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整理了父亲宋廷铭在新四军一师的抗战回忆，这对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士、如今卧病住院的老父老母是一个慰藉，对我们后人也是一个民族精神、革命传统的教育。
——宋方敏
我和老伴张颖都已过耄耋之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参与抗战的新四军一师老战士，回忆当年就激动。我们在这场民族危难和战争中成长起来，走过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抗战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记取和传承。
先天下之忧而忧
到前方去，奔赴抗战第一线，这是我们地下党员的向往。1941年夏，组织上终于批准我（时任中共平阳县委直属文化支部书记）和杨力航（同支部党员）离开家乡，到苏北参加新四军。
一路上辗转颠沛，困难重重，费尽周折。直到10月下旬一个晚上，我们才跟上海交通同志一起，上了去南通的江轮。
下码头，经过伪军的检查，交通同志领着我们一出新港镇，就向后边的田野奔跑，快速跑了十多里路后，傍晚，抵达新四军一师的兵站。第二天，我同力航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到东台三仓。这里是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苏中大队的驻地。我们被编入三队当学员。当时，一队是军事干部队，二队是政治干部队，只有三队是学生队。这里有许多与我们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学子，有上海来的，有内地来的，也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侨。大家高兴地交谈，相互介绍各自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部特派员来看望我们。他负责审查来自各地的同学。这位特派员一口上海浦东话，对共产党的新军队性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生动有力。看他年龄不大，可能还比我小。后来，他成为我们队的政治指导员，叫梁皓群。同学们非常敬佩他！
这天是10月28日，我们忘不了的日子。离开浙江平阳老家时还是9月初，天气炎热，穿短衫。现在进了苏北抗大学生队，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当即发给我们灰蓝色的棉军服。我们参加了新四军！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我们被编入三队后，力航在一班，我在九班。不久，我俩就担任副班长（学习班长）。我们除学习军事课外，还学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大家学得很认真，很有兴趣。
我们的课堂是老百姓的打麦场，背包就是我们的书桌椅，武器一刻不离身。不久，遭日寇突袭，我们背起的背包，拿起套筒枪，就跟着队长向枪声的反方向跑。好在校部领导早有准备，虽然“三八”枪声已离我们不远，但一、二队同学把敌人火力引过去了，他们有少量伤亡，我们三队无伤亡。打退敌人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继续上课学习。后来我们南下参加丰利战斗，从苏中三分区转移到苏中四分区，进驻海复镇的海复中学（学校放寒假）。
这已是1942年的春天了。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改编为抗大九分校。粟裕师长亲自担任我们校长。学校成立参谋队，力航调参谋队学习。三队整编时，宣布我到一队（连排军事干部队）去当文化干事，给老红军和连排军事干部讲自然常识，传播科普知识。完成一队课程后，我又调二队（政治干部队）工作。这年夏天，日本鬼子发动“清乡”“扫荡”，还搞什么竹篱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企图消灭我们于四分区。粟裕师长决定我们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龙港。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艰难。我们不习惯海浪的颠簸，有的同志说自己的肝胆内脏都要吐出来了。到盐城斗龙港之后，又接粟师长要我们南下的命令。这时是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党中央发表“精兵简政”的新华社社论。部队精简，老弱病残、怀孕妇女都动员回家。苏德战场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期。我们南下途中，带着苏德战场地图，天天在上面插红蓝旗。
1943年春节，年三十夜，大雪纷飞，我们在扬中过长江。部队到苏南地区，驻上芝山、下芝山一带。粟师长将一、二、三旅的教导队和六师十八旅的教导队，都合并到抗大九分校来，编成三个大队，九个连。我所在的二队编为三大队九连，学员都是前线调回来培训的连政治指导员和打算培养为指导员的排连干部。校部又决定，将原在各队的政治干事、文化教员，都调到九连“当兵”锻炼。因此，杨力航、朱觉、曹维东等都来了。不久，我也从连部下到班里锻炼，在成立连队俱乐部时，又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
我们抗大九分校在上、下芝山一带，安安静静地学习了两个多月，没有行军打仗。主要任务是整风，学习相关文献、著作。我从连部到九班之前，有两件事记忆犹新。我们连部，除连长、指导员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党支部书记朱后年，两位政治教员刘冰和沈玉明。刘冰是老红军、江西老表，我调到二队（政治队）当文化教员时，他已是那里的政治教员。我们相处一年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原是皖南教导队文化教员，金冶、许布洛都是他的学生。朱后年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睡一个床，无话不谈。他少时家庭很贫苦，要过饭，当过童工，从小就营养不良。这年苏北特别冷，单穿棉袄还不行，我从家里带来的毛线衣，一直舍不得穿，怕天气还要更冷。朱后年看我不穿，他就要借穿。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给我，我不要。北风吹，雪花飘，我感冒了，发烧还是坚持行军。朱后年又把毛衣还给我，自己身上捆着毛毯，还用手拽着毛毯两角，顽强地向前走……
沈玉明来新四军之前，原是北京中华邮政总局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这位年长者，行军中与我们一样背背包，我们非常尊敬他。沈教员对我很好，有件难忘的事。在我要下九班去的时候，他问我：“《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此书我已读了好几遍，可不知道核心思想是什么，自感惭愧。他诚恳地说，这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做人的道理。他建议我把第六章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多看几遍，领会其核心思想。我到九班后，班里同志们很欢迎我，因为我可以给他们当小教员，讲什么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
我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想到少奇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讲中国问题，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讲的这些道理，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想想抗战中，我们的党和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等各阶层群众的拥护，不就是因为共产党真正“立党为公”、共产党人做了“克己奉公”的模范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打赢战争的伟力之源。
