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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里有一篇《逸民列传》，在其他的一些篇章里，还记录了一些隐士，那么，逸民与隐士有何区别呢？为此，笔者专门写有《逸民与隐士之别》一文加以说明，主要强调了逸民其实是公民，是在政治生活之外寻找人生的人。相比而言，隐士虽然有些行为方式与逸民相似，但他们依旧是生活在政治体制里的人，无论进退，都和政治脱不了干系，心里头还是有所牵挂。如果把政治生活当作一个局，逸民是局外人，隐士则是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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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隐士里，西汉时期最有名的当属商山四皓，他们之所以归隐，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还是认为刘邦不会重用他们，但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所以后来在皇室立储问题上，他们支持了吕后，而且还取得了成功。他们虽身在江湖，但心仍在庙堂。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在西汉建立之后，选择了激流隐退，隐居去了。因此，也应算作隐士。
王莽代汉之后，由于他自己胡作非为，社会动荡，很多有抱负的人为了避祸自保，选择了归隐，不愿为其效命，等到东汉政权建立，他们看到刘秀是一个好皇帝，于是便纷纷出来入仕做官了。《后汉书·儒林列传>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些人，比如陈留人刘昆。
刘昆是梁孝王的后代，他懂《易经》和汉代礼仪，还雅好音乐。王莽时期他开馆授徒，每年春秋都带领学生私行大礼，县里的官员都来观看，由此王莽派人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王莽失败，天下大乱，他隐居了起来。等到东汉建立，刘秀闻其名，拜他为江陵县令，后又升迁为议郎、侍中、弘农太守、骑都尉等官职。刘昆此人在官场上颇有一套手段。他当江陵县令时，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每当此时，他总是向火叩头，很多次都能止风降雨，旁人都以为他能通神灵，由此得到升迁。他当弘农太守时，光武帝刘秀听说他的教化工作做得好，连老虎都背负幼子北渡黄河而去，刘秀就问你是实行了什么样的德政呢？刘昆说这是偶然现象而已。大臣们都笑他不会说话，刘秀说他这是朴实诚信啊，嘱咐写史的人记录下来，同时提拔刘昆入宫教授皇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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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很多隐士，归隐的原因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因为政治斗争比较激烈，很多人为了避祸，选择了隐居生活。代表人物有袁闳、魏桓、申屠蟠和杜根。
袁闳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袁安在明帝时期即为官，汉和帝时期和外戚窦宪在朝政上多有争斗，到袁闳这一代，依旧有杰出人物，袁绍便是代表。袁闳的父亲袁贺，曾担任彭城国相。有一次，袁闳更名换姓、只身一人从老家去彭城去看望父亲，相府门卫因为不认识他，好几天都不给通报，直到奶妈出来看到他，惊讶不已，他们父子才得以相见。几天后袁闳回乡，袁贺派车送他，袁闳借口晕车，不肯坐。袁贺在彭城去世后，袁闳兄弟去迎接父亲灵柩，不接受任何人的丧葬钱，亲自扶着父亲灵柩回乡，形体枯瘦，手足流血，见者无不动容。袁闳服丧期满后，朝廷征召为官，袁闳都没有去，而是耕读于家中。其时，他的堂伯父袁逢、袁隗都地位显赫，多次赠与他钱财，他都一一拒绝。
袁闳见当时朝政混乱，就告诫他的弟兄们说我们先人留下的福分，我们不去好好珍惜，现在反而在乱世中争权夺利，恐怕会招来灾祸。桓帝晚期，党锢即将兴起，袁闳准备隐居，但因为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不能前往山林，就建了一间土屋，四周都是空地，不设门户，只留一个接纳食物的窗子，每天在土屋中朝东向母亲请安。他的母亲想念他，常常去探望他，母亲走后，他就关上窗子，其他人包括其妻儿兄弟都不见。母亲去世后，袁闳不穿孝服，不设灵位，时人皆以为狂。袁闳在土屋中住了十八年。黄巾事起，闻其名，相约不去他所在地方抢掠，乡人于是都到袁闳住的地方躲难。袁闳五十七岁时去世于土屋中。
魏桓，安阳人，桓帝时期多次被朝廷征召，他都不去。乡人就劝他还是应该去做官。魏桓说做官，就要实现自己平生志向。不过现在皇帝后宫嫔妃数千，良马数万，能让皇帝减少一些吗？围在皇帝身边的，都是些宠臣权贵，能够把他们赶下台吗？乡人回答说：不能！魏桓于是感叹说：那我去做官，不是活着出去死着回来吗！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于是隐居了起来。
申屠蟠，今河南民权人，主要活动于桓、灵二帝时期，有孝名，父亲去世后，十多年不吃肉喝酒。申屠蟠十五岁时，同乡一位女子替父报仇，杀了丈夫家的一个亲戚，被判死罪。申屠蟠去见县令，说该女子的行为是节操义行，如果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应该予以表彰。你是位贤明的父母官，难道不怜悯她吗？县令闻之，免了那女子死罪。申屠蟠由此有名，郭林宗和蔡邕都认为他是个奇才。
陈留郡太守想征召申屠蟠为主簿，申屠蟠没有接受，而是隐居起来，潜心读书。申屠蟠在太学学习时，他的同学、济阴人王子居去世，临死前托付申屠蟠将自己尸身送回故乡，申屠蟠果然将王子居的灵柩送回了故乡。在路上遇见司隶从事，司隶从事对申屠蟠的义举极为赞赏，给他留下一道符牒，方便其路上行事，并要派人护送他，申屠蟠拒绝了。
