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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的《大剧院之友》接连几期发表了关于乐评界“荒漠化”的评论文章，读后为之击节叫好。原以为，对音乐批评“荒漠化”现状胸闷气短的，仅仅是少数人，现在看来，整个乐评界都在为患“哮喘”病而心生悲哀。
对此，我曾经在北京的《世界》月刊、《音乐周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乐评，你不该沉默》、《音乐需要舆论监督》等多篇文章，呼吁媒体不要回避这个“社会责任”，给予其生存的“空间”。尽管我人微言轻，可能说了也白说，但是问题不能不提。
姑妄言之，音乐评论，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当前音乐生活中的音乐现象，如果这种评论报道不以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表，它就失去了意义。现实中，乐评界因为没有空间，已经“武功全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事实。当今社会，音乐生活是多彩的，各类演出与音乐会每天都在进行；而媒体的乐评是沉默的，沉默得长期没有音乐评论。乐评界不正是像个“没爹娘的弃子”?
与当前活跃的影评、书评相比，音乐评论在中国很不走运。它仅仅被当作生活领域里的一门学问而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无庸置疑，只需查阅一下南北的报纸，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有几家媒体为音乐大众开设音乐批评的专栏和专版?又有多少“准确、到位、深刻、麻辣”的乐评文章及时见诸报端?在一连串重大音乐事件中，我们的报纸只会唱“赞歌”，批评哪去了?文化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哪儿不是“乐舞升平，评论闭嘴”?
伟大的音乐家、文学家对音乐有过这样的描述，李斯特说：“除哲学以外，没有任何艺术、任何科学可以像音乐那样有权去夸耀它那如此光荣的过去，它那如此古老和绝妙的综合能力……埃及人、十国人、波斯人、希腊人，古代一切民族和一切贤哲都异口同声地证实了音乐的神奇力量和万能。”罗曼·罗兰说：“音乐同算术、几何和天文学一样，在四大学科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其实很清楚，音乐在古代文明乃至现代文明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希腊哲学非常重视音乐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而且音乐同其他艺术，如科学、文学、尤其是戏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证明了音乐的重要性。而作为音乐创作必不可少的后续活动的音乐批评，是作曲家创造了作品并由演奏家予以二度创作后的第三度创作，欣赏与批评是依附音乐创作的成果而存在，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正以为如此，音乐有着人类共有财产的特性，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产物，而作为音乐艺术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批评，它所承载着对大众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非常不幸，这一重要功能被无情扼杀后丢弃了。
令人郁闷的是，娱乐圈中的腕儿或明星们任何一条绯闻，在新闻取舍中的评判价值，远远高于一篇严肃的乐评。比如，明星们稍不留神春光乍泄、与情人开房间上床、嗑“摇头丸”疯狂蹦迪、同性恋、酗酒打架、逃税、离婚、私生子曝光乃至在名人博客上调情等等花边新闻，一些报纸都会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大篇幅报道，唯恐漏了花边新闻“挨板子”。可一篇严肃的音乐评论的“命运”，与之相比就显得可怜与悲哀，媒体往往不屑一顾，给予音乐批评的“空间”非常吝啬，犹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
行将出版的《中国乐评人手记》——书的作者之一杨圣杰为之发出责问：“……每天都有音乐会进行，我们的评论体系在哪里?在上海三大主流报纸上刊出一个消息，就好比述说了一件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总是会有人员伤亡的，谁对谁错没有定论的，谁好谁坏没有标准的。在这些媒体人的笔下，上海的观众似乎只会一个劲儿地鼓掌，上海的演出市场只会一个调儿地亏钱，在上海演出的团体只会一张面孔面对公众——精彩、完美、沸腾、高潮……这和描写性爱场面有什么两样?”
