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禾，汉族，男，祖籍永定，生于漳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中篇小说44部，短篇小说100篇，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诗歌等400多篇（首）；出版长篇小说9部、长篇传记文学2部、小说集4部，计450多万字。
　　一
　　有人说，人是从一个他早已忘记的经验开始，到一个他不可能重述的经验结束。的确如此。对于我的出生，我早已忘记。外祖母说，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我的母亲在床上呻吟，我的父亲却迟迟没有把医生请来，外祖母只好念佛，念着念着，我便生了出来。我生出来的时候哭得很厉害，哭得外祖母心烦意乱，她突然想起我的父亲怎么还不回来，这么想着，我也就不哭了。几乎在这同时，我的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会不会出事？外祖母匆匆忙忙地用一床破被单将我包好，塞进母亲的被窝里，拿起门后的那把福州雨伞，出去找我的父亲。她先到医生家，医生说根本没人来过。她在一家叫“太白风”的酒店里找到我的父亲，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她说，怎么啦，孩子？医生不来，嫌钱少。我没用，我不会赚钱。我的父亲说着便哭了起来。外祖母说，回家吧，天公惜憨囝，你生了一把茶锅。漳州土话，会生生“茶锅”，不会生生“尚杯”。茶锅即茶壶，是男性的象征，尚杯是用来占卦的两片楠木，形如猪腰，是女性的代名词。
　　不知道是谁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1947年3月19日，这是我的出生日。后来我才知道，正好是这一天，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毛泽东转战西北。两天前，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共和谈破裂，他以为三个月，最多半年可以解决共产党问题，没想到三年后，他反倒被毛泽东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因此，我常常说，我是生在黎明前，长在红旗下。而且常常为此感到庆幸，好在新中国成立得早，我在旧社会才吃三年苦，而且这三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留下记忆。听说能记得三岁以前的事情的人是天才，幸好我不是天才。
　　外祖母说，我在周岁以前是很难养的，经常生病，有一次还差一点死掉，发烧，抽筋，眼睛翻白，眼看没有希望了，突然间来了一个贵人，那是外祖母的一个干儿子，他在南山寺当和尚，他在我的人中摁了摁，又在我的背后捏了捏，我便哭了出来，这一哭便有了希望。我的这位舅舅的法号叫广定，是大雄宝殿的住持。后来我常常到他的禅房里玩，他的禅房很安静，有一种说不出的幽香。我一进他的禅房就想睡觉，有一次在他的禅床上整整睡了一天。广定师说，这孩子与佛有缘。奇怪的是，周岁以后我便不怎么生病，只是常常长疥子，外祖母说，身体里的毒从疥子泄出去，便不生病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唱戏的，艺人，三教九流当中，大概比乞丐高一等。但他的小生唱得好，一出梁山伯祝英台，使他唱红了半个漳州城。父亲唱的是芗剧，当时叫歌仔戏，也叫子弟和戏改良戏，从台湾传来的，很流行，很吃香。歌仔戏的根在闽南，祖宗大概与锦歌有关，最少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历史也算是很悠久了，“西郊有西湖胜地，为观赏游艺场所。”这是《漳州史迹》上说的，西湖早已不见踪迹了，只剩下几个死水塘，而“百里弦歌”却留着，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漳州锦歌与泉州南音都是来源于宋朝的南戏，可见十分悠久十分文化十分高雅。然而到我的父亲唱歌仔戏的时候，却十分乡土，开头是《落地扫》，没有舞台的，唱《陈三五娘》，唱《山伯英台》，唱《吕蒙正》，唱《郑元和》，唱《孟姜女》，以后才上了舞台，唱《乌盆记》，唱《白蛇传》，唱《白扇记》。我父亲没有想到唱戏唱得好是一场灾难。他十二岁从永定老家逃荒到漳州，先是当吹鼓手，后来学戏，身段好嗓子好，认真学，不久便唱红了。当时兴赛戏，帝君公生日，土地爷生日，有钱人做生日……都要请几台戏一起唱。父亲一上场，所有的观众都往他的台下挤，母亲说父亲很有“栅脚缘”。这是戏班里的行话，有“棚脚缘”就是戏台下的观众和他有缘分，也就是受到观众的喜爱。这样便得罪了对方，那可是“王爷戏”，戏老板有钱有势，他们先是用钱收买他，父亲重情义，不肯背叛自己的老板，后来便扬言要揍他，他以为说说而已，哪有那么不讲道理的？那天散戏，父亲卸了装，哼着“杂碎调”走回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那条巷子里，他们用布袋蒙住他的头，把他打昏在地上。这件事发生在我出生前的十几天，父亲既不愿意屈服，也不敢硬顶，便称病在家。十几天不出门，那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是他出事后的第一次出门，所以母亲很为他担心。
