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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地位是“中国奇迹”的基础，这种地位如今是否仍然稳固？按照贸易增加值方法统计，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看上去只是承担组装中间产品的角色，这是否说明，实际上中国在为世界充当“廉价劳动力”？现在欧美提出“再工业化”计划，“中国制造”前景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重新认识当代世界工业图景入手。
“世界工厂”概念已过时
当我们使用“世界工厂”一词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工厂为“基元”在讨论问题，即把单个工厂当作最基本的主体来看待全球的产品生产能力分布。这种角度在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对的，但用来刻画当前的中国则有刻舟求剑之嫌。
很大程度上，工厂（factory）已经不适合作为观察当代工业体系的基础单元。factory一词在中古英语中本意是“代理店”，其词义演化成“制造厂”与工业革命有关。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使用机器代替手工来进行生产，使用很多机器的企业被称为factory或manufactory，以区别于手工为特征的企业firm（工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批量生产、大规模制造在工业体系中成为主流，于是大型流水线、大车间之类大规模制造的场景便成为“工厂”意象中的主要部分，这构成当今使用“世界工厂”一词时“工厂”的通常意涵。
在这种意义上，“工厂”是工业体系中的主体，输入原材料和零件，输出制成品；要生产出更多制成品，就要建立更大的工厂。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意思就是说中国在扮演世界最大工厂的角色，为全球生产工业制成品。这样的视角实际上是在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业认知来看待当代工业。在这样的视角下，如果按照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的方法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所组装的零部件，其实大量来自进口，那就会产生中国只是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组装厂角色的看法。如果注意到一些新迹象，即新建的组装厂选址从中国转向西方国家，就可能得出“制造业回流”、“西方国家正在‘再工业化’”的判断。不过，在当代工业的现实图景下，这种判断需要重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制造成为现实，工业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拆分出来在全球范围寻找最适合的承包方，制造与设计、管理、销售等以往通常都在“工厂”内部的环节相互分离，在空间上重新划分。于是，全球离岸外包之网蓬勃发展起来。离岸外包是项目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处在不同国家的外包合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使原先在一国之内甚至在一个工厂之内价值链转移到多个国家之间，成为全球价值链。以此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不同以往的全球工业图景。
重绘世界工业图景
20世纪60年代之后，集装箱运输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
在全球制造时代，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制成的各个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环节已形成了有序的全球网络。由于曾经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分布到全球，因此“工厂”的词义也需要重新认识：现在的工厂已经不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主体，而只是全球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任务的节点，多少有点类似于“车间”的功能，世界本身才是个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只是这个 “大世界工厂”中最多的车间集合。
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勾勒其轮廓。
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对工业品设计的最多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产物，为了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就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工厂最多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
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着整个制造体系。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却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
“工业生态”才是关键
摆脱建立在单个“工厂”基础上的工业认知，从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就会看到“工业体系”才是观察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尺度。在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往往一个产品所涉及的生产环节就有几万个，飞机这样的产品涉及的生产环节则有几百万个。这么多环节需要的供应商也往往难以计数。一个国家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取决于能够协调多少个环节：协调的环节越多，就能生产出更复杂的产品。
决定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即能够生产人类全部工业品种类中的多少种。在所有的工业品中，系统集成程度最高——即需要集成的工业门类最多的是宇宙飞船，生产宇宙飞船需要集成全部工业门类的七成以上。能够生产出宇宙飞船，说明这个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能够充分有效地进行协调，这样的国家实际上能够生产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各种工业品。
不过，“工业体系”这个词尚不能充分表达工业能力的来源。因为“体系”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方式，难以传递“活跃度”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主张用“工业生态”（industrial ecosystem）一词代替“工业体系”，以说明工业不仅是个系统，而且是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活性”非常重要。
使用“工业生态”一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业现在的差别。2011年2月，奥巴马总统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说：技术上来讲完全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从“生态”角度来理解工业体系“活性”的重要性。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这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大部分工业岗位就业人员都处在“有活干”的状态。
“工业生态”不仅与工业生产体系有关，与人口、消费乃至社会、文化都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在上升，但劳动经验或者人力资本也在积累。随着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发展，当代工业越来越不需要低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力，但越来越多地需要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者。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向更为复杂的中高端工业产品方面。
