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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4.3分，比上年度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公信力”这一单项指标比上年度提高2.8个百分点，是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三大单项指标中升幅最高的。透明度对政府信用影响最大，“各个行业要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被认为是建设诚信中国的最有效方式
“童叟无欺，买卖公平”，乃是商家经营之道。2012年8月中旬一场喧嚣且吸引了不少人眼球的“价格战”，却将宝贵的诚信声誉作为赌注：挑战者京东商城并没有兑现“所有大家电价格均比苏宁国美便宜10%”的承诺，应战者苏宁易购和国美电器也没有实践“所有产品价格必然低于京东”和“全线比京东低5%”的誓言。于是，有媒体评论说，“在这种‘价格战’中，最大的阵亡者还是我们社会的诚信品格。”
已有116年历史、举办了30届的夏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在这个8月遭遇了重大的诚信考验。羽毛球、田径、游泳、体操、自行车、摔跤等诸多赛场上都出现了对判罚的争议，由此引发的申诉之多、涉及面之广，为历届奥运会之最。裁判是否公平公正、赛制是否严谨科学、操作是否公开透明等问题，都事关奥运会的名誉。对这些备受争议的判罚，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人们会对奥运会是否诚信产生疑问，奥林匹克运动也会因此蒙羞。
诚信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费数十年工夫积累的信用，常常会因一时一事的言行而失掉。2012年7月底至8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公众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收入分布。
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4.3分，比上一年度的62.7分提高1.6个百分点。
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寄予厚望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通过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等三项指标进行测评。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调查显示，2011～2012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7.8分，比上年度提高2.8个百分点。
企业信用是指企业对债务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和意愿，以及企业是否遵守工商、税务、海关、劳动等部门的有关法规，履行商业合同，偿还或有负债等方面的情况。调查显示，医药行业、保健行业、美容业、电视购物、旅游业、食品行业、中介服务业、房地产业、餐饮服务业、保险服务等行业诚信形象比较差。从总体上看，2011～2012年度企业信用指数比上年度有所上升，从54.5分提高到56.0分。
人际信用是依据于各种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信用形式，如依据血缘、亲缘、业缘等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调查显示，2011～2012年度人际信用指数也比上年度有所上升，由上年度的67.8分提高到68.0分。
与2010～2011年度相比，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三大单项指标中升幅最高，而从2005年至今的走势看，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虽然一直在低位运行，但“政府公信力”这一单项指标却在“原地踏步”了2年、“小步前进”了4年后，在近两年呈现出“步伐加大”态势。
《小康》调查显示，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总体评价居于中等偏上。在建设政府信用最紧迫要做的事情中，35%的受访者选择了“政府工作人员树立政府为民的思想意识”，23.9%的受访者选择了“加强廉政建设”，13.8%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10.9%的受访者选择了“坚持依法行政”，9.4%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5.7%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行政效率”，还有极少数受访者选择了“建设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过半受访者评价政府信用时看重“知情权”
诚信政府的特征，除信守承诺、履约率高、依法依规办事、公共形象好、投资者满意度高、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达外，还有个重要因素——政务公开。
哪些政府行为或政府官员行为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评价？《小康》调查显示，53.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对政府信用影响最大，接下来才是“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行为”（44.6%）、“弄虚作假”（34.2%）、“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31.0%）、“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25.4%）等。
较以往不同，如今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和真实程度，已经超越了政府职能的执行力度和负责任程度，而成为影响公众评价政府信用的最重要标准。这说明在信息化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对于知情权的诉求。”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鞠春彦博士分析说，“老百姓认为‘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对于政府信用会有影响，说明老百姓虽然也会对政府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他们还是相信政府的，他们相信政府能做事，所以才会要求有知情权，希望知道政府到底怎样去做了，以及把事情做成了什么样、进展如何，等等。而对于政府来说，把事情做好了，并且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将大有可为。”
在提高透明度方面，外交部进行了很多尝试。2003年9月6日上午，35名关心中国外交事业的公众走进了在外界看来相当神秘的外交部，此后外交部先后举办了19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有学者观察到，在李肇星（2003年至2007年任外交部部长）任内，外交部的形象和功能开始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李肇星是第一个通过网络与网民在线聊天的部长。2004年1月19日，外交部还首次解密了第一批近1万份外交档案。
主动的“透明”，让外交部的信用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去年和今年的《小康》“政府信用榜”中，外交部均排名第一。
四成人认为
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有好转” 《小康》对包括政府、企业、人际等因素在内的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进行的调查发现，公众普遍对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给予“中等”评价（44.4%），还有2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达到了“较好”（14.7%）甚至“很好”（6.7%）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公众对于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的评价中，同样有21.4%的受访者给予“好”评，但是认为“较好”的受访者比例比今年的高，为18.8%；认为“很好”的受访者比例比今年的低，为2.6%。
与此相关联的是，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与上年度相比“有很大好转”（7.1%）的受访者比例也比去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另外还有33.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比上年度“有一些好转”。总体而言，认为信用环境在朝着更好方向发展（40.9%）的受访者比认为与去年持平（36.5%）的受访者比例高出4.4个百分点，比认为信用环境“变差”（22.7%）的受访者比例高出18.2个百分点。