作为媒体从业一员，对此我深感愧疚，然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批评。的确，见诸报端的音乐报道，基本“千文一面”，以吹喇叭抬轿子为主。海外来客，无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来都加冕“世界级”、“顶级”、“大师”头衔。所有的演奏家，所有的乐团，来者似乎都无可挑剔，哪怕是已经失去艺术价值的过时巨星一次次来“圈钱”，都“肉麻当有趣”，一律加以赞美。如果有心人细数一下，恐怕国际乐坛上的名人这几年来得也差不多了。这等文字，看得叫音乐大众怎不心生厌恶?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问题，恐怕症结在于：媒体混淆了“娱记”与乐评人所承担的责任。先说许多媒体，对正在发生的音乐事件的报道一般不会遗漏，但是误将“新闻报道已经涵盖了批评”的大有人在。这种画等号的认知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乐评多余，可有可无”。
对于“娱已”而言，只要完成“进行时”的新闻报道，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因此，跑音乐的“娱记”可以不听音乐会，跑戏剧的可以不看戏，一般的音乐事件，拿着统发稿涂鸦三四百字发个“豆腐干”即可交差。即便闹出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杜撰出辽阔的大草原、莫扎特音乐中听出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激情、马勒的交响乐十听出中国占老传说中的天亡人间，称10来岁的琴童为大师、将音乐作品的编号、调性搞错等等笑话，读者最多骂你一通后加以原谅。但是对评论文章来说，那就犯了大忌。
什么样的文章是乐评?似乎没有严格的界定：《音乐批评学》一书作者明言的定义是：“音乐批评是以文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性的理性的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的一种理性建构活动。”这就决定了乐评家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功底、审美眼光、较高的音乐素养才能胜任。任何“缺乏审美性和历史性的批评，或者说缺乏历史性和审美性的批评，都是片面的批评，也是谬误的批评，它需要准确、到位、深刻、麻辣”。这就是“娱记”与乐评家在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也有的音乐记者本身就是一个发烧友，常年的积累使其成为了专栏作家和乐评家。
综上所述，笔者无非想说明一个观点，乐评界之所以“荒漠化”，棍子不能全打在乐评人身上，这种“三度创作”，除了不能脱离音乐创作的成果而存在之外，它还必须依附媒体这一“空间”而生存，没有“空间”，那它就成为“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而发表在《大剧院之友》上的这些文章，深刻地揭示出当前大众音乐生活中这一不正常现象，即：在当今日趋繁荣的音乐生活与日益活跃的国际艺术交流中，媒体责无旁贷的艺术批评却遭到长期冷落和忽略。
二
不能想象，一个少门比评监督的音乐市场，会是怎么样的。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乐评界奇才诺曼·莱布雷希特《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有段话耐人寻味：“乐坛就像狱政一样是法律管不到的，灯熄之后，铁栏杆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让 民众知道了，因为民众不想失去那种安全的幻觉，同样，民众不想失去对明星的幻觉。不管怎么样，民众总是输家，经纪人和表演机构之间的勾结，如果不加以监管，结果就是低劣的表演，舞台上和后台皆然。”
这本惊世骇俗的宏著，似乎为乐评家指明了一条批评之路。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批评?乐评作为一种音乐的精神道德力量，又如何去监督被污染的音乐产业?
音乐界“潘多拉魔盒”就这样被他打开，他将神圣的音乐界无情地捅了个大窟窿，告诉你一个另类音乐世界，同时，诺曼又拉开了耀眼光环笼罩下的乐坛的遮羞布，悉数抖出了阴暗角落里所有发霉和腐烂的东西，曝光于天下。这本书中，列举出很多真实的、确切的证据以及活生生的例子，让你看到隐藏在串串音符之下的贪婪和私欲。以往人们景仰和崇拜的古典音乐大牌明星、艺人，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排队过滤。他写道：“音乐经纪人缺德、唱片业唯利是图、音乐家名利熏心，联手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
读西方音乐史，看到的差不多全部是正史和“神话”般的传奇。而诺曼却告诉了我们“正史”背后的真相：“相比之下，帕瓦罗蒂一年进账1500万美元，多明戈1000万，帕尔曼500万，穆特则为250万……古典音乐一方面衰落到需要靠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一丝气息，一方面却又替特定艺人带来比所有体育转播广告收入还要高的酬劳……”
我非常崇敬这位乐评界奇才，在金钱与贪婪正在腐化音乐心灵并对古典音乐带来致命的影响的今天，诺曼那犀利的笔触、敏锐的目光、无畏的正义感以及随时等待法院传票的职业精神，印证了“天才对这个世界有他的责任”的铭言。
话题再回到音乐批评上。艺术不能没有批评，媒体不该沉默，更不该装聋作哑。那既是先进文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国际间媒体的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音乐界都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国《费加罗》报、英国《泰晤士》报、《独立报》等许多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以及电台、电视台，都毫不吝啬版面，设有固定专栏。乐评家们“隔三差五”发表精妙独到的乐评。既为音乐大众提供音乐欣赏的专业指导和健康品位、活跃了音乐生活，反过来，又监督了音乐生态环境和音乐的质量。乐评家为保持其准确性、公正性，不接受赠票、不参加与之相关的宴请，他不请自到，就音乐家的舞台表现做出让音乐大众信服的评论，当然，也有个别不负责任的恶评。总体上说，这些专业的、准确的文字，很好地承担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媒体力量的显现还在于，差不多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都有像诺曼·莱布雷希特这样的令人畏惧的专业乐评家，当然诺曼是最出色的一位。他们笔下的评论文章的精彩程度、知识性以及观赏性，有时候往往超越了音乐会本身。海外一位“大牌”艺术家曾对我说：“看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艺术素养和欣赏水平如何，只需看主流媒体上的评论!”
