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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15个成员国的边境开放和欧元的使用，造就了新一代流动的欧洲人(简称新一代“E”人，E为“Europe”欧洲的首字母)。这新一代流动的欧洲人往往会讲几种语言，生活工作在几个国家。对这年轻一代的欧洲人来说，边境已经不再是障碍，在几个国家生活与工作越来越觉得像是在一个国家一样。
新一代欧洲人
如果你想了解当今流动的欧洲年轻一代，想探知这个没有边界的欧洲大陆的未来，那么，就去深夜时分仍在举行派对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喝一杯香味浓浓的咖啡，设法和他们套近乎聊一聊吧。
25岁的瑞典移民斯蒂娜·伦丁在西班牙是位十分出众的姑娘。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有着蓝色的大眼睛和北欧人的脸型，还会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用西班牙语为马德里一家叫《Tiempo》的新闻周刊撰稿，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西班牙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晚上，离开办公室她先在户外一家餐馆喝点啤酒吃点小吃。随后，前往露天的斗牛广场“托罗斯广场”，聆听由牛津摇滚乐队主办的音乐会。午夜过后，她来到了时髦的拉蒂那地区，那儿有许多年轻人坐在埃尔·波那诺酒吧的人行道上。
斯蒂娜的朋友圈子来自多个国家，有当地的马德里人，也有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对话是以节奏很快的西班牙语进行的，有时也用英语。这在时钟指向凌晨2时。“你无法想象在瑞典这厶晚会千这些事，”她说，“瑞典人不会这么晚外出的，谁也不会在外面呆这么晚。”
斯蒂娜曾在瑞典学过法语和历史，17岁那年作为交换学生在法国生活了一年，居住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一刊、镇上。在那里学习时，她的许多朋友来自西班牙，这激发了她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后来，她去西班牙学了为期5个月的语言速成班。
从斯德哥尔摩的新闻学校毕业后，斯蒂娜申请瑞典的奖学金以便到欧洲另一个国家从事见习工作。她决定选择西班牙，并且瞄准了《Tiempo》新闻周刊杂志。
“我所有的朋友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她一边吃着面前的一盘牛尾、喝着西班牙的红酒，一边欣赏着马德里最古老的一家餐馆的民歌表演。她说，“你拥有高学历和奖学金，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帮助你——那就是欧洲大一统的思想。”
没有语言障碍
20岁的托马斯·吉尔伯特是位法国学生，他的大部分童年时代是在德国度过的。现在布鲁塞尔居住，学习卡通画。他不仅会讲英语，也会法语和德语。他是当今新一代流动“E”族的典型代表。
在过去，人口流动的最大问题除了民族仇视和陈腐观念之外就是语言。但那个问题对法国学生托马斯·吉尔伯特来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他的孩提时代大部分是在德国度过的。他的父亲作为职业军人曾在德国军中服役过。现在他发现自己在家中同样也处于两种文化交织的氛围之中。他在许多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德国和法国前几代总统所梦寐以求的。
“我是什么人?”吉尔伯特调侃地问道。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留卷曲红头发、看上去至多不超过20岁的年轻人。“我当然是法国人，因为我的父母是法国人。可当我在德国时，我又融入了德国，用德语思考，甚至还用德语做梦。”他现在生活在布鲁塞尔，这是新欧洲的首都。在这所艺术学校里，他见到了人数不断增多的年轻讲解员。他遇到了欧洲大陆正在出现的新型年轻人。他讲英语，也讲法语和德语。他的女朋友也在这所艺术学校，是个会讲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以及法语的女孩。
可吉尔伯特相信这种流动趋势在另一些国家，诸交口法国倒没有盛行，反而有点落伍了。“许多法国人仍害怕到德国去，或者是到英国，”他说，“我们首先是法国人。”
在布鲁塞尔一个工薪区的一千低档学生酒吧里，吉尔伯特和另外4名年轻人正在讨论新欧洲的意义和他们在新欧洲中的地位。吉尔伯特是名讲德语的法国人，他的那个会讲几门外语的女友就在旁边，坐在圆桌上的另两个是年轻的意大利男青年和一个19岁的女孩，她有一半芬兰、一半希腊人血统。他们的谈话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法语转移到英语再到意大利语，然后再回过来。
“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征，”芬兰希腊混血女子塔利娅·弗纳基说。她说她的希腊亲戚非常开放，她的芬兰亲戚一般比较保守，“想成为一个大熔炉并非是我们的目的。”“美国有50个州，但它仍是一个国家，”一位意大利人插进来说，“这并非是等同的事情。”