《小康》调查显示，信用环境在民众心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更多地表现为忧虑——在八大信用问题中，76.9%的受访者表示了对政府信用的担心，远远高于对人际信用（39.3%）、企业信用（27.4%）、媒体信用（25.7%）、公益信用（25.6%）、诚信教育（24.1%）和教育信用（17.4%）问题感到忧虑的受访者人数，而只有极少数（7.8%）受访者表示了对家庭信用的担心。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在对危机管理的新形势与新趋势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危机管理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也趋于多元。他告诉《小康》记者，当前已逐步形成三大类危机源，而信任危机便是其中之一，并且信任危机在社会层面的破坏远甚于经济损失，因为信任危机机理复杂、长期存在，并会对很多事情产生影响。
如何提高政府信用？唐钧建议，首先，在常态工作中，政府要做好信用管理工作，持续保持和提升公信力；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在做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管理的时候，都要以公信力为指标来衡量，而不能单纯以GDP为指标，公信力是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最高衡量标准，政府所有的活动都要以维护和提升公信力为导向，这是政府信任管理的实质。第二，在危机状态，一旦发生危机事件，政府要做好信任危机的管理工作，政府部门不仅要善于解释和应对，更要注重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以不降低政府信用为基准来开展工作，要杜绝越抹越黑等可能降低信任的做法；当然，理想的情况是能够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能够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增加公信力。第三，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官员的信任管理工作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从善于规避信任风险，到擅长积累信用，需要制度化并成为各级官员的习惯。
在唐钧看来，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些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完善，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一种追求公开、透明、公正的社会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倒逼”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行为上必须透明，“公民渴望拥有公民权利，而知情权就是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知情权又直接关系到透明度，透明度带来的是信任。”唐钧分析说，“因此，当前，政府要围绕着信任度为中心来做提升透明度的工作，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保持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机密，但一定要在老百姓的知情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到透明。”
虽然公众对政府信用比较担心，但受访者却并不认为诚信中国的建设应该从政府抓起，“政府执法和监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33.7%）仅排在“建设诚信中国最有效的五种方式”中的第二位，“各个行业要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36.6%）排名第一，“通过学校的教育改革，加强公民道德建设”（15.5%）列第三位，接下来才是“加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和“加强民间和公共舆论的导向作用”（均为7.1%）。
如果以内外因来区分的话，旨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各个行业要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通过学校的教育改革，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两个内在因素，占比52.1%。内外因素比例基本上各占一半，说明只有“两手抓”、“两条腿走路”，才能更好地推动诚信中国的建设。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实习记者许多、殷洪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童叟无欺，买卖公平”，乃是商家经营之道。2012年8月中旬一场喧嚣且吸引了不少人眼球的“价格战”，却将宝贵的诚信声誉作为赌注：挑战者京东商城并没有兑现“所有大家电价格均比苏宁国美便宜10%”的承诺，应战者苏宁易购和国美电器也没有实践“所有产品价格必然低于京东”和“全线比京东低5%”的誓言。于是，有媒体评论说，“在这种‘价格战’中，最大的阵亡者还是我们社会的诚信品格。”
已有116年历史、举办了30届的夏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在这个8月遭遇了重大的诚信考验。羽毛球、田径、游泳、体操、自行车、摔跤等诸多赛场上都出现了对判罚的争议，由此引发的申诉之多、涉及面之广，为历届奥运会之最。裁判是否公平公正、赛制是否严谨科学、操作是否公开透明等问题，都事关奥运会的名誉。对这些备受争议的判罚，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人们会对奥运会是否诚信产生疑问，奥林匹克运动也会因此蒙羞。
诚信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费数十年工夫积累的信用，常常会因一时一事的言行而失掉。2012年7月底至8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公众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收入分布。
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4.3分，比上一年度的62.7分提高1.6个百分点。
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寄予厚望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通过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等三项指标进行测评。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调查显示，2011～2012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7.8分，比上年度提高2.8个百分点。
企业信用是指企业对债务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和意愿，以及企业是否遵守工商、税务、海关、劳动等部门的有关法规，履行商业合同，偿还或有负债等方面的情况。调查显示，医药行业、保健行业、美容业、电视购物、旅游业、食品行业、中介服务业、房地产业、餐饮服务业、保险服务等行业诚信形象比较差。从总体上看，2011～2012年度企业信用指数比上年度有所上升，从54.5分提高到56.0分。
人际信用是依据于各种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信用形式，如依据血缘、亲缘、业缘等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调查显示，2011～2012年度人际信用指数也比上年度有所上升，由上年度的67.8分提高到68.0分。
与2010～2011年度相比，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三大单项指标中升幅最高，而从2005年至今的走势看，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虽然一直在低位运行，但“政府公信力”这一单项指标却在“原地踏步”了2年、“小步前进”了4年后，在近两年呈现出“步伐加大”态势。
《小康》调查显示，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总体评价居于中等偏上。在建设政府信用最紧迫要做的事情中，35%的受访者选择了“政府工作人员树立政府为民的思想意识”，23.9%的受访者选择了“加强廉政建设”，13.8%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10.9%的受访者选择了“坚持依法行政”，9.4%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5.7%的受访者选择了“提高行政效率”，还有极少数受访者选择了“建设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过半受访者评价政府信用时看重“知情权”
