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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古县浏阳，处于罗霄山脉中，因其县城在浏水北岸，故名浏阳。
在浏阳先后发现古遗址28处。巨湖山下的樟树潭遗址，是典型的屈家岭文化的代表，在这里出土了石器、陶器300余件，说明这里的居住者已有了较高的制陶技术，而出土的石器中有斧、铲、刀、凿、钻及网坠、纺轮等，证实当时的先民们已开始了耕、渔。高坪乡的“竹山岭遗址”，青草乡的“黄泥岭遗址”，都出土了具有纹饰的陶皿，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商代。
在浏阳市境内还发现有10处古窑址。如岩前乡的“五神岭窑址”，发掘出的陶瓷碗，碗边底部有一梅花饰纹，碗身四周有五朵与碗底相同的饰纹；在沙市乡四新村“窑头山遗址”发掘出保存较好的龙窑，出土有壶、碗、缸等。这两处古窑址均系宋代窑址。
浏阳自置县以来有1700多年。然而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迹，使人感受到它更为悠久的历史。
一
从谭嗣同纪念馆到其故居“大夫第”，从文家市会师旧址到胡耀邦故居，从文庙到文庙后古树簇拥的算学馆，从孙隐山下的升冲观到李畋阁，从道吾山上的兴华禅寺到千年禅林的石霜古寺……浏阳人文闪烁着光芒。
浏阳境毗湘赣，屏蔽长沙，山多隘险，攻守咸宜，素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就在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历史上曾沿浏阳河岸走来了一个个令浏阳人至今钦敬、骄傲的风流人物。
如宋代的汤，是位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大理寺少卿，曾为徽猷阁学士。李受亦是宋代的龙图阁学士，曾官至礼部侍郎。元代的欧阳玄，为一代文豪，六入翰林，总纂宋、辽、金三史和《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太平经国》、《至正条格》、《唐书纂要》等，因其号圭斋，至今浏阳城内留下“圭斋路”的街名。
浏阳在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众多，然而尤以谭嗣同这位“戊戌变法”死难“六君子”之一的英雄豪杰为著名。我每去浏阳必去“谭嗣同纪念馆”与“谭嗣同故居”，敬祀这位以身殉国的维新志士。
“谭嗣同纪念馆”坐落在才常路上，旧称“谭烈士专祠”。这座祠宇式的建筑是1913年谭嗣同的老师湖南省代督军兼民政长刘人熙呈请民国政府褒扬谭嗣同，而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和内阁总理唐绍仪颁布褒扬令，于是，浏阳县知事公署即在浏阳城西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兴建纪念祠的用地，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变卖了一些地产和首饰，谭氏家族也筹集了一些款项，这样，1913年秋，一座占地522平方米、硬山顶、小青瓦、祠门上额嵌有“谭烈士专祠”汉白玉匾额的纪念祠，就矗立在浏阳城西了。
在谭嗣同祠中，除陈列了许多幅谭嗣同及当时的官吏的巨照外，也陈列了他的一些遗物，如谭嗣同自制的崩霆琴和谭嗣同手书的“三千余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的对联等。尤为珍贵的是当年梁启超为谭嗣同祠亲题的“民国先觉”四个大字的匾额，历经近百年沧桑仍奇迹般地保留下来，高高悬挂在祠内前厅的梁上。
谭嗣同殉难于北京菜市口后，烈士遗体于1900年6月归葬故乡浏阳牛石乡翟水村。其墓冢用小圆扁石砌面、青石板围护，墓前两侧立着石马等雕刻，墓碑上刻“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现在这座烈士墓与烈士专祠一样，同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谭嗣同的故居离其祠并不远，就在北正南路。这座已修复的宅子始建于明朝末年，原为周姓祠宇，主体建筑占地2000多平方米。谭嗣同曾任浏阳县吏的祖父谭学琴，买下此祠作为私第。清咸丰九年（1859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考取进士，后官至湖北巡抚。皇帝对这些“封疆大吏”自然器重，谭继洵的宅第也就奉旨命名为“大夫第官邸”，所以谭嗣同的故居又称“大夫第”。
