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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多拍一点！”VICE中国制片人Joshua Frank觉得自己被眼前的这个卖狗肉的大姐戏弄了。
他和另一个制片人钟伟杰在这个满是狗肉铺子的市场中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而钟伟杰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拍摄的时候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6月22日，广西玉林市，他带着两个外国人在这里拍摄VICE中国的纪录片《玉林狗肉节》。
“当地人觉得我们是来抹黑他们的，说话一点都不客气，甚至赌气一样地让我们多拍一点。”钟伟杰说，“其实我们这个片子没有好不好的主题与立场，就只是体验一下这个事情。”
玉林狗肉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但每到6月22号前后这个节日举行的时候，总能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引发观点鲜明的对峙。
在玉林，Frank的摄像机好几次被命令“Put Down”，譬如在拍摄救狗人士的抗议时，保安挡住了他的镜头。这个外国人感到有些不解。之后他们还拍了狗肉节期间当地人家里的厨房，并且坐下来和那一家人一起过节。但之后主人家邀请来了当地政府的官员，拍摄就没有再被允许。
这几个VICE中国的制片人面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会异常兴奋但也感到无奈。
12月北京初冬的一个下午，位于东四十条的VICE中国办公室安静得出人意料。王怡冰穿上黑色的外套，和钟伟杰穿过一个四周被镜子包围的走廊，要出去拍一个关于韩国偶像粉丝团的纪录片。Frank塞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敲下一个视频脚本。
这并不符合任何对VICE有所了解的人的期待。难道不该像它的那句口号“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一样吗？VICE的起点是1994年创立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本杂志，和它的脾气粗暴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Shane Smith一样，这个地方的新闻记者总是带着文身，使用可能并不太稳当的手持摄像机，维持着自己的叛逆者形象。任何打着VICE旗号的事物，都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反叛与疯狂的。
如今，它正对传统媒体的战场形成带有挑衅式的冲击。它一开始想成为下一个MTV，随后又把目标定成了成为下一个CNN，而同时也在全球各地拓展。VICE中国于2012年左右正式成立，目前有50多名员工，但包括王怡冰、钟伟杰和Frank在内只有4名制片人。
“我其实不常来办公室，一旦来了就喜欢到外面去，”王怡冰指着窗户外边的一个露天平台说，“如果有太阳的话，我就在那边晒太阳。”
这还差不多。他们脑袋里总是有各种古怪的想法，不会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钟伟杰最近想要混入韩国流行音乐（K-Pop）的粉丝群里，他刚刚了解到这群人会为自己的偶像租下十几辆黑车，哪怕有撞车的危险也要拦下明星坐的车子；而模拟性服务者则是王怡冰最近想要做的“试验”，不过前提是不能够被客人带走。Frank的兴趣则在于研究年轻人宿醉之后都吃些什么早餐。
他们发现，一些年轻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与不解，通常会到知乎和Quora这样的问答网站上去寻找答案。但是在VICE上，他们会发现这帮家伙在谈论的事情，自己之前可能没意识到对此一无所知。
这也印证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绕口令式的论断—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Unknown Unknowns）。而《完美陈述》（Perfect Pitch）的作者Jon Steel认为，那些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毫不了解的事情，占到认知世界的80%。
那些关于VICE的标签—酷、与众不同、反叛等等—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它其实是在帮助人们拓宽世界的边界，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大不少。
在中国VICE同样这么干。他们派人去参与了American Appeal中国区的广告模特面试，这个品牌的广告以大胆裸露一直被争议不止。他们也认真地分析色情漫画《四海奇龙》里的人生哲学，或去体验一把在网上出售自己给别人当虚拟情侣怎么样。
“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拍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钟伟杰这么看他在做的事情。他来自香港，加入VICE中国前在台北学习电影。
