人到海南、广西借田繁殖制种，从而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1975年冬到1976年春，湖南在海南岛南部崖县、乐东、陵水一带，制种33000余亩，获得平均亩产70多斤的好收成，慈利县育种队50多亩突破亩产200斤大关。望城县组织了532名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分赴广西邕宁县和广东湛江、海南岛，繁殖杂交水稻种子2100亩。1976年至1978年，每年冬春全省都有1.5万人赴海南制种，最多的时候达到3万人。同时，省内也开展了大面积繁殖、制种工作。这样，每年可获杂交稻种子2000万公斤左右。
为推广杂交水稻，一些地方党委当起了试种杂交水稻的别动队。作为全国杂交水稻3个试点县之一的桂东县，为使农民群众尽快接受新生事物，县委规定，从县委领导到公社基层干部，每人都要种上几蔸杂交水稻。于是，在桂东一些机关单位，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院子里和房顶上，放着一个个装上黑泥巴的大水缸和大木桶，里面生长着几株绿油油的秧苗。这是干部种植杂交水稻的试验场！县委的这一招果然奏效，通过广大干部的先行示范，全县种植杂交水稻的热情空前高涨。1976年，全县推广杂交中稻8万亩，亩产达400公斤。海拔1000多米的高寒山区大水公社，种植杂交中稻1993亩，占稻田总面积78%，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杂交水稻化的公社。
1976年，湖南全省杂交稻种植面积发展到126万亩，占全国杂交稻面积的60%，平均产量达306.5公斤，比当年常规稻增产28.5%。以后，湖南杂交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77年达1677万亩，1978年达1772万亩，1976年至1982年，湖南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
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为湖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至1985年，湖南全省累计推广杂交稻1.58亿亩，亩产比常规稻增产74公斤，累计增产稻谷1140万吨，平均每年增产114万吨。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湖南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500万吨，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湖南累计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200亿公斤以上，最高的年度商品稻谷调出量达75亿公斤。进入21世纪，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激励和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推动下，湖南粮食生产实现连续6年增产，200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300亿公斤。
（压题图片为：2006年6月9日，袁隆平专程拜访华国锋）
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当然离不开以袁隆平为首的科研团队的不懈攻关，也离不开湖南省委的决策、推动和百般呵护，离不开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全力支持。在杂交水稻研制和推广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党组织忙碌的身影。
地委书记明确表态：“袁隆平要保护”
湖南是著名的农业大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在领导和组织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湖南省委认识到，推广良种是实现粮食高产的关键一环。从20世纪50年代起，省委便积极倡导选留繁育和推广良种。到1959年，全省已有569个公社建立了良种繁育场。1959年6月5日，省委发出《关于因地制宜推广良种的通知》，7月10日，省委又发出《关于认真做好选种留种工作的指示》，提出，“挑选和繁育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优良种子是农业一项基本建设，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进入60年代后，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践中，省委加大了繁育和推广良种的工作力度，并于1964年至1966年在全省掀起了大规模推广良种运动的高潮。1964年4月10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做好种子工作的指示，提出良种繁育和推广的中心任务是逐步实现良种化、纯种化，要求在5年内使粮食作物良种面积达到80%左右；生产队要普遍建立种子田、设立种子员，实行以“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为主的方针；从省至公社都要建立健全良种的繁育和推广机构；连续抓几年种子工作，并做好种子的建档，使种子工作尽快走上正轨。5月19日，省委作出决定，推荐一批农作物优良品种，向各地推荐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等10类农作物共36个优良品种。为配合推广良种的工作，1966年2月15日至3月17日，《湖南日报》连续发表7篇社论，为推广良种大造舆论。
在省委繁育和推广良种的号角声中，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制工作。
袁隆平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沅江之畔、雪峰山下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来到农校的田间观察，发现一棵“鹤立鸡群”的稻子，他如获至宝。等这棵稻子成熟，便适时收回，悉心保管，次年将它播在田里与别的稻子对比试验，连续两年试验，其分离变异现象越来越严重，优势不见了踪影。仔细分析后，袁隆平意识到他所发现的那棵“鹤立鸡群”的稻子是一棵天然杂种。根据这一发现，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天然杂种水稻具有第一代优势，就应该通过杂交途径让这一优势为生产服务。于是，他毅然抛弃苏联专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钻研起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来。
当时，国际上的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袁隆平不信这个邪，1964年，他在我国首先开始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
