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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中国了，这位曾经给朱基总理写过有关中国社保改革建议书的哈佛大学教授，也因为在很长时间来被传言为格林斯潘的继任者而为世人瞩目。直到小布什今年5月提名格林斯潘再次连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有关接班人的言论才有所平息。
65岁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曾经在老布什担任副总统期间，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如今他仍然是白宫小布什身边的常客，同时还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局长。
如今精力充沛的费尔德斯坦仍然满课时教学，过去40年中，除了他在华盛顿工作的两年，几乎每年都要给大一新生讲授经济学入门课。
最近，费尔德斯坦在出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年度会议时，接受了《商务周刊》杂志的专访。
平易谦和的费尔德斯坦平时喜欢收集艺术品、旅游和摄影，不知是因为一直与布什家族的渊源还是其他，费尔德斯坦和前不久接受《商务周刊》采访的《福布斯》杂志发行人斯迪夫·福布斯做出了同样的预言，那就是“小布什会继续连任，理由是因为美国经济目前开始回升”。而对于是否能够成为美联储的掌门人，他则持保守的态度，因为已有许多候选人浮出水面，除费尔德斯坦以外，还包括联储副主席Roger Ferguson、理事Ben Bernanke、财政部副部长John Taylor、现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 Gregory Mankiw)以及前任财政部长鲁宾( Robert Rubin)。
《商务周刊》：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到底是一种自发的繁荣过程，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些势力所引导出来的？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觉得是一种自发，而不是有政治势力影响所牵引的过程。受到诸多指责的WTO促使了全球贸易的增长，正如中国近年来迅速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都是得益于此。
《商务周刊》：中国经济要保持更持久的健康成长，在您看来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持续做到这些——例如高储蓄率，改善中国的金融制度，继续加强和贯彻教育体制，就能保障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商务周刊》：您对去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大幅波动如何评价？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进行的本次带有浓重行政色彩的宏观调控？您是不是有一些担心和忠告？
马丁·费尔德斯坦：中国去年的投资增长率非常高，可能会产生资源短缺和投资过度。目前，中国政府没有采用加息方式，而是采取专门针对某些过热行业的限制政策来抑制投资。既然经济过热是出现在某些行业，那么用行政的手段来使它们降温，在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背景下可能是合适的。
这与美国经济不同。长期来说，美国经济已经习惯于利率调节。中国的国情和美国不同，不能照搬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去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采取的“行政式的宏观调控”必然是针对中国特殊的情况所为，因为中国有很多是政府组织的经济形式，这一点在短期看来是有效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很多风险在里面，我建议还是回到传统的市场经济中，让市场来调节这些问题。
《商务周刊》：美国6月30日宣布升息25个基点，最近华尔街预计年内还将升息，您认为这对人民币升值是否会有影响？您怎么看待中国高层所强调的保持人民币的稳定？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不认为会对人民币有大的影响，我也不愿意给当前的政府什么建议，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不认为美国利率0.25％甚至1％的增长会对中国的资金流向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某些游资会有套利、套汇的可能。但外国直接投资（FDI）是长期投资，更看重长期因素。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吸引FDI的关键因素。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稳定人民币汇率是有益经济发展的，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行为。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目前还不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进行的银行改革和大量的不良资产处置？中国的国有银行到美国上市会受到投资者欢迎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不良资产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以前的银行运作中存在有一些政府行为，由此产生了一些政策性的贷款，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坏账，然后重组银行机构。消除坏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美国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把这些坏账卖给有处置能力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也在这样做，但效果还需要很长时间。
对于中国的国有银行到美国上市，我认为要想成功并受到欢迎，同样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国有股几乎构成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股权，这对于美国的投资者来说并不会是他们通常的选择。但是当国家拥有银行的股权是在市场正常化的情况下拥有的，而且有更多的其他股东加入的时候，就会受到美国投资者的欢迎。
