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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2005 年，《艺术人生》做了一期特别节目“2005 年理想”，朱军邀请了杨澜、白岩松、崔永元、曹可凡、张越、王志、元元等国内当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畅谈他们多年的职业发展和2005 年愿望。不管是严肃的白岩松、活泼的杨澜、朴实的张越、理性的曹可凡，还是幽默的崔永元、富有亲和力的董卿、王志，都在《艺术人生》中坦露了平时不为人知的心情故事，更让观众在他们的讲述中深深地体会到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快乐和艰辛。
杨澜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主持《正大综艺》《杨澜工作室》等节目；现任香港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集团主席。
杨澜：我差点从《正大综艺》上被换下来
回忆起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杨澜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是要平衡自己到底是谁、别人怎么看你。面对众多观众来信，杨澜深感无奈：“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最后我想最安全的办法，可能还是做自己。所以，我做回自己，该笑的时候就笑。”
杨澜亲和而不失个性，使她家喻户晓，终于有了第一次被人“认”出来的有趣经历。一回她坐出租车，跟司机乱贫，说了半天，等到下车结账的时候，出租司机冲着杨澜说，我听你这声呀，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想起这段搞笑的往事杨澜不由朗声大笑，她说这确实满足了自己的一点虚荣心，但同时也带来一种不敢轻举妄动的恐惧，确切地说是虚荣心和敬畏感同时存在。
但杨澜并非一夜成名的，她在节目中披露自己也差点从《正大综艺》上被换下来。一度制片人想把年轻的杨澜换掉，但给了杨澜三个月的时间，如果她在这三个月内还能做好节目，就还有机会；但做得不够好的话，肯定就换人。杨澜委屈极了，觉得命运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她不甘心自己像棋子一样被搬来搬去。从那个时候起，杨澜开始坚持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虽然只是一个主持人，但她要掌握自己在说什么、要表达什么。
杨澜还想起在美国留学期间，从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转向新闻类的主持人时左右摇摆的痛苦过程。她说给她印象最深刻的两次采访，第一次是在美国采访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还是采访基辛格。但第一次采访一点儿都没准备，就觉得要穿漂亮点，妆化得好看点，想几个有趣的问题，比如喜不喜欢北京烤鸭之类的就去了。后来过了好几年，杨澜又有机会第二次采访基辛格，这一次杨澜把基辛格所有的论文、书、演讲稿、外交谋略、别人写他的书全都看了，做足了功课。杨澜反思这两次采访，第一次仍是做播报的感觉，把写好的问题都背出来，但第二次就把准备的资料变成自己的，能够现场去反应、去提问。
在杨澜看来，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是和自己的节目生长在一起的，而非无所不能。所以她说“内容为王”，她去做“杨澜工作室”，她创办阳光卫视。这就是杨澜的转变。中国最好的主持人都和最好的节目一起成长。
白岩松 中国著名新闻主持人， 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先后主持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国庆50 周年庆典、进入新千年、悉尼奥运会等重大直播。现在主持《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东方时空》。
白岩松：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十年后的自己
杨澜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就是在讲故事；白岩松说，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传媒当中靠出头露面、说话来工作、挣工资的一个行当。在这个问题上，杨澜要比白岩松浪漫，白岩松却更现实。主持人再光彩，本质上也是一份职业。
因此，和其他职业人士一样，白岩松这个名主持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许压力要比普通职业人来得更大。他说自己的压力分成很具体的两种：有节目做的压力和没节目做的压力。
压力最大的一次经历让白岩松感受到的是恐惧。那是1997 年香港回归，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白岩松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部分的直播。严谨而智慧的白岩松每次演练的时候，说完“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就嗡一下子乱了。那段日子里，白岩松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经常半夜12 点钟去喝酒，喝完才能睡一会儿。
白岩松的第二次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 年从悉尼奥运会回来，白岩松就从《东方时空》出来，创办一个叫《子夜》的新栏目。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创办成，那种渴望转变和突破的欲望更强，但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个节目都没能出台。白岩松说，那时候的压力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过去已经被结束了，但新的，以为很快可以到来，却迟迟没有到来，突然一切就终止了。这样的压力相信很多职场人士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
