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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曲有禅是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新堡村人，１９１０年出生，家境贫寒。为了摆脱贫困，他的哥哥曲书禅１３岁便到东冶镇兴泰昌商号当了小伙计，到１９３１年已升任兴泰昌商号的二掌柜。曲有禅从１９２９年起开始在兴泰昌商号学做生意。他北走大同、内蒙古，东跑河北省平山、阜平，西跑忻县、崞县（现原平），南跑太谷、临汾一带，搞商品运销，几年过去，不仅积蓄颇丰，而且历练得胆识过人。
１９３３年，曲有禅将弟弟曲廷送到太原加入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后来，曲廷加入牺盟会并加入共产党，１９３９年在五台县耿镇村的一次反“扫荡”斗争中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四个军分区。其中第二军分区在五台县东冶镇成立，原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鉴于曲有禅手头拥有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又认识很多商人，赵尔陆很快就与他有了接触。后来，两人的交往愈益频繁。在赵尔陆的安排下，曲有禅在晋察冀边区二分区搞物资运输，长年在阜平、平山、五台、崞县、忻县等地跑驮运。其间，曲有禅又陆续认识了宋劭文、杨耕田等人。
１９４１年，刚刚升任兴泰昌大掌柜不久的曲书禅病逝。弟弟的牺牲，哥哥的去世，给而立之年的曲有禅平添了家庭的重担。但更令他揪心的是，日寇的铁蹄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肆意践踏。他痛定思痛，决定转让兴泰昌商号，全身心地跟共产党走。
穿梭在生死线上
１９４０年９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后，侵华日军疯狂地开始了所谓的“报复扫荡”。１９４１年３月至年底，在华日伪实施的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和伪蒙疆实施的第一次“施政跃进运动”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受到严重的摧残。
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边区的物资配备和信息传递非常困难。考虑到自己对边区地形和人员比较熟悉，曲有禅主动承担起了传递情报、购买军用物资的重任。但要想平安出入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并非易事。曲有禅深知这一使命的艰险和它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他只有倍加小心地穿梭在其中。每次运输归来，赵尔陆都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告诉他“宁可失去物资，不可泄露秘密”。为了更好地工作，在赵尔陆的介绍下，他又先后认识了晋察冀军区的肖永昌、王道力、白超有、赵鹏飞、丁莱夫、朱根甫等人。１９４２年夏，曲有禅扮成富商模样，与特派员马文轩活动在太原、榆次、太谷一带，任务是购置特别军需。在太谷商人李松山的大力帮助下，购得德国造手枪几支、子弹一包、铜线数包，秘密运回边区政府。
为了安全，曲有禅每次外出都要做充分的准备。大部分时候他是装扮成商人。而且每次出入不同地区都要换衣服，针对不同的麻烦要有不同的口径。若是碰上“自己人”就出示介绍信，要是过日本人的卡，就想方设法蒙混过去。至今曲有禅的后代仍保存着６０多年前他经常出入时携带过的其中一张“特别通行证”。
尽管有商人身份做掩护，但曲有禅在敌占区、游击区中来往，时常出入于明卡暗哨、枪林弹雨中，还是危险重重。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曲有禅一般只带三五头驴子驮运军用物资。这样一来，即使碰到日军，也相对容易以“良民”身份躲过检查。一天黄昏，曲有禅一个人带着几头驴子驮着一些军用物资前往平山，在盂县山区，遭遇一小股日伪部队，眼看躲是躲不过检查，他使劲抽打驴子掉头往回跑，但无奈驮重的驴子跑不过敌人的枪子儿，在转过一个小山丘时，他不得不让驴子跑一个方向，自己急中生智，钻进路边上一个废弃已久的涵洞。敌人追上驴队后，找不到人，便在周围四处寻找，但他们也惧怕有埋伏，在找到曲有禅躲避的涵洞时，胡乱朝里打了几枪，便匆匆牵着驴队离去。曲有禅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才爬出来，但因腿上被子弹擦伤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一瘸一拐地找了一户人家得救。还有一次，他与另一个人带五六头驴驮，因物资太多，被日军怀疑扣押，遭刑讯逼供，由于他们宁死咬定自己和八路军无关，又称自己认识小伍将军（为了顺利出入敌区，他经常给哨卡上的人打点好处而认识），才被放行。
倾囊相助
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以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华北地区又连年发生水、旱、虫灾，到１９４３年的时候，边区军需民用更加困难。
为了渡过难关，边区军民生活异常俭朴。１９４２年冬的一天，时任二地委书记的赵尔陆不慎把被子烧掉了，但他为了节省经费，坚决不买被子，用衣服、毛毯等凑合度日。曲有禅经常在他住的院子里过夜，实在不忍心看书记受冻，趁一次运输物资，拿自己的钱专门给书记买回来一条新被子。
１９４３年夏，赵尔陆和四分区电台负责人肖永昌在阜平县电台所在地柏林村冯家宝西屋，同曲有禅谈到：因部队搞生产自救，需要大量的资金，希望你能帮助筹集。曲有禅深知当前开展工作的困难，但坚定地答应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任务。回家后，他首先说服家里人，将自家的全部资金拿出，考虑到自家的资金有限，他想方设法从另几家关系好的商号店铺筹集一部分资金，共计８５０００元大洋，于７月２１日秘密送到柏林村，交给电台的白超有。当时搬运装有大洋的箱子的战士苏伍、范尚斌、李贵荣都对曲有禅充满敬意。由于资金缺口太大，曲有禅在此后又将自家的首饰等贵重物品变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款，合计３７５５７元大洋，于１１月２３日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将钱送到白超有手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边区政府主动给曲有禅留了借条，并言明等形势好转一定如数偿还。
