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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呱呱坠地的我将正在田里劳作的父亲唤回了家。当父亲知道我是个女孩时，高兴得咧开了嘴。
那时我已有三个哥哥，分别是11岁、9岁和7岁，被妈妈命名为“淘气小分队”，所到之处狼烟四起。可能正因如此吧，父亲格外喜欢女孩。从我蹒跚学步起，只要父亲在家，我就粘在他身边。夏天他在院里劳作，会随手给我扣一顶大草帽，我托着帽檐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冬天他出去抱柴，会故意迈细碎的步子，好让我踩着雪中他的脚印前行。
遇到父亲心情不好时，母亲总悄悄叫我去哄他。我费力地爬上高高的土炕，给闷头抽烟的父亲捶背。小小的拳头东一下西一下，很快就把父亲砸得开心起来。他摁灭烟卷，把我扛在肩头出门了。我心满意得地坐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开了一朵娇艳的花。不过父亲有一个神秘的匣子，连我也不让动。匣子上的漆已斑驳得辨不出最初的颜色，四角磨得光亮圆滑，一只小锁日夜守卫着它。
母亲说，那里面藏着父亲最心爱的宝贝。
我6岁时，村里的学校分来一个师范毕业的年轻女孩，借住在我邻居家，大家都叫她小张老师。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画夹，就不可救药地陷进去了。家里开始像展览馆，到处贴着我的涂鸦之作，三个哥哥提供的废旧作业本供不应求。父亲很为我跟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邻居交好而欣喜，尤其听小张老师夸我绘画很有天赋时，更是喜出望外。每到晚上，他总会抽出时间认真欣赏我的“大作”，听我讲那些图形的“深刻含义”，不时笑眯眯地点点头。因为白天的劳累，他总是很快睡过去，又被我一次次摇醒，但他从不恼。那时大哥已去镇里的中学读书。留家的三兄妹做得最多的游戏，一是猜父亲的匣子里装着什么宝贝，我们一致认为里面藏着件传家宝；二是我给他们画些现实里无法得到的东西：二哥要飞机大炮，三哥要美人媳妇。
从我到镇里和二哥三哥一起读书起，我开始很少看到父亲。
那时大哥已经读研，四个在外读书的孩子让父亲肩上的担子陡增。村里很多人对此不解——好好的两个大小伙子，不让下地干活，居然放镇里养着！而且还让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咋读还不是人家的媳妇？父亲嘿嘿一笑，并不辩解，只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初二那年寒假，深夜醒来，发现父母正对着那个神秘的匣子轻声商量着什么，我好奇地爬过去。匣子旁边摆着几摞各种面值的钞票，显然他们正在计算什么。见我醒了，父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和母亲决定把我送到县城读书，因为在那里可以跟专业的美术老师学习。学美术的开支巨大，我清楚得很。我不想给家里增添更多负担，便坚持不肯。争执了很久，父亲最后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就试着做做，不然将来会后悔的，但后悔时已经没有用了，你好好想想。”
那是1989年的冬天，15岁的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我将何去何从。天色微明时我作出决定：绘画如同呼吸，对我来说已须臾不可少，我要向这座圣殿进发！
我和三哥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土房里，那时二哥已经读大学。三哥负责打水劈柴，我做饭洗衣。每周去美术老师家辅导两次，三哥接送我。屋子里太冷了，我和三哥常常一边跳着一边背书，比赛谁更有耐力。父亲每月来送一次生活费。有一次他晚上9点多从家里步行到县城，用了两个小时，又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心疼地问他：“是不是冻坏了？”父亲却笑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说：“你妈特意烧了你们爱吃的土豆，还热着呢，快吃吧！”
我哭了，在烧土豆熟悉的香味里。那是离开家后第一次流泪，我哽咽着说：“爸，我想家，想温暖的火炕，想妈妈烙的玉米饼，和您那辛辣的烟草味。家乡那么多孩子没有出来读书，不是也很好吗？我不要待在这冰天雪地里冰一样的屋子！”
父亲摸着我手上的冻疮，说：“不许说孬种话！以后你们会懂的。”
