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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长期以来，下岗工人再创业的故事在各大媒体上广为流传。他们艰辛的创业历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许多人，一代人的悲欢离合也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20年。然而，绝大多数的下岗职工或因为文化水平、或因为资金投入、或因为照顾家庭，种种原因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光彩夺目的创业楷模。但就是他们，不屈不挠，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再就业的岗位上认真地工作着，在平凡的日子里平凡地生活着。
18年的工龄÷下岗＝新的起点
“政府安排了我最美好、最具活力的青壮年时代，却在我年过40时，将我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发誓要做广州最后一名“摩的”司机的陈宏国一阵唏嘘，“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在知天命的年纪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是专为奉献而生的，是毫无保留、无私无畏的奉献！” 1968年的陈宏国刚刚初中毕业，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腔热血满怀报国激情的他加入到了三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我们那时斗老师，砸教室，烧课本，我们不学无术、思想单纯却满怀激情充满战斗精神，党的一句话我们就会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老陈眼里依然闪烁星光，“随着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结束，我们的青春岁月就在那些开荒种地的无所事事中荒芜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其他知青一样把高考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结果我落榜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报国激情’是否正确了。”
1979年回到城市的陈宏国已经是一个27岁的大龄青年了，进入广州丝织厂当一名普通工人成为那一年他遇到的最大喜事，“那年头，工人是一个很诱人的字眼，掌握着招工大权的人更是仿佛手里握着你的小命一般。招工可以使城镇青年不再待业，可以使农民从此‘鲤鱼跳龙门’，成了令人艳羡的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一旦被招了工，哪怕是煤矿工人、清洁工人，都是十分体面和荣耀的事情，那可是‘铁饭碗’啊。”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让老陈倍加珍惜，1986年，国家颁布实施《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要求所有的工人必须要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岗位有限以及企业的效益不佳，老陈的单位也开始“减员分流、转产待岗”，尽管老陈幸免于难但目睹平日的工友痛哭流涕的他还是心有余悸，“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失业’吗？！”
据调查，第一批破产下岗工人，大多出生于60年代中期，十年动乱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经历，因为历史原因，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技术底子较薄，他们是在最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具有“最无私的奉献精神、最坚韧的性格、最耐劳的吃苦精神”，他们创造过历史，历史的改革也让这群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做工人，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那么爱国，国家为何不要我们了？”工友的不解与无奈至今让老陈心痛，“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们这一代？！”
1997年，国企效益全面下滑，改革已箭在弦上，“下岗”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作为改革桥头堡的广州更是首当其冲，45岁的陈宏国成为下岗职工，“从停薪留职到待岗到下岗，接近10年的时间，我已经开始理解党的政策了，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企业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起，其他福利和保险也无法保障，死耗着，企业穷死工人也要饿死！”面临着“一无所有”的老陈很冷静，“一辈子奉献，18年的工龄，20年的党龄，从没有给国家添过负担，如今也不想做包袱，下岗，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是没什么文化、技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日子不会比现在差！”1997年，45岁的陈宏国成为广州市一名普通的“摩的”司机。
1份工作×10年＝倍加珍惜
春节里，各大商场人头攒动。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锦华商厦，我们见到一位热情招待顾客，忙得不亦乐乎的营业员。她的年纪看起来比其他营业员都大一些，但动作的麻利程度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却丝毫不落后于年轻人。她就是该商厦年纪最大的员工之一，今年48岁的董延芝。