谭嗣同曾在故居生活多年。故居系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布局谨严，雕梁画栋，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且又是清代巡抚的宅第、谭嗣同的故居，今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因其父在京作官，谭嗣同是在北京宣武城南眠胡同出生。他从小即受儒学熏陶，5岁启蒙，10岁受教于名儒欧阳中鹄。12岁结识大刀王五，即随之学剑习武。因这段习武的经历，谭嗣同非常鄙弃八股文，而喜游历。其父升湖北巡抚，谭嗣同随去武昌，常与唐才常、刘松芙等相聚，交流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一年，谭嗣同与唐才常、刘松芙等好友商议，回浏阳县城奎文阁办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河。这样，浏阳文庙后的奎文阁的算学馆，算是谭嗣同在浏阳的又一处纪念地了。
奎文阁就在浏阳文庙后，不过得穿越浏阳市一中的校门才能进入。奎文阁依山而立，阁前是块宽敞的园子，园内耸立着数棵高大的绿荫成团的古樟，显得格外清静。然而，这里创立的算学馆对清末时期提倡新学、开湖南维新之风气，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震撼。
浏阳算学馆，是湖南省第一家新式学堂，从而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谭嗣同最初办学的想法得到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先生的理解和支持，并为兴办算学馆大造舆论。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江标等开明官僚对谭嗣同所撰《兴算学议》大为赞赏。在湖南地方要员的支持下，算学馆进入到前期筹备阶段。然而，此时浏阳发生大旱，各方忙于赈灾，谭嗣同只得以办事有缓急之分，将筹备办学的款项用来赈灾，而使算学馆的筹备暂时中断。
算学馆的正式开办是在1897年春，共招收生徒16人，其招生指标分得非常细，县城内4人，东南西北四乡各3人，学期为3年。在《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中，有这样的条文：“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算学馆的办学宗旨很显然，就是培养数学人才。学生入馆后，不必在课堂上教习“四书五经”，替而代之的是教会学生农桑新法及化学、制造、矿务等“西学”。
谭嗣同虽为浏阳算学馆开创者之一，但没在此呆多久，即被陈宝箴招去省城参加新政，后又被推行新政的光绪皇帝征召进京，授以四品军机章京行走。
光绪的新政失败，谭嗣同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恨，捐躯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完全可以脱身而走，可这样烈性的热血汉子并未听从师傅王五的劝说，而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英雄气概，以自己的生命殉维新运动。谭嗣同的壮举令国人悲恸，而京城的浏阳会馆的长班李凤池对这位浏阳英雄更是钦敬，为其收尸入梓。谭嗣同的遗体，次年才由其亲属运棺回到浏阳故土，葬于翟水村的石山下。
谭嗣同的确是英雄，就在他倒下后，唐才常组织起“自立军”起兵，焦达峰、陈作新在武昌首义后率新军攻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这正如史说的浏阳在清末民初“前有谭、唐，后有焦、陈”。浏阳的英雄豪杰就是这样一队队地走进历史。
二
坐落在浏阳圭斋路上的文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古建筑。
据《浏阳县志》所载：浏阳文庙始建于宋元间，其址初在县城东，明弘治末年迁至县城西，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迁今址。文庙建成后，屡遭战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较严重。1982年浏阳文庙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庙因其供奉的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又称孔庙。文庙的中殿均为大成殿，原名文宣王殿，这是祭祀孔子的殿堂。“大成”来源于孟子对孔子的颂词：“孔子之谓集大成。”后宋徽宗取孔子集古圣贤之大成之意，下诏改为大成殿。文庙在过去就是儒教的庙宇，读书人的庙宇。