因为一句话，白岩松被人误解成“特别狂”。曾经有人问他，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白岩松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他这么说，十年后在朱军的节目中，他还是这么说。因为不论什么时候都难对自己的现在满意，这就是白岩松对自己的高要求吧。也许2015 年的时候他还是会说，我喜欢十年后的自己。
白岩松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像球星挂靴开告别赛一样有一个告别仪式，在告别时，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他说那是最好的主持人。
张越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主持《半边天》《张越访谈》等节目。
张越：糊里糊涂当上名主持
年轻时候的张越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当作家；第二个理想是唱歌剧；第三个理想是当厨师。没想到最后却成了主持人，还是被人套进去的。最早，身为教师的张越被邀请到《半边天》中的小栏目《梦想成真》做了一回嘉宾。节目组派张越到周庄和苏州去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结果张越的自然得到制片人的肯定。但制片人也有顾虑，因为十年前的电视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多元，那时的主持人都长得很漂亮，像张越这么有特点的人，节目组既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不答应，也怕伤了张越的自尊心。于是，节目组跟张越说，你再当一期嘉宾吧。第二个星期他们又打电话让张越接着当嘉宾，张越心想，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来……一个月之后还找张越当嘉宾，张越都糊涂了。制片人这才说了实话，还对张越说，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
张越还在访谈中很大方地调侃起自己的形象来，说自己现在比刚主持节目时好多了。那会当主持人，张越一直以为自己是嘉宾。
大学刚毕业的张越是个非常朴实的老师，每天一下课就从课堂直接到央视演播室，穿着大T 恤坐那儿开始说话，不知道化妆打扮。用张越的话说就是“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满脑袋都是粉笔灰”就开始录节目。节目做完，制片人很正式地和张越谈了一次，说，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没想到就是这“正式的衣服”令张越傻了眼，在穿大毛衣和T恤的张越看来，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于是我只好四处找人借礼服去了。一个邻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张越当时想，我得穿这件衣服，但不能这么穿，得在里头套上自己的衣服。她找了一套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外边套着那件黑纱镂空的晚礼服，拖得很长就进了演播室。张越说，那天看完片子，我记得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
做《张越访谈》之后，不断地有人告诉她，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休息、娱乐，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乐天的张越充满了困惑和矛盾。
曹可凡 东方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共度好时光》《飞越太平洋》等优秀节目，现主持《可凡倾听》。
曹可凡：为电视放弃了手术刀
曹可凡进入媒体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他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求学，上海电视台要办《我们大学生》，寻找大学生主持人，曹可凡前去报名并过关斩将，顺利地成了栏目主持人。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电视台打工，直到面临毕业。曹可凡原来特别希望能做瑞京医院的内科大夫，还想好了跟哪位医师，可他又觉得电视挺逗、挺好玩，割舍不下。有没有两全之策？思前想后，曹可凡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去读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曹可凡又当了几年老师，但他发现自己对电视越来越狂热，连他的导师都劝他，你还是去吧，估计你干我这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于是曹可凡去了上海电视台。
几乎很多主持人开始都不知道电视是做什么的，无一例外，这些名主持也都经过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多年以后，曹可凡开办了《可凡倾听》，“我应该用电视的手段，把那些艺术家、文化家的所思所想、人生经历记录下来，去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去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和历史都被慢慢地淡忘了。
即便节目做得艰辛，曹可凡依然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因为经费紧张，节目组出差都是乘坐火车，在北京住最便宜的旅馆，又是漏水又是漏电，但他们一录就是5 ～ 7 期节目。一年采访了50 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都是由实习生收集资料，曹可凡自己打电话约嘉宾、自己做采访提纲。原来习惯早睡、倒下就能睡着的曹可凡从此没在两点以前睡过觉。