1996年3月的一天，董所在的单位——十七冶二公司因效益不好宣布实行下岗分流。当时，对“下岗”这个概念很模糊的董师傅和同事们感到了绝望，“下岗就是没有单位了”，“别说是‘铁饭碗’，就是‘泥饭碗’也没有了。”领导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厂里的一些员工抱头痛哭，大家觉得这几十年白干了，一下子谁都接受不了。
那一年董延芝37岁。虽然她没有哭，虽然她坚信“人有一双手，不怕没饭吃”，但一连几个晚上她都睡不好觉，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由于在单位做的是熟练工种，没有技术含量，自己也过了求学的年纪，再去找一份工作又谈何容易。
一天，朋友来家里做客，董延芝自己包饺子款待客人，朋友直夸她包的饺子比超市的速冻水饺还好吃。她眼前一亮，自己是北方人，做面食是自己的长项，何不包饺子拿到市场上去卖呢？于是她说干就干，和面、擀皮、调馅，全手工制作的饺子很是畅销，一个星期，就净赚近一百元。
看着下岗后赚来的第一笔钱，董延芝很高兴：“那时候我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400多元。卖了几天饺子我才知道，下岗也并不是天塌下来，只要勤快就有饭吃。”
就在董延芝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高兴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每天包好饺子再端到市场，摆个小摊在露天里卖，受天气条件的制约很大。要想真的做好生意必须租个小店铺。但她最终放弃了做生意的念头：“看看家里存折上的数字，想想上初中的孩子生活没人照顾，我还是决定寻找另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对我来说能够照顾家庭是最重要的。”
这之后她先后来到了园林队做绿化工作，在冷饮厂做搬运工、配料等工作。可是冷饮厂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单位，9月份一到，招来的临时工就得回家了。一时间，董又失去工作了。
下岗难，难在找工作。干了今天没明天的打工生活何时是个尽头呢？短短的两年时间，董延芝就换了5份工作。虽然没有工作的保障和承诺，但她并没有气馁：“其实相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同事来说，我还是幸运的。那期间，我不停地寻找就业机会，风吹雨淋，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介绍下，董延芝来到了商场卖羊毛衫。从来没有做过服务行业的她开始还有些胆怯，甚至看到来逛商场的熟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丈夫知道了她的这种想法就开导她：“下岗员工与在职员工都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下岗打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支持你。” 克服了心理上障碍的董延芝开始主动上前向顾客介绍，耐心地为顾客挑选，她用真诚和认真打动了顾客，甚至和一些顾客都成为了朋友。她的销售额始终位居柜组前几位。
在经历了5次工作波动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所长之处，决心要在服务岗位上好好干。正是她的认真工作获得了顾客和厂家的好评，为她赢得了留在商场的宝贵机会。这一留就是近10年，而今她已成为商场年纪最大的营业员之一，同事们都笑称她为“常青树”。10年间，她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获得了商场的嘉奖。
在一次表彰大会上，董延芝作为大龄下岗职工的代表发了言：“下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思想下岗了，落后了。作为一名营业员，要能为顾客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想顾客所想，就一定能获得顾客的信任。我们下岗职工更加知道工作机会的来之不易，工作起来也就会倍加珍惜。我们应该自强不息，不等不靠政府的救济和补助，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候真是精打细算，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每天的日常消费不超过五元，买米买便宜的米，买菜买便宜的菜。稍不留神，钱就不够花了，根本攒不下钱来。”董延芝拿出几个记账本，里面详细地罗列着每天的消费状况，连一毛两毛的青菜钱也不遗漏。
但这些记账本在2003年以后就找不到任何记录了。董延芝笑着向记者揭秘：“因为那之后生活就不那么拮据了。2003年，单位将拖欠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一次性补齐。同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帮我们缴纳。由于以前在单位做的是特殊工种，我又受到照顾，2004年正式退休。现在我每月都能有六百多的退休工资，自己再打工挣点钱，收入也不低了。政策越来越好，和以前相比，我真的满足了。”
3000万下岗职工—单位=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
2007年2月13日，江苏省泗洪县举办了新年第一次的大型农民工招聘会，细雨如霏的暖春天气给人一种崭新的气象。为了招聘到合适的工人，许多老板早早地来到时代广场——占据有利的摊位，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刘明，一个略显文雅的北方汉子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徐徐吐出一个个烟圈，那是一张满怀沧桑与惆怅的脸，他是南京新达制衣公司的老板，今年37岁的他本应该因事业有成而志得意满，他却说，我用了10年的时间才说服自己重回家乡。