7月28日，钟伟杰提着两瓶白酒出现在山东泰山。在此之前，在纽约大学学习新闻和纪录片的郭蓉菲和他提到王守英要在村里的戏台上办一个时装秀。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决定把它拍下来。
王守英是一个看着并不起眼的农村女孩，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些自己用废品设计的怪异服饰，一下成为所谓的“网络红人”。
钟伟杰的两瓶白酒是为王守英父亲准备的。王守英在网络走红之后，思想较为保守的父亲再也没和她说过一句话。钟伟杰好奇他的想法，但只有喝酒的时候王守英的父亲才会说上几句。结果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都醉了，采访也没做成。等到最后，郭蓉菲当了王守英的模特，穿上一件奇怪的粉色衣服在乡村戏台上走起了模特步。
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中国故事正是VICE所期待的，而它们又往往被很多媒体所忽略。按照他们的说法，“很VICE。”
今年广西玉林狗肉节上，钟伟杰和Frank开着一辆老式丰田车，在玉林的几大狗肉市场整整拍了5天。VICE全球总部派了一名会说中文的女制片人Izzy Yeung，从香港飞来和他们一起拍摄。那也是作为女主持的Izzy Yeung第一次吃狗肉。她带着些许犹豫的表情，接受了主人的邀请，吃下一块狗肉。这个镜头后来在互联网上也引来不小争议。“但VICE就是什么都敢试，”钟伟杰始终保持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反正也死不了。”
今年2月8日春节结束后不久，王怡冰选择在日本东京与一个陌生大叔在情趣酒店里一同看了部色情电影。这个有些出位的举动，源自VICE中国的内容总监朱薇给她发的一个东京大叔租赁网站—你可以租一个大叔陪你逛街吃饭去游乐园，按小时计费，她便决定去试一次并拍下来。
那天的拍摄中，她也不断用一些情色笑话去刺激大叔，因为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这种类型的服务只是大叔为了接触年轻女孩子的手段罢了。但她没有“得逞”，大叔只是本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这一切的发生，看上去就好像3个年轻人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一场“任性”的游戏和试验。
不过当你对这间公司了解更多一些，会发现全球38个国家中近800位为VICE制作内容的人都在这么干。除此之外，它还在全球与超过3000名的自由职业者，进行不定期的合作。它会找到罗德曼去北朝鲜，也会混入日本黑社会去看他们的生活。
VICE选择的方式直接而粗暴，好比一拳打在人脸上，并成为一个话题制造者。它就像用这样的口气向世界宣告，“嘿，我听说了一个特别酷的事情，自己还去试了一把！”
这种状态在西方的年轻人当中或许司空见惯，但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对VICE的不拘一格还处于适应阶段，大多数人更习惯在知乎上搜索答案，实用地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Frank说自己满意的纪录片都是在中国拍摄的。在加入VICE中国之前，他在纽约给VICE总部拍摄内容，“我比较关注一些猎奇的东西，奇怪的话题，但是这些都和社会变化有关系，”他说，“中国发展很快，这个环境中总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VICE在记录着中国社会的荒诞，也面对着自己在这个国家发展的尴尬。
朱薇和VICE中国的总经理孟金辉在两年前组建了这支VICE中国团队。它虽然由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VICE全球总部直接投资，但对VICE中国的具体运作，总部并不做太多干涉，只需上报财务数字。
一开始朱薇和编辑团队需要把VICE的内核，从英文的语境转化到中文里，譬如行文的讥诮风格以及对尖锐话题的关注。对于前者的尝试就已经让一部分人不适应，他们认为一个媒体的语言风格不该轻佻。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一些美国总部非常感兴趣的话题，VICE中国也只能无奈地置之不理。
王怡冰认为自己一直在摸索平衡感，或者说看待事情的不同方法。把大叔租来的那一整天，她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观众觉得这件事有趣，又能够获得一些启示。在东京游乐园的摩天轮上，大叔问她，“你会觉得不幸福吗？”王怡冰接过话题向大叔反问，“那你觉得幸福吗 ”这部最后完成的《东京大叔租赁》，王怡冰觉得看似搞怪，但也带有一些心酸。
“我们自然不是去胡闹的，”钟伟杰说，“王守英荒诞的时装秀我们本来可以去闹一下，娱乐性高一点，但是我想拍她，更多是为了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东西，比如网络环境、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农村女孩的生活。”
时装秀举行的当天晚上，王守英收到上海一家媒体邀请，希望她能到上海办一场展览。钟伟杰立马订了火车票跟王守英到上海，她在这个城市与时尚名流接触时的胆怯与不知所措，都进入到了他的镜头当中。