《商务周刊》：事实上不论怎样，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在向美国学习的，在您看来，美国经济中哪些东西是中国最需要学习的，而哪些又正好相反？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不认为你们能在美国的历史中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找到什么好的模式，我认为你们要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学习的，应该是健康的社会经济保障体系。比如对于不良资产重组、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则及风险管理，重要的是需要尽可能多的独立经济管理和尽可能少的政治干预，所以我认为，这些是中国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向美国学习的。
中国最不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就是退休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的主要问题是：不景气的国有企业现在越来越无力为现有的工人支付社保基金，而且那些已经关门的工厂过去没有为原先的工人缴纳社保基金。因为没有积累足够的个人社保账户的基金，他们只能依靠现收现付的社保统筹提供退休金。中国所付税率是美国的两倍，但仍感觉资金不足，原因何在？因为所谓28％税率实际征收的只有1/3。社保基金并不是作为税费来收取，逃避它并不违法，所以执行是很弱的。中国现在决定去做一些混合的制度，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集中精力继续进行自己的计划，而不是照旧美国从前所为。
《商务周刊》：那您对于中国社保改革有什么建议？
马丁·费尔德斯坦：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工资税只限制用于个人账户基金，并给以反应投资回报的高收益率，这样会提高从工资中缴款的激励。二是不应该长期对新退休工人的社会统筹部分基金与工资联系，而应从增值税中提取。三是政府应认识到，在转型期，向现在和即将退休的工人支付退休金是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政府或者是长期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变卖资产或从其他收入来支付这笔债务。如果对三种情况分别使用上述三条办法来提供资金，那么中国的社保制度将是一个有着良好财务基础的混合型制度。
《商务周刊》：市场经济地位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您认为未来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将在哪些方面会继续加深协作，在哪些方面还会不断发生摩擦？
马丁·费尔德斯坦：中美两国在贸易和经济投资上会有更深的合作，但总是有一些摩擦在不断地发生，主要集中在贸易和贸易衍生的问题，一些公司失去了市场份额，一些工人丧失了工作，有很多伤心的事情发生。
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那是法律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很多成就，但是也有很多方面受到了政府干预，这一点在西方不是常见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谈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地位，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贸易法》的律师。
65岁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曾经在老布什担任副总统期间，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如今他仍然是白宫小布什身边的常客，同时还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局长。
如今精力充沛的费尔德斯坦仍然满课时教学，过去40年中，除了他在华盛顿工作的两年，几乎每年都要给大一新生讲授经济学入门课。
最近，费尔德斯坦在出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年度会议时，接受了《商务周刊》杂志的专访。
平易谦和的费尔德斯坦平时喜欢收集艺术品、旅游和摄影，不知是因为一直与布什家族的渊源还是其他，费尔德斯坦和前不久接受《商务周刊》采访的《福布斯》杂志发行人斯迪夫·福布斯做出了同样的预言，那就是“小布什会继续连任，理由是因为美国经济目前开始回升”。而对于是否能够成为美联储的掌门人，他则持保守的态度，因为已有许多候选人浮出水面，除费尔德斯坦以外，还包括联储副主席Roger Ferguson、理事Ben Bernanke、财政部副部长John Taylor、现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 Gregory Mankiw)以及前任财政部长鲁宾( Robert Rubin)。
《商务周刊》：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到底是一种自发的繁荣过程，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些势力所引导出来的？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觉得是一种自发，而不是有政治势力影响所牵引的过程。受到诸多指责的WTO促使了全球贸易的增长，正如中国近年来迅速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都是得益于此。
《商务周刊》：中国经济要保持更持久的健康成长，在您看来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持续做到这些——例如高储蓄率，改善中国的金融制度，继续加强和贯彻教育体制，就能保障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商务周刊》：您对去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大幅波动如何评价？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进行的本次带有浓重行政色彩的宏观调控？您是不是有一些担心和忠告？
马丁·费尔德斯坦：中国去年的投资增长率非常高，可能会产生资源短缺和投资过度。目前，中国政府没有采用加息方式，而是采取专门针对某些过热行业的限制政策来抑制投资。既然经济过热是出现在某些行业，那么用行政的手段来使它们降温，在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背景下可能是合适的。
