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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年除夕，放假的人们都会从天南海北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共度春节小长假。然而，若追溯至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是要正常上班的。除夕时，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问候一下，这可不是恶搞，若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那他可就真要下岗了。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担任校长。春节期间，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他能陪自己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他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其《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教育部也不能例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为春节，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当时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要率先垂范，所以那时，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文所述及的老舍含泪告别老母亲的一幕。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也在春节时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当然也不乏有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的，在长沙就有人给有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门上斜贴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这样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旧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虞在其1915年元旦的日记中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身处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的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了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让学生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写的打油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先生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起来。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担任校长。春节期间，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他能陪自己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他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其《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教育部也不能例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为春节，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当时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要率先垂范，所以那时，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文所述及的老舍含泪告别老母亲的一幕。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也在春节时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当然也不乏有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的，在长沙就有人给有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门上斜贴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这样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旧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虞在其1915年元旦的日记中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身处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的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了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让学生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写的打油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先生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