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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自身的组织特性,“三农”发展的新需要,政府意志的持续介入,构成了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的本土性场景。合作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切入口,具有较强的整合优势,政府扶持并实施财政补贴十分必要,但当前财政资金瞄准过程中资金漏损和低效聚集问题突出。政府对合作社的政策激励应该以规范诱致下的公共供给为革新导向,促进合作社以更加规范的运作方式为农村发展和农民社区提供稀缺的要素支撑与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