面对日军的层层经济封锁，边区的各种军需都很紧缺。尽管曲有禅已经倾尽其所有，但对于边区资金的巨大短缺，还显得微不足道。鉴于此，曲有禅主动勇敢地挑起了继续筹资的重任。凭着他走南闯北的声望和关系，他以前做生意时认识的伙伴都成了他筹资的对象。他一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争取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一边给他们讲大敌当前对群众生命财产的危害。边区群众在日寇的侵略下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的爱国情怀也自然地表露出来。他们都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我们的命尚且不知能否保住，还要钱干什么，支持八路军抗战是应该的。在曲有禅的介绍和引见下，边区的群众先后有定襄县任稳财（出大洋２９０００元）、盂县御枣口乡的韩槐（出边洋２１０００元）、盂县梁家寨乡张家坪村的张九公（出边洋２７０００元）、五台建安乡坛村梁成全（出大洋５００００元）、五台县东冶镇新堡村曲贵全（出大洋１１５４０元）将自己的积蓄借给由白超有经手的电台。曲有禅先后为抗战筹军资２６１０９７元（其中大洋２１３０９７元），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对资金短缺困难的解决。
解放后，曲有禅很少与外人提起自己的过去。一段时期，这段与局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经历曾使他蒙受了太多的委屈，“四清”中他被斗争，“文革”中他被批斗，而那些在他的争取下借款给边区电台的人们因得不到补偿也与他反目成仇……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过着清贫的日子，守着坚定的信念，直到１９９１年病逝。
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那些为革命和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曾于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８０年两次做出过《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向群众筹借、筹募的款项如何归还问题的通知》。由于种种原因，曲有禅的借款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我们深信，有关部门一定会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再让抗战功臣流血流汗再流泪！
曲有禅是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新堡村人，１９１０年出生，家境贫寒。为了摆脱贫困，他的哥哥曲书禅１３岁便到东冶镇兴泰昌商号当了小伙计，到１９３１年已升任兴泰昌商号的二掌柜。曲有禅从１９２９年起开始在兴泰昌商号学做生意。他北走大同、内蒙古，东跑河北省平山、阜平，西跑忻县、崞县（现原平），南跑太谷、临汾一带，搞商品运销，几年过去，不仅积蓄颇丰，而且历练得胆识过人。
１９３３年，曲有禅将弟弟曲廷送到太原加入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后来，曲廷加入牺盟会并加入共产党，１９３９年在五台县耿镇村的一次反“扫荡”斗争中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四个军分区。其中第二军分区在五台县东冶镇成立，原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鉴于曲有禅手头拥有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又认识很多商人，赵尔陆很快就与他有了接触。后来，两人的交往愈益频繁。在赵尔陆的安排下，曲有禅在晋察冀边区二分区搞物资运输，长年在阜平、平山、五台、崞县、忻县等地跑驮运。其间，曲有禅又陆续认识了宋劭文、杨耕田等人。
１９４１年，刚刚升任兴泰昌大掌柜不久的曲书禅病逝。弟弟的牺牲，哥哥的去世，给而立之年的曲有禅平添了家庭的重担。但更令他揪心的是，日寇的铁蹄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肆意践踏。他痛定思痛，决定转让兴泰昌商号，全身心地跟共产党走。
穿梭在生死线上
１９４０年９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后，侵华日军疯狂地开始了所谓的“报复扫荡”。１９４１年３月至年底，在华日伪实施的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和伪蒙疆实施的第一次“施政跃进运动”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受到严重的摧残。
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边区的物资配备和信息传递非常困难。考虑到自己对边区地形和人员比较熟悉，曲有禅主动承担起了传递情报、购买军用物资的重任。但要想平安出入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并非易事。曲有禅深知这一使命的艰险和它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他只有倍加小心地穿梭在其中。每次运输归来，赵尔陆都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告诉他“宁可失去物资，不可泄露秘密”。为了更好地工作，在赵尔陆的介绍下，他又先后认识了晋察冀军区的肖永昌、王道力、白超有、赵鹏飞、丁莱夫、朱根甫等人。１９４２年夏，曲有禅扮成富商模样，与特派员马文轩活动在太原、榆次、太谷一带，任务是购置特别军需。在太谷商人李松山的大力帮助下，购得德国造手枪几支、子弹一包、铜线数包，秘密运回边区政府。