舆论的力量，使得音乐家们长期生活在媒体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对艺术丝毫不敢有半点懈怠。
职业音乐家，最在意的不是鲜花与掌声，是媒体上的各类乐评。在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柏林，那里的乐评家们犹如“音乐法官”，音乐评论俨然像“一纸判决”。它可以使你得到梦寐以求的荣誉和机会，也可以使你人仰马翻。这令所有艺术家生畏。当年小提琴家斯特恩的首场音乐会，《纽约时报》的一篇乐评，使他赌气出走整整一天；钢琴大家傅聪说自己“每场音乐会就像英雄就义”；中国男高音迟黎明签约美国歌剧及担任男主角后，整整三个月提心吊胆，担心的就是美国的音乐批评；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一个高音C破音演出费被扣后乐评给予恶评等，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舆论的力量对于音乐家或者音乐大众来说，是多么重要和不可或缺。
知名学者杨燕迪教授几年前曾发表文章说：“语言和文字是我们拥有的最便利、最锐利的思想文化交流工具，没有语言和文字，任何文化都必将陷入贫困。音乐没有文字评论的帮助而保持沉默，则它对社会文化的意义和辐射就会大幅度减低。而这恰恰是我们在音乐生活中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音乐大众生活中，唯独缺了这一块。
三
国际乐坛很多艺术家正在形成共识：“中国是音乐世界的未来。”
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中国的音乐市场受到如此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年，无数国外艺术家、演出团体蜂拥而人。其中，难免泥沙俱下。在演出市场的日益庞大，音乐需求的快速扩展面前，正确评价艺术的优劣，对音乐生态环境和音乐质量开展批评与监督，为音乐大众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音乐评论，显得更为重要。
可是，我们的评论在此面前有过什么作为呢?