在曹可凡心中，主持人是一棵树，不是一朵花。他希望自己这棵树越来越繁茂，带给观众一种人生的力量和期待。节目中，曹可凡在谈及自己的父亲因为忧郁症去世时，不由地伤心落泪，并透露自己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将来有一天“下课”，他要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言及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很多，全世界有上亿的心理有疾患的人，在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而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他希望自己以后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杨澜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主持《正大综艺》《杨澜工作室》等节目；现任香港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集团主席。
杨澜：我差点从《正大综艺》上被换下来
回忆起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杨澜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是要平衡自己到底是谁、别人怎么看你。面对众多观众来信，杨澜深感无奈：“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最后我想最安全的办法，可能还是做自己。所以，我做回自己，该笑的时候就笑。”
杨澜亲和而不失个性，使她家喻户晓，终于有了第一次被人“认”出来的有趣经历。一回她坐出租车，跟司机乱贫，说了半天，等到下车结账的时候，出租司机冲着杨澜说，我听你这声呀，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想起这段搞笑的往事杨澜不由朗声大笑，她说这确实满足了自己的一点虚荣心，但同时也带来一种不敢轻举妄动的恐惧，确切地说是虚荣心和敬畏感同时存在。
但杨澜并非一夜成名的，她在节目中披露自己也差点从《正大综艺》上被换下来。一度制片人想把年轻的杨澜换掉，但给了杨澜三个月的时间，如果她在这三个月内还能做好节目，就还有机会；但做得不够好的话，肯定就换人。杨澜委屈极了，觉得命运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但她不甘心自己像棋子一样被搬来搬去。从那个时候起，杨澜开始坚持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虽然只是一个主持人，但她要掌握自己在说什么、要表达什么。
杨澜还想起在美国留学期间，从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转向新闻类的主持人时左右摇摆的痛苦过程。她说给她印象最深刻的两次采访，第一次是在美国采访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还是采访基辛格。但第一次采访一点儿都没准备，就觉得要穿漂亮点，妆化得好看点，想几个有趣的问题，比如喜不喜欢北京烤鸭之类的就去了。后来过了好几年，杨澜又有机会第二次采访基辛格，这一次杨澜把基辛格所有的论文、书、演讲稿、外交谋略、别人写他的书全都看了，做足了功课。杨澜反思这两次采访，第一次仍是做播报的感觉，把写好的问题都背出来，但第二次就把准备的资料变成自己的，能够现场去反应、去提问。
在杨澜看来，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是和自己的节目生长在一起的，而非无所不能。所以她说“内容为王”，她去做“杨澜工作室”，她创办阳光卫视。这就是杨澜的转变。中国最好的主持人都和最好的节目一起成长。
白岩松 中国著名新闻主持人， 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先后主持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国庆50 周年庆典、进入新千年、悉尼奥运会等重大直播。现在主持《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东方时空》。
白岩松：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十年后的自己
杨澜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就是在讲故事；白岩松说，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传媒当中靠出头露面、说话来工作、挣工资的一个行当。在这个问题上，杨澜要比白岩松浪漫，白岩松却更现实。主持人再光彩，本质上也是一份职业。
因此，和其他职业人士一样，白岩松这个名主持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许压力要比普通职业人来得更大。他说自己的压力分成很具体的两种：有节目做的压力和没节目做的压力。
压力最大的一次经历让白岩松感受到的是恐惧。那是1997 年香港回归，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白岩松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部分的直播。严谨而智慧的白岩松每次演练的时候，说完“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就嗡一下子乱了。那段日子里，白岩松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经常半夜12 点钟去喝酒，喝完才能睡一会儿。
白岩松的第二次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 年从悉尼奥运会回来，白岩松就从《东方时空》出来，创办一个叫《子夜》的新栏目。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创办成，那种渴望转变和突破的欲望更强，但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个节目都没能出台。白岩松说，那时候的压力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过去已经被结束了，但新的，以为很快可以到来，却迟迟没有到来，突然一切就终止了。这样的压力相信很多职场人士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
因为一句话，白岩松被人误解成“特别狂”。曾经有人问他，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白岩松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他这么说，十年后在朱军的节目中，他还是这么说。因为不论什么时候都难对自己的现在满意，这就是白岩松对自己的高要求吧。也许2015 年的时候他还是会说，我喜欢十年后的自己。
