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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场对中国急救体系的悲剧性检验：从中所暴露出我国基层急救能力薄弱的问题，令整个中国院前急救体系备受质疑。急救这条生命通道，为何如此堵塞
家人突然患病，你立即按下了一个电话号码——120，就此付出了一次关于生命的委托。你是多么希望急救车载着白衣天使飞驰而来，留住亲人最后的生存机会。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委托都会被珍视，所有的希望都能被实现。最近出现了太多这样的新闻：湖北一男子连拨打镇、县两级急救电话，病重的母亲仍然在苦等中去世；重庆一名孕妇临盆打120被拒去世，工作人员不派车的理由是下雨天路不好走；北京一辆急救车拉着意识不清的病人，连跑5家医院却因没床位而无法得到及时抢救……
于是，一系列的悲剧上演，每个人都被迫想象着亲历其境，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这一切。于是有网络媒体总结：“对于至今仍旧缺乏强制性法律规定的中国急救管理而言，由于受到体制、天气、交通、车况、协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患者打了120能否救命，恐怕只能是自求多福。”
这是一场场对中国急救体系的悲剧性检验：暴露出我国急救能力薄弱的问题，令整个中国院前急救体系备受质疑：急救机构的医疗能力、设备是否足够支撑我国庞大的人口需求？
《方圆》记者调查显示，即便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医疗设备保障和人员素质都相对较高，急救能力依然显得短缺。
“即使120、999同时存在，仍未满足需求”
中国急救事业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比如当时的北京有负责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四个巡回医疗组，但各级政府尝试建立现代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确实从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
以北京为例，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的北京急救中心前身为北京市红十字急救站，它最初由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政府共建，由意方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赠款和42辆救护车。1988年3月25日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投入运转，同时启用“120”急救电话。
北京急救中心最初分设院前急救和院内医疗两部分，2005年，中心实行部分功能转型，撤销了院内医疗功能，关闭了急诊抢救室和病房，将全部医疗力量转向院前急救，目前，中心主要承担120指挥调度、日常医疗急救服务和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急救网络建设与管理、急救知识普及和培训四项任务。
由于急救中心的职能是向100万人口以上区域提供院前院内急救服务，因此，它的机构设置一般在各大中城市，并由当地的卫生局直辖。急救中心一般由一个医疗救援指挥中心和分布在城区和远郊各处的急救网络网点组成。
在中国的城市中，只有北京同时存在着北京市急救中心（120）和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999）两大救助体系，他们分别隶属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红十字会。
北京急救中心宣传处主任李坚韧告诉记者，由于北京急救需求非常大，即使120、999同时存在、发展这么多年，市场也未饱和，两者应该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但就急救规模和工作量来说，120还是主体，120大约占到北京急救市场的六、七成左右。
目前，北京市急救中心（120）现有车辆400余辆，已经设立200多个急救点。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现有急救车辆203部，急救站点130个。
国际上通常有每万人拥有急救车数量来参考衡量当地急救力量。目前，中国的标准是5万人/台、急救能力低于俄罗斯1万人/台、以色列6700人/台。
“即便不包括流动人口，北京现有2000万常住人口，至少需要400辆救护车，这并不是说你有400辆车就完事了，50000比1的指标，是指这400辆救护车要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车辆需要周转、检修，所以北京实际要配备的救护车数量，肯定多于400辆。”北京市急救中心宣传处主任李坚韧说，作为全国急救体系建设最好的北京市，其急救能力也是达不到正常要求。
