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雄》有新旧两个版本。两个版本的剧情略有差异，可它们试图阐明的原则却毫无二致。剧中的政治家威利·史塔克，从一个淳朴可亲的农民，升华为深沉狡诈、不可一世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在漫无边际的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河流中苦苦挣扎。威利的政治旅程再次证实了一条真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他还是一个无权者的时候，他的心灵与行动干净得如一尘不染的白纸；当他成为大权独揽的州长，与下属谈话的时候，他放在办公桌上的大脚，并非意味着他依然坚持粗俗的乡村生活习惯，而是——我不由想起某位政治家嘴边硕大的金色烟斗——仿佛向低落的世界炫耀着他高高在上的威严权柄。那么，我们要追问，是什么导致此一转变?习以为常的回答：权力。然而，卡尔·施密特对此表示质疑：
　　……我并不是说，人支配人的权力是善的。我也不是说它是恶的。我更不是说它是中性的。而且作为一个思考的人，我耻于认为。假如我拥有权力，那么它就是善的；假如我的敌人拥有它，那么它就是恶的。我只不过是说，与每个人、尤其是掌权者相比，权力是一种独立的现实，并把这个现实吸纳进自己的辩证法。权力比任何权力意志都要强大，比任何人的善都强大，幸运的是它比任何人的恶都强大。
　　我称其为“权力的辩证法”：权力纵然能吸纳善恶，其本身却无关乎善恶。善恶源自人性。人们往往将人性的污秽一股脑推到权力头上，从而造成权力之穷凶极恶的假象。典型如《魔戒》三部曲。孰不知，魔力并非来自那枚千夫所求的戒指，而是深河般的人心。我们至多只能说，戒指扮演着导火索的角色，点燃了每个人心底幽灵一般游荡的权欲。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克顿勋爵将权力与腐败定性为因果关系或许有失偏颇——充其量适用于统计学的领域，而非哲学的领域。正因如此，《一代奸雄》的原作者罗伯特·佩恩·沃伦将他所讲述的故事之主题描述为善与恶的反复纠缠：“每一个灵魂的故事都表现为其自身确定是善还是恶，受拯救还是下地狱。”“人是罪恶的结晶，在血污之中诞生，人的一生从臭尿布开始，以臭尸衣告终。”
　　而考量人性的最佳试验田还是政治的领地，所以我们必须从威利·史塔克的政治生涯谈起。与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但与大多数政治电影相同，威利走上政治的红地毯颇富戏剧性。这个来自草根阶层的农民，一半是被逼迫(无边的愤恨：当权者贪污腐化，引爆了一场校园工程事故，数名学生罹难)，一半是被欺骗(某一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竞选者为了分化他的竞争对手的选票，劝诱威利参与竞选)，阴错阳差地当选为尊贵的州长。而戏剧正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在一个民主投票、差额选举的国度，威利的草根身份、草根形象、草根施政纲领打动了为数众多的草根选民，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人”。无疑，这是民主的狂胜。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威利是民主最大的赢家，而民主本身却可能成为最大的输家，跌伤了脸面，赔掉了裤子——因为它造成了一场政治学家时刻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我想用两个关键词形容威利的竞选演讲：巫术、暴力。夸张的言辞、扭曲的肢体，完全升级为政治马戏团的魔术表演。威利的演讲不是要说服听众，而是要催眠听众，然后牵引着他们走向他企望的目的地。这催眠药就是仇恨：威利所代表的草根阶层对富人的强烈仇视。随即，这种心理衍生了一种暴力倾向。威利的竞选口号简练、直截了当，他率领底层民众一起呼喊：“把他们推下去!”——将暴利者降低到与农民一样的高度，而不是倡言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这口号十分管用，这就是民主的原始魅力，充斥着革命性。难怪有人说，民主起源于嫉妒。
　　威利的演讲风格让人想起阿道夫·希特勒，那种蛊惑芸芸众生的气质，永远挥之不散。同样，希特勒亦是依靠程序正当的民主手段接过德国统治权杖的。但是，缺乏权力机制的制衡，希特勒的触手可以无所顾忌；而威利的州长职权却必须受到议会和法官的制约——电影设计的两幕冲突淋漓尽致地实践着三权分立的经典学说，老法官要审判威利，州议会投票表决是否通过弹劾威利的议案，不过都以失败告终。威利对付前者的手段是嘱托他的部下发掘法官的污点，迫其自杀。对付后者，我以为旧版的《一代奸雄》表现得更精彩一些：里面，议员庄重投票；外面，威利雇佣的民主传声筒齐声高喊：
　　“我们要威利!”
　　“我们要威利!”
　　“我们要威利!”
　　……
　　据说，这是民主的呼声。
　　当然，民主的呼声没有响多久，威利的物理生命与政治生命就同时宣告终结。他死于一位叫亚当的医生的刺杀。亚当的妹妹不明所以地成为威利的情妇，这让当哥哥的灵魂不得安宁，他刚刚接受威利州长的任命，担任一家平民医院的院长。常人很容易将这些琐细的事件联系起来，误认为哥哥是通过裙带关系高攀上去的——其实不然，威利企图利用亚当的身份——前州长之子。自尊心极强的亚当受不了心灵的责难，便拔枪而起，以最剧情化的方式选择了与威利同归于尽：
　　断断续续，威利中了好几枪，鲜血沿地板的花纹蔓延开来，罪恶的红色。他垂死的眼神流露着不甘，刚才还是志得意满，议会的弹劾案未获通过，转眼便灰飞烟灭，生命真他妈的脆弱，还不如一支劣质香烟，连个差强人意的鸡肋般的烟屁股都没有留下，就那样无声无息地向地狱垂直下坠。
　　我们是否愿意换一个角度去想象，威利为什么会死，而且被刺杀?
　　这是对恶的惩戒。当恶膨胀到一定程度，逾越社会天平的承载，自然要跌落、爆炸，化作一地鸡毛——可是，就这么简单?一个社会结构的均衡器就可以调解无所不在的黑暗?在观众的心目中，威利固然是恶人，罪恶昭彰的独裁者，但他的所作所为，从参选到施政，都处于法律的临界点，用流行的话说，叫打擦边球。我们可以蛮横一点要求：法官的心理素质如果好一些，就不必自杀，就可以将威利绳之于法；议员的德行如果高尚一些，就不必在乎威利以及“我们要威利”的胁迫，就可以依照法定程序通过对他的弹劾案。一言以蔽之，威利应该死于公开的法律制裁。事实却相反，他死于私力报复，惨不忍睹。
　　只好理解为宪法、司法权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无能，或者说，宪政的漏洞。宪政不是万能药，它有软肋，有致命伤，而且不止一处。如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优异得令美国人流口水，可到头来还是选举出一个希特勒，合法性压倒了正当性。
　　问题在于，用什么填补宪政的漏洞?不是法理或公权力的自我修复，《一代奸雄》将此归结为命运。正如另一部政治经典电影《性书大亨》，色情杂志的老板赖里所经营的事业不知毒害了多少挺拔的生命，可美国宪法依然捍卫他的出版权利，甚至他还博得言论自由之坚强斗士的荣耀。那么，谁来制裁他呢?一个神秘杀手的出现，并且在他胜诉之后走出法院的路上射伤了他，致使他半身瘫痪。不妨说，这是报应，这就是命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