　　我出生的那天除了下一整天雨，没有其他异常的现象。后来我问我的父母親，在我出生前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梦，比如长虹贯天、日起东山之类，他们都说没有，那几天他们都睡得死沉，一点梦都没做。可见我确实是一个十分平庸的角色，我的出生是那样的平常，悄无声息，除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外祖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生了一头猪、一只羊。可我懂事以后，一直把自己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每当看到戏台上有一位公子中了状元，我便想，那就是我。想想，也真可笑。
　　我的童年没受什么苦，虽然我的父母亲和外祖母曾经吃过野菜，但我确实不知道，从来没尝过野菜的滋味，因为我吃的是我母亲的奶。等我稍微懂事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住在那所宽敞的房子里，那里给我的童年留下第一个美好的记忆。我记得那个厅很大，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和长桌，上面供着观世音菩萨。每天早晨，我都在外祖母的诵经声中醒来，先是遥远的一声清脆的磬声，然后是木鱼声、外祖母的诵经声，那声音很安详，很平静，甚至有点懒散。天还没亮，猫在对面的椅子上，用绿莹莹的眼睛看着我，我也不看天，也不理猫，就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外祖母诵经，听着听着，便又睡着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阿妗站在我的床前说，阿云，日头晒屁股了。这时，外祖母在院子里浇花，小鸟在院子外的柳树上叽叽喳喳地唱着。我跳起来，也不穿衣服，也不穿拖鞋，就跑到院子里，说，阿姆阿姆，我要浇花。外祖母放下手中的水喷子，说，穿了衣服来。于是我便又回来让阿妗穿衣服。这时，我的表哥在后面的园子里浇菜，他比我大5岁，叫阿波，阿妗总是叫他做事情，不让他玩。而吃饭的时候，总不让他和我一起吃，我吃精肉炖鸡蛋，他吃小咸鱼。有一次，他偷偷地问我，那肉好吃吗？我说不好吃。我夹了一块肉给他吃，他说好吃。我试了试他的咸鱼，也觉得很好吃。我说，我们换着吃吧，他不敢，怕阿妗骂。我对阿妗说，我要吃咸鱼。阿妗说，那是喂猫的。外祖母和阿妗不吃肉也不吃鱼，她们吃素，酱瓜咸菜稀饭，天天如此。 　　菜园子的后边是一座小山，全是用草木灰堆积成的。小山的后边是一片龙眼树林，树林子里有一间小房子，阿舅就住在那房子里。阿舅整天不说话，只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洗着灰，后来才晓得那是在做碱仔，卖给人家洗衣服用的。这个阿舅我不叫他阿舅，叫他六叔。六叔虽然不说话，人却很和气，识字，会看病，常常为邻居们看病，不收钱。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草药，有时不开药方，在院子里采一点草药，就把人家的病治好了。他先是做碱，然后是拉板车。他死的时候很凄凉，先是脚肿，自己抓草药吃，没吃好，以后便是手肿，脸肿，然后便悄悄地死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我的亲舅舅，我亲舅舅早死了，死于鼠疫。我的亲舅舅留过洋，曾在香港的海关任职，后来回家探亲，带回来一部红牌的自行车，在漳州的街上很引人注目，可惜那一年漳州流行鼠疫，他就再也没回香港去了。听说，他在那边还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可他没有留下她们的地址，从此便失去了联系。阿舅和阿妗没有生小孩，只是抱养了一个男孩，这便是我的表哥阿波。后来阿妗便带着表哥嫁给了六叔。六叔姓林，是漳州的望族，有一大片房产，新中国成立后全“改造”了。他先前是教书的，后来才做碱，不让做碱的时候才拉板车。他的心中一定有许多苦衷，可他从来不说。在我的记忆中，他和阿妗也很少说话，他们中间似乎隔着一层什么。表哥和他，更是无话可说。他就这么默默地活了几十年，然后默默地走了。
　　那时，菜园子和小山是我和表哥的乐园。我们往地洞里灌水，抓蟋蟀，斗蟋蟀，我们还在园子里采地瓜叶子，到院子里去喂乌龟。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只乌龟，晚上躲在阴沟里，白天便爬出来，听外祖母诵经。有一次，我用一根树枝让乌龟咬着，然后把它提了起来。外祖母看了说，罪过罪过，快放下来，龟是有灵性的，你知道它有多大吗？它比我还大100岁哩。有一次，我们在小山上玩捉迷藏，我不小心掉进一个灰洞里，差一点被灰淹没，表哥因此挨了一顿打。
　　有一天，我们在小山上采地瓜叶的时候，突然听到天上一阵轰鸣，我们抬起头，在我们的头上飞过四只巨大的黑色的鹰，那鹰的尾巴有一股浓浓的烟，那鹰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一股强烈的气浪，把树、房子，还有我们，都震得发抖。我和表哥吓得抱在一起大哭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飞机，国民党的飞机。外祖母说，这种飞机会扔炸弹，说，以后如果看到这种飞机，要赶紧往屋里跑，赶紧往床底下钻。飞机过后，她跪在观世音菩萨前念了一整天经。