太尉黄琼征召申屠蟠，他依旧不去。黄琼去世后，归葬江夏，各地豪杰来参加葬礼。大家互相交谈辩论，没有人比得上申屠蟠，只有南阳郡的一个儒生能和他应酬作答。临别时，这位儒生对他说像您这样的人物，很快就会被征召做官，我们很快就能在京城见面了。申屠蟠闻言变色，说我本来认为我和你能谈得来，没想到你是个贪图富贵的人。
之后，又有人举荐申屠蟠为有道，依旧不到任。
申屠蟠与著名的党人范滂亦有交集。当时范滂等人经常抨击朝政，很受人追捧，申屠蟠却认为他们迟早会惹祸，遂隐居起来，不与范滂等人来往。后来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党锢之祸，申屠蟠却免遭祸害。
大将军何进仰慕申屠蟠，多次征召他。申屠蟠还是不到任。何进让与申屠蟠同郡的黄忠写信劝申屠蟠，申屠蟠不回信。
董卓立汉献帝后，申屠蟠又与当时一批名士被朝廷征召，只有申屠蟠没有到任，对很多人的劝说，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不答话。后天下大乱，很多王公重臣都妻离子散，申屠蟠却得以善终，年七十四岁。 杜根，颍川郡定陵县人，性格正直急切，汉安帝时期担任郎中，当时实际执掌朝政的是邓太后。杜根认为安帝已经长大，应该亲政，于是进谏邓太后放权，触犯了邓太后，她下令将杜根装进丝织的袋子里打死。执法者知道杜根的名声，同情他，悄悄告诉执行的人要杖下留情，不要打死，打完后运到城外。杜根醒过来后，邓太后派人来察看他死了没有，杜根就装死，三天后，眼睛里都长了蛆虫，依旧装死，终于得以逃跑，跑到宜城山中一酒家当伙计，卖酒长达十五年，酒家老板知道他非平常人，一直对他很客气。
邓太后死后，汉安帝诏告天下，寻找杜根的子孙录用为官。杜根回到家乡，就被重新起用担任侍御史。有人问杜根：当初你遇大难，故交知己也不少，你又何必隐居山中吃那般苦头呢？杜根说我如果不那么做，一不小心暴露行踪，就会连累亲戚朋友。汉顺帝时，杜根升任济阴太守，七十八岁时去世。
与杜根遇难不去找亲朋避祸的做法相反的，是东汉灵帝时期的张俭，党锢之祸后，张俭遭朝廷通缉，他在逃跑的过程中，经常躲藏在亲朋好友、还有很多仰慕他的人家中，当然，这些人也愿意收留他，结果却是连累了很多人，一百多人被杀。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绝命诗》里写到了杜根与张俭，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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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写到的这几位隐士，他们的隐居，都是被迫的，他们原本就是官员，或者是官宦子弟，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选择了做隐士，即便是魏桓，没有做过官，但他是有做官的愿望的，入仕做出一番事业，是他的志向，不过由于认为时机不对，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而已。
东汉也有先隐居，然后找机会出来做官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隐士，代表人物是仲长统。
仲长统是今天山东邹城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方面作诗作文说那些游说帝王的人图的是立身扬名，而他却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交几个知心朋友，谈谈心，思考老子的玄学，做个隐士等等，因此每逢州县征召，总是称病不就，另一方面，他却又四处游走，寻找机会。二十多岁时，他去拜访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斡。高斡是个仰慕高士的人，很热情接待了他。仲长统对高斡说您有大志向但没有才能，虽然仰慕人才，但不会选择人才，现在我是来提醒您的。高斡也是自负之人，没太理他，仲长统就离开了。没多久，高斡在并州造反，最后失败。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仲长统有远见。
尚书令荀彧听说仲长统很有才学，推荐他做尚书郎，曹操当了丞相后，仲长统又常常参与曹操的军务工作，汉献帝让位的220年，仲长统去世。
仲长统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名叫《昌言》，既谈论政治法制，又谈论隐居避世、修身养性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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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以后，历朝历代所修史书中，几乎都给隐逸者留有专门的章节。笔者大略浏览过后，有以下几个最直接的观感：一是在政治体制外寻找人生的逸民少了，几乎都是在政治体制里讨生活的隐士；二是所记载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不少在职官员；三是隐逸者鱼目混珠，有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归隐、心中仍有不平的人，但更多的是假隐士，装腔作势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待价而沽者有之。下面简单做一些梳理。
先来看三国魏晋时期。第一个来说诸葛亮，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耕种于南阳，暗地里却在计划着三分天下的宏图大略，后来遇到合适的主公，就欣欣然出山，最终鞠躬尽瘁而死。当时像诸葛亮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三国时期众多著名谋士，很多人走的都是如他一般的道路，他们本质上是心怀现实理想，一时蛰居的英雄。