正如一套自然生态系统难以转移一样，一套工业生态也是难以转移的。西方的工业基础之所以会大量转移到中国，是因为中国具有适合承接现代工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的存在，是有苛刻条件要求的，比如工业基础设施水平、劳动人口的知识水平、社会组织能力等。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芯片制造商想设立一个海外工厂，备选厂址分别在当时力推工业化政策的非洲某国和中国苏州。在非洲某国招募的工人是从技术学校成批招入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苏州招募的工人则尽是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家庭妇女。结果，培训期过后，非洲某国的工人合格率不足一半，而中国的工人合格率高达98%。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而生产线上用镊子，对手部动作的要求近似；并且，苏州的家庭妇女在家里的主要活计是绣花！较高的科技基础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使得中国的工业生态难以被其他一些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复制。因此中国的工业事实上很难“移出”，只可能“外溢”——即中国的产业体系向境外扩张。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升级
中国目前正在努力扩大内需并推进产业升级，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引发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重组。创新从哪里来？新技术或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冥想得来的，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实际需求中得来。如果这个国家的生产链条主要是服务于国外订单的，当然所做的主要也就是在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根据这些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的主导方当然也就是国外公司，于是这个国家的熊彼特式创新必然会不足。要想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就成了前提。
把创新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要把需求表达成产品并且卖出去，就要有设计能力、价值链构建能力和分销能力为支撑，而这就涉及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问题。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935年提出，当时的产业背景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业”可以比较清楚地等同于“制造业”，因此“第三产业”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按照“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的标准被区分出来。但在当代这种区分却明显过时，因此，当代的“第三产业”需要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来看。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很多都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实际上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比如说，要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可能就需要使用数控机床，而数控机床的关键是编程，编程工作可能会被外包给专业公司，在统计上，给机床编程的工作如果是由独立的公司来做的，就算做第三产业。
在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上，产业发展趋势是“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即就整个价值链而言，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系统规模越来越大，但系统中的大多数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只做某一项精细分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拥有高度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约四分之三是1～9人规模的企业，而299人规模以下企业占全部制造业企业数的99%，这是因为其分工网络高度发达，大多数企业都在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细分环节。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有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特征。而第三产业的创新则会体现为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创新或者具体环节的技术升级，而这些都是“实验室”意义上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实验室”升级。
只有朝着“世界实验室”方向升级，决定产业体系水平的两个根本性支撑因素：品牌和金融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品牌曾经是产品生产者的标签，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品牌拥有者的角色已转变为价值链的规划者与管理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品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主动地位。品牌的壮大需要多种要素的协力，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实验室中的创新。现代金融体系是全球价值链的“地基”，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把地球连接为一体，全球价值链就不可能建立。而金融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验室能够提供带来“破坏性创新”的产品。美元的地位离不开“美国创新”的支撑，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中国创新”的助推。
下一轮产业革命
西方的“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会改变全球工业格局，使制造业回流并削弱中国地位吗？这需要从“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来分析。
所谓“再工业化”，其依据是西方国家一些新建的工厂。但这些新建的工厂其实是现有的全球工业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非新的趋势。现有的全球工业体系朝着“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的方向发展，其后果之一便是“就近组装”——在销售地附近组装。由于产品越来越复杂，以及组装环节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因此离岸组装再运到销售地，会越来越不如在销售地附近组装节约成本。仅通过西方国家建立几个组装厂来判断“再工业化”是极其不充分的。西方国家能否“再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是其“工业生态”能否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水平，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概念炒作，其支撑论据大约有三：3D打印、自动化、能源革命。但仔细分析，三者“忽悠”的成分都远大于实质内容。
3D打印根本不可能支撑新的工业革命，这是由其原理决定的。3D打印是增材制造，是把材料“堆积”成型的，这就注定了其制成品的材料强度有很大问题，并且难以克服。3D打印的优势其实只在于复杂物品的成型，这对设计环节很有用，但仅靠设计环节的改进是不能带来全产业链的颠覆性创新的。何况中国的3D打印技术并不落后。
自动化程度提高是全球工业的共同趋势，西方媒体论证自动化能带来“再工业化”的理由是可以减少劳动人口方面的劣势。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动化其实并不节约人力，只是改变人力的用途而已。自动化会减少直接加工零件的工人，但却增加编程和调试岗位数量，综合算下来减少人员数量有限。并且，要想能让机器人完成生产动作，需要由精通生产动作的人来编程。在全球大部分最基础的工业环节都在中国进行的，世界上精通生产动作的人都在哪里呢？
