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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从近代走到现代，国家强制与契约效力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成为民法与行政法领域研究的一个难点。管制性强制规范所蕴合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公共利益有着不同的品性，强制性规范产生的缘由无非是为衡量与解决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由此决定了以不同利益为目的的管制性强制规范在与意思自治发生冲突时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在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有替代保护的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承认契约的私法效力，应当在最小的限度内承认公法对私法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