白岩松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像球星挂靴开告别赛一样有一个告别仪式，在告别时，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他说那是最好的主持人。
张越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主持《半边天》《张越访谈》等节目。
张越：糊里糊涂当上名主持
年轻时候的张越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当作家；第二个理想是唱歌剧；第三个理想是当厨师。没想到最后却成了主持人，还是被人套进去的。最早，身为教师的张越被邀请到《半边天》中的小栏目《梦想成真》做了一回嘉宾。节目组派张越到周庄和苏州去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结果张越的自然得到制片人的肯定。但制片人也有顾虑，因为十年前的电视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多元，那时的主持人都长得很漂亮，像张越这么有特点的人，节目组既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不答应，也怕伤了张越的自尊心。于是，节目组跟张越说，你再当一期嘉宾吧。第二个星期他们又打电话让张越接着当嘉宾，张越心想，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来……一个月之后还找张越当嘉宾，张越都糊涂了。制片人这才说了实话，还对张越说，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
张越还在访谈中很大方地调侃起自己的形象来，说自己现在比刚主持节目时好多了。那会当主持人，张越一直以为自己是嘉宾。
大学刚毕业的张越是个非常朴实的老师，每天一下课就从课堂直接到央视演播室，穿着大T 恤坐那儿开始说话，不知道化妆打扮。用张越的话说就是“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满脑袋都是粉笔灰”就开始录节目。节目做完，制片人很正式地和张越谈了一次，说，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没想到就是这“正式的衣服”令张越傻了眼，在穿大毛衣和T恤的张越看来，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于是我只好四处找人借礼服去了。一个邻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张越当时想，我得穿这件衣服，但不能这么穿，得在里头套上自己的衣服。她找了一套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外边套着那件黑纱镂空的晚礼服，拖得很长就进了演播室。张越说，那天看完片子，我记得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
做《张越访谈》之后，不断地有人告诉她，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休息、娱乐，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乐天的张越充满了困惑和矛盾。
曹可凡 东方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共度好时光》《飞越太平洋》等优秀节目，现主持《可凡倾听》。
曹可凡：为电视放弃了手术刀
曹可凡进入媒体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他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求学，上海电视台要办《我们大学生》，寻找大学生主持人，曹可凡前去报名并过关斩将，顺利地成了栏目主持人。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电视台打工，直到面临毕业。曹可凡原来特别希望能做瑞京医院的内科大夫，还想好了跟哪位医师，可他又觉得电视挺逗、挺好玩，割舍不下。有没有两全之策？思前想后，曹可凡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去读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曹可凡又当了几年老师，但他发现自己对电视越来越狂热，连他的导师都劝他，你还是去吧，估计你干我这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于是曹可凡去了上海电视台。
几乎很多主持人开始都不知道电视是做什么的，无一例外，这些名主持也都经过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多年以后，曹可凡开办了《可凡倾听》，“我应该用电视的手段，把那些艺术家、文化家的所思所想、人生经历记录下来，去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去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和历史都被慢慢地淡忘了。
即便节目做得艰辛，曹可凡依然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因为经费紧张，节目组出差都是乘坐火车，在北京住最便宜的旅馆，又是漏水又是漏电，但他们一录就是5 ～ 7 期节目。一年采访了50 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都是由实习生收集资料，曹可凡自己打电话约嘉宾、自己做采访提纲。原来习惯早睡、倒下就能睡着的曹可凡从此没在两点以前睡过觉。
在曹可凡心中，主持人是一棵树，不是一朵花。他希望自己这棵树越来越繁茂，带给观众一种人生的力量和期待。节目中，曹可凡在谈及自己的父亲因为忧郁症去世时，不由地伤心落泪，并透露自己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将来有一天“下课”，他要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言及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很多，全世界有上亿的心理有疾患的人，在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而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他希望自己以后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