120平米的公寓、豪华的家具、崭新的捷达王……10年前，还是江苏省泗洪县分金亭酒厂一名调酒师的刘明想也不敢想这样的生活，伴随着赌气般的逃离，经过10年的辛苦打拼，他终于在南京这个大都市证明了自己，“感谢下岗！”如今已经是一家拥有工人数十人、年产值近百万元的服装加工厂的老板的他显得意气风发。
“当初我就是想不通，我要学历有学历，要技术有技术，十几年的工龄工资仅仅从400元涨到500元，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光是我，大家感觉都特没劲，企业效益越来越差，我花了半年时间进行市场调研，写了一份近10万字的企业改革方案交给了企业领导，结果不仅方案石沉大海，企业依然一潭死水，下岗分流的名单中我却赫然在列！”刘明满脸悲愤，“我是真的爱企业啊，却落个这样的下场，我当时天天去堵那个厂长，想要个说法，凭什么要我下岗！我比别人差吗？！”
从厂里领回1300块钱的“安家费”，1.83米的汉子掉了眼泪，“委屈，全是委屈，我凭什么下岗？想不通！”1997年，刘明赌气带着新婚的妻子离开了那个令他无比伤心的苏北小城，“我不干出个模样，绝对不回来！”
1998年，刘明来到南京，进入一家外企制衣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争强好胜的他分外珍惜这次工作机会，虚心学习业务，不怕吃苦，不但解决了自己和妻子的生计问题，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计划经济时代，你可以天天去单位无所事事，一张报纸、一杯热茶就可以混过一天，工资也不比别人少拿，看看现在，如果没有下岗，这些人会主动自谋出路吗？会拼命地学技术拼命地工作吗？害怕呀！只有害怕淘汰才会努力，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刘明认为，正是下岗让许多人的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
漂泊不定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让刘明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打工赚取的工资毕竟微薄，家里的日子依然拮据。不满现状的他想，要改变目前的景况，必须靠自己创业，走一条自己的路，但干什么呢？他想到自己做过服装销售，但自己对这些行业知识还是“门外汉”，不敢轻易涉足，他又一次陷入了苦闷之中。
2002年，国家（2002）财208号文件颁布，规定，为了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同时国家还出台了小额贷款专项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刘明立即电话咨询了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作人员告诉他只需有下岗证明就可以申请贷款。
喜出望外的刘明在贷款有保障的情况下，意识到创业还需要技术来支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刘明参加了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举办的创业培训，学习了相关的经营管理知识，经营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他还专门到社区的制衣厂去学习专业的知识，2002年秋，刘明的工厂终于开张，“人都是逼出来的，下岗砸掉了我们的铁饭碗，那是砸碎了锁链，我们获得了自由，二次创业的自由，也激发了我们最大的潜力。”成功没有改变他思考的爱好，“据统计，从1997年以来的10年间，中国产生了近3000万下岗职工，人是第一生产要素，没有了‘单位’的束缚，人的潜力会有一个惊人的爆发！”
1人＋1人＋1人……＝和谐社会
“欢迎农民兄弟到运辉职校免费学技术”，在山东济宁火车站，一个巨幅广告牌高高地悬挂在车站出站口，“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关键是玫瑰要像火种一样手传手地传播开来，这就是我理解的帮扶政策。”说这话的李星辉今年43岁，是运辉职业技校的校长，他每年都帮助近千名下岗职工或农民工顺利地走上就业岗位。
运辉职业技术学校今春一期的学员招生工作刚刚结束，到2007年3月，该校已先后举办下岗职工免费技能培训班21期，培训人员2900多人，一大批下岗职工重新走上就业岗位。“我就是下岗职工出身，我了解这群人的难处，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还要换营生，多困难啊，打工没有文化技术，创业资金门路都无法保证。”提起当初的办校初衷，李星辉对下岗职工充满同情，“现在很多下岗职工连我们当初的优惠都享受不到了，国家逐渐取消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办的个体经营实行的财税优惠也逐渐取消了，这些4050人员走向市场，没有培训和帮助是不能立足的！”
2002年，同样受惠于（2002）财28号文件的李星辉也一跃成为“个体户”，完成了由下岗职工到老板的胜利大逃亡，“我做纸板加工，政府给了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先是贷款解决了我的启动资金问题，还帮我联系客户，当时政策还规定根据招收下岗职工的多少给予企业一定的补贴，我就想自己还是能解决一批人的就业的。” 李星辉说。
创业帮扶项目是济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2年重点推广的项目，包括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场地、员工诸多扶植，李星辉的纸板项目就在扶植之列。当年作为下岗失业人员的李星辉，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终于精通了纸板加工技术，并研发出了自己的品牌，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帮助一样与自己有下岗经历的人们，开办了下岗职工帮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运辉职业技术学校。“我是完全免费培训下岗职工的，现在政府鼓励先进的带动后来者，一人富裕能带动一方，造福一方，大家都这样做的话，一加一就能大于二，所有的下岗职工都立志奋斗实现自己的二次创业，然后再带动更多的人，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李星辉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充满乐观，“和谐社会不就是每个人都能幸福吗，一帮十十帮百，每个人都幸福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18年的工龄÷下岗＝新的起点