一位乐评人调侃说：“上海的演出市场，大胆、壮观、急功近利、混乱、迷茫、马太效应……当然，还有很多形容词适用……对于音乐会、歌剧之类的演出，媒体的作用在上海现在仅仅是做一些预告和总结。而且要变着花样做预告和总结，人们很难理解，形容魏松和帕瓦罗蒂的词语几乎是一样的；形容陈燮阳和扬颂斯的话语几乎是一样的；上海芭蕾舞团和莫斯科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效果是一样的；没了上海歌剧院，歌剧市场就没有了，所以上海歌剧院的演出总是无可比拟的；大师总是完美无缺的，就算是缺点也是美好的；黄蒙拉的演奏水平甚至高于李传韵……”
我不敢肯定说他的话全对，但至少有一点必须承认：媒体的批评力量还没有涉及到音乐领域；上海没有音乐批评；媒体在音乐批讦方面显得如此苍白和疲软。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予国外那些艺术“冒险者”、“淘金者”有可乘之机。
过时巨星帕瓦罗蒂哪次到中国，不是送上一个亲吻、轻松地挥一挥手后，带走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的美元?可我们的媒体除了帮他“数钱”外，对他的现有价值、艺术表现、俨如“国王般”奢侈接待以及国人难以承受的惊人票价，为音乐大众说过些什么?还有，广州曾经爆出8800元的天价票，看音乐会，还可以陪大师用三餐、与他拍照和近距离接触。这种在市场化运作口号的遮掩下，将音乐日趋推向有悖国情、离了谱、吓退忠实听众的“贵族化”行为，我们的批讦哪去了?再如，一个不少市县尚未脱贫的省份，耗资3．5亿搞了一台名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视觉盛宴”，主办者称，“这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演出，而是激起跨越时空艺术想象和享受的文化展示”。这台“烧钱”几个亿，堂而皇之玩酷的演出，艺术想象力已近似疯狂：“千名武僧表演，千架大功率灯具光束飞舞，千只环绕音箱的烘托……设计中，少室山上将筑起一道大水坝，经电子控制，转瞬之间数十吨水根据需要轰然飞泻，而潺潺溪水则更绕行于表演区……”
一场实质为娱乐性的演出，如此阔少手笔，令人心里发怵，感觉就像吞进苍蝇那样郁闷，可这件将大把的钱用来拉大牌，请歌星，玩创意，让百姓戳脊梁骨的另类“政绩工程”，只见报纸大肆宣扬之外，我们的批评力量哪去了?现实音乐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高票价顽症、国乐日趋边缘化被冷落、音乐创作中因个人的随意性而制造出脱离人民大众的倾向、玩酷的“行为艺术”在音乐领域大行其道等等问题，都不敢说了……
坦率说，对许多音乐作品和“泊来艺术”，一般大众很难识别其艺术含量，需要通过媒体了解或者加深理解与认识。假如，我们对所有的音乐艺术形式和外来文化一概“吹喇叭抬轿子”，失去了正确的评判，那么，人们将失去对艺术的正确辨析力，城市文明和全民艺术素质提升就无从谈起。这不利于城市文明的进步，也不利于音乐的进步。这个责任，唯有媒体担当莫属。
从这个社会意义上来说，音乐不能没有批评，需要舆论监督！
上海的《大剧院之友》接连几期发表了关于乐评界“荒漠化”的评论文章，读后为之击节叫好。原以为，对音乐批评“荒漠化”现状胸闷气短的，仅仅是少数人，现在看来，整个乐评界都在为患“哮喘”病而心生悲哀。
对此，我曾经在北京的《世界》月刊、《音乐周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乐评，你不该沉默》、《音乐需要舆论监督》等多篇文章，呼吁媒体不要回避这个“社会责任”，给予其生存的“空间”。尽管我人微言轻，可能说了也白说，但是问题不能不提。
姑妄言之，音乐评论，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当前音乐生活中的音乐现象，如果这种评论报道不以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表，它就失去了意义。现实中，乐评界因为没有空间，已经“武功全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事实。当今社会，音乐生活是多彩的，各类演出与音乐会每天都在进行；而媒体的乐评是沉默的，沉默得长期没有音乐评论。乐评界不正是像个“没爹娘的弃子”?
与当前活跃的影评、书评相比，音乐评论在中国很不走运。它仅仅被当作生活领域里的一门学问而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无庸置疑，只需查阅一下南北的报纸，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有几家媒体为音乐大众开设音乐批评的专栏和专版?又有多少“准确、到位、深刻、麻辣”的乐评文章及时见诸报端?在一连串重大音乐事件中，我们的报纸只会唱“赞歌”，批评哪去了?文化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哪儿不是“乐舞升平，评论闭嘴”?