“找话题性的点去切入，以年轻人的视角看问题，然后表达他们的观点，”朱薇这样形容VICE的操作思路。这种说法看上去朴素，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微妙。目前为止，VICE只在中国找到了4名符合这种期待的制片人，其中1名还是外国人。
VICE中国仍在小心翼翼地揣摩中国社会对这种“挑衅”的接受程度，以及会有多少中国年轻人能够站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目前VICE中国上的内容60%来自全球团队，而中国的原创内容中大多数以文字类型呈现。
但在中国之外，VICE已经在快速发展。
这本20年前成立的独立杂志，如今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以年轻人为中心的传媒公司。与此同时，它还靠接受很多商业项目维持着非常不错的收益—默多克的福克斯、时代华纳和迪士尼这些大公司，在过去一年内，都曾为可能的收购展开谈判。与这些公司中任何一家达成交易，都可能令VICE的估值达到15亿至25亿美元。
在最近于纽约城市大学进行的一场演讲当中，Shane Smith评价那个初创期充斥着“性、毒品和暴力”的VICE，就像是“青春期的男生”。而如今20岁的VICE变得更为成熟，出现在利比亚和弗格森的事发现场，对严肃新闻充满兴趣。从它的迅速崛起，也能看到新旧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妥协。相比之下，架构庞大的媒体公司和商业品牌，面对互联网成长下的年轻人，倒显得有些无措。
它们希望在VICE这里找到解决办法，觊觎着VICE和年轻人之间充满黏性的关系。
2014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间不对外披露收入的公司预计可以创造5亿美元的收入，多数来自商业化的视频内容。
而VICE中国也同样会运行商业项目。譬如帆布鞋或滑板鞋品牌会出资赞助VICE中国，让其选择题材并拍摄短片，在VICE中国的渠道上播出。这种做法已经在全球总部进行了许多年，而它也可以让VICE中国实现盈亏平衡。
虽然观看电视已经像是一个老套的行为，但VICE依然想积极地抢占这个阵地，越来越重视电视内容的制作。从纪录片到新闻短片，“电视是我们发展的下一步。”Shane Smith如此强调。
如今，美国HBO每周会播放30分钟的VICE节目，栏目的广告语为“来自边缘的新闻”，而HBO上这个栏目的观众平均年龄是46至50岁。时代华纳与VICE的合作意向中，也含有让VICE运营HLN有线新闻台的计划。
VICE中国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渠道，它也在给总部提供《玉林狗肉节》这样的内容。VICE中国正在赢取越来越多的关注度，访问量以每周10%左右的速度增长。然而朱薇也在摸索哪些中国的年轻人会关注VICE，对他们而言，VICE究竟意味着什么。
“VICE是什么？这很难形容。”王怡冰歪着脑袋想了一会，“我就是VICE，但你能准确形容你自己吗？”
他和另一个制片人钟伟杰在这个满是狗肉铺子的市场中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而钟伟杰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拍摄的时候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6月22日，广西玉林市，他带着两个外国人在这里拍摄VICE中国的纪录片《玉林狗肉节》。
“当地人觉得我们是来抹黑他们的，说话一点都不客气，甚至赌气一样地让我们多拍一点。”钟伟杰说，“其实我们这个片子没有好不好的主题与立场，就只是体验一下这个事情。”
玉林狗肉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但每到6月22号前后这个节日举行的时候，总能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引发观点鲜明的对峙。
在玉林，Frank的摄像机好几次被命令“Put Down”，譬如在拍摄救狗人士的抗议时，保安挡住了他的镜头。这个外国人感到有些不解。之后他们还拍了狗肉节期间当地人家里的厨房，并且坐下来和那一家人一起过节。但之后主人家邀请来了当地政府的官员，拍摄就没有再被允许。
这几个VICE中国的制片人面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会异常兴奋但也感到无奈。
12月北京初冬的一个下午，位于东四十条的VICE中国办公室安静得出人意料。王怡冰穿上黑色的外套，和钟伟杰穿过一个四周被镜子包围的走廊，要出去拍一个关于韩国偶像粉丝团的纪录片。Frank塞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敲下一个视频脚本。
这并不符合任何对VICE有所了解的人的期待。难道不该像它的那句口号“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一样吗？VICE的起点是1994年创立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本杂志，和它的脾气粗暴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Shane Smith一样，这个地方的新闻记者总是带着文身，使用可能并不太稳当的手持摄像机，维持着自己的叛逆者形象。任何打着VICE旗号的事物，都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反叛与疯狂的。