　　就在飞机过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母亲站在我的床前。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母亲了，突然看到她，有点陌生，有点别扭，不敢叫。外祖母说，怎么不叫，不是天天想着母亲的吗？我这才喊了一声妈。母亲说了句真没用，便把我抱了起来。
　　母亲是来接我的。那时，父亲的剧团要到厦门演出，他们想把我也带去。
　　（1）
　　这是1952年的春天。
　　清明刚过，山坡上还可以看到一丘丘刚刚培过的坟墓，潮湿的红土上残存的纸钱在清凉的春风中颤抖着。顺着山坡往上，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山顶；顺着山坡往下，是一片水田，一直连到九龙江边。可如今清明已过，水田里却还没有插上秧，水面上漂浮着红萍，有两只瘦骨嶙峋的鸭子在田里觅食。
　　在远远的江面上，缓缓驶来一条破旧的小船，船头，站着一个穿着军装的黑大汉，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1军91师272团的一个排长，姓林名方正。林排长看着这青山绿水，突然来了兴致，放声高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林排长的歌声把划船的老头吓了一跳，老人惊慌失措地看了一眼两岸的树林，悄声说，林同志，当心土匪。
　　老人的话声未落，一阵枪声从他们的头上飞过。林排长敏捷地按住老人，说，快，靠岸。船到岸边，林排长跳下水，向老人一挥手，你快走。然后猫着腰朝山坡上冲去。枪声在他前后左右响着，有一枪打在他前边田埂上的一块卵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两只受惊的鸭子拍打着翅膀向田中央逃去，水溅到林排长的脸上，林排长一个纵身，滚到沟边，拔出盒子枪，他没有开枪，他在寻找目标。又有一梭子弹在他的上边响起，他顺着枪声向树林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一翻身，冲向山坳那边的土楼。
　　跑了一会儿，他突然站住了，他感到有点不对头，他趴在路边朝树林看去，隐隐约约之间，他看到几个影子往山上跑。他妈的，我还跑什么，追。他对自己说，一跃而起。这时，从土楼那边跑来几个带枪的民兵。他把枪一挥，说，跟我来。
　　他们一直追到树林边。在一棵树下，躺着一个土匪，胸口上有一摊血。他妈的，还真打中了。林排长蹲下去，摸了摸他的鼻孔，已经断气了。
　　林排长在上良村当剿匪工作组组长，前几天，他们在区中队的配合下，在后山围歼了一股土匪，后山土匪头子山猫仔扬言要进行报复，今天可能就是他的报复吧，可这小子报复了什么呢？除了留下一具尸体，他什么也没得到。
　　林排长微微一笑，他突然又想唱歌，唱什么？“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可他没唱出来，他想起了一件比唱歌更重要的事情。
　　林排长带着两个民兵来到渡口。说是渡口，其实是一棵大榕树下的几块石阶，老人的小船正停泊在那里。两个民兵一看到船上的东西，立即欢呼起来，天公爷啊，是稻秧！
　　老人沖着两个民兵说：“这是林同志特地从浦南给我们要来的。还不快点叫那些女人来挑回去？”
　　林方正的工作组说是组，实际上只有两个人，一个他，组长，还有一个是刚刚在漳州招收的店员，是当翻译的。闽南话对于林方正来说，就跟外国语一样，一个字也听不懂。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他居然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还建立了村政权。而他的对手山猫仔也不是一个笨蛋，他在林方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悄悄地把几个村子的秧苗给毁了。
　　林排长开会布置插秧，组织两个队，一是护秧队，一是插秧队。江边山坡上的水田好办一些，山里的梯田就难办，那里土匪出没，不安全，插上去也可能再次被毁，有人主张放弃，而林排长却坚决主张插上，再组织巡逻护秧。“而且，”他说，“在土匪当中有相当部分是被蒙骗胁迫上山的农民，他们不会对刚刚插上去的秧田下毒手的。” 　　绿幽幽的溪水，绿幽幽的竹，蓝悠悠的天空，白悠悠的云。轻悠悠的小船无声无息地划过水面，划破了宁静的天空，划破了逍遥的白云。翠竹的倒影像喝醉了酒似地在岸边摇晃。黄色的沙滩上，偶尔有一两个小女孩子在捞沙蜊子，长长的靶子拖过水面，跳出许多美丽的白色的水花。沙滩上，有几串歪歪斜斜的脚印，懒懒散散的，很好看。远处的桃花连绵不绝，时疏时密，时浓时淡，变幻着奇妙的透明的粉红，而那无数的竹叶在粉红色的云中晃动着，像无数不知疲倦的调皮的小手。
　　远远的溪面上，一片白云在浮动，突然，“哗”的一声，白云飞溅，在空中化成许多飞翔的碎片。
　　“啊，鸭子鸭子。”我不禁欢呼起来。
　　“那是白鹭。”阿婶笑着说。
　　白鹭在我们的船边低低地飞翔，“咕咕”地叫着，有的落在沙滩上，有的落在前边的水面上，有的落在我们的船舷上。
　　我霍地站了起来，它们又“哗”的一声，飞走了。阿婶笑着说：“它们怕生。”
　　我有些后悔，却又无可奈何。我站起来做什么呢？我明白了，我是想抓住它们，窃为己有。一旦被我抓住，它们就失去了自由，而自由对于它们，是多么的美丽啊。我这种把美丽窃为己有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时我还很小，而我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的这一辈子几乎都在和自己的这种欲望作斗争。
