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界关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解读很热烈，解读多了，难免出现各种争议，甚至批评的声音。我个人认为风险评估肯定必要，但是任何重大决策都不能没有风险。事实上，城镇化只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必须要借助改革来推动其实现。
　　首先，中国这一轮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从当前各种要素分析来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平台将是特大城市群。
　　规模效应的经济规律体现在，中国特大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汇聚作用。规模越大的城市，一方面其产业承栽能力越大，创造的收入和机会越高，而财政收入越高，就可以以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吸纳资本、人才、技术、人口等的能力，相比中小城市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有人口和产业规模来支撑，中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对于这种规模的小城镇或者略大规模的小城市而言，很难让基础设施投入有可持续回报，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本不会进入到这些小城市；还有一方面，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总体还处于资源吸纳而非溢出阶段，最终出现城市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这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极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而人口承载了18%，创造了40%的GDP就能够清楚感觉到。
　　因此在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选择在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在发展条件较好、人口聚集较多、生态承受能力较强的区域，再建设数个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作为“第四极”乃至“第五极”。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第二，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不让农民成为“流民”；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走集约、节能、生态的城市发展新路子。
　　这轮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核心将是以人为本。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体现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2.6亿人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这些人尽管生活工作在城里却分享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从以物为主转身走向以人为本，最大转身并非是基础设施、土地开发这种“硬转身”，而是牵涉到制度改革层面的“软转身”。比如要直面与城镇化关联程度很高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而当这两项改革的进行，肯定会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予以配合。
　　由此可见，这轮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主要通过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释放并扩大内需，最终实现安居乐业，而每向前进行一个制度改革就可能产生众多的关联制度改革，从而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形成绵绵不息的内生型改革的格局。换言之，这轮新型城镇化推行的改革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总抓手。
　　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围绕城镇化的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因为其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我们别无选择。
　　（本文根据易鹏先生在商界杂志社演讲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