吉尔伯特不认为欧洲会很快地变得更加统一。他说，问题是每个人仍拥有他自己固执的看法。“德国人对法国人有偏见，法国人对比利时人也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
“巨”族扩大的原因
当前设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官员们正绞尽脑汁地制定高技术化的管理规定，旨在建立一个单一化、更加统一的欧洲。这个新规定包罗万象，从航空航天到如何储存新鲜的奶酪(其各项指标如何)等等。但一个新的欧洲社会却已经由23岁的年轻人用更快的速度活脱脱地创立了起来，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这个大陆任何地方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能力现在已经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了。
像斯蒂娜这样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远离自己的家乡，越过边界学习和工作，学习更多的语言，构筑跨文化的友谊，逐渐背离他们父母亲一代那种陈旧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仇恨。
一个28岁的芬兰儿科护士目前正在都柏林工作，她在那儿买了房子。她说她不想再回到芬兰去了。一个22岁的法国学生有位意大利母亲，他在牛津当交流学者，现在他能运用自如地说3种语言，在各个国家消磨时间。一位21岁的意大利学生说：“我的护照是意大利的，我去口越来越像是大欧洲人。”该学生的女朋友是芬兰与希腊混血儿。
根据欧盟15国的规定，这些国家的公民在跨越边界时通常无需在护照上盖章，也不需要在任何地方登记。那种做法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但是却使年轻流动人口的统计变得复杂起来。
其他促进年轻人流动的主要因素是航空公司提供了价格低廉的票价。上一代人往往是乘火车旅行的，新一代“E”族成员则可以乘坐更加快捷、便宜的航班。例如，斯蒂娜，她说她每三四个月回一次瑞典南部隆德的老家，往返机票只需225欧元，或以自前的汇率算约为255美元，就可飞行1300英里的路途。
“这是一个没有边境的欧洲，”丹尼尔·基奥赫曼说。这个27岁的爱尔兰男子，正在位子伦敦的欧洲改造中心任研究员。“我和几位朋友总是来往于各国，我们这个夏天在德国工作。”他补充说，“我们都已习惯了。”
在这些重新整合的欧洲人中大部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而不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民。
新一代欧洲人
如果你想了解当今流动的欧洲年轻一代，想探知这个没有边界的欧洲大陆的未来，那么，就去深夜时分仍在举行派对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喝一杯香味浓浓的咖啡，设法和他们套近乎聊一聊吧。
25岁的瑞典移民斯蒂娜·伦丁在西班牙是位十分出众的姑娘。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有着蓝色的大眼睛和北欧人的脸型，还会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用西班牙语为马德里一家叫《Tiempo》的新闻周刊撰稿，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西班牙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晚上，离开办公室她先在户外一家餐馆喝点啤酒吃点小吃。随后，前往露天的斗牛广场“托罗斯广场”，聆听由牛津摇滚乐队主办的音乐会。午夜过后，她来到了时髦的拉蒂那地区，那儿有许多年轻人坐在埃尔·波那诺酒吧的人行道上。
斯蒂娜的朋友圈子来自多个国家，有当地的马德里人，也有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对话是以节奏很快的西班牙语进行的，有时也用英语。这在时钟指向凌晨2时。“你无法想象在瑞典这厶晚会千这些事，”她说，“瑞典人不会这么晚外出的，谁也不会在外面呆这么晚。”
斯蒂娜曾在瑞典学过法语和历史，17岁那年作为交换学生在法国生活了一年，居住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一刊、镇上。在那里学习时，她的许多朋友来自西班牙，这激发了她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后来，她去西班牙学了为期5个月的语言速成班。
从斯德哥尔摩的新闻学校毕业后，斯蒂娜申请瑞典的奖学金以便到欧洲另一个国家从事见习工作。她决定选择西班牙，并且瞄准了《Tiempo》新闻周刊杂志。
“我所有的朋友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她一边吃着面前的一盘牛尾、喝着西班牙的红酒，一边欣赏着马德里最古老的一家餐馆的民歌表演。她说，“你拥有高学历和奖学金，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帮助你——那就是欧洲大一统的思想。”