后来的“竹林七贤”，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是当时的名士，有很多与常人不一样的做派，比如饮酒、作诗、服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等等。此外，他们为人做事，又都狂放不羁，而且大多数人是不主张入仕的，所以当他们中的山涛做了司马氏的官之后，另一位名叫嵇康的便写了一封绝交书给他，与之拜拜了。而且嵇康因为在这封绝交书中讽刺了当局和“非汤武而薄周孔”，加之又得罪了权贵，后来竟然被杀了。不过饶是如此，嵇康其实也是心系朝政的，他以一种狂傲的姿态反对礼教，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认为当局搞的是假礼教，他倒是实心要维护真礼教。因此，他反对入仕，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他认为司马氏不值得效力，并不是心甘情愿过隐居生活的。嵇康被杀之后，“七贤”中的阮籍和向秀吸取了教训，应诏了司马氏，不过身在其位不谋其事，阮籍甚至谨慎到了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得以善终，向秀混得还要更好一些，后来官做得挺大的。
向秀的这种做法，后人称之为“朝隐”，即不隐于山林，也不隐于闹市，而是隐于朝廷。当时这样的人有一大批，俨然成为一种风尚，向秀还是迫不得已，更多的人却是权贵官宦子弟，有钱有势有闲，居官不理事，建个园子，种些花草，或者看看山水，自称归隐，实际上却是一种政治的粉饰之物。
这种所谓的“朝隐”，当时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嘲讽，比如谢安就有这样的遭遇。谢安为名门子弟，本以隐士自居，后被东晋权臣桓温征召，过起了“朝隐”的生活。有一次有人献了一些药草给桓温，其中一种既叫小草，又名远志。桓温问谢安，为何一物有两个名字？不等谢安作答，有人就说：“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被说得满面惭色。谢安终归不是真想当隐士，后为东晋辅政，指挥了著名的淝水之战，打败了前秦苻坚。
南北朝时期梁的陶宏景是另一种“隐”法。陶宏景本为朝廷官员，后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曾多次请陶宏景出山，均被拒绝。不过私底下，陶宏景却和梁武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梁武帝经常写信向他请教政事，他亦每每回信作答，因此人称“山中宰相”。陶宏景去世后，梁武帝追赠他为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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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有一个人经常被人当作隐士，便是陶渊明，但笔者认为，陶渊明更应该算是一位逸民。陶渊明一生几次出来做官，又几次辞官而去，最后还是回家种地去了。陶渊明做官与辞官，其实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他本人也是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的人，出来做官，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辞官不做，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黑暗，而是自己没有做官的基本素质，不适合官场的游戏规则。最后一次辞官时，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这样的文章，逞一时之快，说做官不好，从此我要隐居过田园生活，并描述这种生活的种种美好。和现在一些人所说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颇为相似。后来当他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才真正做到心平气和，体味着日常生活的苦乐，感受着生命的衰老变化，直至去世。作为诗人，陶渊明最好的作品也写在此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说的都是家常话和心里话，洗尽铅华，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关于陶渊明的具体评述，请参见本刊2010年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一文） 7
唐朝有盛世之称，有意思的是，人们心目中如此开明强盛的朝代，却是隐士遍地。晚唐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人为了保全自身被迫隐居，但更多的人却是想通过隐居先获得名气，然后再等着朝廷召见，谋个一官半职。京城长安周边的终南山里，住满了隐士，“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时至今日，终南山里依旧住满了隐士，据说有数千人之众。当然，现在想通过归隐再获得一官半职是不可能了，很多人是以此为手段做生意以图发财。笔者恰好认识这么一位隐士，此君本在北京经商写诗，来到终南山号称隐居，实际上是在办培训学院挣钱，后经营不善，又下山回北京去了。