伟大的音乐家、文学家对音乐有过这样的描述，李斯特说：“除哲学以外，没有任何艺术、任何科学可以像音乐那样有权去夸耀它那如此光荣的过去，它那如此古老和绝妙的综合能力……埃及人、十国人、波斯人、希腊人，古代一切民族和一切贤哲都异口同声地证实了音乐的神奇力量和万能。”罗曼·罗兰说：“音乐同算术、几何和天文学一样，在四大学科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其实很清楚，音乐在古代文明乃至现代文明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希腊哲学非常重视音乐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而且音乐同其他艺术，如科学、文学、尤其是戏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证明了音乐的重要性。而作为音乐创作必不可少的后续活动的音乐批评，是作曲家创造了作品并由演奏家予以二度创作后的第三度创作，欣赏与批评是依附音乐创作的成果而存在，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正以为如此，音乐有着人类共有财产的特性，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产物，而作为音乐艺术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批评，它所承载着对大众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非常不幸，这一重要功能被无情扼杀后丢弃了。
令人郁闷的是，娱乐圈中的腕儿或明星们任何一条绯闻，在新闻取舍中的评判价值，远远高于一篇严肃的乐评。比如，明星们稍不留神春光乍泄、与情人开房间上床、嗑“摇头丸”疯狂蹦迪、同性恋、酗酒打架、逃税、离婚、私生子曝光乃至在名人博客上调情等等花边新闻，一些报纸都会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大篇幅报道，唯恐漏了花边新闻“挨板子”。可一篇严肃的音乐评论的“命运”，与之相比就显得可怜与悲哀，媒体往往不屑一顾，给予音乐批评的“空间”非常吝啬，犹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
行将出版的《中国乐评人手记》——书的作者之一杨圣杰为之发出责问：“……每天都有音乐会进行，我们的评论体系在哪里?在上海三大主流报纸上刊出一个消息，就好比述说了一件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总是会有人员伤亡的，谁对谁错没有定论的，谁好谁坏没有标准的。在这些媒体人的笔下，上海的观众似乎只会一个劲儿地鼓掌，上海的演出市场只会一个调儿地亏钱，在上海演出的团体只会一张面孔面对公众——精彩、完美、沸腾、高潮……这和描写性爱场面有什么两样?”
作为媒体从业一员，对此我深感愧疚，然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批评。的确，见诸报端的音乐报道，基本“千文一面”，以吹喇叭抬轿子为主。海外来客，无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来都加冕“世界级”、“顶级”、“大师”头衔。所有的演奏家，所有的乐团，来者似乎都无可挑剔，哪怕是已经失去艺术价值的过时巨星一次次来“圈钱”，都“肉麻当有趣”，一律加以赞美。如果有心人细数一下，恐怕国际乐坛上的名人这几年来得也差不多了。这等文字，看得叫音乐大众怎不心生厌恶?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问题，恐怕症结在于：媒体混淆了“娱记”与乐评人所承担的责任。先说许多媒体，对正在发生的音乐事件的报道一般不会遗漏，但是误将“新闻报道已经涵盖了批评”的大有人在。这种画等号的认知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乐评多余，可有可无”。
对于“娱已”而言，只要完成“进行时”的新闻报道，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因此，跑音乐的“娱记”可以不听音乐会，跑戏剧的可以不看戏，一般的音乐事件，拿着统发稿涂鸦三四百字发个“豆腐干”即可交差。即便闹出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杜撰出辽阔的大草原、莫扎特音乐中听出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激情、马勒的交响乐十听出中国占老传说中的天亡人间，称10来岁的琴童为大师、将音乐作品的编号、调性搞错等等笑话，读者最多骂你一通后加以原谅。但是对评论文章来说，那就犯了大忌。
什么样的文章是乐评?似乎没有严格的界定：《音乐批评学》一书作者明言的定义是：“音乐批评是以文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性的理性的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的一种理性建构活动。”这就决定了乐评家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功底、审美眼光、较高的音乐素养才能胜任。任何“缺乏审美性和历史性的批评，或者说缺乏历史性和审美性的批评，都是片面的批评，也是谬误的批评，它需要准确、到位、深刻、麻辣”。这就是“娱记”与乐评家在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也有的音乐记者本身就是一个发烧友，常年的积累使其成为了专栏作家和乐评家。
综上所述，笔者无非想说明一个观点，乐评界之所以“荒漠化”，棍子不能全打在乐评人身上，这种“三度创作”，除了不能脱离音乐创作的成果而存在之外，它还必须依附媒体这一“空间”而生存，没有“空间”，那它就成为“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而发表在《大剧院之友》上的这些文章，深刻地揭示出当前大众音乐生活中这一不正常现象，即：在当今日趋繁荣的音乐生活与日益活跃的国际艺术交流中，媒体责无旁贷的艺术批评却遭到长期冷落和忽略。
二
不能想象，一个少门比评监督的音乐市场，会是怎么样的。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乐评界奇才诺曼·莱布雷希特《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有段话耐人寻味：“乐坛就像狱政一样是法律管不到的，灯熄之后，铁栏杆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让 民众知道了，因为民众不想失去那种安全的幻觉，同样，民众不想失去对明星的幻觉。不管怎么样，民众总是输家，经纪人和表演机构之间的勾结，如果不加以监管，结果就是低劣的表演，舞台上和后台皆然。”
这本惊世骇俗的宏著，似乎为乐评家指明了一条批评之路。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批评?乐评作为一种音乐的精神道德力量，又如何去监督被污染的音乐产业?