　　岸上传来了一声牛“哞”的叫唤。一个小男孩骑在牛背上，他的脚丫勾着一顶斗笠，斗笠在牛的肚子下轻轻地摇晃着。
　　母亲说：“你看，农村的小孩多苦，你要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到乡下去放牛。”
　　我说：“放牛就放牛，我就在牛背上唱歌。”
　　阿婶在一边笑着说：“这小囝仔多叫人疼，先生娘，您要是不要，就送给我们当儿子算了。”
　　“行啊，现在就给。”母亲笑着说。
　　“我们可不敢。要是您看得起我们，就当个干儿子吧。”
　　“行，”母亲不无骄傲地说，“这孩子，坏是够坏的了，就是讨人喜欢，已经有三个干妈了。”
　　“那就一言为定。”阿婶放下竹竿，钻进后舱，一会儿，拿出一只银锁，套着一条红丝线，挂在我的脖子上。
　　母亲在一边笑着，说：“快叫干妈。”
　　我响响亮亮地叫了一声干妈，干妈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我闻到了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汗香。当干妈放开我的时候，我发现，白鹭在我们的头上飞翔。
　　我们的船是五篷船，是载剧团布景的。我们的前面，是一条大汽船，剧团里的人全坐在那上面，母亲喜欢安静，才带着我坐在这小船上。风和日丽，船顺流而下，一个上午便过了万松关，到了许梦村。
　　我们的小船靠在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大船上的人都已经上了岸，父亲在岸上说：“上来吧，我们晚上在这里演出，明天再去厦门。”
　　干妈把我抱下船。阿英姐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把我从干妈的手上接过去。阿英姐是剧团里最漂亮的小旦，是父亲的徒弟。她一边抱着我，一边对在跳板上的母亲说：“师娘，小心。”
　　干妈回过头去扶母亲。母亲挺着一个大肚子，我觉得她又笨又难看。
　　我发现有许多人在看着我们，我说，我要下来。阿英姐不但不放，还把我抱得更紧，这时，我听到有人说，看，就是她，上次就是她，最漂亮的就是她。
　　许多乡下人围着我们看，还有几个小孩跟在我们的后面跑。阿英姐把脸贴在我的脸上，热烘烘的，她害羞了。这时，阿文哥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说，我来抱吧。我才不让他抱哩，他的身上老是有一股汗酸味，而阿英姐的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我搂紧了阿英姐的脖子，同时朝他做了一个鬼脸。阿英姐拍拍我的屁股，然后把我抱得更紧一些。
　　阿文哥默默地走在我们的身边。阿文哥也是我父亲的徒弟，演小生。他们俩总是演一对子，不是你叫我小姐，我叫你相公，就是我叫你官人，你叫我娘子。
　　我们的住处安排在村边的大庙里，男的睡下厅，女的睡上厅，一律打地铺。村民们已经给我们铺好了稻草。刚刚放下行李，林工委就在门口喊道，男同志都跟我来，我们帮农民兄弟搭戏台去。于是所有的男人都跟他走了。
　　林工委是政府派来领导剧团的，听说在部队当连长，会唱歌。人长得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也不难看，就是眼睛太小，皮膚太黑，刚刚见面的时候不大习惯。他总冲着我笑，有一次还捏着我的脸颊说，好漂亮的脸蛋，将来准是一个好小生。林工委说话有点怪腔怪调的，听说他的本地话是刚学的。我有点怕他，我的怕是被他们传染的，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声林工委来了，大家便吓得鸦雀无声。男人走了，女人们便放肆地说笑起来。阿英姐帮母亲铺好床，母亲便靠在一个大背包上打盹。庙里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阿英姐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我问，那写的什么？她说，好像是打倒地主分田地。说着，便去整理她的和阿文哥的行李。有人说，阿英，刚才没被农哥的眼睛剜凹了吗？阿英姐微微一笑，做自己的事情，不理她。
　　这时，冷水和石花在门口向我招手，我偷偷地瞥了母亲一眼，母亲的眼睛闭着，我爬到母亲的背后，溜了出来。
　　冷水和石花都是剧团的小孩。冷水的父亲叫大利，是剧团里的“头手吹”，也拉二胡也吹箫。石花的父亲叫罗仔，丑角，常常演花花公子，和秀才抢小姐。他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朋友，又是我母亲的敌人。母亲表面上和她们很要好，背地里又常常说她们的坏话。石花的母亲是花旦，白白胖胖，花花绿绿，爱干净，身上总是洒香水，母亲一闻到香味就皱眉头。她是厦门人，母亲说，厦门人就是这款式，不怕家里着火，就怕掉进粪坑里。还说她拉尿也要用草纸，穷讲究。冷水的母亲刚刚从漳浦乡下来，在剧团里打杂，烧开水，洗服装，装戏笼。母亲瞧不起她，说她土，说“漳浦兄，入城找无龙眼营”。这是漳州人讥讽漳浦人的话。龙眼营在漳州城南，靠溪，靠南码头，很繁华，有很多旅社、茶馆、点心店，还有一间很大的会馆，会馆的斜对面，是有名的通元庙，太平军进漳时，侍王李世贤就住在那里，所以也叫侍王府。漳浦人进城不但找不到龙眼营找不到旅社，也不懂得怎么吃点心。吃锅边糊的时候，因为是早上，别人的碗里掉进了一只蟑螂，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当主人在他的碗里撒胡椒粉的时候，他不平地说，人家放水龟，我为什么撒香炉灰？