唐代“朝隐”也很流行，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一类人。白居易把隐逸之士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并把自己归为了“中隐”，他甚至还做有一首名叫《中隐》的诗作，现辑录于此，立此存照：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笔者对此的评价：诗是好诗，但是反映出了官场中不负责任的恶俗心态。诗好就好在真实、坦率，没有保留地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这也是很多官场中人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己完全丧失了职业责任感，把只拿俸禄不干活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是故我们称之为恶俗心态。
关于白居易这样的所谓“中隐”者和走终南捷径者，鲁迅先生在《隐士》中的评价很准确，现引用如下：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登仕，是瞰饭之道，归隐，也是瞰饭之道。假使无法瞰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瞰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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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宋史·隐逸传》记载有隐逸者43人，北宋居多，而且还集中于南方，大多家境殷实，生活无忧，很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或者商人的家庭，与其说他们是在归隐，不如说是在赏玩山水，他们的闲情逸致是有政治和经济条件作保证的，政府甚至还对有些隐者以嘉奖的方式进行官方资助。两宋最有名的隐逸者当属隐居于陕西华山的道士陈抟，本刊2010年第五辑《人神之变，陈抟老祖》一文曾对他做过详细的评述，在此再简略说一下。表面上看起来，陈抟是不问世事之人，实际上他一生都没有脱离政治。早年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英雄人物，曾以炼丹修道为名聚集会众，意图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后来他还数次进入朝廷，发现赵氏兄弟有大才能后，便全力支持他们夺权和治理天下。陈抟和宋太祖、宋太宗的关系比陶宏景和梁武帝的关系还要密切，比如他曾应宋太宗之请，以“方外人士”的身份，给太宗的大臣做思想工作，要他们一心一意为皇帝服务，说服务好了，便是最大的修道。赵氏兄弟记了陈抟的恩，便给了他很大的尊荣，陈抟后来被尊为陈抟老祖，实际上政治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隐逸者比较少，《明史》记载的据统计不过才12人，这和明代，尤其是明初不鼓励隐逸之风有关，甚至在法律上禁止士人不为君用。不过到了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另一个群体：山人。山人也以不仕即不参加科举为标榜，但他们却结交权贵和名士，或者参与结社，十分活跃。实际上是科举独木桥不好走之外的另一种谋利手段，已经与隐逸没什么关系了。
清初，出现了一批以隐居为名，不与当局合作的人，比如思想家顾炎武、傅山。他们的不合作，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怀念前朝，以遗民自居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举动。比如顾炎武，自己不做清朝的官，但却不反对自己的外甥去做，所以他的几个外甥后来都做了清朝的大官，顾炎武还在具体工作中给他们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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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笔者从两汉隐士谈起，简略梳理了一下中国古代隐士的基本生态情况。总的来说，隐士依旧是政治生活里的人，他们看时机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以“使性子”或者“装”搏上位或者谋生。
隐士也分几种，一种是混日子的人，利用隐士之名，捞点实际好处，过好点的日子，这部分人是隐士中的大多数，走终南捷径的大都是这类人；另一种是谋进取的人，他们有政治理想或者政治目标，等待时机出山，干一番大事，他们往往是心意难平的英雄，三国时期的很多隐士就属于此类。还有一种本来在朝廷为官，但一时不顺，或者感觉到了厌倦，就选择了归隐，他们中有人真的就隐了，但更多的人等到有合适的机会，还是会再次出山的。
也有一些打着隐士之名的恶俗之士，那些看看山水便附庸风雅自称隐士的有闲阶级属于此类，白居易一样的“朝隐者”也属于此类。他们和“隐”本来没有半点关系，连“隐”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却说自己是隐士，恶俗一也；和那些混日子的隐士不同，那些人至少还在混，混也是要付出努力的，而他们却连混的努力也不愿意付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把玩人生，并将其发展成一种文化，恶俗二也！
隐士与朝廷在位官员之间是一种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他们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统治者比如皇帝就常常利用这种关系来控制或者警策自己的官僚队伍，有官员不好好干了，就撸下去，反正有一大批隐士在那等着呢，随时可以增补进来，这也就是历朝历代大多数皇帝推崇隐逸之风，有时甚至大张旗鼓寻觅隐士的真正动机。
总的来说，隐士本来就是陷在政治漩涡里的人，依旧属于传统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才遭致鲁迅先生的批评。