浏阳文庙的规模是长沙地区最大的一座。它周围垒有高墙，占地总面积为1783.3平方米。主体建筑即大成殿高17.15米，砖木结构。正面全系朱漆花雕、镂空格门，嵌于石柱之间。阶下为石栏围护的石砌露台，台下东西各置舞亭一个，为祀孔时舞生演舞之所。庙后植有一片苍翠的古樟。那座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曾创办算学馆的奎文阁，就是这座文庙的附属建筑。
“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这副文庙大成门的柱联，是旧时读书人对孔子的礼赞。
浏阳文庙在民国时期，辟为浏阳县第一初级中学，胡耀邦、杨勇、李志民等先后就读这所学校。
三
浏阳文庙，不仅是读书人祭祀孔子的庙宇，还是一座音乐的殿堂。曾在浏阳文庙春、秋两次祀孔的大礼中响起的古乐，使浏阳文庙驰名中外。
相传我国古代伏羲氏造琴瑟，神农氏改二十七弦为五弦，黄帝编黄钟定基本音律，周公采用金、石、丝、竹、匏、土、木、革8种乐器定八音，作乐制礼，制定一套礼乐，定型为周朝的礼乐。春秋战国时，终于礼崩乐坏。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这套礼乐除孔子的故乡曲阜外，其它各地的都已失传，而曲阜所传也并不完整。后人便称这套礼乐为古乐。此后的历代王朝都想恢复古乐，但都因未得真传而失败。
清朝时，各州、府、县学均设36名乐舞生，选通晓音律、娴习礼仪的文人做教官，每年春秋二季举行“八佾”的曲礼。著名的浏阳文庙的祀孔乐舞是由邱之复原改造的。
邱之，号谷士，浏阳太平桥水围人，生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幼受其父熏陶，喜音律之学。曾制古器乐，按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二诗谱》演奏，发现“律吕混乱，兼收并用”，以致诸乐参差难和。遂予订正，凡该曲谱用律主宫出吕者，易之以律；以吕主宫出律者，易之以吕，再奏则音无不协。自后，弃科举，专事古乐研究。终于发现《仪礼诗谱》之误始于《史记·律书》，后世之制乐者，盲目崇奉司马迁之作，以致“六律不分，五音不正，谬误相传几近两千年”。当时湖南布政使龚绶，称谷士“研究微渺，以成绝学”，“驳难汉儒，自成新义”。
清道光九年（1829年），浏阳知县杜晓平倡祀孔乐舞，特聘邱谷士为总教习。谷士乃“较周尺、验葭灰、制凤箫、协群器”，所制凤箫由古12管增为24管，理顺了音程。他曾专程去山东曲阜作实地考察研究，发现匏音古乐器已失传。于是，他回来便按照汉书图录规定，仿制出全套古乐器。他用匏瓜制作的匏埙，弥补了中国古乐器八音中缺少匏的空白；在律制音阶范围内，新增吕律管12个，可旋相为宫，使之具备了全排凤箫的音阶。乐成，又创办县礼乐局，传徒习艺，乃至“浏阳古乐，有声天下”。
谷士又改造原祀孔乐谱，将一字一音、一音四拍改为一板三眼，用切分、休止、延长音以及旋律加花等手法，丰富乐曲内容。又配上“工尺谱”、板眼，与“律吕谱”同记于乐章。在五音之外，加上二变音（即简谱中4、7两音）。此曲一出，全国盛行，曲阜孔庙亦予移植，后又流传日本及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各国。清末民初，浏阳文庙古乐器及其演奏水平，在全国最负盛名。
邱谷士积数十年之经验，著《律音汇考》一书，曾印行三版，流传中外。日本音乐家田边尚雄所著《中国音乐史》，即择要录入该书，誉《律音汇考》为音乐界必读之作。
浏阳文庙古乐的衰落，缘于民国时期动荡的政局与频繁的战事。1918年，军阀混战，北军占领浏阳，抢走玉质特磬一口。抗战中期，国民党省政府调浏阳古乐器去耒阳演奏，遇敌机轰炸，损失了一部分。日军占领浏阳前，礼乐局工作人员将古乐器深埋土中，被窃去铜质编钟八口。浏阳古乐的“八佾”乐谱在解放前也因战乱而流失日本。后来浏阳文庙的古乐器虽略有添置，但这批新制乐器，与邱之所定标准已有差距。
解放以后，这批古乐器由浏阳县文化馆接收。1951年，举办了浏阳文庙古乐器展览。1953年将其运往湖南省博物馆。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邀请原礼乐局老艺人刘蒲仙等赴长沙，组成浏阳古乐整理组，经过10个月的整修，添制了两排凤箫，六个埙，新铸八口编钟，修整了所有破损的乐器。1956年，中央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来长沙，邀请浏阳古乐艺人赴省演奏，并录了音。1962年，奉文化部指示，成立浏阳古乐抢救挖掘委员会，将古乐器运回浏阳，由刘蒲仙、彭传彭、胡长秋等五人进行了考校，经再次添制和修缮，使原古乐器获得基本恢复，于1963年送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文庙古乐器，按其制作物质之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类，谓之八音。金类有镛钟、特钟、编钟，石类有特磬、编磬，土类有埙，革类有鼓、应鼓、楹鼓、搏鼓、鼗鼓，丝类有七弦琴、瑟，木类有祝、，匏类有笙、匏、竽，竹类有凤箫、洞箫、、龙笛。可以想象，当这众多的乐器一齐演奏，那是多么美妙的天籁之音。