音乐界“潘多拉魔盒”就这样被他打开，他将神圣的音乐界无情地捅了个大窟窿，告诉你一个另类音乐世界，同时，诺曼又拉开了耀眼光环笼罩下的乐坛的遮羞布，悉数抖出了阴暗角落里所有发霉和腐烂的东西，曝光于天下。这本书中，列举出很多真实的、确切的证据以及活生生的例子，让你看到隐藏在串串音符之下的贪婪和私欲。以往人们景仰和崇拜的古典音乐大牌明星、艺人，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排队过滤。他写道：“音乐经纪人缺德、唱片业唯利是图、音乐家名利熏心，联手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
读西方音乐史，看到的差不多全部是正史和“神话”般的传奇。而诺曼却告诉了我们“正史”背后的真相：“相比之下，帕瓦罗蒂一年进账1500万美元，多明戈1000万，帕尔曼500万，穆特则为250万……古典音乐一方面衰落到需要靠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一丝气息，一方面却又替特定艺人带来比所有体育转播广告收入还要高的酬劳……”
我非常崇敬这位乐评界奇才，在金钱与贪婪正在腐化音乐心灵并对古典音乐带来致命的影响的今天，诺曼那犀利的笔触、敏锐的目光、无畏的正义感以及随时等待法院传票的职业精神，印证了“天才对这个世界有他的责任”的铭言。
话题再回到音乐批评上。艺术不能没有批评，媒体不该沉默，更不该装聋作哑。那既是先进文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国际间媒体的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音乐界都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国《费加罗》报、英国《泰晤士》报、《独立报》等许多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以及电台、电视台，都毫不吝啬版面，设有固定专栏。乐评家们“隔三差五”发表精妙独到的乐评。既为音乐大众提供音乐欣赏的专业指导和健康品位、活跃了音乐生活，反过来，又监督了音乐生态环境和音乐的质量。乐评家为保持其准确性、公正性，不接受赠票、不参加与之相关的宴请，他不请自到，就音乐家的舞台表现做出让音乐大众信服的评论，当然，也有个别不负责任的恶评。总体上说，这些专业的、准确的文字，很好地承担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媒体力量的显现还在于，差不多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都有像诺曼·莱布雷希特这样的令人畏惧的专业乐评家，当然诺曼是最出色的一位。他们笔下的评论文章的精彩程度、知识性以及观赏性，有时候往往超越了音乐会本身。海外一位“大牌”艺术家曾对我说：“看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艺术素养和欣赏水平如何，只需看主流媒体上的评论!”
