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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并非中小企业的最难
《经济观察报》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在深圳发布《珠三角小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该院院长周其仁表示：现在大家都关注小企业，主要原因是小企业非常重要，在国民经济中它虽然很小，但数量很大，另外就是它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小企业的特点，简单地概括就是出售产品和生产要素两个方面都没有定价权。两头没有定价权，又遇到通胀摆尾的时候它就特别不灵。从调查结果来看，小企业现在最主要的困难并不在融资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成本压力太大。成本压力大，产品又叫不出价，利润空间收缩，开工率降低，这是目前主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融资干吗呢？融资是要扩大经营，如果经营的利润在收缩，那道理上就不会去扩大经营。中小企业确实有融资难的问题，这个融资难还跟宏观形势没有关系，不管宏观经济是紧、是松，是宽松货币还是紧缩货币，中小企业的融资总的都是难的。中国是国有银行占主导，大机构占主导，客观上要给草根小企业提供到位的金融服务就有困难。再进一步看小企业的融资难，从调查的样本看，在小企业的困难中，融资排到了第七位，而且它的覆盖面不到20%，就是20%的小企业把融资难排到了困难的第七位。因此，现在说融资难，特别是正规金融融资难，这个问题要放到恰当的位置来看，不能忽视也不能扩大，如果扩大的话对症下药就会出错。只有整个货币平稳，金融形势平稳，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才能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所以我的看法，稳健的货币政策至少目前的情况看没有放弃的必要，反过来应该坚持，因为我们总的货币存量已经非常高，70多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是40万亿，这么高的货币存量来转这么一个流量的经济，怎么看这个比例是偏高的。当然，要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增加针对性，我认为这是下一步政策的难题。降税的政策要比开金融、开货币龙头对小企业来看更有普遍性。除了税，还要降低其他的费，能减的普遍地减一点。
中国“三个10万亿”的危机隐患
《每日经济新闻》日前刊登中国农行总行大客户部高级专员何志成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内生的几大危机隐患可能会爆发，问题集中在“三个10万亿”身上。未来首先爆发的可能是高利贷市场和银行表外资产泡沫破裂的危机。银监会近期预计沿海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大约在3万亿~4万亿。从全国来看，真实的数据很可能翻倍，加上商业银行发行的高息理财产品的3万亿~4万亿 (银信合作等表外资产)，高利贷和类高利贷市场资金量有10万亿左右，这是保守的估计，也是第一个“10万亿”。根据调查发现，大约60%的高利贷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在未来两三个月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跌幅可能超过30%。房价下跌，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这个逻辑链很明确。笔者预计纯粹的高利贷直接损失将超过50%，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在内的变相高利贷可能损失20%左右，10万亿能够剩余6万亿就算不错了。第二个“10万亿”是房地产贷款坏账的集中爆发。从目前形势看，房价下跌30%就很危险，因为它是在社会资金严重紧张，银行流动性接近枯竭的背景下暴跌的。大批房企的贷款将无法归还，一些按揭贷款也会出现违约。目前银行业直接对房地产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大约9.5万亿元，估计30%将成为坏账。还有一个“10万亿”，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额。过去我们认为它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政府债务，地方政府不还，中央政府会背。但是，未来的情形将是:谁的孩子谁抱，谁的债务谁背，中央政府不会轻易出手支援。而地方政府目前的情形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打算按期还钱，也很少有地方政府有财力还钱。这在年末有可能导致银行坏账增加30%左右。三个“10万亿”，加上银行业投资欧元区资产的损失，谁敢说风险不大？中国经济需要治病，需要休息，各方面都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再盲目地增加投资，要提前催收或平仓高风险资产。至于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微调，而且需要紧急调整。
“中国模式”中的“温州模式”
财经网日前发表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冯立果的文章说，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地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温州的民间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政府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保增长与调结构，如果不能兼得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原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现在经济放缓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已经把全球经济增长从此前估计的5%以上，下调至4%左右。美国的经济增速则从3%下调到1.5%~1.8%，这是一个很大的下调幅度。所以怎样维持经济增长变得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吸取以前的教训，进行结构改革使得增长可持续，也变得同样至关重要。朱民表示：需要做三件事：第一，需要政策来支持并推动现有的经济增长，因为增长最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没有增长就没有钱来还债，就无法削减债务。第二，需要有效措施在中期内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这样才能赢回市场信任，重新回到市场融资。现实的挑战就是：债务很高的国家需要回到市场融资，但如果市场不相信其财政政策的话，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短期是平衡增长和紧缩，中期是财政紧缩，那么第三步就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经济增长又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取得。所以现在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政治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的智慧挑战：如何将短期经济刺激、中期财政紧缩和中长期结构改革放在一起，并和推动经济增长通盘考虑，这看似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还是可实现的。这需要很多创新，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