四
浏阳有石霜寺，历代为湖南名寺。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有黄龙、杨岐二宗即发源于石霜寺。相传日本佛教真言宗和临济宗均发脉于石霜。
浏阳境内的佛寺在唐代最胜，城乡广建寺庙。清同治县志载有寺庙99所，庵堂71所。道吾、石霜、宝盖、大光四寺并称浏阳四大祖庭，而道吾、石霜两寺最为盛。石霜寺因山峻水秀，触石喷霜而名。
石霜寺距浏阳市约七十华里，创建于唐僖宗李儇时期（873～888年），为唐代禅宗著名寺院之一。据碑文和《石霜寺略》载，寺始由唐僖宗李儇下旨，宰相裴休监建。石霜寺曾管辖寺院48处，房屋5048间。唐僖宗赐香火田300亩，传有骑马关山门之说，有“殿高九十尺，佛高七十尺”之名，“浏阳大佛”寺院之宏大可想而知。现存的殿宇尚有大雄宝殿、关圣殿、祖堂、斋堂、戒堂、方丈室、客膳厅等。石碑木匾亦不少，寺前坪山门及寺后现存有千年古柏、古银杏各一株。
石霜寺世出道德禅师，著名的有普会（庆诸）、慈明（楚圆）、普闻（龙湖）、慧南、方会等。
石霜寺的历代高僧，尤以楚圆最为著名。
石霜楚圆（慈明，987～1040年）俗姓李，全州（今广西省全州县）人。22岁于湘山隐静寺出家，游方到北方参访临济宗人汾阳善昭获悟。其传承宗系是：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柏希运—临济义玄（临济宗创始人）—兴化存奖—南院慧—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杨岐方会与黄龙慧南。方会开杨岐派，慧南开黄龙派，两人皆楚圆的嗣法弟子。
楚圆在汾阳善昭处服役七年，后以母老南归，先后游居洞山（在今江西省高安县境内）、仰山（在今江西省宜春县南）等地。后往南源三年，谒湘阴神鼎山洪，从此名重丛林。离神鼎山后，先到道吾寺，次住石霜寺、南岳福严寺和长沙兴化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至京师，仁宗赐船南归。康定元年（1040年）卒于长沙兴化寺，年五十四，建塔于石霜寺。
楚圆以前，临济宗仅流传于北方，由于他的努力，才逐渐流传到南方来。嗣法弟子中，方会与慧南各开一派，若干代后又流传到日本。
杨岐方会（992～1094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曾游均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九峰山，落发为僧，去石霜寺参楚圆并得法，往返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省萍乡市北）传法，开杨岐派。经白云守端、五祖法演、龙门清远、雪堂道行、晦庵慧光、蒙庵元聪，相继传承，传到日本僧人泉涌俊，俊曾于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入宋，留学一十二年归国后，成了日本禅宗、真言宗、律宗的著名僧人。
黄龙慧南（1002～1096年），俗姓章，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人。11岁出家，19岁受具足戒，远游至庐山习禅，因受南昌文悦之劝，35岁参学并得法于石霜楚圆，住洪州黄龙山崇恩禅院（今江西省南昌市），开黄龙派。经晦堂祖心、灵源惟清、长灵守卓、育王介谌、石年昙贲、雪庵从瑾、虚庵怀敞，传承至日僧人明庵荣西（1141～1215年）。明庵荣西归国后，创日本临济宗。
黄龙派在我国数传即绝，惟杨岐派独盛。杨岐方会传白云守端，端传五祖法演，演传佛果克勤、勤传大慧宗果（1086～1163年）与虎丘绍隆（？～1163年），前者称大慧派，后者称虎丘派，都是国内禅宗著名人物。由此可见，楚圆及其道场石霜寺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民国时期，石霜寺尚有香火田112亩，1923年又对大佛殿进行一次重修。
传说石霜寺僧众用斋，以敲钟为信，其“噌坎镗”之声传到长安，使唐皇御膳钟不击自鸣。唐皇奇之，遣相国裴休前往查访，方知源于石霜。遂令扩建寺院，敕封其寺为“崇胜禅林”，定为国寺，且遣三皇子来寺出家为僧，号“普闻龙湖禅师”。鼎盛时期，石霜寺寺僧达八百之众。武僧不乏其人，以隐莲为最，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尤擅“巡山棍”。