舆论的力量，使得音乐家们长期生活在媒体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对艺术丝毫不敢有半点懈怠。
职业音乐家，最在意的不是鲜花与掌声，是媒体上的各类乐评。在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柏林，那里的乐评家们犹如“音乐法官”，音乐评论俨然像“一纸判决”。它可以使你得到梦寐以求的荣誉和机会，也可以使你人仰马翻。这令所有艺术家生畏。当年小提琴家斯特恩的首场音乐会，《纽约时报》的一篇乐评，使他赌气出走整整一天；钢琴大家傅聪说自己“每场音乐会就像英雄就义”；中国男高音迟黎明签约美国歌剧及担任男主角后，整整三个月提心吊胆，担心的就是美国的音乐批评；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一个高音C破音演出费被扣后乐评给予恶评等，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舆论的力量对于音乐家或者音乐大众来说，是多么重要和不可或缺。
知名学者杨燕迪教授几年前曾发表文章说：“语言和文字是我们拥有的最便利、最锐利的思想文化交流工具，没有语言和文字，任何文化都必将陷入贫困。音乐没有文字评论的帮助而保持沉默，则它对社会文化的意义和辐射就会大幅度减低。而这恰恰是我们在音乐生活中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音乐大众生活中，唯独缺了这一块。
三
国际乐坛很多艺术家正在形成共识：“中国是音乐世界的未来。”
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中国的音乐市场受到如此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年，无数国外艺术家、演出团体蜂拥而人。其中，难免泥沙俱下。在演出市场的日益庞大，音乐需求的快速扩展面前，正确评价艺术的优劣，对音乐生态环境和音乐质量开展批评与监督，为音乐大众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音乐评论，显得更为重要。
可是，我们的评论在此面前有过什么作为呢?
一位乐评人调侃说：“上海的演出市场，大胆、壮观、急功近利、混乱、迷茫、马太效应……当然，还有很多形容词适用……对于音乐会、歌剧之类的演出，媒体的作用在上海现在仅仅是做一些预告和总结。而且要变着花样做预告和总结，人们很难理解，形容魏松和帕瓦罗蒂的词语几乎是一样的；形容陈燮阳和扬颂斯的话语几乎是一样的；上海芭蕾舞团和莫斯科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效果是一样的；没了上海歌剧院，歌剧市场就没有了，所以上海歌剧院的演出总是无可比拟的；大师总是完美无缺的，就算是缺点也是美好的；黄蒙拉的演奏水平甚至高于李传韵……”
我不敢肯定说他的话全对，但至少有一点必须承认：媒体的批评力量还没有涉及到音乐领域；上海没有音乐批评；媒体在音乐批讦方面显得如此苍白和疲软。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予国外那些艺术“冒险者”、“淘金者”有可乘之机。
过时巨星帕瓦罗蒂哪次到中国，不是送上一个亲吻、轻松地挥一挥手后，带走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的美元?可我们的媒体除了帮他“数钱”外，对他的现有价值、艺术表现、俨如“国王般”奢侈接待以及国人难以承受的惊人票价，为音乐大众说过些什么?还有，广州曾经爆出8800元的天价票，看音乐会，还可以陪大师用三餐、与他拍照和近距离接触。这种在市场化运作口号的遮掩下，将音乐日趋推向有悖国情、离了谱、吓退忠实听众的“贵族化”行为，我们的批讦哪去了?再如，一个不少市县尚未脱贫的省份，耗资3．5亿搞了一台名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视觉盛宴”，主办者称，“这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演出，而是激起跨越时空艺术想象和享受的文化展示”。这台“烧钱”几个亿，堂而皇之玩酷的演出，艺术想象力已近似疯狂：“千名武僧表演，千架大功率灯具光束飞舞，千只环绕音箱的烘托……设计中，少室山上将筑起一道大水坝，经电子控制，转瞬之间数十吨水根据需要轰然飞泻，而潺潺溪水则更绕行于表演区……”
一场实质为娱乐性的演出，如此阔少手笔，令人心里发怵，感觉就像吞进苍蝇那样郁闷，可这件将大把的钱用来拉大牌，请歌星，玩创意，让百姓戳脊梁骨的另类“政绩工程”，只见报纸大肆宣扬之外，我们的批评力量哪去了?现实音乐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高票价顽症、国乐日趋边缘化被冷落、音乐创作中因个人的随意性而制造出脱离人民大众的倾向、玩酷的“行为艺术”在音乐领域大行其道等等问题，都不敢说了……
坦率说，对许多音乐作品和“泊来艺术”，一般大众很难识别其艺术含量，需要通过媒体了解或者加深理解与认识。假如，我们对所有的音乐艺术形式和外来文化一概“吹喇叭抬轿子”，失去了正确的评判，那么，人们将失去对艺术的正确辨析力，城市文明和全民艺术素质提升就无从谈起。这不利于城市文明的进步，也不利于音乐的进步。这个责任，唯有媒体担当莫属。
从这个社会意义上来说，音乐不能没有批评，需要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