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故乡是一个人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我的故乡既是我出生的乡下，也是我从小读书的县城，它是被一条几十里的山路连接起来的。这条山路，刻着我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喜欢说自己是在乡下出生的，其实那里并不是一个边远的村寨。说“乡下”，是因为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因为交通不便，相对县城而言感到边远。于我而言，这样说更有一种亲切感。我出生在贵州织金县的以那镇上，那时叫以那架区。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从小就跟母亲和奶奶住在一起。我外婆家是在织金县城，父亲也是在县城工作。我童年的时光大部分是那里度过的，因为到了读书的年龄，我就到城里进小学直到如今。少年时我常到乡下的家度过假期，特别是过年。那时候从以那到城里，还真的就像是“进城”，要去一趟可真不容易！最早的时候有一条马路，可是没有班车，后来有了班车每天才往返一趟。要从茶店、八步颠簸绕行一百余里路。坐车的人很多，早早就到街上等候、翘首以盼。班车到中午时才来，可车还没停稳大家就蜂拥而至，售票员简直躲闪不及。车票是1.4元，能买到票坐车的人很少，每次都有十来张票给讲关系的留着，车子不大也不能超载。人们要进城或下乡很多时候都是走路。我从小往返于外婆或奶奶家，也记不清有多少个来回了，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六七十里的山路沿途的地名和景物：那些乘凉歇气的垭口、那处泉水汩汩的凉水井、寨子里那棵粗大的桂花树、那些常在路上遇到的熟人。翻山越岭、爬坡下坎也得差不多一天时间。
我跟父亲一起走的次数最多。从城里去老家时，中途走到板桥公社时，我们都爱在桥边的一户姓陈的人家歇脚吃饭。那户人家卖有挂面、豆腐和糍粑，也给过往的路人提供煮面食、喝茶水的方便。父亲最爱吃的菜，是把他在路边的土里或偏坡上扯的野苦蒜、跟新辣椒、豆豉颗一起烩白豆腐。父亲的胃口一向很好，走得也累，一连要吃几碗饭。他啧啧称道说，就是吃龙肉也没有这样香！好似享用了世上最美的佳肴。那是一个物质贫乏，以票证限量购物的年代，父亲对生活的奢求，也不过如此。吃完饭歇了一会，我们又上路，开始爬寒坡岭了。走这条路要翻过好几道大的山梁，其中最高的是寒坡岭。待我们提着口袋在烈日底下喘着气，慢慢地爬到坡顶时，父亲的背心已湿了一片。我听街坊长辈说过，我爷爷之前娶过两个奶奶，都先后病逝了，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才又娶了我奶奶。我奶奶生了三个子女，父亲是独子，在家从小被大人宠着，有些娇生惯养。可我看到父亲爬坡时那坚毅的神情，总不太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和父亲坐在寒坡岭垭口的一棵大树下，远望着夕阳下起伏的群山和层层的梯田，让山风微微的吹拂着，凉快极了！在那里我们坐的时间总要长些。那个垭口，我记得最清。后来，当我读到吴勇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水西悲歌》里，吴三桂迎娶俄妮诺黛的队伍在寒坡岭被打劫的情节时，就会想起我跟已经去世的父亲在那里乘凉的情景。
记得我和弟弟跟奶奶一起从城里回家的那次，走得很慢。奶奶的身体不好，还带着病。她来城里进些小百货逢赶场天摆摊卖。可回去的时候没有车，又要赶回去第二天摆摊卖东西，就只好走路了。那天清早我们吃好饭，带上糍粑和婆婆拿的饼干就上路了。奶奶咳嗽得厉害，我们只好边歇边走，走走停停。一路上奶奶给我们说些以前的事儿。奶奶告诉我，我是在街上遭了一场大火的那年的第二年出世的。那场火好大哦！全街上下的木房都被烧得干干净净，三天以后地上都还是烫的。她说那火势是如何的迅猛、蔓延、惨烈。白天到处是炙烤的热浪、飞扬的灰烬、哭喊和叫骂的声音，夜晚的天被火光照得通红。我亲眼看到后来街上又遭过两次火，竟使得人们都谈火色变，于是就凑钱请端公道士设坛念经作法“扫火星”。我母亲就跟我说起过，她是在临时筑起来的土墙房里坐的月子，下雨的时候就撑着伞，因为潮湿，竟至落下了“风瘫”的病，脚走不了路。我外婆听后，就把她接到城里去医治了很长时间，到底把瘫病给治好了。