石霜寺四周群山环抱，形似莲花，寺落莲台，古木参天。
（题图：昔日浏阳河）
在浏阳先后发现古遗址28处。巨湖山下的樟树潭遗址，是典型的屈家岭文化的代表，在这里出土了石器、陶器300余件，说明这里的居住者已有了较高的制陶技术，而出土的石器中有斧、铲、刀、凿、钻及网坠、纺轮等，证实当时的先民们已开始了耕、渔。高坪乡的“竹山岭遗址”，青草乡的“黄泥岭遗址”，都出土了具有纹饰的陶皿，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商代。
在浏阳市境内还发现有10处古窑址。如岩前乡的“五神岭窑址”，发掘出的陶瓷碗，碗边底部有一梅花饰纹，碗身四周有五朵与碗底相同的饰纹；在沙市乡四新村“窑头山遗址”发掘出保存较好的龙窑，出土有壶、碗、缸等。这两处古窑址均系宋代窑址。
浏阳自置县以来有1700多年。然而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迹，使人感受到它更为悠久的历史。
一
从谭嗣同纪念馆到其故居“大夫第”，从文家市会师旧址到胡耀邦故居，从文庙到文庙后古树簇拥的算学馆，从孙隐山下的升冲观到李畋阁，从道吾山上的兴华禅寺到千年禅林的石霜古寺……浏阳人文闪烁着光芒。
浏阳境毗湘赣，屏蔽长沙，山多隘险，攻守咸宜，素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就在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历史上曾沿浏阳河岸走来了一个个令浏阳人至今钦敬、骄傲的风流人物。
如宋代的汤，是位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大理寺少卿，曾为徽猷阁学士。李受亦是宋代的龙图阁学士，曾官至礼部侍郎。元代的欧阳玄，为一代文豪，六入翰林，总纂宋、辽、金三史和《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太平经国》、《至正条格》、《唐书纂要》等，因其号圭斋，至今浏阳城内留下“圭斋路”的街名。
浏阳在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众多，然而尤以谭嗣同这位“戊戌变法”死难“六君子”之一的英雄豪杰为著名。我每去浏阳必去“谭嗣同纪念馆”与“谭嗣同故居”，敬祀这位以身殉国的维新志士。
“谭嗣同纪念馆”坐落在才常路上，旧称“谭烈士专祠”。这座祠宇式的建筑是1913年谭嗣同的老师湖南省代督军兼民政长刘人熙呈请民国政府褒扬谭嗣同，而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和内阁总理唐绍仪颁布褒扬令，于是，浏阳县知事公署即在浏阳城西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兴建纪念祠的用地，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变卖了一些地产和首饰，谭氏家族也筹集了一些款项，这样，1913年秋，一座占地522平方米、硬山顶、小青瓦、祠门上额嵌有“谭烈士专祠”汉白玉匾额的纪念祠，就矗立在浏阳城西了。
在谭嗣同祠中，除陈列了许多幅谭嗣同及当时的官吏的巨照外，也陈列了他的一些遗物，如谭嗣同自制的崩霆琴和谭嗣同手书的“三千余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的对联等。尤为珍贵的是当年梁启超为谭嗣同祠亲题的“民国先觉”四个大字的匾额，历经近百年沧桑仍奇迹般地保留下来，高高悬挂在祠内前厅的梁上。
谭嗣同殉难于北京菜市口后，烈士遗体于1900年6月归葬故乡浏阳牛石乡翟水村。其墓冢用小圆扁石砌面、青石板围护，墓前两侧立着石马等雕刻，墓碑上刻“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现在这座烈士墓与烈士专祠一样，同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谭嗣同的故居离其祠并不远，就在北正南路。这座已修复的宅子始建于明朝末年，原为周姓祠宇，主体建筑占地2000多平方米。谭嗣同曾任浏阳县吏的祖父谭学琴，买下此祠作为私第。清咸丰九年（1859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考取进士，后官至湖北巡抚。皇帝对这些“封疆大吏”自然器重，谭继洵的宅第也就奉旨命名为“大夫第官邸”，所以谭嗣同的故居又称“大夫第”。
