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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曲艺作为中国曲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音乐、民俗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老唱片在记录檀板丝弦“交响乐”、南腔北调说唱声时，也能真实反映出北方曲艺的发展历程。但在一段时间中，这珍贵的资料多散存，缺乏系统的梳理归纳，无法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加之老先生们日渐凋零，长此以往，即便唱片没有散佚，也只能变成“死”资料。我们作为曲艺发烧友，自觉有义务、有责任为北方曲艺的传承发展尽一份心力。在长时间酝酿后，从2017年开始，我们除汇总整理自有资料，并探访耆宿、收集珍本外，更广寻助力。谢岩寻得了一直关注北京曲艺发展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支持。2018年，西城区文旅局主持出版的《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以下简称《大考》）正式立项，我们的努力，也在提档加速后，完全步入了正轨。
近3年来，我们走访了相关专家学者、艺术家、收藏家及名家后辈百余位，姜昆、常祥霖、周春玲、包澄洁、蔡源莉、籍薇、崔琦、蒋慧明、袁冀民等曲艺名家和学者作为顾问为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多次精缮修订后，10月22日下午，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出品、北京集贤弘艺文化中心策划、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大考》正式面世。
《大考》以1905年至1949年间发行的北方曲艺老唱片为基础，精选936段原汁原味的音频，分别制成50张CD，收录、撰写唱词文本和艺人小传共54万余字。其中包含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相声、西河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时调、荡调、单琴大鼓、莲花落等北方流行以及濒临失传的曲种24个；刘宝全、金万昌、万人迷、荣剑尘、张寿臣、白凤鸣、骆玉笙、马增芬、王佩臣等曲种流派创始人13位，各曲种代表性人物20余位，伴奏弦师40余位。
在22日的首发式上，中国曲协主席姜昆给予《大考》高度评价，他表示，《大考》的出版就是北方曲艺的一场“寻根”之旅。“相声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前我们只知道那些前辈的名字和段子，可一百年前的他们怎么说相声我们却并不清楚，在这部《大考》中，在那些声音清晰的老唱片里却一览无余。”
在姜昆看来，这部《大考》对曲艺界而言是非常实际的教材，“它让我们知道自己这门艺术的历史和分量，更通过今昔对比知道，曲艺艺术是不断在革命和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
诚哉斯言！艺术的发展就是一个积跬步而致千里的过程，前辈艺人的艺术成就，就是晚辈稳步前进的坚实地基。所以这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工作对我们而言，就有了格外丰富的意义。
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北方众多曲艺名家留下了大批唱片，但经过百年流转，有的已经散佚，有的存世量极少。针对我们搜求音源面临的困难，许多唱片收藏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如金万昌于1908年在百代公司录制了钻针唱片《黛玉悲秋》，还带着浓重的北板大鼓韵味。这是曲艺历史上最早的梅花大鼓唱片，也是金万昌最早的一张唱片，更是考证梅花大鼓由北板大鼓向南板大鼓转变的重要依据。这张唱片现属于上海某位收藏家。经过多方奔走，我们终于从上海把这张唱片“请”回天津，能将金万昌先生110年前的声音奉献给曲艺爱好者们。
1.广证。有些唱片的伴奏者似已无可稽考，但我们在访问老艺人时没有放弃任何线索，发现了不少新史料，填补了一些曲艺史上的空白。如在采访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河南坠子前辈乔月楼先生时，她告诉我们，当初姚俊英与乔清秀曾义结金兰。姚俊英来天津演出时就住在乔家，当时姚俊英的伴奏者是盲琴师黄广恩，而且他们一直没有分开过。所以我们在编写姚俊英的条目时，就增加了“伴奏黄广恩”。此外，我們还订正了不少以前研究者对于唱片伴奏的错误，如刘宝全、白云鹏等前辈艺人的弦师，《大考》的信息就坚实得多。
2.整理。受当时的条件所限，有不少老唱片往往有乐队声盖过演唱声、音质混杂等问题，加之相关文本存世较少，给唱词整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如一张李桂云的时调《思想》的单面唱片，两番唱词重复，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错版”唱片。但为了最大限度保持时代的风味，我们忠于原貌，把那段唱错的唱词原原本本保留了下来。还有些曲种，如时调、小曲、莲花落、相声、梨花大鼓等，因录制时文词顺序的调整，给理顺文本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在这方面，天津艺术研究所的周春玲老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不顾年高体弱，为我们在唱词上把关，为《大考》的顺利出版作出了极大贡献。
3.发现。在整理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同一唱片还有不同版本存在，如20世纪30年代胜利公司录制的乔清秀、乔利元、小蘑菇、常连安、二蘑菇、程玉兰、董桂芝、朱玺珍、花四宝等人的唱片，有不少都因他们的临场发挥而有了两个版本，这充分表现出他们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艺术风貌。我们在编纂《大考》时，把有两个版本或者再版的唱片，通过“注释”的形式标了出来，供受众参阅。
