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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废墟深处不断传来受难者的呼救与呻吟，我第一次对自己手中的相机有了怀疑，摄影是无力的，摄影者无法选择他们的场景，唯一能选择的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样的世界
刚刚结束的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中，3次捧得过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杯的中国摄影师陈庆港，又凭一幅北川地震救援照片,为中国人赢回“荷赛”的突发新闻单幅一等奖。
不管是识字还是不识字，刻经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合作者，识字的并不比其他工匠地位更高。他们似乎全然没有汉民族里常见的知识崇拜。
“他们最羡慕、崇拜的是那些虔诚的人，那些花几年的时间走几千里路去磕长头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人特别尊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在喇嘛中也是如此，谁云游过的知名寺庙越多，谁就越受尊敬。”在重来世、轻今生的淳朴藏民心目中，谁离神近，他们就羡慕谁。
喜玛拉雅签下生死合同
藏民都说，没有去过阿里，你就没有真正了解西藏。陈庆港最初来到西藏的时候，旅行社还没有阿里这条线，也不通车，自己租车去要2万多块钱。他去各个旅馆贴小纸条，征集同行者分摊旅费，结果来了一大堆应征者。“我就进行挑选，像敢死队一样，最后选了8个人，有大学生、画画的、拉小提琴的、制作小提琴的……还有一个德国工程师。”
他们租了两辆车，一辆丰田吉普载人，一辆大卡车拉装备：粮食、罐头、帐篷……一路上连加油站都没有，他们买了一吨多汽油，用卡车拉着。
“我们先过了日喀则，在冈底斯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之间，沿雅鲁藏布江一直向西。那趟真是无比惊险，过了日喀则没几天，就有个女孩子不行了，感冒，要死要活。在高原上感冒是很可怕的，时间长了会致命。之后，陈庆港自己也受了风寒。
在萨嘎县“除了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的医院里，他们找到医生，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番，告诉他们，病情很危险，需赶紧治疗，但目前医院没有一点药。“过了喜马拉雅山有个边防团，那里有药，也许能救过来。”
“我们自带的各种感冒药都吃了，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个时候的藏区是最缺药的，你带钱、带金子，都不如带药给藏民。”他们马上开车去部队，边防团立即抢救：双剂量地挂水，打针，丝毫不起作用！
同行的女孩子病得最重，大家觉得她快死了，把她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就往她脸上掉。到了第二天又有人病倒，“我们开紧急会议，这个地方海拔太高，不能久留，要决定是带着病人走，还是就把她留在部队治疗算了。她就躺在旁边听，真的是很残忍。有人说不能带她，这一路上太危险；也有人说，一定要带着走，要么就一个都别走！”
女孩很坚决：要走一起走，死了就死了，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于是签署生死合同，由陈庆港起草：我们自愿组合，同赴阿里，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生命、财产安全均不负任何责任！
生死合同人手一份，每人签字画押，悲壮得一塌糊涂。5个健康人带着3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车子颠簸了两天，到了美丽的浦南小镇。
这里跟印度交界，离神山和圣湖不远，“神山冈仁波钦，是藏传佛教中最有名的一座山，圣湖玛庞雍错特别漂亮，相传她与神山是夫妻。那里海拔比较低，只有3000多米，有树，有水，空气特别好。在那里住了两天，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全好了！”
这份生死合同陈庆港到现在还留着，偶尔还拿出来看一看。那一个月里结交下的伙伴，是过命的交情。
休整了几天以后，“敢死队”决定取道古格王国遗址，去往阿里，没想到路上很快又出了状况。“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带着高压锅。谁知道高压锅在卡车上颠啊颠，把排气阀门装置颠坏了，气排不出来。当天我们开午餐肉罐头煮面条！一个大学女生负责做饭。我们正坐在外面享受夕阳，忽然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女孩子从小木屋里冲出来，满身满脸都挂着面条，都烫伤了！”
大家走进小木屋里一看，几乎笑倒，屋子里到处挂着炸出来的面条。幸好高压锅爆炸事件没有酿成人员伤亡，但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吃到过熟的东西。“后来我的胃就坏掉了，吃什么吐什么，回拉萨打了很多天针。”
一次，在盘山小路上步行累到打跌时，东方卫视的女编导苏菲坐在地上问陈庆港：这么苦的差事，又没人非要你做，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做下去？