有关我乡下的奶奶跟城里的外婆结为亲家的事情，是姑妈跟我说的，我父亲考到县城里读初中，是寄住在我外婆家开的客栈里。婆婆看他是个读书人，人本份，小伙子也长得好，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那时的城乡差别很大，奶奶家以前虽是有些田土，但土地改革后就也不再是殷实人家。爷爷去世后，一家四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根本拿不出钱迎娶我母亲，幸得我舅爷资助，加之我外婆虽是县城里的大户人家，却也没有嫌贫爱富。街上的人都交口称道，说我奶奶在城里结了一门好亲，着实很羡慕！在路上，奶奶说，当年我母亲出阁的时候坐的是八抬大轿，走的就是这条山路。接回去治病时也是坐着轿子从这条路进城的。我的母亲一生辛劳，面对生活的重压，她备尝了各种艰难与辛酸。走下花轎自己当家立业后，她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能耐，令乡亲们交口称道。记得，我也跟母亲一起背着米粉，走过这条山路。奶奶对我们说，娃娃，你们的命贵着呢！要好好读书，以后才会有出息！我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还好，那天没有下雨，走到天刷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家。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她是在县城里治病时在医院去世的。我爷爷的坟是在以那乡下，奶奶生前也说过想落叶归根的意思，可是那时公路不畅通，车也很难找。对于我们来说，要把奶奶送回老家安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只好在城外买了块坟地，安葬了奶奶。
以前，老家的人进县城都得走这条山路，他们走的也很艰苦，可从这条路走出去的老家人，历来在外面出人头地的人却不少。无论从政、经商、为文，有作为的大有人在，他们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发挥着突出的才智，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在我稚嫩的眼光里，老家的人生活是苦涩的，也是坚韧的。那里有一首民谣：“以那架，摇车坝；两头高，中间凹，摇到三十夜打光胯。”这是他们对现实无奈的自嘲，也表现出一种诙谐与达观的态度。在那些清贫而酸涩的日子里，为了生存，为了温饱，他们在自己家里或简易的作坊里，用当地出产的粮食和祖辈传下来的技艺，熬更守夜、起早贪黑地煮酒、熬糖、磨豆腐、打黄耙；他们挖煤、拉车、赶马；栽秧、割谷、犁牛、打耙；他们用大米、包谷的酒糟和豆渣来喂猪、养鸡、养鸭。他们忙家里的、忙地里的、忙外面的，回到家里，他们用袖口揩着额头的汗珠，用木瓢从砂缸里舀水咕咕地喝下，然后端起土碗，大口地吃着包谷饭、老酸汤。看着地里的苗转青、圈里的猪长膘、窝里的鸡下蛋，心里感到很是惬意。不过他们并不满足在自家门前显能或只做当地人的生意，不满足付出了辛劳的汗水，只赚取着微薄的利润，而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推销出去，卖给城里的人。于是，他们背着夹箩，走在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城里的人喜欢他们用晚米烤的酒，喜欢他们做的核桃糖和用糯米和黄豆做的麻子黄耙，他们做的豆腐干比别处的好，鲜嫩好吃，买的人多，价格自然也要卖得高一些。 走在这条山路上的多是老家的青壮年汉子，还有年轻的姑娘和妇女。老家的年轻女子身段高挑、眼睛明亮、瓜子脸、长长的发辫披到后背、笑起来很温和，露出白白的牙齿，说话的声音很清脆。她们在街上的摊桌前站成了亮丽的风景。不过这种天生的优势好像坡地上的野菊花，只在层层叠叠的山峦间恣意地开放。上苍并没有因此给她们带来格外的福份。她们仍然跟男子一样的下力气、做粗活。她们也同样的背着沉重的夹箩赶乡场、跳花坡、串寨子，走在这条山路上。