如今，它正对传统媒体的战场形成带有挑衅式的冲击。它一开始想成为下一个MTV，随后又把目标定成了成为下一个CNN，而同时也在全球各地拓展。VICE中国于2012年左右正式成立，目前有50多名员工，但包括王怡冰、钟伟杰和Frank在内只有4名制片人。
“我其实不常来办公室，一旦来了就喜欢到外面去，”王怡冰指着窗户外边的一个露天平台说，“如果有太阳的话，我就在那边晒太阳。”
这还差不多。他们脑袋里总是有各种古怪的想法，不会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钟伟杰最近想要混入韩国流行音乐（K-Pop）的粉丝群里，他刚刚了解到这群人会为自己的偶像租下十几辆黑车，哪怕有撞车的危险也要拦下明星坐的车子；而模拟性服务者则是王怡冰最近想要做的“试验”，不过前提是不能够被客人带走。Frank的兴趣则在于研究年轻人宿醉之后都吃些什么早餐。
他们发现，一些年轻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与不解，通常会到知乎和Quora这样的问答网站上去寻找答案。但是在VICE上，他们会发现这帮家伙在谈论的事情，自己之前可能没意识到对此一无所知。
这也印证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绕口令式的论断—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Unknown Unknowns）。而《完美陈述》（Perfect Pitch）的作者Jon Steel认为，那些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毫不了解的事情，占到认知世界的80%。
那些关于VICE的标签—酷、与众不同、反叛等等—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它其实是在帮助人们拓宽世界的边界，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大不少。
在中国VICE同样这么干。他们派人去参与了American Appeal中国区的广告模特面试，这个品牌的广告以大胆裸露一直被争议不止。他们也认真地分析色情漫画《四海奇龙》里的人生哲学，或去体验一把在网上出售自己给别人当虚拟情侣怎么样。
“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拍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钟伟杰这么看他在做的事情。他来自香港，加入VICE中国前在台北学习电影。
7月28日，钟伟杰提着两瓶白酒出现在山东泰山。在此之前，在纽约大学学习新闻和纪录片的郭蓉菲和他提到王守英要在村里的戏台上办一个时装秀。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决定把它拍下来。
王守英是一个看着并不起眼的农村女孩，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些自己用废品设计的怪异服饰，一下成为所谓的“网络红人”。
钟伟杰的两瓶白酒是为王守英父亲准备的。王守英在网络走红之后，思想较为保守的父亲再也没和她说过一句话。钟伟杰好奇他的想法，但只有喝酒的时候王守英的父亲才会说上几句。结果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都醉了，采访也没做成。等到最后，郭蓉菲当了王守英的模特，穿上一件奇怪的粉色衣服在乡村戏台上走起了模特步。
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中国故事正是VICE所期待的，而它们又往往被很多媒体所忽略。按照他们的说法，“很VICE。”
今年广西玉林狗肉节上，钟伟杰和Frank开着一辆老式丰田车，在玉林的几大狗肉市场整整拍了5天。VICE全球总部派了一名会说中文的女制片人Izzy Yeung，从香港飞来和他们一起拍摄。那也是作为女主持的Izzy Yeung第一次吃狗肉。她带着些许犹豫的表情，接受了主人的邀请，吃下一块狗肉。这个镜头后来在互联网上也引来不小争议。“但VICE就是什么都敢试，”钟伟杰始终保持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反正也死不了。”
今年2月8日春节结束后不久，王怡冰选择在日本东京与一个陌生大叔在情趣酒店里一同看了部色情电影。这个有些出位的举动，源自VICE中国的内容总监朱薇给她发的一个东京大叔租赁网站—你可以租一个大叔陪你逛街吃饭去游乐园，按小时计费，她便决定去试一次并拍下来。
那天的拍摄中，她也不断用一些情色笑话去刺激大叔，因为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这种类型的服务只是大叔为了接触年轻女孩子的手段罢了。但她没有“得逞”，大叔只是本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这一切的发生，看上去就好像3个年轻人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一场“任性”的游戏和试验。
不过当你对这间公司了解更多一些，会发现全球38个国家中近800位为VICE制作内容的人都在这么干。除此之外，它还在全球与超过3000名的自由职业者，进行不定期的合作。它会找到罗德曼去北朝鲜，也会混入日本黑社会去看他们的生活。
VICE选择的方式直接而粗暴，好比一拳打在人脸上，并成为一个话题制造者。它就像用这样的口气向世界宣告，“嘿，我听说了一个特别酷的事情，自己还去试了一把！”