至于能源革命，更像是个气泡。能源革命的最大论据在于页岩气。而页岩气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泡沫，而不是一场革命。美国页岩气的盈亏平衡点大约在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左右，但实际天然气价格只有3～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种长期亏损的行业根本不具有支撑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
“世界工厂”概念已过时
当我们使用“世界工厂”一词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工厂为“基元”在讨论问题，即把单个工厂当作最基本的主体来看待全球的产品生产能力分布。这种角度在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对的，但用来刻画当前的中国则有刻舟求剑之嫌。
很大程度上，工厂（factory）已经不适合作为观察当代工业体系的基础单元。factory一词在中古英语中本意是“代理店”，其词义演化成“制造厂”与工业革命有关。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使用机器代替手工来进行生产，使用很多机器的企业被称为factory或manufactory，以区别于手工为特征的企业firm（工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批量生产、大规模制造在工业体系中成为主流，于是大型流水线、大车间之类大规模制造的场景便成为“工厂”意象中的主要部分，这构成当今使用“世界工厂”一词时“工厂”的通常意涵。
在这种意义上，“工厂”是工业体系中的主体，输入原材料和零件，输出制成品；要生产出更多制成品，就要建立更大的工厂。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意思就是说中国在扮演世界最大工厂的角色，为全球生产工业制成品。这样的视角实际上是在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业认知来看待当代工业。在这样的视角下，如果按照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的方法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所组装的零部件，其实大量来自进口，那就会产生中国只是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组装厂角色的看法。如果注意到一些新迹象，即新建的组装厂选址从中国转向西方国家，就可能得出“制造业回流”、“西方国家正在‘再工业化’”的判断。不过，在当代工业的现实图景下，这种判断需要重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制造成为现实，工业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拆分出来在全球范围寻找最适合的承包方，制造与设计、管理、销售等以往通常都在“工厂”内部的环节相互分离，在空间上重新划分。于是，全球离岸外包之网蓬勃发展起来。离岸外包是项目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处在不同国家的外包合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使原先在一国之内甚至在一个工厂之内价值链转移到多个国家之间，成为全球价值链。以此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不同以往的全球工业图景。
重绘世界工业图景
20世纪60年代之后，集装箱运输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
在全球制造时代，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制成的各个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环节已形成了有序的全球网络。由于曾经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分布到全球，因此“工厂”的词义也需要重新认识：现在的工厂已经不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主体，而只是全球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任务的节点，多少有点类似于“车间”的功能，世界本身才是个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只是这个 “大世界工厂”中最多的车间集合。
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勾勒其轮廓。
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对工业品设计的最多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产物，为了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就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工厂最多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
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着整个制造体系。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却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
“工业生态”才是关键
摆脱建立在单个“工厂”基础上的工业认知，从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就会看到“工业体系”才是观察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尺度。在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往往一个产品所涉及的生产环节就有几万个，飞机这样的产品涉及的生产环节则有几百万个。这么多环节需要的供应商也往往难以计数。一个国家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取决于能够协调多少个环节：协调的环节越多，就能生产出更复杂的产品。
决定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即能够生产人类全部工业品种类中的多少种。在所有的工业品中，系统集成程度最高——即需要集成的工业门类最多的是宇宙飞船，生产宇宙飞船需要集成全部工业门类的七成以上。能够生产出宇宙飞船，说明这个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能够充分有效地进行协调，这样的国家实际上能够生产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各种工业品。
不过，“工业体系”这个词尚不能充分表达工业能力的来源。因为“体系”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方式，难以传递“活跃度”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主张用“工业生态”（industrial ecosystem）一词代替“工业体系”，以说明工业不仅是个系统，而且是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活性”非常重要。
使用“工业生态”一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业现在的差别。2011年2月，奥巴马总统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说：技术上来讲完全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从“生态”角度来理解工业体系“活性”的重要性。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这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大部分工业岗位就业人员都处在“有活干”的状态。
“工业生态”不仅与工业生产体系有关，与人口、消费乃至社会、文化都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在上升，但劳动经验或者人力资本也在积累。随着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发展，当代工业越来越不需要低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力，但越来越多地需要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者。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向更为复杂的中高端工业产品方面。