谭嗣同曾在故居生活多年。故居系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布局谨严，雕梁画栋，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且又是清代巡抚的宅第、谭嗣同的故居，今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因其父在京作官，谭嗣同是在北京宣武城南眠胡同出生。他从小即受儒学熏陶，5岁启蒙，10岁受教于名儒欧阳中鹄。12岁结识大刀王五，即随之学剑习武。因这段习武的经历，谭嗣同非常鄙弃八股文，而喜游历。其父升湖北巡抚，谭嗣同随去武昌，常与唐才常、刘松芙等相聚，交流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一年，谭嗣同与唐才常、刘松芙等好友商议，回浏阳县城奎文阁办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河。这样，浏阳文庙后的奎文阁的算学馆，算是谭嗣同在浏阳的又一处纪念地了。
奎文阁就在浏阳文庙后，不过得穿越浏阳市一中的校门才能进入。奎文阁依山而立，阁前是块宽敞的园子，园内耸立着数棵高大的绿荫成团的古樟，显得格外清静。然而，这里创立的算学馆对清末时期提倡新学、开湖南维新之风气，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震撼。
浏阳算学馆，是湖南省第一家新式学堂，从而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谭嗣同最初办学的想法得到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先生的理解和支持，并为兴办算学馆大造舆论。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江标等开明官僚对谭嗣同所撰《兴算学议》大为赞赏。在湖南地方要员的支持下，算学馆进入到前期筹备阶段。然而，此时浏阳发生大旱，各方忙于赈灾，谭嗣同只得以办事有缓急之分，将筹备办学的款项用来赈灾，而使算学馆的筹备暂时中断。
算学馆的正式开办是在1897年春，共招收生徒16人，其招生指标分得非常细，县城内4人，东南西北四乡各3人，学期为3年。在《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中，有这样的条文：“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算学馆的办学宗旨很显然，就是培养数学人才。学生入馆后，不必在课堂上教习“四书五经”，替而代之的是教会学生农桑新法及化学、制造、矿务等“西学”。
谭嗣同虽为浏阳算学馆开创者之一，但没在此呆多久，即被陈宝箴招去省城参加新政，后又被推行新政的光绪皇帝征召进京，授以四品军机章京行走。
光绪的新政失败，谭嗣同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恨，捐躯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完全可以脱身而走，可这样烈性的热血汉子并未听从师傅王五的劝说，而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英雄气概，以自己的生命殉维新运动。谭嗣同的壮举令国人悲恸，而京城的浏阳会馆的长班李凤池对这位浏阳英雄更是钦敬，为其收尸入梓。谭嗣同的遗体，次年才由其亲属运棺回到浏阳故土，葬于翟水村的石山下。
谭嗣同的确是英雄，就在他倒下后，唐才常组织起“自立军”起兵，焦达峰、陈作新在武昌首义后率新军攻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这正如史说的浏阳在清末民初“前有谭、唐，后有焦、陈”。浏阳的英雄豪杰就是这样一队队地走进历史。
二
坐落在浏阳圭斋路上的文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古建筑。
据《浏阳县志》所载：浏阳文庙始建于宋元间，其址初在县城东，明弘治末年迁至县城西，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迁今址。文庙建成后，屡遭战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较严重。1982年浏阳文庙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庙因其供奉的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又称孔庙。文庙的中殿均为大成殿，原名文宣王殿，这是祭祀孔子的殿堂。“大成”来源于孟子对孔子的颂词：“孔子之谓集大成。”后宋徽宗取孔子集古圣贤之大成之意，下诏改为大成殿。文庙在过去就是儒教的庙宇，读书人的庙宇。