她们把东西卖到城里，又从城里买回些紧缺的物品，比如香烟、电池、肥皂……从中赚点差价。她们风里来雨里往地走在这条山路上，跟男子一样有揣着血汗钱的快意，也有躲避工商人员阻截的张皇。计划经济时期，在很长的时间里，做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连在家门口发豆芽、烙臭豆腐也得躲躲藏藏。这样进城来回的买卖，自然被视为扰乱市场的不法行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抓住一律没收，也没谁敢去说情。好在她们机智敏捷，总结了一些对付的办法，虽然多绕些路，多等些时间，大都没有“中招”，能保住夹箩里“经商”的本钱，也有了生活的希望。但也时常有人不小心被抓住，苦苦哀求没有用，只有面对大山一脸的茫然。老家的人就是这样，在清苦的日子里凭着这样的坚韧走出家门，爬坡下坎、翻山越岭、走過九弯十八拐，要见识外面新奇的世界，并闯荡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如今，昔日被“地无三里平”调侃的贵州，交通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世人刮目。其高桥飞架、穿洞越涧的高速公路已经县县贯通。我们通往邻县和外地已开通了铁路和数条高速公路。老家的那条山路，已经被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所替代。外面的世界对老家人而言，已不再遥远。老家的人日子也今非昔比，过得有滋有味，那些苦涩与辛酸已经成为了过去。
每年清明前后，我们的家人都要从县城去老家上坟。那里，还长眠着我的爷爷、祖辈、亲友；长眠着面容慈祥，悉心关照过我的“老祖祖”，她是我奶奶的母亲，裹着小脚，也许一生都没有走出过那条山路！恍若梦里，我自己开车上高速公路，不过半小时就到了以那镇上，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当我透过车窗，看到两旁熟悉的山峦，看到那条走了几辈人、已经长满了荒草的山路，脑海里总会不断地闪现出那些关于老家的模糊的影像。
山路，我记忆里的这条老家的山路，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份情感的珍藏！
——选自《品读织金》
我喜欢说自己是在乡下出生的，其实那里并不是一个边远的村寨。说“乡下”，是因为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因为交通不便，相对县城而言感到边远。于我而言，这样说更有一种亲切感。我出生在贵州织金县的以那镇上，那时叫以那架区。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从小就跟母亲和奶奶住在一起。我外婆家是在织金县城，父亲也是在县城工作。我童年的时光大部分是那里度过的，因为到了读书的年龄，我就到城里进小学直到如今。少年时我常到乡下的家度过假期，特别是过年。那时候从以那到城里，还真的就像是“进城”，要去一趟可真不容易！最早的时候有一条马路，可是没有班车，后来有了班车每天才往返一趟。要从茶店、八步颠簸绕行一百余里路。坐车的人很多，早早就到街上等候、翘首以盼。班车到中午时才来，可车还没停稳大家就蜂拥而至，售票员简直躲闪不及。车票是1.4元，能买到票坐车的人很少，每次都有十来张票给讲关系的留着，车子不大也不能超载。人们要进城或下乡很多时候都是走路。我从小往返于外婆或奶奶家，也记不清有多少个来回了，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六七十里的山路沿途的地名和景物：那些乘凉歇气的垭口、那处泉水汩汩的凉水井、寨子里那棵粗大的桂花树、那些常在路上遇到的熟人。翻山越岭、爬坡下坎也得差不多一天时间。