“政府安排了我最美好、最具活力的青壮年时代，却在我年过40时，将我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发誓要做广州最后一名“摩的”司机的陈宏国一阵唏嘘，“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在知天命的年纪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是专为奉献而生的，是毫无保留、无私无畏的奉献！” 1968年的陈宏国刚刚初中毕业，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腔热血满怀报国激情的他加入到了三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我们那时斗老师，砸教室，烧课本，我们不学无术、思想单纯却满怀激情充满战斗精神，党的一句话我们就会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老陈眼里依然闪烁星光，“随着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结束，我们的青春岁月就在那些开荒种地的无所事事中荒芜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其他知青一样把高考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结果我落榜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报国激情’是否正确了。”
1979年回到城市的陈宏国已经是一个27岁的大龄青年了，进入广州丝织厂当一名普通工人成为那一年他遇到的最大喜事，“那年头，工人是一个很诱人的字眼，掌握着招工大权的人更是仿佛手里握着你的小命一般。招工可以使城镇青年不再待业，可以使农民从此‘鲤鱼跳龙门’，成了令人艳羡的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一旦被招了工，哪怕是煤矿工人、清洁工人，都是十分体面和荣耀的事情，那可是‘铁饭碗’啊。”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让老陈倍加珍惜，1986年，国家颁布实施《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要求所有的工人必须要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岗位有限以及企业的效益不佳，老陈的单位也开始“减员分流、转产待岗”，尽管老陈幸免于难但目睹平日的工友痛哭流涕的他还是心有余悸，“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失业’吗？！”
据调查，第一批破产下岗工人，大多出生于60年代中期，十年动乱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经历，因为历史原因，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技术底子较薄，他们是在最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具有“最无私的奉献精神、最坚韧的性格、最耐劳的吃苦精神”，他们创造过历史，历史的改革也让这群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做工人，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那么爱国，国家为何不要我们了？”工友的不解与无奈至今让老陈心痛，“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们这一代？！”
1997年，国企效益全面下滑，改革已箭在弦上，“下岗”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作为改革桥头堡的广州更是首当其冲，45岁的陈宏国成为下岗职工，“从停薪留职到待岗到下岗，接近10年的时间，我已经开始理解党的政策了，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企业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起，其他福利和保险也无法保障，死耗着，企业穷死工人也要饿死！”面临着“一无所有”的老陈很冷静，“一辈子奉献，18年的工龄，20年的党龄，从没有给国家添过负担，如今也不想做包袱，下岗，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是没什么文化、技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日子不会比现在差！”1997年，45岁的陈宏国成为广州市一名普通的“摩的”司机。
1份工作×10年＝倍加珍惜
春节里，各大商场人头攒动。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锦华商厦，我们见到一位热情招待顾客，忙得不亦乐乎的营业员。她的年纪看起来比其他营业员都大一些，但动作的麻利程度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却丝毫不落后于年轻人。她就是该商厦年纪最大的员工之一，今年48岁的董延芝。
1996年3月的一天，董所在的单位——十七冶二公司因效益不好宣布实行下岗分流。当时，对“下岗”这个概念很模糊的董师傅和同事们感到了绝望，“下岗就是没有单位了”，“别说是‘铁饭碗’，就是‘泥饭碗’也没有了。”领导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厂里的一些员工抱头痛哭，大家觉得这几十年白干了，一下子谁都接受不了。
