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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网上冲浪的人会发现,网络真是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时即使是沉重的悲剧,也会因其喜剧色彩而蹿红。像近年来留在网上和人们口边的“余含泪”、“范跑跑”、“躲猫猫”……如果没有它们网络该是何等的寂寞!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山寨”,这本是宋元以来流播于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文学意象,不知被哪位福至心灵者用来包装仿冒制品了。据说“山寨”的特点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这种文化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巧妙的盗版,如果公开说“盗版有理”,那是明目张胆地侵犯知识产权;现在请出一位背后插着四面三角旗,挥舞着朴刀、在舞台上活蹦乱跳的“山大王”,这个严肃的经济侵权问题便一下子成了喜剧。“山大王”是不讲温良恭俭让的,江湖上向来有此传统: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才是英雄,偷鸡摸狗则是下三滥的勾当,这构成一种江湖道德观,影响甚大,甚至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国人心灵深处。再加上人们历来对“做大”的崇敬,哪怕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即便进了监狱,江洋大盗也坐首席;小偷小摸,就得挨着尿桶睡去。那些占山为王者,任世间有千万条法律规则,老子我行我素,赢得许多无权人士的艳羡、模仿。干着“打劫”名牌产品营生的山寨产品大老板,虽然违法并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不少底层人士也愿意站在一旁,以为笑乐。说山寨道路可以振兴经济,甚至说它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纯粹是无稽之谈,但它确能激起一些迫切希求“变泰发迹”人士的模仿。一些无良企业家因此一夜暴富,而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一旁看笑话的底层人士。
国人“穷有理”的心态,对山寨经济(或曰打劫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心理支撑作用,要彻底清除这种不正常心理不是一两年的事。在这种心态下,为“山寨”辩护的理由就是:我们穷、落后,照正常方式,我们永远赶不上先进。于是“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握紧了低成本高回报的福祉之后,它摧枯拉朽的震撼力与病毒营销的感染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而且,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式山寨”。这些话除了概念混乱,把工业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制度说成是“潜规则”,把侵权说成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还有一点,说白了就是当年“造反有理”的心态:你制订规则,一定对你有利,我为了利益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当年讲这话要打起“无产阶级”的牌号,现在则拉“国家”“民族”撑腰。如果把“建立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这种明火执仗的行为看成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如果这样做合理合法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进入WTO,还积极与世界接轨?只有遵守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则,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山寨理论”只是另起炉灶时的“理论”,如果不打算或没有能力“另起炉灶”,这种论调只是给不法经营制造了理由。
我们经济建设上“另起炉灶”有几十年了,先是与苏联搭伙,后来完全“独立自主”,一度要彻底破除数百年来形成的工商经济运行规则。“土法上马”,结果如何?培植对游戏规则的遵守乃是中国社会日渐走上正常轨道的百年大计。几十年来社会长期处在非正常状态,一轮又一轮破坏各种规则,说是“先破后立”,实际上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个“立”也就是新的“破”,“破”上加“破”,循环不已,其结果就是废墟一片。
随着山寨文化的泛化,许多文化现象也争相向“山寨”靠拢。文化与经济不同,其多元化的势态尚未形成,2008年文化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如阎崇年被打)就与文化的一元化权力有关。电视这种大众文化载体,本来应该是草根化的,应该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普通人群的意见。但事与愿违,普罗大众的想法、喜好和要求往往不被电视人关注。上世纪90年代,有些电视工作者提出 “要尊重二老(老干部、老百姓)的意见”,恐怕尊重前者是实,后者是虚。即使考虑到老百姓,恐怕许多电视人心目中不过是想起了城里的大爷大妈,却忽略了一大部分没有进入中产阶层、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受众。
现在热衷制造和观赏山寨文化作品的多属这类青年人,正是他们使得“山寨”处处开花,广为人知。“山寨”就其本义来说是讲“武化”(用“力”冲破规则)、不讲“文化”的地方。一些青年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山寨版”,除了好玩、跟风之外,大约他们心目中山寨式的“武”就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之意。现在上电视的大多是些衣履翩翩的成功人士,新闻乃至许多专题片的采播和制作方式尚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传播知识的节目也缺少多元化的眼光,往往是一家通吃。名为大众传媒,实际上距离年轻人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太远。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人虽属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但他们年轻,又具有现代知识,很有能量。于是他们借助电脑网络不受规范地尽情表现,制造了山寨版的“春节晚会”、“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百家讲坛”等,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虽然受知识水准、技术能力、艺术水平的限制,还远不能与正规电视台一较高低,但他们也有长处——不惧怕权威、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这就是文化领域的“山寨”。