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故事，她在讲给阿英姐阿文哥听的时候，一脸鄙夷的神色。当然，这些都没有妨碍我和冷水、石花的友谊，他们总是找我玩，听我的话，还教会我许多玩法，比如，把一块小肥皂泡在水里，用小瓶子装起来，然后拿一根麦管，蘸一下肥皂水，便可以吹出许多美丽的水泡来。 　　我们刚走出庙门不远，就被一群农村的小孩围住了。他们问我们晚上演什么，哪个小旦最好看，还问我们会不会演戏等等，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当然，主要是我做了回答，我当时很神气，那神气的样子不亚于国家元首答记者问。但是，他们一定要我们表演一下，最少也得唱几句。我们都会唱，但不唱，不屑于唱。他们便不让我们走。正在难分难解之际，突然有一个小孩喊道：“地主来了地主来了。”于是他们都轰的一声朝一个老头围了过去。
　　那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弓着腰，扛着两条长长的凳子，颤颤颠颠地朝我们走来。那群小孩围着他，齐声叫道：地主地主地主地主。地主放下凳子，用可怜的目光看着他们，当他想再扛起那两条凳子的时候，却怎么也扛不起来了。这时阿文哥正好走过来，说，我来吧。一个比较大的小孩说，他是地主。阿文哥白了他一眼。他先把凳子摆好，然后，一蹬脚一弯腰，当他站起来的时候，那两只凳子已经在他的两肩上了。我们立即欢呼起来，跟在他的后面，朝广场奔去。
　　没想到阿文哥因为扛凳子闯了祸，这里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林工委，说，剧团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帮助地主分子扛凳子，长地主阶级的志气，灭贫下中农的威风。林工委找阿文哥谈话，阿文哥不服气，说，地主怎么啦？他是一个老头，扛不动，我帮他，有什么不对？林工委说，这可是阶级立场的大事，含糊不得。晚上的戏也不让他上台了，叫他一个人反省反省。气得阿文哥连饭也不吃，一个人在庙里生闷气。
　　晚上，当我们来到台后的时候，台下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了。母亲白天没精没神地老打瞌睡，一到晚上，便来了精神，她叫阿英姐事先给她在台下放了一把椅子，她要看戏。她是戏迷，听说，就因为看戏，迷戏，她才认识了父亲，最后嫁给了父亲。母亲坐到台下准备正儿八经地看戏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便在台前台后乱窜。
　　明晃晃的汽灯高高地挂在台前的竹竿上，许许多多的飞蛾不停地往汽灯的玻璃罩上撞着。台下，人声沸腾。远远的溪上，有许多灯火在移动，由远而近，我终于看清了，那是船，那是来看戏的人们所坐的船。我突然想到干妈，便绕到后面，想去叫她也来看戏。在后台，我被阿英姐抓住了。她说，哪里去？我说，去看干妈。什么干妈，去看看你的阿文哥，看他吃了没有。我说好，便叫了冷水一起朝大庙奔去。路上，正好碰到干妈，她拉住我，说，别乱跑，和干妈一起看戏去。我说我不看，戏全看过了，我就等着吃夜宵。她说，晚上到船上来睡吧，我说了声好，便挣脱她的手朝庙里跑去。
　　庙里黑乎乎的，我和冷水站在门口，不敢进去。阿文哥，我在门口喊道。进来，没想到回答我的是林工委的声音。
　　这时我才发现，在角落里有一盏灯，林工委和阿文哥坐在一起。刚才我和阿英姐端来的卤面已经没有了。我说，阿英姐叫我来看你吃了没有。林工委说，他吃了，还能不吃饭？就叫阿英同志放心吧，我和他在一起哩。
　　我们走出大庙的时候，冷水说，我们到溪边看看，我们就朝溪边走去。
　　这时，从戏台子那边传来了一阵阵锣鼓声，这是闹台，鬧三遍，戏便开场了。和那边相比，这里安静极了，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还可以听到青蛙声。我有点害怕，想往回走，冷水说，怕什么，胆小鬼。他说他在乡下的时候，常常晚上出来掏鸟窝，白天先看准了，晚上上树，用手电筒一照，没有不成功的。说着，便到了溪边。溪水哗哗地响着，我还是有点害怕，但我硬挺住，装出很勇敢的样子，说，我们也去掏鸟窝。冷水说，没有手电筒，根本不行。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哭泣，循声看去，在远远的榕树下看到一个黑点。我们都有点害怕，又有点好奇，手拉着手，慢慢地向那黑点挪去。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终于绕到了那个黑点的背后。当我们还没有决定怎么办的时候，那黑点霍地站了起来，吓得我们转身就跑。别跑别跑，我是人。他这么一喊，我们更害怕了，这人字，使我们想到了鬼，因为人是不必要说明的。我突然脚一软，摔倒了。我说别跑嘛。那个人把我抱了起来，这时我发现，他就是那个地主。
　　他说，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也是人，我也有良心。他一边说，一边拍打着我身上的泥土，语气相当和蔼。我说，地主是什么？他说，地主是有罪的。他牵着我们的手，和我们一起来到村边，说，你们去吧，便又悄无声息地向溪边走去。不知为什么，我想叫他一声阿伯，却没有叫出口。
　　散了戏，吃了夜宵，我对母亲说，我要到船上去睡。母亲说，你神经病。还打了我一下。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母亲没办法，只好叫阿英姐和阿文哥把我带到干妈的船上。干妈看到我，高兴地大叫起来，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还在我的脸上亲个不停。