正如一套自然生态系统难以转移一样，一套工业生态也是难以转移的。西方的工业基础之所以会大量转移到中国，是因为中国具有适合承接现代工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的存在，是有苛刻条件要求的，比如工业基础设施水平、劳动人口的知识水平、社会组织能力等。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芯片制造商想设立一个海外工厂，备选厂址分别在当时力推工业化政策的非洲某国和中国苏州。在非洲某国招募的工人是从技术学校成批招入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苏州招募的工人则尽是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家庭妇女。结果，培训期过后，非洲某国的工人合格率不足一半，而中国的工人合格率高达98%。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而生产线上用镊子，对手部动作的要求近似；并且，苏州的家庭妇女在家里的主要活计是绣花！较高的科技基础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使得中国的工业生态难以被其他一些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复制。因此中国的工业事实上很难“移出”，只可能“外溢”——即中国的产业体系向境外扩张。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升级
中国目前正在努力扩大内需并推进产业升级，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引发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重组。创新从哪里来？新技术或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冥想得来的，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实际需求中得来。如果这个国家的生产链条主要是服务于国外订单的，当然所做的主要也就是在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根据这些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的主导方当然也就是国外公司，于是这个国家的熊彼特式创新必然会不足。要想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就成了前提。
把创新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要把需求表达成产品并且卖出去，就要有设计能力、价值链构建能力和分销能力为支撑，而这就涉及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问题。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935年提出，当时的产业背景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业”可以比较清楚地等同于“制造业”，因此“第三产业”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按照“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的标准被区分出来。但在当代这种区分却明显过时，因此，当代的“第三产业”需要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来看。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很多都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实际上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比如说，要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可能就需要使用数控机床，而数控机床的关键是编程，编程工作可能会被外包给专业公司，在统计上，给机床编程的工作如果是由独立的公司来做的，就算做第三产业。
在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上，产业发展趋势是“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即就整个价值链而言，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系统规模越来越大，但系统中的大多数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只做某一项精细分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拥有高度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约四分之三是1～9人规模的企业，而299人规模以下企业占全部制造业企业数的99%，这是因为其分工网络高度发达，大多数企业都在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细分环节。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有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特征。而第三产业的创新则会体现为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创新或者具体环节的技术升级，而这些都是“实验室”意义上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实验室”升级。
只有朝着“世界实验室”方向升级，决定产业体系水平的两个根本性支撑因素：品牌和金融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品牌曾经是产品生产者的标签，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品牌拥有者的角色已转变为价值链的规划者与管理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品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主动地位。品牌的壮大需要多种要素的协力，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实验室中的创新。现代金融体系是全球价值链的“地基”，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把地球连接为一体，全球价值链就不可能建立。而金融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验室能够提供带来“破坏性创新”的产品。美元的地位离不开“美国创新”的支撑，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中国创新”的助推。
下一轮产业革命
西方的“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会改变全球工业格局，使制造业回流并削弱中国地位吗？这需要从“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来分析。
所谓“再工业化”，其依据是西方国家一些新建的工厂。但这些新建的工厂其实是现有的全球工业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非新的趋势。现有的全球工业体系朝着“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的方向发展，其后果之一便是“就近组装”——在销售地附近组装。由于产品越来越复杂，以及组装环节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因此离岸组装再运到销售地，会越来越不如在销售地附近组装节约成本。仅通过西方国家建立几个组装厂来判断“再工业化”是极其不充分的。西方国家能否“再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是其“工业生态”能否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水平，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概念炒作，其支撑论据大约有三：3D打印、自动化、能源革命。但仔细分析，三者“忽悠”的成分都远大于实质内容。
3D打印根本不可能支撑新的工业革命，这是由其原理决定的。3D打印是增材制造，是把材料“堆积”成型的，这就注定了其制成品的材料强度有很大问题，并且难以克服。3D打印的优势其实只在于复杂物品的成型，这对设计环节很有用，但仅靠设计环节的改进是不能带来全产业链的颠覆性创新的。何况中国的3D打印技术并不落后。
自动化程度提高是全球工业的共同趋势，西方媒体论证自动化能带来“再工业化”的理由是可以减少劳动人口方面的劣势。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动化其实并不节约人力，只是改变人力的用途而已。自动化会减少直接加工零件的工人，但却增加编程和调试岗位数量，综合算下来减少人员数量有限。并且，要想能让机器人完成生产动作，需要由精通生产动作的人来编程。在全球大部分最基础的工业环节都在中国进行的，世界上精通生产动作的人都在哪里呢？
至于能源革命，更像是个气泡。能源革命的最大论据在于页岩气。而页岩气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泡沫，而不是一场革命。美国页岩气的盈亏平衡点大约在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左右，但实际天然气价格只有3～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种长期亏损的行业根本不具有支撑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