为了安全，曲有禅每次外出都要做充分的准备。大部分时候他是装扮成商人。而且每次出入不同地区都要换衣服，针对不同的麻烦要有不同的口径。若是碰上“自己人”就出示介绍信，要是过日本人的卡，就想方设法蒙混过去。至今曲有禅的后代仍保存着６０多年前他经常出入时携带过的其中一张“特别通行证”。
尽管有商人身份做掩护，但曲有禅在敌占区、游击区中来往，时常出入于明卡暗哨、枪林弹雨中，还是危险重重。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曲有禅一般只带三五头驴子驮运军用物资。这样一来，即使碰到日军，也相对容易以“良民”身份躲过检查。一天黄昏，曲有禅一个人带着几头驴子驮着一些军用物资前往平山，在盂县山区，遭遇一小股日伪部队，眼看躲是躲不过检查，他使劲抽打驴子掉头往回跑，但无奈驮重的驴子跑不过敌人的枪子儿，在转过一个小山丘时，他不得不让驴子跑一个方向，自己急中生智，钻进路边上一个废弃已久的涵洞。敌人追上驴队后，找不到人，便在周围四处寻找，但他们也惧怕有埋伏，在找到曲有禅躲避的涵洞时，胡乱朝里打了几枪，便匆匆牵着驴队离去。曲有禅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才爬出来，但因腿上被子弹擦伤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一瘸一拐地找了一户人家得救。还有一次，他与另一个人带五六头驴驮，因物资太多，被日军怀疑扣押，遭刑讯逼供，由于他们宁死咬定自己和八路军无关，又称自己认识小伍将军（为了顺利出入敌区，他经常给哨卡上的人打点好处而认识），才被放行。
倾囊相助
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以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华北地区又连年发生水、旱、虫灾，到１９４３年的时候，边区军需民用更加困难。
为了渡过难关，边区军民生活异常俭朴。１９４２年冬的一天，时任二地委书记的赵尔陆不慎把被子烧掉了，但他为了节省经费，坚决不买被子，用衣服、毛毯等凑合度日。曲有禅经常在他住的院子里过夜，实在不忍心看书记受冻，趁一次运输物资，拿自己的钱专门给书记买回来一条新被子。
１９４３年夏，赵尔陆和四分区电台负责人肖永昌在阜平县电台所在地柏林村冯家宝西屋，同曲有禅谈到：因部队搞生产自救，需要大量的资金，希望你能帮助筹集。曲有禅深知当前开展工作的困难，但坚定地答应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任务。回家后，他首先说服家里人，将自家的全部资金拿出，考虑到自家的资金有限，他想方设法从另几家关系好的商号店铺筹集一部分资金，共计８５０００元大洋，于７月２１日秘密送到柏林村，交给电台的白超有。当时搬运装有大洋的箱子的战士苏伍、范尚斌、李贵荣都对曲有禅充满敬意。由于资金缺口太大，曲有禅在此后又将自家的首饰等贵重物品变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款，合计３７５５７元大洋，于１１月２３日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将钱送到白超有手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边区政府主动给曲有禅留了借条，并言明等形势好转一定如数偿还。
面对日军的层层经济封锁，边区的各种军需都很紧缺。尽管曲有禅已经倾尽其所有，但对于边区资金的巨大短缺，还显得微不足道。鉴于此，曲有禅主动勇敢地挑起了继续筹资的重任。凭着他走南闯北的声望和关系，他以前做生意时认识的伙伴都成了他筹资的对象。他一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争取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一边给他们讲大敌当前对群众生命财产的危害。边区群众在日寇的侵略下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的爱国情怀也自然地表露出来。他们都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我们的命尚且不知能否保住，还要钱干什么，支持八路军抗战是应该的。在曲有禅的介绍和引见下，边区的群众先后有定襄县任稳财（出大洋２９０００元）、盂县御枣口乡的韩槐（出边洋２１０００元）、盂县梁家寨乡张家坪村的张九公（出边洋２７０００元）、五台建安乡坛村梁成全（出大洋５００００元）、五台县东冶镇新堡村曲贵全（出大洋１１５４０元）将自己的积蓄借给由白超有经手的电台。曲有禅先后为抗战筹军资２６１０９７元（其中大洋２１３０９７元），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对资金短缺困难的解决。
解放后，曲有禅很少与外人提起自己的过去。一段时期，这段与局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经历曾使他蒙受了太多的委屈，“四清”中他被斗争，“文革”中他被批斗，而那些在他的争取下借款给边区电台的人们因得不到补偿也与他反目成仇……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过着清贫的日子，守着坚定的信念，直到１９９１年病逝。
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那些为革命和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曾于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８０年两次做出过《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向群众筹借、筹募的款项如何归还问题的通知》。由于种种原因，曲有禅的借款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我们深信，有关部门一定会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再让抗战功臣流血流汗再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