诚信政府的特征，除信守承诺、履约率高、依法依规办事、公共形象好、投资者满意度高、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达外，还有个重要因素——政务公开。
哪些政府行为或政府官员行为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评价？《小康》调查显示，53.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对政府信用影响最大，接下来才是“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行为”（44.6%）、“弄虚作假”（34.2%）、“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31.0%）、“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25.4%）等。
较以往不同，如今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和真实程度，已经超越了政府职能的执行力度和负责任程度，而成为影响公众评价政府信用的最重要标准。这说明在信息化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对于知情权的诉求。”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鞠春彦博士分析说，“老百姓认为‘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对于政府信用会有影响，说明老百姓虽然也会对政府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他们还是相信政府的，他们相信政府能做事，所以才会要求有知情权，希望知道政府到底怎样去做了，以及把事情做成了什么样、进展如何，等等。而对于政府来说，把事情做好了，并且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将大有可为。”
在提高透明度方面，外交部进行了很多尝试。2003年9月6日上午，35名关心中国外交事业的公众走进了在外界看来相当神秘的外交部，此后外交部先后举办了19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有学者观察到，在李肇星（2003年至2007年任外交部部长）任内，外交部的形象和功能开始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李肇星是第一个通过网络与网民在线聊天的部长。2004年1月19日，外交部还首次解密了第一批近1万份外交档案。
主动的“透明”，让外交部的信用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去年和今年的《小康》“政府信用榜”中，外交部均排名第一。
四成人认为
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有好转” 《小康》对包括政府、企业、人际等因素在内的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进行的调查发现，公众普遍对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给予“中等”评价（44.4%），还有2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达到了“较好”（14.7%）甚至“很好”（6.7%）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公众对于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的评价中，同样有21.4%的受访者给予“好”评，但是认为“较好”的受访者比例比今年的高，为18.8%；认为“很好”的受访者比例比今年的低，为2.6%。
与此相关联的是，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与上年度相比“有很大好转”（7.1%）的受访者比例也比去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另外还有33.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比上年度“有一些好转”。总体而言，认为信用环境在朝着更好方向发展（40.9%）的受访者比认为与去年持平（36.5%）的受访者比例高出4.4个百分点，比认为信用环境“变差”（22.7%）的受访者比例高出18.2个百分点。
《小康》调查显示，信用环境在民众心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更多地表现为忧虑——在八大信用问题中，76.9%的受访者表示了对政府信用的担心，远远高于对人际信用（39.3%）、企业信用（27.4%）、媒体信用（25.7%）、公益信用（25.6%）、诚信教育（24.1%）和教育信用（17.4%）问题感到忧虑的受访者人数，而只有极少数（7.8%）受访者表示了对家庭信用的担心。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在对危机管理的新形势与新趋势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危机管理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也趋于多元。他告诉《小康》记者，当前已逐步形成三大类危机源，而信任危机便是其中之一，并且信任危机在社会层面的破坏远甚于经济损失，因为信任危机机理复杂、长期存在，并会对很多事情产生影响。
如何提高政府信用？唐钧建议，首先，在常态工作中，政府要做好信用管理工作，持续保持和提升公信力；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在做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管理的时候，都要以公信力为指标来衡量，而不能单纯以GDP为指标，公信力是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最高衡量标准，政府所有的活动都要以维护和提升公信力为导向，这是政府信任管理的实质。第二，在危机状态，一旦发生危机事件，政府要做好信任危机的管理工作，政府部门不仅要善于解释和应对，更要注重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以不降低政府信用为基准来开展工作，要杜绝越抹越黑等可能降低信任的做法；当然，理想的情况是能够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能够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增加公信力。第三，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官员的信任管理工作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从善于规避信任风险，到擅长积累信用，需要制度化并成为各级官员的习惯。
在唐钧看来，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些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完善，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一种追求公开、透明、公正的社会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倒逼”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行为上必须透明，“公民渴望拥有公民权利，而知情权就是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知情权又直接关系到透明度，透明度带来的是信任。”唐钧分析说，“因此，当前，政府要围绕着信任度为中心来做提升透明度的工作，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保持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机密，但一定要在老百姓的知情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到透明。”
虽然公众对政府信用比较担心，但受访者却并不认为诚信中国的建设应该从政府抓起，“政府执法和监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33.7%）仅排在“建设诚信中国最有效的五种方式”中的第二位，“各个行业要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36.6%）排名第一，“通过学校的教育改革，加强公民道德建设”（15.5%）列第三位，接下来才是“加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和“加强民间和公共舆论的导向作用”（均为7.1%）。
如果以内外因来区分的话，旨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各个行业要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通过学校的教育改革，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两个内在因素，占比52.1%。内外因素比例基本上各占一半，说明只有“两手抓”、“两条腿走路”，才能更好地推动诚信中国的建设。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实习记者许多、殷洪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