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还是一个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史无前例,但是,经济下行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过去的经验对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年的经济有这么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条还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
更要看到,问题不单单是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
第二点是税收。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春节后可能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
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比如说,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沿用传统的征地制来为“4万亿”国家投资完成土地配套?那样势必派生农民财产受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怎么给“4万亿”投资完成土地配套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新年的中国应该在危机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史无前例,但是,经济下行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过去的经验对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年的经济有这么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条还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
更要看到,问题不单单是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
第二点是税收。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春节后可能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
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比如说,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沿用传统的征地制来为“4万亿”国家投资完成土地配套?那样势必派生农民财产受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怎么给“4万亿”投资完成土地配套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新年的中国应该在危机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