这种状态在西方的年轻人当中或许司空见惯，但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对VICE的不拘一格还处于适应阶段，大多数人更习惯在知乎上搜索答案，实用地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Frank说自己满意的纪录片都是在中国拍摄的。在加入VICE中国之前，他在纽约给VICE总部拍摄内容，“我比较关注一些猎奇的东西，奇怪的话题，但是这些都和社会变化有关系，”他说，“中国发展很快，这个环境中总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VICE在记录着中国社会的荒诞，也面对着自己在这个国家发展的尴尬。
朱薇和VICE中国的总经理孟金辉在两年前组建了这支VICE中国团队。它虽然由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VICE全球总部直接投资，但对VICE中国的具体运作，总部并不做太多干涉，只需上报财务数字。
一开始朱薇和编辑团队需要把VICE的内核，从英文的语境转化到中文里，譬如行文的讥诮风格以及对尖锐话题的关注。对于前者的尝试就已经让一部分人不适应，他们认为一个媒体的语言风格不该轻佻。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一些美国总部非常感兴趣的话题，VICE中国也只能无奈地置之不理。
王怡冰认为自己一直在摸索平衡感，或者说看待事情的不同方法。把大叔租来的那一整天，她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观众觉得这件事有趣，又能够获得一些启示。在东京游乐园的摩天轮上，大叔问她，“你会觉得不幸福吗？”王怡冰接过话题向大叔反问，“那你觉得幸福吗 ”这部最后完成的《东京大叔租赁》，王怡冰觉得看似搞怪，但也带有一些心酸。
“我们自然不是去胡闹的，”钟伟杰说，“王守英荒诞的时装秀我们本来可以去闹一下，娱乐性高一点，但是我想拍她，更多是为了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东西，比如网络环境、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农村女孩的生活。”
时装秀举行的当天晚上，王守英收到上海一家媒体邀请，希望她能到上海办一场展览。钟伟杰立马订了火车票跟王守英到上海，她在这个城市与时尚名流接触时的胆怯与不知所措，都进入到了他的镜头当中。
“找话题性的点去切入，以年轻人的视角看问题，然后表达他们的观点，”朱薇这样形容VICE的操作思路。这种说法看上去朴素，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微妙。目前为止，VICE只在中国找到了4名符合这种期待的制片人，其中1名还是外国人。
VICE中国仍在小心翼翼地揣摩中国社会对这种“挑衅”的接受程度，以及会有多少中国年轻人能够站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目前VICE中国上的内容60%来自全球团队，而中国的原创内容中大多数以文字类型呈现。
但在中国之外，VICE已经在快速发展。
这本20年前成立的独立杂志，如今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以年轻人为中心的传媒公司。与此同时，它还靠接受很多商业项目维持着非常不错的收益—默多克的福克斯、时代华纳和迪士尼这些大公司，在过去一年内，都曾为可能的收购展开谈判。与这些公司中任何一家达成交易，都可能令VICE的估值达到15亿至25亿美元。
在最近于纽约城市大学进行的一场演讲当中，Shane Smith评价那个初创期充斥着“性、毒品和暴力”的VICE，就像是“青春期的男生”。而如今20岁的VICE变得更为成熟，出现在利比亚和弗格森的事发现场，对严肃新闻充满兴趣。从它的迅速崛起，也能看到新旧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妥协。相比之下，架构庞大的媒体公司和商业品牌，面对互联网成长下的年轻人，倒显得有些无措。
它们希望在VICE这里找到解决办法，觊觎着VICE和年轻人之间充满黏性的关系。
2014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间不对外披露收入的公司预计可以创造5亿美元的收入，多数来自商业化的视频内容。
而VICE中国也同样会运行商业项目。譬如帆布鞋或滑板鞋品牌会出资赞助VICE中国，让其选择题材并拍摄短片，在VICE中国的渠道上播出。这种做法已经在全球总部进行了许多年，而它也可以让VICE中国实现盈亏平衡。
虽然观看电视已经像是一个老套的行为，但VICE依然想积极地抢占这个阵地，越来越重视电视内容的制作。从纪录片到新闻短片，“电视是我们发展的下一步。”Shane Smith如此强调。
如今，美国HBO每周会播放30分钟的VICE节目，栏目的广告语为“来自边缘的新闻”，而HBO上这个栏目的观众平均年龄是46至50岁。时代华纳与VICE的合作意向中，也含有让VICE运营HLN有线新闻台的计划。
VICE中国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渠道，它也在给总部提供《玉林狗肉节》这样的内容。VICE中国正在赢取越来越多的关注度，访问量以每周10%左右的速度增长。然而朱薇也在摸索哪些中国的年轻人会关注VICE，对他们而言，VICE究竟意味着什么。
“VICE是什么？这很难形容。”王怡冰歪着脑袋想了一会，“我就是VICE，但你能准确形容你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