为了使《大考》的整理呈现更加立体，除在录音、文字方面尽量求全外，我们收集了大量老照片如德寿山、花四宝、吉坪三、王文川、陈树棠、金玉芳等名家的头像；张小轩、高五姑、卢成科、姚俊英、翟青山的舞台照；王佩臣、王毓宝、周文如等名家合影等，这些多系首次公开发布。我们在整理这些照片的同时，也在内心深入建起了一座曲艺的名人堂。
《大考》已经出版，但有些倾力扶持它成长的人却已作古。但任凭时光荏苒，他们会与众多前辈艺人一样，在《大考》里、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葆青春。
一如我们的曲艺艺术。
近3年来，我们走访了相关专家学者、艺术家、收藏家及名家后辈百余位，姜昆、常祥霖、周春玲、包澄洁、蔡源莉、籍薇、崔琦、蒋慧明、袁冀民等曲艺名家和学者作为顾问为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多次精缮修订后，10月22日下午，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出品、北京集贤弘艺文化中心策划、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大考》正式面世。
《大考》以1905年至1949年间发行的北方曲艺老唱片为基础，精选936段原汁原味的音频，分别制成50张CD，收录、撰写唱词文本和艺人小传共54万余字。其中包含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相声、西河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时调、荡调、单琴大鼓、莲花落等北方流行以及濒临失传的曲种24个；刘宝全、金万昌、万人迷、荣剑尘、张寿臣、白凤鸣、骆玉笙、马增芬、王佩臣等曲种流派创始人13位，各曲种代表性人物20余位，伴奏弦师40余位。
在22日的首发式上，中国曲协主席姜昆给予《大考》高度评价，他表示，《大考》的出版就是北方曲艺的一场“寻根”之旅。“相声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前我们只知道那些前辈的名字和段子，可一百年前的他们怎么说相声我们却并不清楚，在这部《大考》中，在那些声音清晰的老唱片里却一览无余。”
在姜昆看来，这部《大考》对曲艺界而言是非常实际的教材，“它让我们知道自己这门艺术的历史和分量，更通过今昔对比知道，曲艺艺术是不断在革命和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
诚哉斯言！艺术的发展就是一个积跬步而致千里的过程，前辈艺人的艺术成就，就是晚辈稳步前进的坚实地基。所以这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工作对我们而言，就有了格外丰富的意义。
一、《大考》的编纂过程，就是一场探寻之旅
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北方众多曲艺名家留下了大批唱片，但经过百年流转，有的已经散佚，有的存世量极少。针对我们搜求音源面临的困难，许多唱片收藏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如金万昌于1908年在百代公司录制了钻针唱片《黛玉悲秋》，还带着浓重的北板大鼓韵味。这是曲艺历史上最早的梅花大鼓唱片，也是金万昌最早的一张唱片，更是考证梅花大鼓由北板大鼓向南板大鼓转变的重要依据。这张唱片现属于上海某位收藏家。经过多方奔走，我们终于从上海把这张唱片“请”回天津，能将金万昌先生110年前的声音奉献给曲艺爱好者们。
二、《大考》的编纂过程，就是一场考证之旅
1.广证。有些唱片的伴奏者似已无可稽考，但我们在访问老艺人时没有放弃任何线索，发现了不少新史料，填补了一些曲艺史上的空白。如在采访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河南坠子前辈乔月楼先生时，她告诉我们，当初姚俊英与乔清秀曾义结金兰。姚俊英来天津演出时就住在乔家，当时姚俊英的伴奏者是盲琴师黄广恩，而且他们一直没有分开过。所以我们在编写姚俊英的条目时，就增加了“伴奏黄广恩”。此外，我們还订正了不少以前研究者对于唱片伴奏的错误，如刘宝全、白云鹏等前辈艺人的弦师，《大考》的信息就坚实得多。
2.整理。受当时的条件所限，有不少老唱片往往有乐队声盖过演唱声、音质混杂等问题，加之相关文本存世较少，给唱词整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如一张李桂云的时调《思想》的单面唱片，两番唱词重复，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错版”唱片。但为了最大限度保持时代的风味，我们忠于原貌，把那段唱错的唱词原原本本保留了下来。还有些曲种，如时调、小曲、莲花落、相声、梨花大鼓等，因录制时文词顺序的调整，给理顺文本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在这方面，天津艺术研究所的周春玲老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不顾年高体弱，为我们在唱词上把关，为《大考》的顺利出版作出了极大贡献。
3.发现。在整理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同一唱片还有不同版本存在，如20世纪30年代胜利公司录制的乔清秀、乔利元、小蘑菇、常连安、二蘑菇、程玉兰、董桂芝、朱玺珍、花四宝等人的唱片，有不少都因他们的临场发挥而有了两个版本，这充分表现出他们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艺术风貌。我们在编纂《大考》时，把有两个版本或者再版的唱片，通过“注释”的形式标了出来，供受众参阅。
三、《大考》的编纂过程，就是一场朝圣之旅
为了使《大考》的整理呈现更加立体，除在录音、文字方面尽量求全外，我们收集了大量老照片如德寿山、花四宝、吉坪三、王文川、陈树棠、金玉芳等名家的头像；张小轩、高五姑、卢成科、姚俊英、翟青山的舞台照；王佩臣、王毓宝、周文如等名家合影等，这些多系首次公开发布。我们在整理这些照片的同时，也在内心深入建起了一座曲艺的名人堂。
《大考》已经出版，但有些倾力扶持它成长的人却已作古。但任凭时光荏苒，他们会与众多前辈艺人一样，在《大考》里、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葆青春。
一如我们的曲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