“120的呼叫满足率也只有80%，十个呼叫电话有两个得不到车。其他地级城市县级城市连50%都没有。”北京急救中心科教办主任张进军告诉《方圆》记者。
为此，急救机构也尽量想办法节约急救资源，譬如120和999共享一个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该平台可以汇集双方每日值班信息和基本数据，还可以显示双方急救站的位置，救护车辆状态等信息。
急救难达“白金十分钟”
充足的救护车，只是满足急救能力的纸面上数据。要想挽回更多的生命，“时间”是更为精准的衡量。
“从急救车反应时间看来，中国的急救力量也有不少差距。急救存在‘白金十分钟’，因此从患者打电话到救护车送来，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李坚韧介绍。病人突发疾病的第一个小时在医学上称“黄金一小时”，在这个时段病人如能得到很好护理与急救的话，生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中尤以病人发病到120急救车到来的约10分钟内最为关键，被称作“白金十分钟”，如果病人得到正确的护理，情况会更好。
对于出车时间，我国目前并没有强制性法律规定。北京市急救中心的规定是2分钟，这个时间由司机来把握，如果超出，当事车辆的司机会被直接调离岗位。但是，出车时间并不等于达到时间。
2003年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中，将达到时间规定为15分钟之内，但这个标准很难达到。
北京的急救网路站点的服务半径在3.5公里左右，以急救车25公里时速计算，路上大概耗费10分钟，这不包括前期调度和接抬病人平均花费的3分钟。“在北京，10分钟内达到率的不到30%，平均14.5分钟，而在日本平均到达时间只要6.18分钟。”张进军说。
因为在北京这样的大型城市，还必须面临堵车的风险。12月10日，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王雨竹在微博中记述了她一次跟车，从急救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上，足足走了40分钟，“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逝去。”
除了堵车，急救机构本身的体制不畅通，也使得麻烦重重。李坚韧说，“北京急救中心400余辆救护车中约有一半直属北京市急救中心，另一半在权属上归各区县，但市急救中心对各区县救护车只有业务上的指挥权限。 这个“指挥权限”有时会影响全市救护车的整体调派。” 12月10日，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正在制定当中。条例中拟规定，如果急救车辆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应享有道路通行优先权，阻挡急救车执行急救任务的车辆或将遭受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如病患死亡，还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据了解，2007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已经将急救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调研计划。
被恶意占用的急救资源
急救资源一方面极其匮乏，另一方面被恶意占用和浪费的情况也非常多见。据了解，北京急救中心日均受理电话5000余次，但真正出车仅800余次，更多的是骗车、骚扰和无声等恶作剧来电。
“北京市每天都有两百辆左右的急救车跑在路上，但有时患者在救护车到达前就自行去医院了或者病情缓解了，甚至是报假警，导致每年都有近千次的空车往返。”北京急救中心的随车医生李贝说。
“喝酒的，崴脚的，十三、四岁小男孩打完篮球肚子疼，类似于这些非典型的急救用车把我们的资源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李贝说医生没有权力说不，基本上对患者有求必应。但是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急救中心的急救资源都被这样的一些恶意电话所耗费的话，会威胁到另外一些真正需要救治的人。
北京急救中心医生王雨竹认为，应该在法律上给调度医生和急救医生说不的权力，对于一些非急救用车，可以说暂缓或者不去，既减轻了院前急救的工作负担，也相当于给了其他患者生的希望。以法国为例，它的急救部门一年也要接100多万个电话，如果调度人员觉得患者不需要急救车就会给一个全科医生打电话，让他来处理这个病人。但北京的情况是，除了急诊抢救的、出院回家、做检查的，各医院之间病人转送的，都呼叫来120。“一般的转送病人工作由其他的社会医疗机构来负责就足够了，120系统应该只负责顶尖的重症抢救。”
急救资源联网是当务之急
“目前，急救体系最迫切需要强化的还是硬件建设。”张进军认为，没有足够的急救资源，更多的“急救不急”导致的医疗事故还会涌现。