浏阳文庙的规模是长沙地区最大的一座。它周围垒有高墙，占地总面积为1783.3平方米。主体建筑即大成殿高17.15米，砖木结构。正面全系朱漆花雕、镂空格门，嵌于石柱之间。阶下为石栏围护的石砌露台，台下东西各置舞亭一个，为祀孔时舞生演舞之所。庙后植有一片苍翠的古樟。那座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曾创办算学馆的奎文阁，就是这座文庙的附属建筑。
“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这副文庙大成门的柱联，是旧时读书人对孔子的礼赞。
浏阳文庙在民国时期，辟为浏阳县第一初级中学，胡耀邦、杨勇、李志民等先后就读这所学校。
三
浏阳文庙，不仅是读书人祭祀孔子的庙宇，还是一座音乐的殿堂。曾在浏阳文庙春、秋两次祀孔的大礼中响起的古乐，使浏阳文庙驰名中外。
相传我国古代伏羲氏造琴瑟，神农氏改二十七弦为五弦，黄帝编黄钟定基本音律，周公采用金、石、丝、竹、匏、土、木、革8种乐器定八音，作乐制礼，制定一套礼乐，定型为周朝的礼乐。春秋战国时，终于礼崩乐坏。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这套礼乐除孔子的故乡曲阜外，其它各地的都已失传，而曲阜所传也并不完整。后人便称这套礼乐为古乐。此后的历代王朝都想恢复古乐，但都因未得真传而失败。
清朝时，各州、府、县学均设36名乐舞生，选通晓音律、娴习礼仪的文人做教官，每年春秋二季举行“八佾”的曲礼。著名的浏阳文庙的祀孔乐舞是由邱之复原改造的。
邱之，号谷士，浏阳太平桥水围人，生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幼受其父熏陶，喜音律之学。曾制古器乐，按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二诗谱》演奏，发现“律吕混乱，兼收并用”，以致诸乐参差难和。遂予订正，凡该曲谱用律主宫出吕者，易之以律；以吕主宫出律者，易之以吕，再奏则音无不协。自后，弃科举，专事古乐研究。终于发现《仪礼诗谱》之误始于《史记·律书》，后世之制乐者，盲目崇奉司马迁之作，以致“六律不分，五音不正，谬误相传几近两千年”。当时湖南布政使龚绶，称谷士“研究微渺，以成绝学”，“驳难汉儒，自成新义”。
清道光九年（1829年），浏阳知县杜晓平倡祀孔乐舞，特聘邱谷士为总教习。谷士乃“较周尺、验葭灰、制凤箫、协群器”，所制凤箫由古12管增为24管，理顺了音程。他曾专程去山东曲阜作实地考察研究，发现匏音古乐器已失传。于是，他回来便按照汉书图录规定，仿制出全套古乐器。他用匏瓜制作的匏埙，弥补了中国古乐器八音中缺少匏的空白；在律制音阶范围内，新增吕律管12个，可旋相为宫，使之具备了全排凤箫的音阶。乐成，又创办县礼乐局，传徒习艺，乃至“浏阳古乐，有声天下”。
谷士又改造原祀孔乐谱，将一字一音、一音四拍改为一板三眼，用切分、休止、延长音以及旋律加花等手法，丰富乐曲内容。又配上“工尺谱”、板眼，与“律吕谱”同记于乐章。在五音之外，加上二变音（即简谱中4、7两音）。此曲一出，全国盛行，曲阜孔庙亦予移植，后又流传日本及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各国。清末民初，浏阳文庙古乐器及其演奏水平，在全国最负盛名。
邱谷士积数十年之经验，著《律音汇考》一书，曾印行三版，流传中外。日本音乐家田边尚雄所著《中国音乐史》，即择要录入该书，誉《律音汇考》为音乐界必读之作。
浏阳文庙古乐的衰落，缘于民国时期动荡的政局与频繁的战事。1918年，军阀混战，北军占领浏阳，抢走玉质特磬一口。抗战中期，国民党省政府调浏阳古乐器去耒阳演奏，遇敌机轰炸，损失了一部分。日军占领浏阳前，礼乐局工作人员将古乐器深埋土中，被窃去铜质编钟八口。浏阳古乐的“八佾”乐谱在解放前也因战乱而流失日本。后来浏阳文庙的古乐器虽略有添置，但这批新制乐器，与邱之所定标准已有差距。
解放以后，这批古乐器由浏阳县文化馆接收。1951年，举办了浏阳文庙古乐器展览。1953年将其运往湖南省博物馆。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邀请原礼乐局老艺人刘蒲仙等赴长沙，组成浏阳古乐整理组，经过10个月的整修，添制了两排凤箫，六个埙，新铸八口编钟，修整了所有破损的乐器。1956年，中央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来长沙，邀请浏阳古乐艺人赴省演奏，并录了音。1962年，奉文化部指示，成立浏阳古乐抢救挖掘委员会，将古乐器运回浏阳，由刘蒲仙、彭传彭、胡长秋等五人进行了考校，经再次添制和修缮，使原古乐器获得基本恢复，于1963年送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文庙古乐器，按其制作物质之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类，谓之八音。金类有镛钟、特钟、编钟，石类有特磬、编磬，土类有埙，革类有鼓、应鼓、楹鼓、搏鼓、鼗鼓，丝类有七弦琴、瑟，木类有祝、，匏类有笙、匏、竽，竹类有凤箫、洞箫、、龙笛。可以想象，当这众多的乐器一齐演奏，那是多么美妙的天籁之音。