陈庆港答非所问：这个地方，我以后还会来的。
这是典型的陈庆港式回答。他内心重情，却非常克制，不善言辞，要他说一句“有意义”的话，他的舌头就有些大，简直结巴起来。
报社开设“月月大讲堂”，请他讲课。他就把自己拍摄的14户贫困家庭的照片，理出500多张，带去放幻灯。每张照片简单讲解两句来龙去脉，打发了两小时讲座时间。而这500张图片，不过是他近10年作品的沧海一粟。他的每个专题，所拍摄的照片张数，几乎都是以千甚至是万来计算的。
他最广为人知的摄影专题是关于慰安妇的。为拍摄这些老人，他跑了上海、江苏、湖北、山西……最先去的是海南岛。“首先查资料，海南省文史档案馆拿出大量的史料，一个一个翻，我是他们第一个接待的摄影记者，之前居然没有人这样做过。”
“一位快90岁的蒲阿白老人曾经被日本人抓走过。我来到老人家里，家人说她在市场上卖槟榔呢。我就到市场上找，看到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前放一个蒲匾盛着槟榔，她自己也在嚼槟榔，红红的汁水染了一嘴，当时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市场上根本没有买菜的人。那幅景象我一直不能忘怀。”
“白天她们被逼着在慰安所干活，晚上沦为日本兵轮奸泄欲的工具，有时一晚要接待二三十个日本兵，受到非人折磨，很多人丧失了生育能力。但更严重的伤害是精神上的。”陈庆港说，“由于有一段不堪的经历，她们总认为自己是不洁的。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在海南保亭县找到的一位姓杨的老人每晚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她的床头永远都放着一把刀，没有刀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她们是受害者，但回乡后，周围人对她们常常充满鄙视和凌辱，叫她们‘日本妓’、‘日本老婆’。有些人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遭遇。”
在他描述中国慰安妇经历和现状的图书《血痛》出版后，江苏文艺出版社又跟他签下了另两个专题。陈庆港说，自己所能做的无非是把能记录的记录下来。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活着的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历史书里也从来看不到这些。很多次接到采访过的慰安妇病危的消息，他心中不忍，常常自掏腰包，坐飞机去见老人最后一面。
投入产出如此艰辛的拍摄方式，自然意味着陈庆港多数时候是一位独行者。世界首屈一指的新闻图片社是“玛格南”，可惜陈庆港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于是，他为自己的图片博客命名：玛格北。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刚刚结束的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中，3次捧得过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杯的中国摄影师陈庆港，又凭一幅北川地震救援照片,为中国人赢回“荷赛”的突发新闻单幅一等奖。
不管是识字还是不识字，刻经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合作者，识字的并不比其他工匠地位更高。他们似乎全然没有汉民族里常见的知识崇拜。
“他们最羡慕、崇拜的是那些虔诚的人，那些花几年的时间走几千里路去磕长头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人特别尊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在喇嘛中也是如此，谁云游过的知名寺庙越多，谁就越受尊敬。”在重来世、轻今生的淳朴藏民心目中，谁离神近，他们就羡慕谁。
喜玛拉雅签下生死合同
藏民都说，没有去过阿里，你就没有真正了解西藏。陈庆港最初来到西藏的时候，旅行社还没有阿里这条线，也不通车，自己租车去要2万多块钱。他去各个旅馆贴小纸条，征集同行者分摊旅费，结果来了一大堆应征者。“我就进行挑选，像敢死队一样，最后选了8个人，有大学生、画画的、拉小提琴的、制作小提琴的……还有一个德国工程师。”
他们租了两辆车，一辆丰田吉普载人，一辆大卡车拉装备：粮食、罐头、帐篷……一路上连加油站都没有，他们买了一吨多汽油，用卡车拉着。
“我们先过了日喀则，在冈底斯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之间，沿雅鲁藏布江一直向西。那趟真是无比惊险，过了日喀则没几天，就有个女孩子不行了，感冒，要死要活。在高原上感冒是很可怕的，时间长了会致命。之后，陈庆港自己也受了风寒。
在萨嘎县“除了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的医院里，他们找到医生，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番，告诉他们，病情很危险，需赶紧治疗，但目前医院没有一点药。“过了喜马拉雅山有个边防团，那里有药，也许能救过来。”
“我们自带的各种感冒药都吃了，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个时候的藏区是最缺药的，你带钱、带金子，都不如带药给藏民。”他们马上开车去部队，边防团立即抢救：双剂量地挂水，打针，丝毫不起作用！