《后汉书》里有一篇《逸民列传》，在其他的一些篇章里，还记录了一些隐士，那么，逸民与隐士有何区别呢？为此，笔者专门写有《逸民与隐士之别》一文加以说明，主要强调了逸民其实是公民，是在政治生活之外寻找人生的人。相比而言，隐士虽然有些行为方式与逸民相似，但他们依旧是生活在政治体制里的人，无论进退，都和政治脱不了干系，心里头还是有所牵挂。如果把政治生活当作一个局，逸民是局外人，隐士则是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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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隐士里，西汉时期最有名的当属商山四皓，他们之所以归隐，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还是认为刘邦不会重用他们，但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所以后来在皇室立储问题上，他们支持了吕后，而且还取得了成功。他们虽身在江湖，但心仍在庙堂。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在西汉建立之后，选择了激流隐退，隐居去了。因此，也应算作隐士。
王莽代汉之后，由于他自己胡作非为，社会动荡，很多有抱负的人为了避祸自保，选择了归隐，不愿为其效命，等到东汉政权建立，他们看到刘秀是一个好皇帝，于是便纷纷出来入仕做官了。《后汉书·儒林列传>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些人，比如陈留人刘昆。
刘昆是梁孝王的后代，他懂《易经》和汉代礼仪，还雅好音乐。王莽时期他开馆授徒，每年春秋都带领学生私行大礼，县里的官员都来观看，由此王莽派人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王莽失败，天下大乱，他隐居了起来。等到东汉建立，刘秀闻其名，拜他为江陵县令，后又升迁为议郎、侍中、弘农太守、骑都尉等官职。刘昆此人在官场上颇有一套手段。他当江陵县令时，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每当此时，他总是向火叩头，很多次都能止风降雨，旁人都以为他能通神灵，由此得到升迁。他当弘农太守时，光武帝刘秀听说他的教化工作做得好，连老虎都背负幼子北渡黄河而去，刘秀就问你是实行了什么样的德政呢？刘昆说这是偶然现象而已。大臣们都笑他不会说话，刘秀说他这是朴实诚信啊，嘱咐写史的人记录下来，同时提拔刘昆入宫教授皇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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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很多隐士，归隐的原因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因为政治斗争比较激烈，很多人为了避祸，选择了隐居生活。代表人物有袁闳、魏桓、申屠蟠和杜根。
袁闳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袁安在明帝时期即为官，汉和帝时期和外戚窦宪在朝政上多有争斗，到袁闳这一代，依旧有杰出人物，袁绍便是代表。袁闳的父亲袁贺，曾担任彭城国相。有一次，袁闳更名换姓、只身一人从老家去彭城去看望父亲，相府门卫因为不认识他，好几天都不给通报，直到奶妈出来看到他，惊讶不已，他们父子才得以相见。几天后袁闳回乡，袁贺派车送他，袁闳借口晕车，不肯坐。袁贺在彭城去世后，袁闳兄弟去迎接父亲灵柩，不接受任何人的丧葬钱，亲自扶着父亲灵柩回乡，形体枯瘦，手足流血，见者无不动容。袁闳服丧期满后，朝廷征召为官，袁闳都没有去，而是耕读于家中。其时，他的堂伯父袁逢、袁隗都地位显赫，多次赠与他钱财，他都一一拒绝。
袁闳见当时朝政混乱，就告诫他的弟兄们说我们先人留下的福分，我们不去好好珍惜，现在反而在乱世中争权夺利，恐怕会招来灾祸。桓帝晚期，党锢即将兴起，袁闳准备隐居，但因为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不能前往山林，就建了一间土屋，四周都是空地，不设门户，只留一个接纳食物的窗子，每天在土屋中朝东向母亲请安。他的母亲想念他，常常去探望他，母亲走后，他就关上窗子，其他人包括其妻儿兄弟都不见。母亲去世后，袁闳不穿孝服，不设灵位，时人皆以为狂。袁闳在土屋中住了十八年。黄巾事起，闻其名，相约不去他所在地方抢掠，乡人于是都到袁闳住的地方躲难。袁闳五十七岁时去世于土屋中。
魏桓，安阳人，桓帝时期多次被朝廷征召，他都不去。乡人就劝他还是应该去做官。魏桓说做官，就要实现自己平生志向。不过现在皇帝后宫嫔妃数千，良马数万，能让皇帝减少一些吗？围在皇帝身边的，都是些宠臣权贵，能够把他们赶下台吗？乡人回答说：不能！魏桓于是感叹说：那我去做官，不是活着出去死着回来吗！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于是隐居了起来。
申屠蟠，今河南民权人，主要活动于桓、灵二帝时期，有孝名，父亲去世后，十多年不吃肉喝酒。申屠蟠十五岁时，同乡一位女子替父报仇，杀了丈夫家的一个亲戚，被判死罪。申屠蟠去见县令，说该女子的行为是节操义行，如果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应该予以表彰。你是位贤明的父母官，难道不怜悯她吗？县令闻之，免了那女子死罪。申屠蟠由此有名，郭林宗和蔡邕都认为他是个奇才。
陈留郡太守想征召申屠蟠为主簿，申屠蟠没有接受，而是隐居起来，潜心读书。申屠蟠在太学学习时，他的同学、济阴人王子居去世，临死前托付申屠蟠将自己尸身送回故乡，申屠蟠果然将王子居的灵柩送回了故乡。在路上遇见司隶从事，司隶从事对申屠蟠的义举极为赞赏，给他留下一道符牒，方便其路上行事，并要派人护送他，申屠蟠拒绝了。