四
浏阳有石霜寺，历代为湖南名寺。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有黄龙、杨岐二宗即发源于石霜寺。相传日本佛教真言宗和临济宗均发脉于石霜。
浏阳境内的佛寺在唐代最胜，城乡广建寺庙。清同治县志载有寺庙99所，庵堂71所。道吾、石霜、宝盖、大光四寺并称浏阳四大祖庭，而道吾、石霜两寺最为盛。石霜寺因山峻水秀，触石喷霜而名。
石霜寺距浏阳市约七十华里，创建于唐僖宗李儇时期（873～888年），为唐代禅宗著名寺院之一。据碑文和《石霜寺略》载，寺始由唐僖宗李儇下旨，宰相裴休监建。石霜寺曾管辖寺院48处，房屋5048间。唐僖宗赐香火田300亩，传有骑马关山门之说，有“殿高九十尺，佛高七十尺”之名，“浏阳大佛”寺院之宏大可想而知。现存的殿宇尚有大雄宝殿、关圣殿、祖堂、斋堂、戒堂、方丈室、客膳厅等。石碑木匾亦不少，寺前坪山门及寺后现存有千年古柏、古银杏各一株。
石霜寺世出道德禅师，著名的有普会（庆诸）、慈明（楚圆）、普闻（龙湖）、慧南、方会等。
石霜寺的历代高僧，尤以楚圆最为著名。
石霜楚圆（慈明，987～1040年）俗姓李，全州（今广西省全州县）人。22岁于湘山隐静寺出家，游方到北方参访临济宗人汾阳善昭获悟。其传承宗系是：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柏希运—临济义玄（临济宗创始人）—兴化存奖—南院慧—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杨岐方会与黄龙慧南。方会开杨岐派，慧南开黄龙派，两人皆楚圆的嗣法弟子。
楚圆在汾阳善昭处服役七年，后以母老南归，先后游居洞山（在今江西省高安县境内）、仰山（在今江西省宜春县南）等地。后往南源三年，谒湘阴神鼎山洪，从此名重丛林。离神鼎山后，先到道吾寺，次住石霜寺、南岳福严寺和长沙兴化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至京师，仁宗赐船南归。康定元年（1040年）卒于长沙兴化寺，年五十四，建塔于石霜寺。
楚圆以前，临济宗仅流传于北方，由于他的努力，才逐渐流传到南方来。嗣法弟子中，方会与慧南各开一派，若干代后又流传到日本。
杨岐方会（992～1094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曾游均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九峰山，落发为僧，去石霜寺参楚圆并得法，往返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省萍乡市北）传法，开杨岐派。经白云守端、五祖法演、龙门清远、雪堂道行、晦庵慧光、蒙庵元聪，相继传承，传到日本僧人泉涌俊，俊曾于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入宋，留学一十二年归国后，成了日本禅宗、真言宗、律宗的著名僧人。
黄龙慧南（1002～1096年），俗姓章，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人。11岁出家，19岁受具足戒，远游至庐山习禅，因受南昌文悦之劝，35岁参学并得法于石霜楚圆，住洪州黄龙山崇恩禅院（今江西省南昌市），开黄龙派。经晦堂祖心、灵源惟清、长灵守卓、育王介谌、石年昙贲、雪庵从瑾、虚庵怀敞，传承至日僧人明庵荣西（1141～1215年）。明庵荣西归国后，创日本临济宗。
黄龙派在我国数传即绝，惟杨岐派独盛。杨岐方会传白云守端，端传五祖法演，演传佛果克勤、勤传大慧宗果（1086～1163年）与虎丘绍隆（？～1163年），前者称大慧派，后者称虎丘派，都是国内禅宗著名人物。由此可见，楚圆及其道场石霜寺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民国时期，石霜寺尚有香火田112亩，1923年又对大佛殿进行一次重修。
传说石霜寺僧众用斋，以敲钟为信，其“噌坎镗”之声传到长安，使唐皇御膳钟不击自鸣。唐皇奇之，遣相国裴休前往查访，方知源于石霜。遂令扩建寺院，敕封其寺为“崇胜禅林”，定为国寺，且遣三皇子来寺出家为僧，号“普闻龙湖禅师”。鼎盛时期，石霜寺寺僧达八百之众。武僧不乏其人，以隐莲为最，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尤擅“巡山棍”。
石霜寺四周群山环抱，形似莲花，寺落莲台，古木参天。
（题图：昔日浏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