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风险分担与跨期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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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3-1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11CJY076、12CJL060、13CJL015)、国家自科基金(71340010)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2YJA790165)
  作者简介: 封福育(1976—),男,江西临川人,江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
  摘 要:应用我国1985~2011年的省级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跨期平滑是不完全的。无论是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还是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收入组家庭来考察,城镇家庭消费的跨期平滑系数γ均介于0~1之间。此外,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很低,消费风险分担机制很不完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各个地区内部和不同收入组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要高于全国总体的风险分担系数,这说明我国城镇家庭在进行消费风险分担时具有显著的“本地偏好”和“阶层效应”。
  关键词: 消费;风险分担;跨期平滑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4)05-0092-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由1978年的3600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47万亿元,人均GDP则由1978年的不足400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35000余元①。然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蕴含着隐忧,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GDP增速,而居民消费的增速又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速,从而导致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在低位徘徊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而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市场改革和制度性冲击给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通过研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状况,探讨影响居民消费波动因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推动居民消费政策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早期国外学者对居民消费的风险规避研究主要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分别展开。 Friedman(1957)和 Modigliani(1963)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首次将消费理论由即期消费拓展到了跨期消费[1,2]。他们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终生可能的收入水平等信息,合理地对自己的消费进行跨期平滑,从而实现终身效用极大化。Hall(1978)则将理性预期引入到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中,提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即消费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3]。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大都认为家庭无法做到完全的消费跨期平滑,即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不成立。对于家庭为何无法做到完全的消费跨期平滑,学者们并未取得共识。Leland(1968)认为是“预防性储蓄”导致,而Zeldes(1989)则将其归因为“流动性约束”[4,5]。
  部分学者从空间层面探讨不同个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分担的问题。大部分研究显示:不同个体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是不完全的。例如,Townsend(1995)对印度不同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各个家庭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6]。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同时考察风险分担与跨期平滑对消费的影响。但一般都是在控制消费平滑的基础上分析个体的风险分担程度。例如,Athanasoulis(2001)假定消费者进行完全的跨期平滑分析其风险分担程度[7]。而一部分学者则相反,Obstfeld(1995)在分析消费的风险分担时则假定消费者完全没有进行跨期平滑行为[8]。
  随着我国金融和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杭斌(2007)认为由于信贷约束和消费支出高峰的存在,我国城镇家庭在进行消费跨期平滑时将尽力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流动性约束[9]。白仲林等(2012)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因素考察城镇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他们发现:我国居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0[10]。陈玉宇等(2006)实证分析了城镇家庭在面临外生经济冲击时的消费风险分担情况。研究发现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来看,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风险分担都是不完全的[11]。
  纵观上述文献,学者们大多只是从时间层面或者空间层面单一地探讨家庭消费的风险规避问题,而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部分学者虽然将两者同时进行考虑,但其假设条件非常苛刻。而本文通过放松消费者跨期平滑这一假定,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综合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优化配置问题,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域和不同收入组家庭的消费风险规避动机和特征,并基于此提出切实可行的推动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
  二、理论模型框架
  理论框架以Asdrubali(2008)的模型为基础[12-13]。我们假定参与消费风险分担的群体共包含J个个体。那么,在t时刻该群体的平均收入Yat为:
  Yat≡∑Jj=1Yjt/J (1)
  其中,Yjt是个体j在t时刻的即期收入。
  进一步,假定每个个体都把自己全部收入的λ比例部分用于风险分担,那么常数λ成为该群体的风险分担系数。通过消费风险分担后每个个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就变为:
  jt≡λYat+1-λYjt (2)
  式(2)表明,如果个体参与了消费的风险分担,那么他在t时刻的实际可支配收入部分取决于整个群体在该时刻的平均收入,部分取决于自己的即期收入。
  进一步,我们从时间层面来分析消费者的跨期平滑问题。假定每个个体将其全部收入的γ比例部分用于跨期平滑,那么每个个体在t时刻的消费变动为:   通过对式(3)在横截面上进行加总求和,我们可以得到下式:
  式(5)是我们分析不同条件下消费变动的基准模型。根据λ和γ的取值不同,各个个体的消费变动情况并不一致。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应用我国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实证分析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为1985~2011年,第三部分样本区间为2003~2010年。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统计口径一致的原则,实证分析中没有涵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由于重庆升为直辖市的时间较短,所以在实证分析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没有包含重庆市的数据。此外由于北京、上海、河北和四川等省市的统计口径和其他省市不一致,贵州和湖南没有公布不同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和收入数据,所以第三部分的实证只选取了24个省市的数据。在实证分析中,用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城镇家庭的收入,用城镇家庭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代表消费。所有的变量均为经过价格调整的实际变量(基期为2003年),最后在实证分析中将所有的变量转换为其对数序列。
  2.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总体情况。应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年度数据(重庆市被剔除),样本区间为1985~2011年。由于式(5)是反映变量之间确切关系的函数表达式,所以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将其改写为反映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计量模型(6),其具体表述形式如下:
  ΔCjt=j+λΔCt+1-γ1-λΔYjt+εjt (6)
  其中,ΔCjt代表第t期第j个家庭的人均消费变动,ΔCt代表第t期各个家庭平均的消费变动,ΔYjt代表第t期第j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变动, εjt代表随机扰动项。以下实证部分所有的计量分析都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6)展开(实证分析中所应用的软件为STATA1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GLS方法)。估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风险分担系数λ=0.012。这表明从我国总体情况来看,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非常低。其原因主要在于:(1)我国的消费风险分担机制并不完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发展较为滞后,保险市场还不完善, 城镇家庭不能完全依靠金融市场来分散所有的风险,而非正式的保险机制又不具有持续性和可靠性。所以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风险分担机制显得非常薄弱。(2)我国家庭风险分担意识较为淡薄,居民很少主动购买各类保险。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均较低。2011年我国原保费收入14339亿元,保险密度为1070元,而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为3970元;另外我国保险深度为3%,而全球保险深度为7%②。
  另外,估算得到的消费跨期平滑系数γ=0.185,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跨期平滑是不完全的。在完全平滑的情况下,家庭持久收入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单位将引起家庭消费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单位。之所以无法做到完全的消费跨期平滑,其主要原因在于:(1)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人们无法准确预期自身的持久收入,从而无法适时对自己的消费进行调整。(2)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比较低,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影响,他们无法在任何时刻都进行消费跨期平滑。
  3.不同地区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情况。
  不同家庭所面临的外生冲击可能是来源于某个产业或者特定区域。因此家庭也会在产业内或者地区内部进行消费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以下进一步探讨我国城镇家庭在区域内部的消费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状况。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四个子样本,即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和海南十个省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十一个省自治区。样本选择区间仍为1985~2011年。最后,将全部估计结果列入表2。
  表2给出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文的观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非常低。在所考察的四个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最高,但风险分担系数λ也仅为0.064;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次之,风险分担系数分别为0.034和0.023;而东部地区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最低仅为0.012。
  上述实证分析中,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系数λ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个地区的观测值偏少,东北地区仅考察了3个省份,中部地区也不过6个省份,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10个和11个省市,所以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系数λ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各个地区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均高于全国的风险分担系数。这一结论和Asdrubali(2008)等人的观点相近。他们也发现区域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要显著高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风险分担系数。其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对本地区的金融市场和保险机构更为熟悉, 因而在持有资产或购买保险时将偏好选择当地的金融保险机构。另外,如果要求向亲朋好友和非正式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的话,也是优先考虑本地的机构和亲友。这是一种 “本地偏好”。
  此外,不同地区的消费跨期平滑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东北地区的跨期平滑系数最高为0.288,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次之,跨期平滑系数分别为0.167和0.143;而东部地区最低仅为0.128。这一估计结果和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一般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高,更有能力对外生性冲击进行平滑,因而他们的跨期平滑系数应该更高,然而估计的结果并非如此。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地区家庭抵御外生冲击的能力更弱,任何时刻他们都必须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即时消费,从而使自己的效用极大化。