太尉黄琼征召申屠蟠，他依旧不去。黄琼去世后，归葬江夏，各地豪杰来参加葬礼。大家互相交谈辩论，没有人比得上申屠蟠，只有南阳郡的一个儒生能和他应酬作答。临别时，这位儒生对他说像您这样的人物，很快就会被征召做官，我们很快就能在京城见面了。申屠蟠闻言变色，说我本来认为我和你能谈得来，没想到你是个贪图富贵的人。
之后，又有人举荐申屠蟠为有道，依旧不到任。
申屠蟠与著名的党人范滂亦有交集。当时范滂等人经常抨击朝政，很受人追捧，申屠蟠却认为他们迟早会惹祸，遂隐居起来，不与范滂等人来往。后来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党锢之祸，申屠蟠却免遭祸害。
大将军何进仰慕申屠蟠，多次征召他。申屠蟠还是不到任。何进让与申屠蟠同郡的黄忠写信劝申屠蟠，申屠蟠不回信。
董卓立汉献帝后，申屠蟠又与当时一批名士被朝廷征召，只有申屠蟠没有到任，对很多人的劝说，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不答话。后天下大乱，很多王公重臣都妻离子散，申屠蟠却得以善终，年七十四岁。 杜根，颍川郡定陵县人，性格正直急切，汉安帝时期担任郎中，当时实际执掌朝政的是邓太后。杜根认为安帝已经长大，应该亲政，于是进谏邓太后放权，触犯了邓太后，她下令将杜根装进丝织的袋子里打死。执法者知道杜根的名声，同情他，悄悄告诉执行的人要杖下留情，不要打死，打完后运到城外。杜根醒过来后，邓太后派人来察看他死了没有，杜根就装死，三天后，眼睛里都长了蛆虫，依旧装死，终于得以逃跑，跑到宜城山中一酒家当伙计，卖酒长达十五年，酒家老板知道他非平常人，一直对他很客气。
邓太后死后，汉安帝诏告天下，寻找杜根的子孙录用为官。杜根回到家乡，就被重新起用担任侍御史。有人问杜根：当初你遇大难，故交知己也不少，你又何必隐居山中吃那般苦头呢？杜根说我如果不那么做，一不小心暴露行踪，就会连累亲戚朋友。汉顺帝时，杜根升任济阴太守，七十八岁时去世。
与杜根遇难不去找亲朋避祸的做法相反的，是东汉灵帝时期的张俭，党锢之祸后，张俭遭朝廷通缉，他在逃跑的过程中，经常躲藏在亲朋好友、还有很多仰慕他的人家中，当然，这些人也愿意收留他，结果却是连累了很多人，一百多人被杀。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绝命诗》里写到了杜根与张俭，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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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写到的这几位隐士，他们的隐居，都是被迫的，他们原本就是官员，或者是官宦子弟，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选择了做隐士，即便是魏桓，没有做过官，但他是有做官的愿望的，入仕做出一番事业，是他的志向，不过由于认为时机不对，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而已。
东汉也有先隐居，然后找机会出来做官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隐士，代表人物是仲长统。
仲长统是今天山东邹城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方面作诗作文说那些游说帝王的人图的是立身扬名，而他却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交几个知心朋友，谈谈心，思考老子的玄学，做个隐士等等，因此每逢州县征召，总是称病不就，另一方面，他却又四处游走，寻找机会。二十多岁时，他去拜访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斡。高斡是个仰慕高士的人，很热情接待了他。仲长统对高斡说您有大志向但没有才能，虽然仰慕人才，但不会选择人才，现在我是来提醒您的。高斡也是自负之人，没太理他，仲长统就离开了。没多久，高斡在并州造反，最后失败。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仲长统有远见。
尚书令荀彧听说仲长统很有才学，推荐他做尚书郎，曹操当了丞相后，仲长统又常常参与曹操的军务工作，汉献帝让位的220年，仲长统去世。
仲长统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名叫《昌言》，既谈论政治法制，又谈论隐居避世、修身养性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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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以后，历朝历代所修史书中，几乎都给隐逸者留有专门的章节。笔者大略浏览过后，有以下几个最直接的观感：一是在政治体制外寻找人生的逸民少了，几乎都是在政治体制里讨生活的隐士；二是所记载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不少在职官员；三是隐逸者鱼目混珠，有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归隐、心中仍有不平的人，但更多的是假隐士，装腔作势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待价而沽者有之。下面简单做一些梳理。
先来看三国魏晋时期。第一个来说诸葛亮，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耕种于南阳，暗地里却在计划着三分天下的宏图大略，后来遇到合适的主公，就欣欣然出山，最终鞠躬尽瘁而死。当时像诸葛亮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三国时期众多著名谋士，很多人走的都是如他一般的道路，他们本质上是心怀现实理想，一时蛰居的英雄。