1966年2月，袁隆平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了个人首篇研究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国内首次提出通过培育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的设想。其技术路线是这样的：第一步，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株；第二步，筛选和培育保持系，寻找和培育出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永远能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以解决雄性不育系传宗接代的问题；第三步，筛选和培育恢复系，还要寻找和培育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它们的杂种第一代恢复雄性可育的能力，能自交结实。寻找和培育出了符合生产要求的“三系”以后，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他的这一设想引起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读了这篇论文后提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经请示国家科委负责人聂荣臻，赵石英便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分别发函，要求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这项研究。1967年，湖南省科委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出科研专款。
然而，“文化大革命”暴风雨骤然袭来。造反派给袁隆平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张贴“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的大字报，把他的试验田搅得一片狼藉。在这个关系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双重命运的关键时刻，驻安江农校工作组请示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袁隆平是否属保护对象。身处逆境、自身也受到“文革”冲击的孙旭涛果断表示：袁隆平要保护！这样，袁隆平才免除了一场遭批斗的灾难，并在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坚持在逆境中进行着科学试验。对此，袁隆平1992年9月15日在一次授奖仪式上回忆说：
早在1966年，我把初步试验结果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文章在《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后，原国家科委九局的主要负责同志慧眼识珠，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指出杂交水稻研究有重大意义，并责成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应予大力支持。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我不仅被列为揪斗对象，而且在“牛棚”的一架床铺上已贴好了“袁隆平”三个字的标签。为了慎重起见，在准备批斗我的前一天，工作组带着国家科委的这纸公函，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同志，孙书记阅后，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袁隆平当然应该属于保护对象！”这样，我和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才得以保护下来。
华国锋认为：“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
为了加快育种工作，在省、地领导和安江农校的支持下，从1968年起，每年冬天，袁隆平都要带领助手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三亚搞水稻育种。然而，研究并不顺利，从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实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科研处于徘徊阶段，袁隆平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时，省委给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研制以巨大的支持。
1970年6月，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全省第二次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点名要袁隆平参加会议，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杂交水稻科研的情况。
接到参加会议并发言的通知，袁隆平心里很是不安，因为科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华国锋看透了袁隆平的心思，会议期间，特地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上。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有愧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但他提出一种创新的研究思路：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华国锋对袁隆平的新思路给予肯定，明确指示要他把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拿到群众中去搞。2008年初，年近90高龄的华国锋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机关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
省委领导的重视和鼓励，给袁隆平水稻研究小组以极大的鼓舞。1970年10月，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发现一株被称为“野败”的雄蕊花粉不育型野生稻，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为了加快杂交水稻研究进程，1971年初，湖南省革委会决定成立研究领导小组，并组织全省农科所科技人员参加技术攻关，从省内抽调人员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协助科研小组工作。4月，以安江农校和省农学院的研究力量为基础，成立了全省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协作领导小组，并将袁隆平调到省农科院主持研究的技术工作。从此，一个由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贺家山原种场和部分地（市）县农科所，共计103个单位组成的一支集领导、科研人员、农民三结合的科研队伍，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1971年和1972年，全省又分别组织了3期水稻雄性不育系知识训练班，培训骨干。这批技术骨干回到各地后，大力宣传水稻杂交优势的基本知识，在他们的带动下，湖南全省掀起了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和农民寻找不育株的热潮。