  4.不同收入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情况。我们把所有家庭按照相对收入排序后分为七个收入组。各个收入组所占总调查家庭的比重分别为: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收入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收入户20%、高收入户10%和最高收入户10%。然后利用前述面板数据模型(6)实证分析这七个收入组家庭消费的跨期平滑和风险分担情况,并将估计结果列入表3。   和前文的估计结果相比,我们发现不同收入群体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要比各个地区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大。这表明消费者不仅具有“本地偏好”,可能还具有“阶层效应”。为了预防外生性的冲击,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更倾向于向同一收入组的其他家庭进行风险分担。该现象符合“人以群分”的观点,即同一收入群体的家庭往往居住同一社区,彼此间的交往也较多,相互之间更为了解,更容易进行借贷和其他帮助。
  另外从跨期平滑系数来看,收入水平处于两个极端的家庭跨期平滑系数较大。最高收入户的跨期平滑系数为0.697,最低收入户为0.831,低收入户为0.691。而其他几个收入组家庭的跨期平滑系数相对较小,中等偏下收入户为0.432,中等收入户为0.327,中等偏上收入户为0.374,高收入户为0.443。其原因在于:最高收入家庭由于收入水平高,基本不受流动约束限制, 即使碰上外生性冲击也有能力对消费进行平滑,因而他们可以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对消费进行平滑以实现其终身效用水平最大化,从而导致他们的跨期平滑系数很高。和风险分担系数一样,低收入组家庭的跨期平滑系数也高于中等收入家庭的跨期平滑系数。可能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抵御风险能力太弱,以致于他们必须为将来精打细算。
  四、结 论
  应用我国1985~2011年的省级数据,考察了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组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情况。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很低。无论是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 还是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收入群体来看,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风险分担系数均偏低。
  2.我国城镇家庭在进行消费风险分担时表现出了显著的“本地偏好”和“阶层效应”。即我国各个地区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要高于全国总体的风险分担系数,而不同收入组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又高于各个地区内部的风险分担系数。
  3.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跨期平滑是不完全的。无论是从我国的总体情况来看,还是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收入群体来考察,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跨期平滑系数γ均介于0~1之间。
  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完善,消费信贷市场离完全市场还很远,居民的保险意识也较为淡薄,并且家庭风险分担机制的非市场手段也极不完善。为此,政府不仅要发展完善的消费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 而且还要设立各种非正式保险制度和风险分散机制。由此,居民可以通过上述措施减轻和规避各种外生冲击带来的各种风险,而无须降低消费水平。
  此外,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跨期平滑也是不完全的。为此,政府应该加强政策的延续性和可预见性, 这样可以降低相关因素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应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当居民面临收入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变化时, 如果存在借贷市场或社会保障等风险分散机制,居民可以通过类似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从而可以较好地进行消费的跨期平滑,实现其终身效用的极大化。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②资料来源:万一网http://www.wanyiwang.com/FileDown.aspx?fid=227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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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晏艳阳,宋美喆.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3,(2):11-16.
  (责任编辑:漆玲琼)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Risk Sharing in China’s
  Urban Household——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1985~2011
  FENG Fu yu1,ZHAO Meng nan2
  (1.School of Economi,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xi, Nanchang 330013,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Institute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Yunnan Kunming 65003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drubali's model, this paper applies the panel data model to investigate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risk sharing in China's urban households using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85 to 2011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ese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incomplete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smoothing. Whether it is from our country overall, or from the various regions or in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of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smoothing coefficients ranged from 0 to 1. In addition, China's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degree is very low. Whether from the overall national level, or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Chinese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ese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has significant "home bias" and "class effects". In other word, the 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coeffici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verall.
  Key words:Consumption; Risk sharing; Consumption smo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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