　　我躺在干妈的怀里，听船下的水声，舒服极了。我突然想起白鹭，我说，干妈，白鹭睡在哪里？干妈想了想，说，睡在溪里的水草中。它们不会冷吗？不会，干妈说，它们身上有毛。我想起白鹭身上那雪白的毛，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这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变成一只白鹭，在蓝天和绿水之间飞翔。这是一个唯一的永远的梦，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2）
　　草花街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了。当街用竹栅搭起一座戏台，台湾歌仔戏“艺光班”在这里演《八仙过海》，锣鼓闹过三阵，戏就要开场了。台下，人山人海，有坐的有站的，也有走动的，黑的蓝的灰的花的，各种各样的土布衣裳闪动着，摇晃着。台后，几个小孩偷偷地掀开深绿色的布幕，往里伸着他们贼一样的小脑袋，里面传出一阵吆喝，孩子们把脑袋缩了回来，兴高采烈地跑了，不一会儿，又贼一样地去掀那神秘的布幕。玩累了，便去围吹糖人的担子。吹糖人的是一个老头，他一边吹着那似灭非灭的小木炭，一边用他那干枯的手指变戏法似的捏出八个神仙来，李铁拐、蓝采和、吕洞宾……个个栩栩如生。在他的两边，削甘蔗的，烤北仔饼的，卖豆干面的，不停地叫卖。
　　草花街是漳州一条不大不小的街道，古时漳州城内九街十三巷，草花街是其中之一，曰济美巷。石板路面，两边是一式平房，伸出长长的屋檐，出日可以遮阴，下雨可以挡雨。这里开的都是草花店，做纸花，糊纸人……是做冥寿、做“佛事”，烧给死人的，三进的大厝，八抬的大轿子……全是活人送给死人的礼物。 　　有人说，在这里唱戏，不吉利。
　　戏就要开场了，坐在中间条凳上的一个老头朝四周看了看，说，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了，民国十四年……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女孩子打断他的话头，阿公，什么民国，新中国都成立了。
　　老头吓出一身汗，好在没人听见，人们的耳朵全被闹台的锣鼓塞满了。
　　在观众的后边，有几个人来回走动着，领头的是一个30来岁的中年人，一身黑色的汗衫，一双灵气十足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不说话时给人一种微笑的感觉，一张嘴，便使人如沐春风，既亲切又温暖。有一次他的女弟子阿英对她的师娘说，你说怪不怪，我一看到师傅的脸，就想起我们村口的那棵柳树。他是漳州歌仔戏“水仙班”的老板，姓朱名进，艺名“笑三春”。
　　“师傅，你真的看过他们的功夫吗？”走在笑三春右边的一个少年家说，他叫阿文，唱小生。
　　“看过，在厦门光明大戏院，和你师娘一起看的，飞人，从台的这一边飞过去，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飞的。还有飞刀，飞剑，闪电，和真的一样。台下不停地鼓掌，那掌声，叫人心醉……”
　　“飞，我看是假的，当时台上一定是暗的，飞的是一个影子。”
　　“一下子，燈光全暗了。”
　　“这就对了。”
　　“你想起来了？”
　　“回去试试。就是闪电，不知道怎么搞的。”
　　“今天得认真看。听说李铁拐的葫芦会吐烟，吐火，神了。这一招听说是草仔师在台湾学的，就是不说。也难怪，说了，大家都会谁还看他的？”
　　戏已经开场了。
　　街口，有几个戴着袖章的解放军战士在巡逻。人们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们。人们还不大习惯这些脸带微笑的大兵，心里有点忐忑。刚刚过去的记忆没有完全消逝。溃退的国民党刘兵团可没有给漳州人留下好印象。
　　“你看，草仔师扮相就是好，扮什么成什么。我就不行。”笑三春对自己的徒弟说。
　　“师傅可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正说着，突然听得一声巨响。只见台上浓烟滚滚，台下一片惊叫，秩序顿时大乱。台下半圆形的人墙像突然断了桶匝的桶墙，向四边倒去。人们一边叫着，一边向外挤去，人挤人，人推人，人压人。有的人被挤倒，哭爸叫母的。摆摊设点的还没回过神来，摊子担子便被挤倒了。许多人挤进路边的草花店里，挤坏了好几座“大厝”。有人匆忙地关上自家的大门。一个从里边挤出来的少年家说，爆炸了。
　　人们以更快的速度向外散去。
　　那几个巡逻的战士手按着腰间的匣子枪，往里挤，一边喊着，让开让开。笑三春愣了一下子，立即跟着几个战士往里挤。
　　原来，为了取得惊奇的效果，李铁拐的葫芦里装了火药。八仙过海，惊动龙宫，龙王不许，一场大战迫在眉间。李铁拐从容应战，一声看我的，拉开机关，轰隆一声，李铁拐拦腰爆开，肠肚翻花，血溅戏台。何仙姑的脸上也被铁片划破，血泪横流。
　　不是敌特破坏，几个解放军战士松了一口气。
　　几个大胆的观众跑了一半又折回来，围着戏台看热闹。
　　笑三春喊道，快，救人要紧。
　　几个战士跳上台。他们发现，已无人可救，李铁拐早已一命归西。
　　顿时，台前台后，一片哭声。
　　这是一座红砖小楼，两层，窗落地，有壁炉。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听说，这里原来是医院。医院也是侵略，文化侵略。谁让他们来办医院？难道中国自己没有医生？