那一年董延芝37岁。虽然她没有哭，虽然她坚信“人有一双手，不怕没饭吃”，但一连几个晚上她都睡不好觉，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由于在单位做的是熟练工种，没有技术含量，自己也过了求学的年纪，再去找一份工作又谈何容易。
一天，朋友来家里做客，董延芝自己包饺子款待客人，朋友直夸她包的饺子比超市的速冻水饺还好吃。她眼前一亮，自己是北方人，做面食是自己的长项，何不包饺子拿到市场上去卖呢？于是她说干就干，和面、擀皮、调馅，全手工制作的饺子很是畅销，一个星期，就净赚近一百元。
看着下岗后赚来的第一笔钱，董延芝很高兴：“那时候我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400多元。卖了几天饺子我才知道，下岗也并不是天塌下来，只要勤快就有饭吃。”
就在董延芝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高兴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每天包好饺子再端到市场，摆个小摊在露天里卖，受天气条件的制约很大。要想真的做好生意必须租个小店铺。但她最终放弃了做生意的念头：“看看家里存折上的数字，想想上初中的孩子生活没人照顾，我还是决定寻找另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对我来说能够照顾家庭是最重要的。”
这之后她先后来到了园林队做绿化工作，在冷饮厂做搬运工、配料等工作。可是冷饮厂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单位，9月份一到，招来的临时工就得回家了。一时间，董又失去工作了。
下岗难，难在找工作。干了今天没明天的打工生活何时是个尽头呢？短短的两年时间，董延芝就换了5份工作。虽然没有工作的保障和承诺，但她并没有气馁：“其实相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同事来说，我还是幸运的。那期间，我不停地寻找就业机会，风吹雨淋，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介绍下，董延芝来到了商场卖羊毛衫。从来没有做过服务行业的她开始还有些胆怯，甚至看到来逛商场的熟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丈夫知道了她的这种想法就开导她：“下岗员工与在职员工都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下岗打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支持你。” 克服了心理上障碍的董延芝开始主动上前向顾客介绍，耐心地为顾客挑选，她用真诚和认真打动了顾客，甚至和一些顾客都成为了朋友。她的销售额始终位居柜组前几位。
在经历了5次工作波动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所长之处，决心要在服务岗位上好好干。正是她的认真工作获得了顾客和厂家的好评，为她赢得了留在商场的宝贵机会。这一留就是近10年，而今她已成为商场年纪最大的营业员之一，同事们都笑称她为“常青树”。10年间，她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获得了商场的嘉奖。
在一次表彰大会上，董延芝作为大龄下岗职工的代表发了言：“下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思想下岗了，落后了。作为一名营业员，要能为顾客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想顾客所想，就一定能获得顾客的信任。我们下岗职工更加知道工作机会的来之不易，工作起来也就会倍加珍惜。我们应该自强不息，不等不靠政府的救济和补助，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候真是精打细算，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每天的日常消费不超过五元，买米买便宜的米，买菜买便宜的菜。稍不留神，钱就不够花了，根本攒不下钱来。”董延芝拿出几个记账本，里面详细地罗列着每天的消费状况，连一毛两毛的青菜钱也不遗漏。
但这些记账本在2003年以后就找不到任何记录了。董延芝笑着向记者揭秘：“因为那之后生活就不那么拮据了。2003年，单位将拖欠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一次性补齐。同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帮我们缴纳。由于以前在单位做的是特殊工种，我又受到照顾，2004年正式退休。现在我每月都能有六百多的退休工资，自己再打工挣点钱，收入也不低了。政策越来越好，和以前相比，我真的满足了。”
3000万下岗职工—单位=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
2007年2月13日，江苏省泗洪县举办了新年第一次的大型农民工招聘会，细雨如霏的暖春天气给人一种崭新的气象。为了招聘到合适的工人，许多老板早早地来到时代广场——占据有利的摊位，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刘明，一个略显文雅的北方汉子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徐徐吐出一个个烟圈，那是一张满怀沧桑与惆怅的脸，他是南京新达制衣公司的老板，今年37岁的他本应该因事业有成而志得意满，他却说，我用了10年的时间才说服自己重回家乡。
120平米的公寓、豪华的家具、崭新的捷达王……10年前，还是江苏省泗洪县分金亭酒厂一名调酒师的刘明想也不敢想这样的生活，伴随着赌气般的逃离，经过10年的辛苦打拼，他终于在南京这个大都市证明了自己，“感谢下岗！”如今已经是一家拥有工人数十人、年产值近百万元的服装加工厂的老板的他显得意气风发。
