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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贪风之盛，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乾隆朝官吏贪腐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严刑峻法。然而，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己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侯。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陈辉祖因其弟为王 望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令自尽。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乾隆帝惩贪则“多从宽纵”。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其宽纵的结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
宠重和坤形成恶性循环
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坤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坤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坤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乾隆朝官吏贪腐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严刑峻法。然而，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己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侯。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陈辉祖因其弟为王 望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令自尽。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乾隆帝惩贪则“多从宽纵”。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其宽纵的结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
宠重和坤形成恶性循环
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坤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坤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坤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