　　然而这里现在是专员公署，革命的指挥部。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这里的环境和枪不大协调。高高的柠檬桉树林，矮矮的冬青树丛，还有一坛坛盛开的牡丹花。一条灰色的鹅卵石小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树林，把这小楼和其他楼房连接起来。阳光把柠檬桉树的影子疏疏落落地横在路上，远远看去像一幅横轴上点缀着几株墨竹。
　　这里静悄悄的。
　　楼上，军管会文教部兼专署文教科干事高少君刚刚汇报完“草花街爆炸事件”的始末。身着军装的宋专员一边抽烟，一边来回地踱着。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不大习惯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思考问题，他的脑子似乎要在动态中才能运转起来。
　　在窗边的沙发上，坐着黑黑瘦瘦的卢副专员，他原来是闽南游击纵队的政委，漳州人。卢副专员没有穿军装的习惯，只要不是正式场合，他喜欢穿汗衫，黑色的汉衫加上农民似的短发，使他显得有些土气。他不喜欢这房间。帝国主义造不出好房子来，卢副专员心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家具也是又粗又笨的，窗子开到地上，像什么？
　　“在调查中有没有发现敌情，也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敌人破坏的可能性？”宋专员说。
　　“看来没有，”小高说，“李铁拐葫芦里的火药是他自己装的。过去装的量少一些，舞台效果差一些，这一次他对妻子陈月娥说，第一次到漳州演出，要风神一些，这是他的原话，意思是效果要好一些，派头一些，就多装了火药，也是他自己装的。”
　　“他的妻子……背景材料呢？”
　　“都不清楚。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在厦门演了半年，在石码演了几个月，刚刚到漳州。火药也调查过了，是炮仔街买的，做鞭炮用的……”
　　“我想不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卢副专员说，“民间艺人为了混口饭吃，什么花样都有。”
　　宋专员在窗前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这种情况应该结束，民间艺术团体应该纳入人民政府的管理范围。过去在反动派的统治下，他们为了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的天下，人民的天下，不行，不能再出现这种悲剧！我们打天下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人民能安居乐业？”
　　“我说老卢，”宋专员终于坐到他的办公桌后边，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搞这么大的桌子干什么！“得派一个懂行的同志去收拾这个残局。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文艺工作。文艺战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
　　“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东山县文教科有一位同志，叫赵敏，知识分子，读书的时候就搞过戏，和芗潮剧社有过联系。”卢副专员正了正身子，他对这位专员还不够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个师长，论在部队里的职务，没有自己高，当然，人家是正规军。说来也怪，革命在南方发生，如今倒要他们来解放。1933年你在哪里？那一年我老卢参加了红军，在红三团当侦察员。 　　“知识分子……是党员吗？”
　　“好像不是。”
　　“不是。”高少君在一边插话道，“这个人有些才华，但是……”他看了一眼卢副专员，“人是不是有点傲气……”
　　“知识分子嘛，”卢副专员说，“难免有些缺点，不是要懂行的吗？”
　　“我看这样吧，272团有一个会唱歌的排长，林方正，共产党员，让他去如何？”宋专员说。
　　“也好。”卢副专员说，显然有些不高兴，但也不多说话。这种事坚持多了有一些嫌疑，仿佛是要安插自己的人似的，其实，赵敏也不是他的什么人，他无非是冲着懂行这两个字才想起他的。
　　“就这样定了。”宋专员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老头牌，向老卢递了递，然后自己抽出一支，点燃。
　　卢副专员一边向宋专员摇手，一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一包烟丝，永定烤烟，卷着。他们相视一笑，他们曾经比过，都说自己的烟好，只好各抽各的。
　　“小高，到军管会查一查，这个林方正现在在哪里。”宋专员说。
　　三