我跟父亲一起走的次数最多。从城里去老家时，中途走到板桥公社时，我们都爱在桥边的一户姓陈的人家歇脚吃饭。那户人家卖有挂面、豆腐和糍粑，也给过往的路人提供煮面食、喝茶水的方便。父亲最爱吃的菜，是把他在路边的土里或偏坡上扯的野苦蒜、跟新辣椒、豆豉颗一起烩白豆腐。父亲的胃口一向很好，走得也累，一连要吃几碗饭。他啧啧称道说，就是吃龙肉也没有这样香！好似享用了世上最美的佳肴。那是一个物质贫乏，以票证限量购物的年代，父亲对生活的奢求，也不过如此。吃完饭歇了一会，我们又上路，开始爬寒坡岭了。走这条路要翻过好几道大的山梁，其中最高的是寒坡岭。待我们提着口袋在烈日底下喘着气，慢慢地爬到坡顶时，父亲的背心已湿了一片。我听街坊长辈说过，我爷爷之前娶过两个奶奶，都先后病逝了，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才又娶了我奶奶。我奶奶生了三个子女，父亲是独子，在家从小被大人宠着，有些娇生惯养。可我看到父亲爬坡时那坚毅的神情，总不太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和父亲坐在寒坡岭垭口的一棵大树下，远望着夕阳下起伏的群山和层层的梯田，让山风微微的吹拂着，凉快极了！在那里我们坐的时间总要长些。那个垭口，我记得最清。后来，当我读到吴勇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水西悲歌》里，吴三桂迎娶俄妮诺黛的队伍在寒坡岭被打劫的情节时，就会想起我跟已经去世的父亲在那里乘凉的情景。
记得我和弟弟跟奶奶一起从城里回家的那次，走得很慢。奶奶的身体不好，还带着病。她来城里进些小百货逢赶场天摆摊卖。可回去的时候没有车，又要赶回去第二天摆摊卖东西，就只好走路了。那天清早我们吃好饭，带上糍粑和婆婆拿的饼干就上路了。奶奶咳嗽得厉害，我们只好边歇边走，走走停停。一路上奶奶给我们说些以前的事儿。奶奶告诉我，我是在街上遭了一场大火的那年的第二年出世的。那场火好大哦！全街上下的木房都被烧得干干净净，三天以后地上都还是烫的。她说那火势是如何的迅猛、蔓延、惨烈。白天到处是炙烤的热浪、飞扬的灰烬、哭喊和叫骂的声音，夜晚的天被火光照得通红。我亲眼看到后来街上又遭过两次火，竟使得人们都谈火色变，于是就凑钱请端公道士设坛念经作法“扫火星”。我母亲就跟我说起过，她是在临时筑起来的土墙房里坐的月子，下雨的时候就撑着伞，因为潮湿，竟至落下了“风瘫”的病，脚走不了路。我外婆听后，就把她接到城里去医治了很长时间，到底把瘫病给治好了。
有关我乡下的奶奶跟城里的外婆结为亲家的事情，是姑妈跟我说的，我父亲考到县城里读初中，是寄住在我外婆家开的客栈里。婆婆看他是个读书人，人本份，小伙子也长得好，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那时的城乡差别很大，奶奶家以前虽是有些田土，但土地改革后就也不再是殷实人家。爷爷去世后，一家四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根本拿不出钱迎娶我母亲，幸得我舅爷资助，加之我外婆虽是县城里的大户人家，却也没有嫌贫爱富。街上的人都交口称道，说我奶奶在城里结了一门好亲，着实很羡慕！在路上，奶奶说，当年我母亲出阁的时候坐的是八抬大轿，走的就是这条山路。接回去治病时也是坐着轿子从这条路进城的。我的母亲一生辛劳，面对生活的重压，她备尝了各种艰难与辛酸。走下花轎自己当家立业后，她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能耐，令乡亲们交口称道。记得，我也跟母亲一起背着米粉，走过这条山路。奶奶对我们说，娃娃，你们的命贵着呢！要好好读书，以后才会有出息！我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还好，那天没有下雨，走到天刷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家。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她是在县城里治病时在医院去世的。我爷爷的坟是在以那乡下，奶奶生前也说过想落叶归根的意思，可是那时公路不畅通，车也很难找。对于我们来说，要把奶奶送回老家安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只好在城外买了块坟地，安葬了奶奶。