是的，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成为家里的第四个大学生时，我终于懂得了父亲的话——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我们应该选择一条走向更高、更好的路！
1999年7月，我顺利通过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硕士论文答辩，带着硕士头衔和一个男友回老家向父母献宝。那时大哥二哥都已在国外工作，三哥在上海。
我万没想到父亲一见面就把未来的女婿灌得烂醉。男友除了嘿嘿傻笑，已不大清楚对面那两个老人是谁了。临走的那晚，母亲抱着匣子和父亲来到我房间。父亲说：“那个小子不错，以后好好和他相处。”我大惑不解：“您一共也没和人家说几句话呀，怎么知道他不错？”母亲笑着悄悄说：“你爸已经试出来了！他说醉酒后只会笑的人都是本分人！”我心里一热。
母亲打开匣子，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块价格不菲的男士手表。母亲说是大哥回国带给父亲的礼物，父亲一直不肯戴，现在要把它送给我男友。我开心地接受了，我知道他们用这个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接纳。
父亲说：“爸妈老了，以后帮不上你们更多，全靠你们自己了，你有这个伴，我们会放心些……”
我忽然喉头发哽，说不出话。无论我长多大，我终究是他们无法释怀的小女儿！我起身，像小时候那样轻轻给父亲捶背，发现当年我端坐的那稳如泰山的背脊，如今已经微驼。
以为父母会永远在家乡的老屋等我们像候鸟似的归巢。可是，2001年秋天，噩耗传来，父亲因突发性脑溢血去世，我们兄妹四人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母亲捧着父亲的匣子说：“你们不要遗憾，因为你们一直都在他身边。你们给了他作为父亲所能享有的所有快乐！”
我们轻轻打开匣子，里面满满当当：最上面是我们兄妹四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书的复印件，二哥被公派留学的通知书复印件，我的绘画作品的获奖证书，和我们兄妹的所有家信。旁边有一个哥哥们小时候用过的破旧弹弓和一只鸟夹，下面，厚厚的一沓全是我的画，从孩提时代的涂鸦之作到大学毕业设计。大大小小的画纸已经发黄，虽然无数次被翻阅抚摸过，依然平展整洁……
我们在父亲的匣子前，泪如雨下。
（编辑 田静）
那时我已有三个哥哥，分别是11岁、9岁和7岁，被妈妈命名为“淘气小分队”，所到之处狼烟四起。可能正因如此吧，父亲格外喜欢女孩。从我蹒跚学步起，只要父亲在家，我就粘在他身边。夏天他在院里劳作，会随手给我扣一顶大草帽，我托着帽檐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冬天他出去抱柴，会故意迈细碎的步子，好让我踩着雪中他的脚印前行。
遇到父亲心情不好时，母亲总悄悄叫我去哄他。我费力地爬上高高的土炕，给闷头抽烟的父亲捶背。小小的拳头东一下西一下，很快就把父亲砸得开心起来。他摁灭烟卷，把我扛在肩头出门了。我心满意得地坐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开了一朵娇艳的花。不过父亲有一个神秘的匣子，连我也不让动。匣子上的漆已斑驳得辨不出最初的颜色，四角磨得光亮圆滑，一只小锁日夜守卫着它。
母亲说，那里面藏着父亲最心爱的宝贝。
我6岁时，村里的学校分来一个师范毕业的年轻女孩，借住在我邻居家，大家都叫她小张老师。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画夹，就不可救药地陷进去了。家里开始像展览馆，到处贴着我的涂鸦之作，三个哥哥提供的废旧作业本供不应求。父亲很为我跟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邻居交好而欣喜，尤其听小张老师夸我绘画很有天赋时，更是喜出望外。每到晚上，他总会抽出时间认真欣赏我的“大作”，听我讲那些图形的“深刻含义”，不时笑眯眯地点点头。因为白天的劳累，他总是很快睡过去，又被我一次次摇醒，但他从不恼。那时大哥已去镇里的中学读书。留家的三兄妹做得最多的游戏，一是猜父亲的匣子里装着什么宝贝，我们一致认为里面藏着件传家宝；二是我给他们画些现实里无法得到的东西：二哥要飞机大炮，三哥要美人媳妇。
从我到镇里和二哥三哥一起读书起，我开始很少看到父亲。