他认为要做好急救网点、医院急诊、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的衔接等三个方面。以北京为例，要达到急救“白金十分钟”要求，应该有600多个人、车、设备俱全的急救网点，而目前仅200多个。（一辆救护车的标准配备包括四个人：司机、医生、护士和担架工），目前120急救网点90%以上是与医院合作的。“实际上医院对120急救的需求低，老百姓的需求高，而老百姓在社区。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网点并没有建在最需要的地方。
对于医院急诊，张进军呼吁，“凡有接诊能力的医院均不能推诿，并要先救命后收费、先救治后检查、先急诊后专科的接诊原则。”此外，实现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信息的实时动态无缝对接也很迫切。
2012年11月11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发表了一条微博称，一辆120急救车拉着意识不清的病人，连跑5家医院，都因急诊科爆满，没床没设备而无法及时抢救。网友疑惑：为何在信息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各医院的急救床位状况还不能信息化、无法共享？
李坚韧也期盼北京市能建成急救资源联网，系统一旦建成后，可以动态反映各医院急诊床位、设备使用情况。“一方面，让急救车获得即时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卫生部门掌握急救资源的动态利用情况，做到更合理的调配、补充。”
不过近日，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也向媒体坦言，“急救资源联网”短期内实现确有困难。有专家认为医疗机构资源难以统一调配的原因在于北京的医院系统派系繁杂，五花八门，既有北京市卫生局和区卫生局下属的医院，也有卫生部等各个部委的，还各个军队的，各个高校的，而北京急救中心只是一家隶属于北京市卫生局的处级单位。
张进军认为，实现急救资源联网建机制前提是要实行急救体系内的一体化垂直管理。张进军告诉记者，“目前，除了999系统，单属于120系统的救护车，就分属于北京急救中心、区县政府（卫生局）、部属单位、厂矿单位，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另外，提高急救利用效率也是改变急救供求矛盾的措施。据了解，北京市120中急救车真正用在救急救危的只占20%，剩下80%左右的服务用于病人的日常转运，比如转院、复查、出院等。
王雨竹建议中国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让社会车辆补充进来，承担非急救领域的一部分工作，但是私人救护不能等同于“黑救护”，病人在医院就诊时经常会碰到有人发放急救车的名片，其中多是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黑救护”，他们不能承担转移病人、急救等工作。
家人突然患病，你立即按下了一个电话号码——120，就此付出了一次关于生命的委托。你是多么希望急救车载着白衣天使飞驰而来，留住亲人最后的生存机会。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委托都会被珍视，所有的希望都能被实现。最近出现了太多这样的新闻：湖北一男子连拨打镇、县两级急救电话，病重的母亲仍然在苦等中去世；重庆一名孕妇临盆打120被拒去世，工作人员不派车的理由是下雨天路不好走；北京一辆急救车拉着意识不清的病人，连跑5家医院却因没床位而无法得到及时抢救……
于是，一系列的悲剧上演，每个人都被迫想象着亲历其境，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这一切。于是有网络媒体总结：“对于至今仍旧缺乏强制性法律规定的中国急救管理而言，由于受到体制、天气、交通、车况、协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患者打了120能否救命，恐怕只能是自求多福。”
这是一场场对中国急救体系的悲剧性检验：暴露出我国急救能力薄弱的问题，令整个中国院前急救体系备受质疑：急救机构的医疗能力、设备是否足够支撑我国庞大的人口需求？
《方圆》记者调查显示，即便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医疗设备保障和人员素质都相对较高，急救能力依然显得短缺。
“即使120、999同时存在，仍未满足需求”
中国急救事业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比如当时的北京有负责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四个巡回医疗组，但各级政府尝试建立现代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确实从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
以北京为例，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的北京急救中心前身为北京市红十字急救站，它最初由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政府共建，由意方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赠款和42辆救护车。1988年3月25日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投入运转，同时启用“120”急救电话。