后来的“竹林七贤”，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是当时的名士，有很多与常人不一样的做派，比如饮酒、作诗、服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等等。此外，他们为人做事，又都狂放不羁，而且大多数人是不主张入仕的，所以当他们中的山涛做了司马氏的官之后，另一位名叫嵇康的便写了一封绝交书给他，与之拜拜了。而且嵇康因为在这封绝交书中讽刺了当局和“非汤武而薄周孔”，加之又得罪了权贵，后来竟然被杀了。不过饶是如此，嵇康其实也是心系朝政的，他以一种狂傲的姿态反对礼教，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认为当局搞的是假礼教，他倒是实心要维护真礼教。因此，他反对入仕，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他认为司马氏不值得效力，并不是心甘情愿过隐居生活的。嵇康被杀之后，“七贤”中的阮籍和向秀吸取了教训，应诏了司马氏，不过身在其位不谋其事，阮籍甚至谨慎到了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得以善终，向秀混得还要更好一些，后来官做得挺大的。
向秀的这种做法，后人称之为“朝隐”，即不隐于山林，也不隐于闹市，而是隐于朝廷。当时这样的人有一大批，俨然成为一种风尚，向秀还是迫不得已，更多的人却是权贵官宦子弟，有钱有势有闲，居官不理事，建个园子，种些花草，或者看看山水，自称归隐，实际上却是一种政治的粉饰之物。
这种所谓的“朝隐”，当时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嘲讽，比如谢安就有这样的遭遇。谢安为名门子弟，本以隐士自居，后被东晋权臣桓温征召，过起了“朝隐”的生活。有一次有人献了一些药草给桓温，其中一种既叫小草，又名远志。桓温问谢安，为何一物有两个名字？不等谢安作答，有人就说：“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被说得满面惭色。谢安终归不是真想当隐士，后为东晋辅政，指挥了著名的淝水之战，打败了前秦苻坚。
南北朝时期梁的陶宏景是另一种“隐”法。陶宏景本为朝廷官员，后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曾多次请陶宏景出山，均被拒绝。不过私底下，陶宏景却和梁武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梁武帝经常写信向他请教政事，他亦每每回信作答，因此人称“山中宰相”。陶宏景去世后，梁武帝追赠他为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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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有一个人经常被人当作隐士，便是陶渊明，但笔者认为，陶渊明更应该算是一位逸民。陶渊明一生几次出来做官，又几次辞官而去，最后还是回家种地去了。陶渊明做官与辞官，其实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他本人也是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的人，出来做官，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辞官不做，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黑暗，而是自己没有做官的基本素质，不适合官场的游戏规则。最后一次辞官时，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这样的文章，逞一时之快，说做官不好，从此我要隐居过田园生活，并描述这种生活的种种美好。和现在一些人所说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颇为相似。后来当他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才真正做到心平气和，体味着日常生活的苦乐，感受着生命的衰老变化，直至去世。作为诗人，陶渊明最好的作品也写在此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说的都是家常话和心里话，洗尽铅华，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关于陶渊明的具体评述，请参见本刊2010年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一文） 7
唐朝有盛世之称，有意思的是，人们心目中如此开明强盛的朝代，却是隐士遍地。晚唐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人为了保全自身被迫隐居，但更多的人却是想通过隐居先获得名气，然后再等着朝廷召见，谋个一官半职。京城长安周边的终南山里，住满了隐士，“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时至今日，终南山里依旧住满了隐士，据说有数千人之众。当然，现在想通过归隐再获得一官半职是不可能了，很多人是以此为手段做生意以图发财。笔者恰好认识这么一位隐士，此君本在北京经商写诗，来到终南山号称隐居，实际上是在办培训学院挣钱，后经营不善，又下山回北京去了。