“当初我就是想不通，我要学历有学历，要技术有技术，十几年的工龄工资仅仅从400元涨到500元，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光是我，大家感觉都特没劲，企业效益越来越差，我花了半年时间进行市场调研，写了一份近10万字的企业改革方案交给了企业领导，结果不仅方案石沉大海，企业依然一潭死水，下岗分流的名单中我却赫然在列！”刘明满脸悲愤，“我是真的爱企业啊，却落个这样的下场，我当时天天去堵那个厂长，想要个说法，凭什么要我下岗！我比别人差吗？！”
从厂里领回1300块钱的“安家费”，1.83米的汉子掉了眼泪，“委屈，全是委屈，我凭什么下岗？想不通！”1997年，刘明赌气带着新婚的妻子离开了那个令他无比伤心的苏北小城，“我不干出个模样，绝对不回来！”
1998年，刘明来到南京，进入一家外企制衣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争强好胜的他分外珍惜这次工作机会，虚心学习业务，不怕吃苦，不但解决了自己和妻子的生计问题，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计划经济时代，你可以天天去单位无所事事，一张报纸、一杯热茶就可以混过一天，工资也不比别人少拿，看看现在，如果没有下岗，这些人会主动自谋出路吗？会拼命地学技术拼命地工作吗？害怕呀！只有害怕淘汰才会努力，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刘明认为，正是下岗让许多人的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
漂泊不定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让刘明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打工赚取的工资毕竟微薄，家里的日子依然拮据。不满现状的他想，要改变目前的景况，必须靠自己创业，走一条自己的路，但干什么呢？他想到自己做过服装销售，但自己对这些行业知识还是“门外汉”，不敢轻易涉足，他又一次陷入了苦闷之中。
2002年，国家（2002）财208号文件颁布，规定，为了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同时国家还出台了小额贷款专项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刘明立即电话咨询了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作人员告诉他只需有下岗证明就可以申请贷款。
喜出望外的刘明在贷款有保障的情况下，意识到创业还需要技术来支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刘明参加了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举办的创业培训，学习了相关的经营管理知识，经营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他还专门到社区的制衣厂去学习专业的知识，2002年秋，刘明的工厂终于开张，“人都是逼出来的，下岗砸掉了我们的铁饭碗，那是砸碎了锁链，我们获得了自由，二次创业的自由，也激发了我们最大的潜力。”成功没有改变他思考的爱好，“据统计，从1997年以来的10年间，中国产生了近3000万下岗职工，人是第一生产要素，没有了‘单位’的束缚，人的潜力会有一个惊人的爆发！”
1人＋1人＋1人……＝和谐社会
“欢迎农民兄弟到运辉职校免费学技术”，在山东济宁火车站，一个巨幅广告牌高高地悬挂在车站出站口，“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关键是玫瑰要像火种一样手传手地传播开来，这就是我理解的帮扶政策。”说这话的李星辉今年43岁，是运辉职业技校的校长，他每年都帮助近千名下岗职工或农民工顺利地走上就业岗位。
运辉职业技术学校今春一期的学员招生工作刚刚结束，到2007年3月，该校已先后举办下岗职工免费技能培训班21期，培训人员2900多人，一大批下岗职工重新走上就业岗位。“我就是下岗职工出身，我了解这群人的难处，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还要换营生，多困难啊，打工没有文化技术，创业资金门路都无法保证。”提起当初的办校初衷，李星辉对下岗职工充满同情，“现在很多下岗职工连我们当初的优惠都享受不到了，国家逐渐取消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办的个体经营实行的财税优惠也逐渐取消了，这些4050人员走向市场，没有培训和帮助是不能立足的！”
2002年，同样受惠于（2002）财28号文件的李星辉也一跃成为“个体户”，完成了由下岗职工到老板的胜利大逃亡，“我做纸板加工，政府给了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先是贷款解决了我的启动资金问题，还帮我联系客户，当时政策还规定根据招收下岗职工的多少给予企业一定的补贴，我就想自己还是能解决一批人的就业的。” 李星辉说。
创业帮扶项目是济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2年重点推广的项目，包括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场地、员工诸多扶植，李星辉的纸板项目就在扶植之列。当年作为下岗失业人员的李星辉，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终于精通了纸板加工技术，并研发出了自己的品牌，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帮助一样与自己有下岗经历的人们，开办了下岗职工帮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运辉职业技术学校。“我是完全免费培训下岗职工的，现在政府鼓励先进的带动后来者，一人富裕能带动一方，造福一方，大家都这样做的话，一加一就能大于二，所有的下岗职工都立志奋斗实现自己的二次创业，然后再带动更多的人，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李星辉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充满乐观，“和谐社会不就是每个人都能幸福吗，一帮十十帮百，每个人都幸福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