《经济观察报》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在深圳发布《珠三角小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该院院长周其仁表示：现在大家都关注小企业，主要原因是小企业非常重要，在国民经济中它虽然很小，但数量很大，另外就是它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小企业的特点，简单地概括就是出售产品和生产要素两个方面都没有定价权。两头没有定价权，又遇到通胀摆尾的时候它就特别不灵。从调查结果来看，小企业现在最主要的困难并不在融资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成本压力太大。成本压力大，产品又叫不出价，利润空间收缩，开工率降低，这是目前主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融资干吗呢？融资是要扩大经营，如果经营的利润在收缩，那道理上就不会去扩大经营。中小企业确实有融资难的问题，这个融资难还跟宏观形势没有关系，不管宏观经济是紧、是松，是宽松货币还是紧缩货币，中小企业的融资总的都是难的。中国是国有银行占主导，大机构占主导，客观上要给草根小企业提供到位的金融服务就有困难。再进一步看小企业的融资难，从调查的样本看，在小企业的困难中，融资排到了第七位，而且它的覆盖面不到20%，就是20%的小企业把融资难排到了困难的第七位。因此，现在说融资难，特别是正规金融融资难，这个问题要放到恰当的位置来看，不能忽视也不能扩大，如果扩大的话对症下药就会出错。只有整个货币平稳，金融形势平稳，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才能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所以我的看法，稳健的货币政策至少目前的情况看没有放弃的必要，反过来应该坚持，因为我们总的货币存量已经非常高，70多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是40万亿，这么高的货币存量来转这么一个流量的经济，怎么看这个比例是偏高的。当然，要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增加针对性，我认为这是下一步政策的难题。降税的政策要比开金融、开货币龙头对小企业来看更有普遍性。除了税，还要降低其他的费，能减的普遍地减一点。
中国“三个10万亿”的危机隐患
《每日经济新闻》日前刊登中国农行总行大客户部高级专员何志成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内生的几大危机隐患可能会爆发，问题集中在“三个10万亿”身上。未来首先爆发的可能是高利贷市场和银行表外资产泡沫破裂的危机。银监会近期预计沿海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大约在3万亿~4万亿。从全国来看，真实的数据很可能翻倍，加上商业银行发行的高息理财产品的3万亿~4万亿 (银信合作等表外资产)，高利贷和类高利贷市场资金量有10万亿左右，这是保守的估计，也是第一个“10万亿”。根据调查发现，大约60%的高利贷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在未来两三个月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跌幅可能超过30%。房价下跌，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这个逻辑链很明确。笔者预计纯粹的高利贷直接损失将超过50%，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在内的变相高利贷可能损失20%左右，10万亿能够剩余6万亿就算不错了。第二个“10万亿”是房地产贷款坏账的集中爆发。从目前形势看，房价下跌30%就很危险，因为它是在社会资金严重紧张，银行流动性接近枯竭的背景下暴跌的。大批房企的贷款将无法归还，一些按揭贷款也会出现违约。目前银行业直接对房地产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大约9.5万亿元，估计30%将成为坏账。还有一个“10万亿”，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额。过去我们认为它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政府债务，地方政府不还，中央政府会背。但是，未来的情形将是:谁的孩子谁抱，谁的债务谁背，中央政府不会轻易出手支援。而地方政府目前的情形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打算按期还钱，也很少有地方政府有财力还钱。这在年末有可能导致银行坏账增加30%左右。三个“10万亿”，加上银行业投资欧元区资产的损失，谁敢说风险不大？中国经济需要治病，需要休息，各方面都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再盲目地增加投资，要提前催收或平仓高风险资产。至于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微调，而且需要紧急调整。
“中国模式”中的“温州模式”
财经网日前发表中国企联经济学博士冯立果的文章说，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地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温州的民间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政府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保增长与调结构，如果不能兼得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原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现在经济放缓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已经把全球经济增长从此前估计的5%以上，下调至4%左右。美国的经济增速则从3%下调到1.5%~1.8%，这是一个很大的下调幅度。所以怎样维持经济增长变得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吸取以前的教训，进行结构改革使得增长可持续，也变得同样至关重要。朱民表示：需要做三件事：第一，需要政策来支持并推动现有的经济增长，因为增长最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没有增长就没有钱来还债，就无法削减债务。第二，需要有效措施在中期内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这样才能赢回市场信任，重新回到市场融资。现实的挑战就是：债务很高的国家需要回到市场融资，但如果市场不相信其财政政策的话，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短期是平衡增长和紧缩，中期是财政紧缩，那么第三步就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经济增长又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取得。所以现在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政治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的智慧挑战：如何将短期经济刺激、中期财政紧缩和中长期结构改革放在一起，并和推动经济增长通盘考虑，这看似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还是可实现的。这需要很多创新，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