唐代“朝隐”也很流行，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一类人。白居易把隐逸之士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并把自己归为了“中隐”，他甚至还做有一首名叫《中隐》的诗作，现辑录于此，立此存照：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笔者对此的评价：诗是好诗，但是反映出了官场中不负责任的恶俗心态。诗好就好在真实、坦率，没有保留地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这也是很多官场中人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己完全丧失了职业责任感，把只拿俸禄不干活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是故我们称之为恶俗心态。
关于白居易这样的所谓“中隐”者和走终南捷径者，鲁迅先生在《隐士》中的评价很准确，现引用如下：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登仕，是瞰饭之道，归隐，也是瞰饭之道。假使无法瞰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瞰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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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宋史·隐逸传》记载有隐逸者43人，北宋居多，而且还集中于南方，大多家境殷实，生活无忧，很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或者商人的家庭，与其说他们是在归隐，不如说是在赏玩山水，他们的闲情逸致是有政治和经济条件作保证的，政府甚至还对有些隐者以嘉奖的方式进行官方资助。两宋最有名的隐逸者当属隐居于陕西华山的道士陈抟，本刊2010年第五辑《人神之变，陈抟老祖》一文曾对他做过详细的评述，在此再简略说一下。表面上看起来，陈抟是不问世事之人，实际上他一生都没有脱离政治。早年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英雄人物，曾以炼丹修道为名聚集会众，意图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后来他还数次进入朝廷，发现赵氏兄弟有大才能后，便全力支持他们夺权和治理天下。陈抟和宋太祖、宋太宗的关系比陶宏景和梁武帝的关系还要密切，比如他曾应宋太宗之请，以“方外人士”的身份，给太宗的大臣做思想工作，要他们一心一意为皇帝服务，说服务好了，便是最大的修道。赵氏兄弟记了陈抟的恩，便给了他很大的尊荣，陈抟后来被尊为陈抟老祖，实际上政治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隐逸者比较少，《明史》记载的据统计不过才12人，这和明代，尤其是明初不鼓励隐逸之风有关，甚至在法律上禁止士人不为君用。不过到了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另一个群体：山人。山人也以不仕即不参加科举为标榜，但他们却结交权贵和名士，或者参与结社，十分活跃。实际上是科举独木桥不好走之外的另一种谋利手段，已经与隐逸没什么关系了。
清初，出现了一批以隐居为名，不与当局合作的人，比如思想家顾炎武、傅山。他们的不合作，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怀念前朝，以遗民自居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举动。比如顾炎武，自己不做清朝的官，但却不反对自己的外甥去做，所以他的几个外甥后来都做了清朝的大官，顾炎武还在具体工作中给他们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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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笔者从两汉隐士谈起，简略梳理了一下中国古代隐士的基本生态情况。总的来说，隐士依旧是政治生活里的人，他们看时机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以“使性子”或者“装”搏上位或者谋生。
隐士也分几种，一种是混日子的人，利用隐士之名，捞点实际好处，过好点的日子，这部分人是隐士中的大多数，走终南捷径的大都是这类人；另一种是谋进取的人，他们有政治理想或者政治目标，等待时机出山，干一番大事，他们往往是心意难平的英雄，三国时期的很多隐士就属于此类。还有一种本来在朝廷为官，但一时不顺，或者感觉到了厌倦，就选择了归隐，他们中有人真的就隐了，但更多的人等到有合适的机会，还是会再次出山的。
也有一些打着隐士之名的恶俗之士，那些看看山水便附庸风雅自称隐士的有闲阶级属于此类，白居易一样的“朝隐者”也属于此类。他们和“隐”本来没有半点关系，连“隐”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却说自己是隐士，恶俗一也；和那些混日子的隐士不同，那些人至少还在混，混也是要付出努力的，而他们却连混的努力也不愿意付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把玩人生，并将其发展成一种文化，恶俗二也！
隐士与朝廷在位官员之间是一种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他们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统治者比如皇帝就常常利用这种关系来控制或者警策自己的官僚队伍，有官员不好好干了，就撸下去，反正有一大批隐士在那等着呢，随时可以增补进来，这也就是历朝历代大多数皇帝推崇隐逸之风，有时甚至大张旗鼓寻觅隐士的真正动机。
总的来说，隐士本来就是陷在政治漩涡里的人，依旧属于传统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才遭致鲁迅先生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