这与美国经济不同。长期来说，美国经济已经习惯于利率调节。中国的国情和美国不同，不能照搬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去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采取的“行政式的宏观调控”必然是针对中国特殊的情况所为，因为中国有很多是政府组织的经济形式，这一点在短期看来是有效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很多风险在里面，我建议还是回到传统的市场经济中，让市场来调节这些问题。
《商务周刊》：美国6月30日宣布升息25个基点，最近华尔街预计年内还将升息，您认为这对人民币升值是否会有影响？您怎么看待中国高层所强调的保持人民币的稳定？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不认为会对人民币有大的影响，我也不愿意给当前的政府什么建议，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不认为美国利率0.25％甚至1％的增长会对中国的资金流向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某些游资会有套利、套汇的可能。但外国直接投资（FDI）是长期投资，更看重长期因素。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吸引FDI的关键因素。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稳定人民币汇率是有益经济发展的，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行为。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目前还不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进行的银行改革和大量的不良资产处置？中国的国有银行到美国上市会受到投资者欢迎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不良资产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以前的银行运作中存在有一些政府行为，由此产生了一些政策性的贷款，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坏账，然后重组银行机构。消除坏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美国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把这些坏账卖给有处置能力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也在这样做，但效果还需要很长时间。
对于中国的国有银行到美国上市，我认为要想成功并受到欢迎，同样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国有股几乎构成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股权，这对于美国的投资者来说并不会是他们通常的选择。但是当国家拥有银行的股权是在市场正常化的情况下拥有的，而且有更多的其他股东加入的时候，就会受到美国投资者的欢迎。
《商务周刊》：事实上不论怎样，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在向美国学习的，在您看来，美国经济中哪些东西是中国最需要学习的，而哪些又正好相反？
马丁·费尔德斯坦：我不认为你们能在美国的历史中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找到什么好的模式，我认为你们要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学习的，应该是健康的社会经济保障体系。比如对于不良资产重组、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则及风险管理，重要的是需要尽可能多的独立经济管理和尽可能少的政治干预，所以我认为，这些是中国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向美国学习的。
中国最不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就是退休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的主要问题是：不景气的国有企业现在越来越无力为现有的工人支付社保基金，而且那些已经关门的工厂过去没有为原先的工人缴纳社保基金。因为没有积累足够的个人社保账户的基金，他们只能依靠现收现付的社保统筹提供退休金。中国所付税率是美国的两倍，但仍感觉资金不足，原因何在？因为所谓28％税率实际征收的只有1/3。社保基金并不是作为税费来收取，逃避它并不违法，所以执行是很弱的。中国现在决定去做一些混合的制度，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集中精力继续进行自己的计划，而不是照旧美国从前所为。
《商务周刊》：那您对于中国社保改革有什么建议？
马丁·费尔德斯坦：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工资税只限制用于个人账户基金，并给以反应投资回报的高收益率，这样会提高从工资中缴款的激励。二是不应该长期对新退休工人的社会统筹部分基金与工资联系，而应从增值税中提取。三是政府应认识到，在转型期，向现在和即将退休的工人支付退休金是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政府或者是长期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变卖资产或从其他收入来支付这笔债务。如果对三种情况分别使用上述三条办法来提供资金，那么中国的社保制度将是一个有着良好财务基础的混合型制度。
《商务周刊》：市场经济地位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您认为未来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将在哪些方面会继续加深协作，在哪些方面还会不断发生摩擦？
马丁·费尔德斯坦：中美两国在贸易和经济投资上会有更深的合作，但总是有一些摩擦在不断地发生，主要集中在贸易和贸易衍生的问题，一些公司失去了市场份额，一些工人丧失了工作，有很多伤心的事情发生。
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那是法律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很多成就，但是也有很多方面受到了政府干预，这一点在西方不是常见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谈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地位，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贸易法》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