以前，老家的人进县城都得走这条山路，他们走的也很艰苦，可从这条路走出去的老家人，历来在外面出人头地的人却不少。无论从政、经商、为文，有作为的大有人在，他们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发挥着突出的才智，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在我稚嫩的眼光里，老家的人生活是苦涩的，也是坚韧的。那里有一首民谣：“以那架，摇车坝；两头高，中间凹，摇到三十夜打光胯。”这是他们对现实无奈的自嘲，也表现出一种诙谐与达观的态度。在那些清贫而酸涩的日子里，为了生存，为了温饱，他们在自己家里或简易的作坊里，用当地出产的粮食和祖辈传下来的技艺，熬更守夜、起早贪黑地煮酒、熬糖、磨豆腐、打黄耙；他们挖煤、拉车、赶马；栽秧、割谷、犁牛、打耙；他们用大米、包谷的酒糟和豆渣来喂猪、养鸡、养鸭。他们忙家里的、忙地里的、忙外面的，回到家里，他们用袖口揩着额头的汗珠，用木瓢从砂缸里舀水咕咕地喝下，然后端起土碗，大口地吃着包谷饭、老酸汤。看着地里的苗转青、圈里的猪长膘、窝里的鸡下蛋，心里感到很是惬意。不过他们并不满足在自家门前显能或只做当地人的生意，不满足付出了辛劳的汗水，只赚取着微薄的利润，而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推销出去，卖给城里的人。于是，他们背着夹箩，走在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城里的人喜欢他们用晚米烤的酒，喜欢他们做的核桃糖和用糯米和黄豆做的麻子黄耙，他们做的豆腐干比别处的好，鲜嫩好吃，买的人多，价格自然也要卖得高一些。 走在这条山路上的多是老家的青壮年汉子，还有年轻的姑娘和妇女。老家的年轻女子身段高挑、眼睛明亮、瓜子脸、长长的发辫披到后背、笑起来很温和，露出白白的牙齿，说话的声音很清脆。她们在街上的摊桌前站成了亮丽的风景。不过这种天生的优势好像坡地上的野菊花，只在层层叠叠的山峦间恣意地开放。上苍并没有因此给她们带来格外的福份。她们仍然跟男子一样的下力气、做粗活。她们也同样的背着沉重的夹箩赶乡场、跳花坡、串寨子，走在这条山路上。她们把东西卖到城里，又从城里买回些紧缺的物品，比如香烟、电池、肥皂……从中赚点差价。她们风里来雨里往地走在这条山路上，跟男子一样有揣着血汗钱的快意，也有躲避工商人员阻截的张皇。计划经济时期，在很长的时间里，做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连在家门口发豆芽、烙臭豆腐也得躲躲藏藏。这样进城来回的买卖，自然被视为扰乱市场的不法行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抓住一律没收，也没谁敢去说情。好在她们机智敏捷，总结了一些对付的办法，虽然多绕些路，多等些时间，大都没有“中招”，能保住夹箩里“经商”的本钱，也有了生活的希望。但也时常有人不小心被抓住，苦苦哀求没有用，只有面对大山一脸的茫然。老家的人就是这样，在清苦的日子里凭着这样的坚韧走出家门，爬坡下坎、翻山越岭、走過九弯十八拐，要见识外面新奇的世界，并闯荡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如今，昔日被“地无三里平”调侃的贵州，交通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世人刮目。其高桥飞架、穿洞越涧的高速公路已经县县贯通。我们通往邻县和外地已开通了铁路和数条高速公路。老家的那条山路，已经被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所替代。外面的世界对老家人而言，已不再遥远。老家的人日子也今非昔比，过得有滋有味，那些苦涩与辛酸已经成为了过去。
每年清明前后，我们的家人都要从县城去老家上坟。那里，还长眠着我的爷爷、祖辈、亲友；长眠着面容慈祥，悉心关照过我的“老祖祖”，她是我奶奶的母亲，裹着小脚，也许一生都没有走出过那条山路！恍若梦里，我自己开车上高速公路，不过半小时就到了以那镇上，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当我透过车窗，看到两旁熟悉的山峦，看到那条走了几辈人、已经长满了荒草的山路，脑海里总会不断地闪现出那些关于老家的模糊的影像。
山路，我记忆里的这条老家的山路，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份情感的珍藏！
——选自《品读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