　　剧团在厦门一住住了半年，因为戏演得好，场场满座，戏院的经理一留再留，爸爸便和林工委商量，要不要留。爸爸那时是剧团里的头，阿英姐阿文哥他们有时叫他师傅有时叫他老板，林工委说，要叫团长。妈妈说爸爸的运气好，刚刚把戏班子搭起来，新中国也成立了。林工委说留下来，爸爸便决定留下来。于是大家都很高兴。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早晨，阿英姐一听要留下来，便拍着手跳了起来，然后抱着我，在原地转了一个圈，转得我哈哈直笑。她对站在一边的阿文哥说，咱们到南普陀去玩罢，到厦门这么久还没去玩过哩。阿文哥阴着脸说，不去，那有什么好玩的？说着，扔下我们走了。我知道他又去他那间工具室，他一生气，就一个人躲在里面做道具。他的手很巧，做什么像什么，剧团里的刀啦剑啦，哪吒的风火轮，李天王的宝塔，全都出自于他的手。这几天，阿文哥老是和阿英姐闹别扭，有一次，他牵着我去找阿英姐，走到门口，听到林工委的声音，便不进去了。还有一次，阿文哥对阿英姐说，那姓林的不知安的什么心，让我和我的养父划清界限，说他是地主。地主怎么啦，你知道，没有他，我能有今天吗？阿英姐说，怎么划？就是不来往。阿文哥很生气地说。阿英姐不说话。阿文哥说，我想不干了，回家种田去。阿英姐说，你疯了？是疯了。他说，你也走，和我一起回去。阿英姐不理他，转身就走。我知道阿英姐不会走，她喜欢唱戏，有事没事，她总是唱，对着镜子唱，做各种各样的表情。妈妈说她着了魔，爸爸在一边笑。她拉着我的手，说，云弟，别理他，姐不走，哪儿也不去，就和云弟在一起。
　　阿文哥一走，阿英姐就发愣，连林工委走到她面前也没觉察到，我动了动她的手，她才啊的一声，回过神来，脸一下子变得绯红。林工委说，阿英同志，去南普陀吗？我们去，我也没去过哩。我说我也去。于是我们便雇了一辆三轮车，一起到南普陀。
　　三轮车摇摇晃晃，我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一会儿歪向林工委，一会儿歪向阿英姐，林工委的身上有一种陌生的味道，不知怎么的，这种味道使我想起一棵很大的树和一条在街上懒洋洋地跑动的狗。我极力地避免往他身上靠，紧紧地抓着阿英姐的手臂，还是没办法，我很想趴在阿英姐的腿上，又舍不得路上的风光。厦门的街道，比漳州热闹得多，房子也高得多。我突然发现一栋很高的房子，想算一算几层，可还没算清楚，车子就过去了。我发现，要算清楚房子有几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住的思明影剧院，我算的是8层，母亲却说是7层，我说明明有8个窗子，母亲说，那最上面的一个窗子不能算。然而我很喜欢数楼房的层数，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我总是希望楼房高一些，再高一些，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清楚。
　　一路上，林工委总是说个没完。他先说我，说我聪明，然后说我应该去读书，上幼儿园。阿英姐問什么是幼儿园，他便说起苏联，说在苏联，那是孩子们的天堂，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学文化，唱歌，跳舞，做游戏，郊游，坐汽车到森林里去采果子，到小河里去划船……阿英姐说，不回家吗？一星期回去一次。阿英姐说，不习惯。我说，我习惯，我去苏联。他们都笑了。然后林工委便说苏联，那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说，剧团里很快就要办扫盲班，识字学文化。他说，阿英同志，你可要带头参加。我行吗？你行，学文化并不难。真的？
　　我正看阿英姐那兴奋得发红的脸，就听到踩三轮车的师傅说，到了。
　　下了车，我才发现，前面是一座巨大的寺庙，原来南普陀和南山寺一样，是座庙。我们下车的地方正是放生池，一池荷花，有许多金鱼在荷叶下窜来窜去。南普陀和南山寺差不多，弥勒，韦驮，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我一进大雄宝殿就想起广定师的禅房，就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站在释迦牟尼前面，阿英姐突然说起阿文哥的事情，她说阿文哥的养父虽然是地主，但他是好人，他收养了阿文哥，待他如亲生儿子。林工委笑着说，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养活他的呢？用剥削农民得来的不义之财，他不劳而获，不是吗？
　　我发现院子里有一只乌龟，这个发现使我很兴奋。我挣脱阿英姐的手，跑到院子里，我动了一下它的背，它并不把头缩进去，它见的世面太多，油得很。我突然十分想念外祖母，想起她在院子里浇花的情形。外祖母浇花很专注，很慈祥，微笑着，仿佛在跟花说，下雨了，多舒服啊。而这时，那龟总是在院子里，抬着头，看着外祖母。我说，阿姆，龟看着你哩。她便回过头来，对着龟，很慈祥地点点头。
　　阿英姐突然惊叫了一声，我说，我在这里。她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她把我的手紧紧地攥着，边走边和林工委说着阿文哥的事情。一定要不来往吗？她说。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说。阿英姐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低着头，看着她自己的脚。我们走过许多台阶，我在树丛中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许多光斑在石头上跳荡，我抬起头来，看到被树叶切成碎片的太阳光，花花点点。石头上有一个巨大的“佛”字，描着很鲜艳的红色。我们在一条长石板上坐了下来，他们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阿文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