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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环，曾产生过卢卡奇、葛兰西、马克库塞、哈贝马斯等众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他们思想中的某些精华依旧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就其思想中的政治思想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述。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匈牙利著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可以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代表著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产生了众多的流派与思想家，也问世了众多的思想著作，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潜流状态，默默无闻、独立的耕耘着，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传统政治理论关于社会和阶级的二分法已经无法充分解释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社会呼唤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及其代表作立在了时代的潮头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引起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资本、技术、劳动资料、劳动成果进一步集中，出现了超大型的垄断企业。其次，原有的一二三产业结构间的比例分配被打破，第三产业飞速发展、第二产业稳步提升、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日趋缩小。在第二产业中原有的粗放型的工业部门逐渐被电子产业、原子能产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所取代。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变化。生产的集中、垄断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原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日趋扩大，而且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资产阶级队伍人数越来越少，但掌握的社会财富却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出现。但是这并未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依旧存在，而且随着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在新旧矛盾的挤压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处于底层的广大人民，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民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反抗现代社会的压迫，出现了“反现代性”的浪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政治理论登上了时代的舞台。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理论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首先映入人们的眼帘，其次是关于国家的问题，最后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
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渴望总体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马尔库塞则认为，无产阶级正在消失；工人阶级正在扩大；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历史代理人。而马勒则鲜明地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只有进入生产技术发展的最前端，才能推动文明驶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论断中，一方面，他们在承认无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阶级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放弃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认为已经变化了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其次，国家问题是任何政治理论所必谈的核心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而言也不例外，而且关于国家理论可以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关于国家的本质方面，葛兰西认为国家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双重属性，所以国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利用文化进行欺骗的场所，列菲伏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国家职能方面，经济职能取代政治职能成为国家主要的职能，霍克海默关于国家是总体资本家的命题最能说明这一点，而葛兰西、柯尔施、阿尔都塞等则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对国家经济的这一论断，正好契合了当时国家职能转变的现状。
最后，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主张“继续革命”，他们认为不应该以贫困作为标准来衡量是否需要进行革命，社会革命的动因为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尔库塞说：“革命动因在于人的本质的总体颠倒，因而新的革命是从憎恶中产生的”。在革命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独创性地提出了“总体革命”的主张，即人们不仅应该从经济政治方面进行革命，而且要在文化方面进行革命，即从总体上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斗争。在具体的斗争手段上，不同的思想家则有不同的见解，如：葛兰西主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赖希和弗洛姆等则主张本能结构革命理论、列菲伏尔则主张从日常生活方面进行革命。
三、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于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深刻洞悉与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的，也是与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相契合的，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变革的诉求。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实践层面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于阶级、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论断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精神上的启发。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的一些理论，并未总结成为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体系，但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政治理论，则是需要我们去一步步挖掘的，也必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上的启示。（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房宁，赵会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匈牙利著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可以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代表著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产生了众多的流派与思想家，也问世了众多的思想著作，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潜流状态，默默无闻、独立的耕耘着，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传统政治理论关于社会和阶级的二分法已经无法充分解释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社会呼唤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及其代表作立在了时代的潮头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引起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资本、技术、劳动资料、劳动成果进一步集中，出现了超大型的垄断企业。其次，原有的一二三产业结构间的比例分配被打破，第三产业飞速发展、第二产业稳步提升、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日趋缩小。在第二产业中原有的粗放型的工业部门逐渐被电子产业、原子能产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所取代。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变化。生产的集中、垄断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原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日趋扩大，而且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资产阶级队伍人数越来越少，但掌握的社会财富却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出现。但是这并未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依旧存在，而且随着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在新旧矛盾的挤压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处于底层的广大人民，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民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反抗现代社会的压迫，出现了“反现代性”的浪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政治理论登上了时代的舞台。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理论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首先映入人们的眼帘，其次是关于国家的问题，最后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
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渴望总体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马尔库塞则认为，无产阶级正在消失；工人阶级正在扩大；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历史代理人。而马勒则鲜明地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只有进入生产技术发展的最前端，才能推动文明驶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论断中，一方面，他们在承认无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阶级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放弃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认为已经变化了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其次，国家问题是任何政治理论所必谈的核心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而言也不例外，而且关于国家理论可以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关于国家的本质方面，葛兰西认为国家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双重属性，所以国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利用文化进行欺骗的场所，列菲伏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国家职能方面，经济职能取代政治职能成为国家主要的职能，霍克海默关于国家是总体资本家的命题最能说明这一点，而葛兰西、柯尔施、阿尔都塞等则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对国家经济的这一论断，正好契合了当时国家职能转变的现状。
最后，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主张“继续革命”，他们认为不应该以贫困作为标准来衡量是否需要进行革命，社会革命的动因为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尔库塞说：“革命动因在于人的本质的总体颠倒，因而新的革命是从憎恶中产生的”。在革命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独创性地提出了“总体革命”的主张，即人们不仅应该从经济政治方面进行革命，而且要在文化方面进行革命，即从总体上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斗争。在具体的斗争手段上，不同的思想家则有不同的见解，如：葛兰西主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赖希和弗洛姆等则主张本能结构革命理论、列菲伏尔则主张从日常生活方面进行革命。
三、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于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深刻洞悉与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的，也是与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相契合的，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变革的诉求。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实践层面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于阶级、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论断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精神上的启发。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的一些理论，并未总结成为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体系，但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政治理论，则是需要我们去一步步挖掘的，也必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上的启示。（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房宁，赵会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