1972年3月，袁隆平在全国第二次遗传学术讨论会议上作《水稻不育性试验概况》的发言，指出利用“野败”选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可喜苗头，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关注。4月，国家农林部召开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把水稻“三系”研究列为全国农林重大科研项目之一，并组织了2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的大协作。10月，第一次全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协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分析了全国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新形势后，确定组成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由中国农科院牵头，湖南省农科院主持协作研究，从而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许多农业科研机关、大专院校的专业力量，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同育种工作者密切配合，对水稻三系和一些杂交组合材料，进行了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开展，大大加快了三系配套的进程。
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发展杂交稻”
1973年，在袁隆平技术路线指导下，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一连串的突破。经过潜心研究和反复实验，7月，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二九南1号”不育系。与此同时，贺家山原种场周坤炉等育成V20不育系，湖南省水稻研究所黎垣庆测出IR26具有恢复力，并于当年成功实现三系配套。10月，袁隆平在江苏扬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袁隆平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1974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同年10月20日至30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鉴定会，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科学家参加，与会人员对杂交水稻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需要做大面积推广试验。1974年，湖南全省试种杂交水稻20亩，亩产过500公斤。省委、省政府认为，杂交水稻是水稻品种上一个新突破，是新生事物，大有发展前途，要利用杂交稻研究基地在湖南这个有利条件，抓紧推广工作。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提出：“劲可鼓、不可泄，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发展杂交稻。”1975年，全省多点试验示范1101亩，平均亩产492公斤，比常规稻增产20%以上。同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4000多亩。这个时候，杂交稻种的供求矛盾已经显现出来，要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必须解决杂交稻种这一难题。
1975年10月，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会议由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办。会上，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和何光文院长决定，进京找有关领导汇报。这一设想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
1975年12月22日，在中南海一个小会议室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等听取了湖南省农科院负责人关于杂交稻研制推广进展的汇报。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在中央的支持下，从1975年冬起，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毛致用为组长、王治国为副组长的省杂交水稻推广领导小组，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领导班子及办事机构，确定“一年试种，两年大面积推广”的工作思路，并由省财政、粮食部门拨款100万元、粮食700万斤，全省组织1万多人到海南、广西借田繁殖制种，从而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1975年冬到1976年春，湖南在海南岛南部崖县、乐东、陵水一带，制种33000余亩，获得平均亩产70多斤的好收成，慈利县育种队50多亩突破亩产200斤大关。望城县组织了532名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分赴广西邕宁县和广东湛江、海南岛，繁殖杂交水稻种子2100亩。1976年至1978年，每年冬春全省都有1.5万人赴海南制种，最多的时候达到3万人。同时，省内也开展了大面积繁殖、制种工作。这样，每年可获杂交稻种子2000万公斤左右。
为推广杂交水稻，一些地方党委当起了试种杂交水稻的别动队。作为全国杂交水稻3个试点县之一的桂东县，为使农民群众尽快接受新生事物，县委规定，从县委领导到公社基层干部，每人都要种上几蔸杂交水稻。于是，在桂东一些机关单位，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院子里和房顶上，放着一个个装上黑泥巴的大水缸和大木桶，里面生长着几株绿油油的秧苗。这是干部种植杂交水稻的试验场！县委的这一招果然奏效，通过广大干部的先行示范，全县种植杂交水稻的热情空前高涨。1976年，全县推广杂交中稻8万亩，亩产达400公斤。海拔1000多米的高寒山区大水公社，种植杂交中稻1993亩，占稻田总面积78%，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杂交水稻化的公社。
1976年，湖南全省杂交稻种植面积发展到126万亩，占全国杂交稻面积的60%，平均产量达306.5公斤，比当年常规稻增产28.5%。以后，湖南杂交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77年达1677万亩，1978年达1772万亩，1976年至1982年，湖南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
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为湖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至1985年，湖南全省累计推广杂交稻1.58亿亩，亩产比常规稻增产74公斤，累计增产稻谷1140万吨，平均每年增产114万吨。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湖南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500万吨，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湖南累计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200亿公斤以上，最高的年度商品稻谷调出量达75亿公斤。进入21世纪，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激励和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推动下，湖南粮食生产实现连续6年增产，200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300亿公斤。
（压题图片为：2006年6月9日，袁隆平专程拜访华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