可见,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山寨”是有很大差别的,两者的共同点是不择手段。它表现在经济领域是非法的,我们应该提倡遵守游戏规则,哪怕目前的规则不合理,也要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冲击这种规则,促其改变;但未变之前还应遵守,这对市场、对民众有利。而文化领域则不同,此处的改革深入程度远不能与经济领域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宣传观念、一元化规则及其运作方式还残留了不少,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至于为什么人们习惯不择手段地主张权利和不择手段地压制主张权利者呢?其实两者互为因果,主动权在主流方面:主流社会越包容,自居江湖、山寨的人们则越倾向于尊重规则甚至向主流靠拢,直至按规则办事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山寨”,这本是宋元以来流播于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文学意象,不知被哪位福至心灵者用来包装仿冒制品了。据说“山寨”的特点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这种文化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巧妙的盗版,如果公开说“盗版有理”,那是明目张胆地侵犯知识产权;现在请出一位背后插着四面三角旗,挥舞着朴刀、在舞台上活蹦乱跳的“山大王”,这个严肃的经济侵权问题便一下子成了喜剧。“山大王”是不讲温良恭俭让的,江湖上向来有此传统: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才是英雄,偷鸡摸狗则是下三滥的勾当,这构成一种江湖道德观,影响甚大,甚至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国人心灵深处。再加上人们历来对“做大”的崇敬,哪怕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即便进了监狱,江洋大盗也坐首席;小偷小摸,就得挨着尿桶睡去。那些占山为王者,任世间有千万条法律规则,老子我行我素,赢得许多无权人士的艳羡、模仿。干着“打劫”名牌产品营生的山寨产品大老板,虽然违法并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不少底层人士也愿意站在一旁,以为笑乐。说山寨道路可以振兴经济,甚至说它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纯粹是无稽之谈,但它确能激起一些迫切希求“变泰发迹”人士的模仿。一些无良企业家因此一夜暴富,而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一旁看笑话的底层人士。
国人“穷有理”的心态,对山寨经济(或曰打劫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心理支撑作用,要彻底清除这种不正常心理不是一两年的事。在这种心态下,为“山寨”辩护的理由就是:我们穷、落后,照正常方式,我们永远赶不上先进。于是“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握紧了低成本高回报的福祉之后,它摧枯拉朽的震撼力与病毒营销的感染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而且,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式山寨”。这些话除了概念混乱,把工业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制度说成是“潜规则”,把侵权说成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还有一点,说白了就是当年“造反有理”的心态:你制订规则,一定对你有利,我为了利益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当年讲这话要打起“无产阶级”的牌号,现在则拉“国家”“民族”撑腰。如果把“建立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这种明火执仗的行为看成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如果这样做合理合法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进入WTO,还积极与世界接轨?只有遵守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则,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山寨理论”只是另起炉灶时的“理论”,如果不打算或没有能力“另起炉灶”,这种论调只是给不法经营制造了理由。
我们经济建设上“另起炉灶”有几十年了,先是与苏联搭伙,后来完全“独立自主”,一度要彻底破除数百年来形成的工商经济运行规则。“土法上马”,结果如何?培植对游戏规则的遵守乃是中国社会日渐走上正常轨道的百年大计。几十年来社会长期处在非正常状态,一轮又一轮破坏各种规则,说是“先破后立”,实际上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个“立”也就是新的“破”,“破”上加“破”,循环不已,其结果就是废墟一片。
随着山寨文化的泛化,许多文化现象也争相向“山寨”靠拢。文化与经济不同,其多元化的势态尚未形成,2008年文化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如阎崇年被打)就与文化的一元化权力有关。电视这种大众文化载体,本来应该是草根化的,应该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普通人群的意见。但事与愿违,普罗大众的想法、喜好和要求往往不被电视人关注。上世纪90年代,有些电视工作者提出 “要尊重二老(老干部、老百姓)的意见”,恐怕尊重前者是实,后者是虚。即使考虑到老百姓,恐怕许多电视人心目中不过是想起了城里的大爷大妈,却忽略了一大部分没有进入中产阶层、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受众。
现在热衷制造和观赏山寨文化作品的多属这类青年人,正是他们使得“山寨”处处开花,广为人知。“山寨”就其本义来说是讲“武化”(用“力”冲破规则)、不讲“文化”的地方。一些青年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山寨版”,除了好玩、跟风之外,大约他们心目中山寨式的“武”就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之意。现在上电视的大多是些衣履翩翩的成功人士,新闻乃至许多专题片的采播和制作方式尚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传播知识的节目也缺少多元化的眼光,往往是一家通吃。名为大众传媒,实际上距离年轻人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太远。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人虽属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但他们年轻,又具有现代知识,很有能量。于是他们借助电脑网络不受规范地尽情表现,制造了山寨版的“春节晚会”、“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百家讲坛”等,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虽然受知识水准、技术能力、艺术水平的限制,还远不能与正规电视台一较高低,但他们也有长处——不惧怕权威、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这就是文化领域的“山寨”。
可见,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山寨”是有很大差别的,两者的共同点是不择手段。它表现在经济领域是非法的,我们应该提倡遵守游戏规则,哪怕目前的规则不合理,也要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冲击这种规则,促其改变;但未变之前还应遵守,这对市场、对民众有利。而文化领域则不同,此处的改革深入程度远不能与经济领域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宣传观念、一元化规则及其运作方式还残留了不少,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至于为什么人们习惯不择手段地主张权利和不择手段地压制主张权利者呢?其实两者互为因果,主动权在主流方面:主流社会越包容,自居江湖、山寨的人们则越倾向于尊重规则甚至向主流靠拢,直至按规则办事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