北京急救中心最初分设院前急救和院内医疗两部分，2005年，中心实行部分功能转型，撤销了院内医疗功能，关闭了急诊抢救室和病房，将全部医疗力量转向院前急救，目前，中心主要承担120指挥调度、日常医疗急救服务和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急救网络建设与管理、急救知识普及和培训四项任务。
由于急救中心的职能是向100万人口以上区域提供院前院内急救服务，因此，它的机构设置一般在各大中城市，并由当地的卫生局直辖。急救中心一般由一个医疗救援指挥中心和分布在城区和远郊各处的急救网络网点组成。
在中国的城市中，只有北京同时存在着北京市急救中心（120）和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999）两大救助体系，他们分别隶属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红十字会。
北京急救中心宣传处主任李坚韧告诉记者，由于北京急救需求非常大，即使120、999同时存在、发展这么多年，市场也未饱和，两者应该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但就急救规模和工作量来说，120还是主体，120大约占到北京急救市场的六、七成左右。
目前，北京市急救中心（120）现有车辆400余辆，已经设立200多个急救点。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现有急救车辆203部，急救站点130个。
国际上通常有每万人拥有急救车数量来参考衡量当地急救力量。目前，中国的标准是5万人/台、急救能力低于俄罗斯1万人/台、以色列6700人/台。
“即便不包括流动人口，北京现有2000万常住人口，至少需要400辆救护车，这并不是说你有400辆车就完事了，50000比1的指标，是指这400辆救护车要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车辆需要周转、检修，所以北京实际要配备的救护车数量，肯定多于400辆。”北京市急救中心宣传处主任李坚韧说，作为全国急救体系建设最好的北京市，其急救能力也是达不到正常要求。
“120的呼叫满足率也只有80%，十个呼叫电话有两个得不到车。其他地级城市县级城市连50%都没有。”北京急救中心科教办主任张进军告诉《方圆》记者。
为此，急救机构也尽量想办法节约急救资源，譬如120和999共享一个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该平台可以汇集双方每日值班信息和基本数据，还可以显示双方急救站的位置，救护车辆状态等信息。
急救难达“白金十分钟”
充足的救护车，只是满足急救能力的纸面上数据。要想挽回更多的生命，“时间”是更为精准的衡量。
“从急救车反应时间看来，中国的急救力量也有不少差距。急救存在‘白金十分钟’，因此从患者打电话到救护车送来，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李坚韧介绍。病人突发疾病的第一个小时在医学上称“黄金一小时”，在这个时段病人如能得到很好护理与急救的话，生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中尤以病人发病到120急救车到来的约10分钟内最为关键，被称作“白金十分钟”，如果病人得到正确的护理，情况会更好。
对于出车时间，我国目前并没有强制性法律规定。北京市急救中心的规定是2分钟，这个时间由司机来把握，如果超出，当事车辆的司机会被直接调离岗位。但是，出车时间并不等于达到时间。
2003年发改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中，将达到时间规定为15分钟之内，但这个标准很难达到。
北京的急救网路站点的服务半径在3.5公里左右，以急救车25公里时速计算，路上大概耗费10分钟，这不包括前期调度和接抬病人平均花费的3分钟。“在北京，10分钟内达到率的不到30%，平均14.5分钟，而在日本平均到达时间只要6.18分钟。”张进军说。
因为在北京这样的大型城市，还必须面临堵车的风险。12月10日，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王雨竹在微博中记述了她一次跟车，从急救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上，足足走了40分钟，“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逝去。”
除了堵车，急救机构本身的体制不畅通，也使得麻烦重重。李坚韧说，“北京急救中心400余辆救护车中约有一半直属北京市急救中心，另一半在权属上归各区县，但市急救中心对各区县救护车只有业务上的指挥权限。 这个“指挥权限”有时会影响全市救护车的整体调派。” 12月10日，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正在制定当中。条例中拟规定，如果急救车辆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应享有道路通行优先权，阻挡急救车执行急救任务的车辆或将遭受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如病患死亡，还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据了解，2007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已经将急救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调研计划。