同行的女孩子病得最重，大家觉得她快死了，把她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就往她脸上掉。到了第二天又有人病倒，“我们开紧急会议，这个地方海拔太高，不能久留，要决定是带着病人走，还是就把她留在部队治疗算了。她就躺在旁边听，真的是很残忍。有人说不能带她，这一路上太危险；也有人说，一定要带着走，要么就一个都别走！”
女孩很坚决：要走一起走，死了就死了，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于是签署生死合同，由陈庆港起草：我们自愿组合，同赴阿里，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生命、财产安全均不负任何责任！
生死合同人手一份，每人签字画押，悲壮得一塌糊涂。5个健康人带着3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车子颠簸了两天，到了美丽的浦南小镇。
这里跟印度交界，离神山和圣湖不远，“神山冈仁波钦，是藏传佛教中最有名的一座山，圣湖玛庞雍错特别漂亮，相传她与神山是夫妻。那里海拔比较低，只有3000多米，有树，有水，空气特别好。在那里住了两天，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全好了！”
这份生死合同陈庆港到现在还留着，偶尔还拿出来看一看。那一个月里结交下的伙伴，是过命的交情。
休整了几天以后，“敢死队”决定取道古格王国遗址，去往阿里，没想到路上很快又出了状况。“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带着高压锅。谁知道高压锅在卡车上颠啊颠，把排气阀门装置颠坏了，气排不出来。当天我们开午餐肉罐头煮面条！一个大学女生负责做饭。我们正坐在外面享受夕阳，忽然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女孩子从小木屋里冲出来，满身满脸都挂着面条，都烫伤了！”
大家走进小木屋里一看，几乎笑倒，屋子里到处挂着炸出来的面条。幸好高压锅爆炸事件没有酿成人员伤亡，但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吃到过熟的东西。“后来我的胃就坏掉了，吃什么吐什么，回拉萨打了很多天针。”
一次，在盘山小路上步行累到打跌时，东方卫视的女编导苏菲坐在地上问陈庆港：这么苦的差事，又没人非要你做，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做下去？
陈庆港答非所问：这个地方，我以后还会来的。
这是典型的陈庆港式回答。他内心重情，却非常克制，不善言辞，要他说一句“有意义”的话，他的舌头就有些大，简直结巴起来。
报社开设“月月大讲堂”，请他讲课。他就把自己拍摄的14户贫困家庭的照片，理出500多张，带去放幻灯。每张照片简单讲解两句来龙去脉，打发了两小时讲座时间。而这500张图片，不过是他近10年作品的沧海一粟。他的每个专题，所拍摄的照片张数，几乎都是以千甚至是万来计算的。
他最广为人知的摄影专题是关于慰安妇的。为拍摄这些老人，他跑了上海、江苏、湖北、山西……最先去的是海南岛。“首先查资料，海南省文史档案馆拿出大量的史料，一个一个翻，我是他们第一个接待的摄影记者，之前居然没有人这样做过。”
“一位快90岁的蒲阿白老人曾经被日本人抓走过。我来到老人家里，家人说她在市场上卖槟榔呢。我就到市场上找，看到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前放一个蒲匾盛着槟榔，她自己也在嚼槟榔，红红的汁水染了一嘴，当时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市场上根本没有买菜的人。那幅景象我一直不能忘怀。”
“白天她们被逼着在慰安所干活，晚上沦为日本兵轮奸泄欲的工具，有时一晚要接待二三十个日本兵，受到非人折磨，很多人丧失了生育能力。但更严重的伤害是精神上的。”陈庆港说，“由于有一段不堪的经历，她们总认为自己是不洁的。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在海南保亭县找到的一位姓杨的老人每晚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她的床头永远都放着一把刀，没有刀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她们是受害者，但回乡后，周围人对她们常常充满鄙视和凌辱，叫她们‘日本妓’、‘日本老婆’。有些人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遭遇。”
在他描述中国慰安妇经历和现状的图书《血痛》出版后，江苏文艺出版社又跟他签下了另两个专题。陈庆港说，自己所能做的无非是把能记录的记录下来。这些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活着的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历史书里也从来看不到这些。很多次接到采访过的慰安妇病危的消息，他心中不忍，常常自掏腰包，坐飞机去见老人最后一面。
投入产出如此艰辛的拍摄方式，自然意味着陈庆港多数时候是一位独行者。世界首屈一指的新闻图片社是“玛格南”，可惜陈庆港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于是，他为自己的图片博客命名：玛格北。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