没有语言障碍
20岁的托马斯·吉尔伯特是位法国学生，他的大部分童年时代是在德国度过的。现在布鲁塞尔居住，学习卡通画。他不仅会讲英语，也会法语和德语。他是当今新一代流动“E”族的典型代表。
在过去，人口流动的最大问题除了民族仇视和陈腐观念之外就是语言。但那个问题对法国学生托马斯·吉尔伯特来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他的孩提时代大部分是在德国度过的。他的父亲作为职业军人曾在德国军中服役过。现在他发现自己在家中同样也处于两种文化交织的氛围之中。他在许多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德国和法国前几代总统所梦寐以求的。
“我是什么人?”吉尔伯特调侃地问道。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留卷曲红头发、看上去至多不超过20岁的年轻人。“我当然是法国人，因为我的父母是法国人。可当我在德国时，我又融入了德国，用德语思考，甚至还用德语做梦。”他现在生活在布鲁塞尔，这是新欧洲的首都。在这所艺术学校里，他见到了人数不断增多的年轻讲解员。他遇到了欧洲大陆正在出现的新型年轻人。他讲英语，也讲法语和德语。他的女朋友也在这所艺术学校，是个会讲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以及法语的女孩。
可吉尔伯特相信这种流动趋势在另一些国家，诸交口法国倒没有盛行，反而有点落伍了。“许多法国人仍害怕到德国去，或者是到英国，”他说，“我们首先是法国人。”
在布鲁塞尔一个工薪区的一千低档学生酒吧里，吉尔伯特和另外4名年轻人正在讨论新欧洲的意义和他们在新欧洲中的地位。吉尔伯特是名讲德语的法国人，他的那个会讲几门外语的女友就在旁边，坐在圆桌上的另两个是年轻的意大利男青年和一个19岁的女孩，她有一半芬兰、一半希腊人血统。他们的谈话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法语转移到英语再到意大利语，然后再回过来。
“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征，”芬兰希腊混血女子塔利娅·弗纳基说。她说她的希腊亲戚非常开放，她的芬兰亲戚一般比较保守，“想成为一个大熔炉并非是我们的目的。”“美国有50个州，但它仍是一个国家，”一位意大利人插进来说，“这并非是等同的事情。”
吉尔伯特不认为欧洲会很快地变得更加统一。他说，问题是每个人仍拥有他自己固执的看法。“德国人对法国人有偏见，法国人对比利时人也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
“巨”族扩大的原因
当前设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官员们正绞尽脑汁地制定高技术化的管理规定，旨在建立一个单一化、更加统一的欧洲。这个新规定包罗万象，从航空航天到如何储存新鲜的奶酪(其各项指标如何)等等。但一个新的欧洲社会却已经由23岁的年轻人用更快的速度活脱脱地创立了起来，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这个大陆任何地方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能力现在已经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了。
像斯蒂娜这样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远离自己的家乡，越过边界学习和工作，学习更多的语言，构筑跨文化的友谊，逐渐背离他们父母亲一代那种陈旧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仇恨。
一个28岁的芬兰儿科护士目前正在都柏林工作，她在那儿买了房子。她说她不想再回到芬兰去了。一个22岁的法国学生有位意大利母亲，他在牛津当交流学者，现在他能运用自如地说3种语言，在各个国家消磨时间。一位21岁的意大利学生说：“我的护照是意大利的，我去口越来越像是大欧洲人。”该学生的女朋友是芬兰与希腊混血儿。
根据欧盟15国的规定，这些国家的公民在跨越边界时通常无需在护照上盖章，也不需要在任何地方登记。那种做法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但是却使年轻流动人口的统计变得复杂起来。
其他促进年轻人流动的主要因素是航空公司提供了价格低廉的票价。上一代人往往是乘火车旅行的，新一代“E”族成员则可以乘坐更加快捷、便宜的航班。例如，斯蒂娜，她说她每三四个月回一次瑞典南部隆德的老家，往返机票只需225欧元，或以自前的汇率算约为255美元，就可飞行1300英里的路途。
“这是一个没有边境的欧洲，”丹尼尔·基奥赫曼说。这个27岁的爱尔兰男子，正在位子伦敦的欧洲改造中心任研究员。“我和几位朋友总是来往于各国，我们这个夏天在德国工作。”他补充说，“我们都已习惯了。”
在这些重新整合的欧洲人中大部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而不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