那时大哥已经读研，四个在外读书的孩子让父亲肩上的担子陡增。村里很多人对此不解——好好的两个大小伙子，不让下地干活，居然放镇里养着！而且还让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咋读还不是人家的媳妇？父亲嘿嘿一笑，并不辩解，只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初二那年寒假，深夜醒来，发现父母正对着那个神秘的匣子轻声商量着什么，我好奇地爬过去。匣子旁边摆着几摞各种面值的钞票，显然他们正在计算什么。见我醒了，父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和母亲决定把我送到县城读书，因为在那里可以跟专业的美术老师学习。学美术的开支巨大，我清楚得很。我不想给家里增添更多负担，便坚持不肯。争执了很久，父亲最后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就试着做做，不然将来会后悔的，但后悔时已经没有用了，你好好想想。”
那是1989年的冬天，15岁的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我将何去何从。天色微明时我作出决定：绘画如同呼吸，对我来说已须臾不可少，我要向这座圣殿进发！
我和三哥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土房里，那时二哥已经读大学。三哥负责打水劈柴，我做饭洗衣。每周去美术老师家辅导两次，三哥接送我。屋子里太冷了，我和三哥常常一边跳着一边背书，比赛谁更有耐力。父亲每月来送一次生活费。有一次他晚上9点多从家里步行到县城，用了两个小时，又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心疼地问他：“是不是冻坏了？”父亲却笑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说：“你妈特意烧了你们爱吃的土豆，还热着呢，快吃吧！”
我哭了，在烧土豆熟悉的香味里。那是离开家后第一次流泪，我哽咽着说：“爸，我想家，想温暖的火炕，想妈妈烙的玉米饼，和您那辛辣的烟草味。家乡那么多孩子没有出来读书，不是也很好吗？我不要待在这冰天雪地里冰一样的屋子！”
父亲摸着我手上的冻疮，说：“不许说孬种话！以后你们会懂的。”
是的，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成为家里的第四个大学生时，我终于懂得了父亲的话——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我们应该选择一条走向更高、更好的路！
1999年7月，我顺利通过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硕士论文答辩，带着硕士头衔和一个男友回老家向父母献宝。那时大哥二哥都已在国外工作，三哥在上海。
我万没想到父亲一见面就把未来的女婿灌得烂醉。男友除了嘿嘿傻笑，已不大清楚对面那两个老人是谁了。临走的那晚，母亲抱着匣子和父亲来到我房间。父亲说：“那个小子不错，以后好好和他相处。”我大惑不解：“您一共也没和人家说几句话呀，怎么知道他不错？”母亲笑着悄悄说：“你爸已经试出来了！他说醉酒后只会笑的人都是本分人！”我心里一热。
母亲打开匣子，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块价格不菲的男士手表。母亲说是大哥回国带给父亲的礼物，父亲一直不肯戴，现在要把它送给我男友。我开心地接受了，我知道他们用这个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接纳。
父亲说：“爸妈老了，以后帮不上你们更多，全靠你们自己了，你有这个伴，我们会放心些……”
我忽然喉头发哽，说不出话。无论我长多大，我终究是他们无法释怀的小女儿！我起身，像小时候那样轻轻给父亲捶背，发现当年我端坐的那稳如泰山的背脊，如今已经微驼。
以为父母会永远在家乡的老屋等我们像候鸟似的归巢。可是，2001年秋天，噩耗传来，父亲因突发性脑溢血去世，我们兄妹四人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母亲捧着父亲的匣子说：“你们不要遗憾，因为你们一直都在他身边。你们给了他作为父亲所能享有的所有快乐！”
我们轻轻打开匣子，里面满满当当：最上面是我们兄妹四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书的复印件，二哥被公派留学的通知书复印件，我的绘画作品的获奖证书，和我们兄妹的所有家信。旁边有一个哥哥们小时候用过的破旧弹弓和一只鸟夹，下面，厚厚的一沓全是我的画，从孩提时代的涂鸦之作到大学毕业设计。大大小小的画纸已经发黄，虽然无数次被翻阅抚摸过，依然平展整洁……
我们在父亲的匣子前，泪如雨下。
（编辑 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