被恶意占用的急救资源
急救资源一方面极其匮乏，另一方面被恶意占用和浪费的情况也非常多见。据了解，北京急救中心日均受理电话5000余次，但真正出车仅800余次，更多的是骗车、骚扰和无声等恶作剧来电。
“北京市每天都有两百辆左右的急救车跑在路上，但有时患者在救护车到达前就自行去医院了或者病情缓解了，甚至是报假警，导致每年都有近千次的空车往返。”北京急救中心的随车医生李贝说。
“喝酒的，崴脚的，十三、四岁小男孩打完篮球肚子疼，类似于这些非典型的急救用车把我们的资源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李贝说医生没有权力说不，基本上对患者有求必应。但是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急救中心的急救资源都被这样的一些恶意电话所耗费的话，会威胁到另外一些真正需要救治的人。
北京急救中心医生王雨竹认为，应该在法律上给调度医生和急救医生说不的权力，对于一些非急救用车，可以说暂缓或者不去，既减轻了院前急救的工作负担，也相当于给了其他患者生的希望。以法国为例，它的急救部门一年也要接100多万个电话，如果调度人员觉得患者不需要急救车就会给一个全科医生打电话，让他来处理这个病人。但北京的情况是，除了急诊抢救的、出院回家、做检查的，各医院之间病人转送的，都呼叫来120。“一般的转送病人工作由其他的社会医疗机构来负责就足够了，120系统应该只负责顶尖的重症抢救。”
急救资源联网是当务之急
“目前，急救体系最迫切需要强化的还是硬件建设。”张进军认为，没有足够的急救资源，更多的“急救不急”导致的医疗事故还会涌现。
他认为要做好急救网点、医院急诊、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的衔接等三个方面。以北京为例，要达到急救“白金十分钟”要求，应该有600多个人、车、设备俱全的急救网点，而目前仅200多个。（一辆救护车的标准配备包括四个人：司机、医生、护士和担架工），目前120急救网点90%以上是与医院合作的。“实际上医院对120急救的需求低，老百姓的需求高，而老百姓在社区。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网点并没有建在最需要的地方。
对于医院急诊，张进军呼吁，“凡有接诊能力的医院均不能推诿，并要先救命后收费、先救治后检查、先急诊后专科的接诊原则。”此外，实现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信息的实时动态无缝对接也很迫切。
2012年11月11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发表了一条微博称，一辆120急救车拉着意识不清的病人，连跑5家医院，都因急诊科爆满，没床没设备而无法及时抢救。网友疑惑：为何在信息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各医院的急救床位状况还不能信息化、无法共享？
李坚韧也期盼北京市能建成急救资源联网，系统一旦建成后，可以动态反映各医院急诊床位、设备使用情况。“一方面，让急救车获得即时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卫生部门掌握急救资源的动态利用情况，做到更合理的调配、补充。”
不过近日，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也向媒体坦言，“急救资源联网”短期内实现确有困难。有专家认为医疗机构资源难以统一调配的原因在于北京的医院系统派系繁杂，五花八门，既有北京市卫生局和区卫生局下属的医院，也有卫生部等各个部委的，还各个军队的，各个高校的，而北京急救中心只是一家隶属于北京市卫生局的处级单位。
张进军认为，实现急救资源联网建机制前提是要实行急救体系内的一体化垂直管理。张进军告诉记者，“目前，除了999系统，单属于120系统的救护车，就分属于北京急救中心、区县政府（卫生局）、部属单位、厂矿单位，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另外，提高急救利用效率也是改变急救供求矛盾的措施。据了解，北京市120中急救车真正用在救急救危的只占20%，剩下80%左右的服务用于病人的日常转运，比如转院、复查、出院等。
王雨竹建议中国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让社会车辆补充进来，承担非急救领域的一部分工作，但是私人救护不能等同于“黑救护”，病人在医院就诊时经常会碰到有人发放急救车的名片，其中多是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黑救护”，他们不能承担转移病人、急救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