为有牺牲多壮志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具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企图同日本鬼子暗中配合，在苏南地区扼杀我新四军一师抗大九分校和六师十八旅。粟裕师长立即命令我们九分校突围，跳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圈，过铁路、渡长江，打回苏北。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壮烈，牺牲了不少营连干部和更多的班排干部。我们三大队九连的干部和学员奉命参加铜山战斗，面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我们在铜山阵地挖出道道壕沟，准备决一死战。当时我们连装备的是套筒枪，每人只有三五发子弹，身上背的子弹袋，里面装的都是芦杆做的假子弹，手榴弹也是木头做的。到了中午时分，校部杜屏教育长下命令，把九连撤出阵地，调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来接防。我们九连撤下后，大约下午4时太阳西斜的时候，铜山阵地上枪响了。大多数同志在子弹、手榴弹打完后，跳出战壕和敌人拼刺刀，血洒战场。这个英勇的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学员，全体牺牲。我们悲痛极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屏教育长下决心将我们九连撤下来，是为了保存部队的政工力量。
粟师长决定突围。我们突围后不恋战，边打边走，白天隐蔽，夜里走。国民党自南向北，鬼子自东向西，追赶我们，北边是宁沪铁路和长江。我们靠的是自己两条腿，说也巧，最后一晚要跑130里，我正好担任班里“值日”，全副武装，背米袋外，还要加两个洗脸盆、一个满满的油瓶，我感到很自豪。夜间行军，最怕的是狗叫，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动员老百姓杀狗。有百姓舍不得杀，发明了一种竹子编的笼口套在狗嘴上。所以刚开始还听见过几声狗叫，后来真就静悄悄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离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很近，在龙潭过铁路。越过后，龙潭伪军躲在后面碉堡放了一阵枪，大家都说我们的敌工工作做得很出色，这枪声是“欢送我们的”。我们跑步到达长江边，只见早已升起帆篷的大船有好多条，趁日舰江上巡逻的空隙，我们九分校全体人员上船过大江。天未完全亮之前，我们就在六合仪征靠边上岸，部队分散到老百姓家休息。老百姓热情接待我们，烧水洗脚。想想，身上背那么多东西，一夜跑130里，了不起吧？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跳出日顽联合的包围圈，一夜之间，越过铁路和长江两条封锁线，胜利回到苏北，这全靠“老百姓的军队有老百姓支持”！
1945年5月，我与同在苏中公学工作、相识相爱的张颖告别，调往军工部工作。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基础是原师供给部的一个30多人的修械所。起初，为应对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军工部不断转移，只能修理枪支，坚持小量生产手榴弹，但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军工器材、维修机床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粟师长派出以张渭清同志为组长的上海地下采办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上海运回苏中根据地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达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种机床20余台，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450多米，迫击炮闷头400余只，还有各种五金化工材料。他们还在上海机械厂、船厂的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先后分批动员120多名有经验的技工到苏中根据地来，壮大了军工队伍。1944年6月，师军工部奉命全部转移到宝应县四面环水的林上庄，组织生产52毫米和73毫米两种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10月，胜利完成340多门迫击炮制造任务，并试制了82迫击炮弹。到12月生产出万余发炮弹，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开辟新区。1945年1月，继续突击生产82迫击炮弹6000发。当要运出林上庄水道时，工人同志们抱着炮弹，跳着秧歌舞，快乐得无法形容。
其实，完成任务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务科，同志们在拆废炮弹时，发生了爆炸，牺牲一人，重伤三人，都是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工务科科长张云白，炸飞了一条手臂；从抗大九分校刚调来的戴眼镜的女同志王贻珠，炸飞了双乳。王贻珠是我的战友、学友，我们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员。她爱人吴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到部队后当了团政委。受伤后，王贻珠要求离婚，吴光中坚决不同意，相爱如初，成为同志们的美谈。他俩相伴终生，离休后家住福州。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军工厂的政治指导员李桂英，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罗湘涛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带领下，大家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扫现场，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前线战场上的将士一样英勇。
我先在工务科当科员。这里有九分校先期调来的老战友、文化教员刘辛人（上海交大学生），还有苏中公学同期刚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思想上有个共同点，想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晚间或饭后业余时间，我们都到工棚里串门，与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间，苏中区党委要召开苏中职工代表大会，军工厂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选上。苏中职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章蕴同志做报告，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我作了详细笔记。回厂时，正值“七一”纪念党的生日，我在工厂大会上传达章蕴同志的报告，并结合自己与工人同志接触中碰到的认识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们反响强烈，很受欢迎。厂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讨论，当月就发展了十多位党员。不多时日，工厂成立工会，技工王志寿高票当选为工会主席，我这个工务科科员也高票当选为工会委员。指导员李桂英同志没有参加选举，因为罗政委随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谈话，要我接她的班。我说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说：“一定比我好！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
我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注意调查了解工厂和来自各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历史，还去熟悉各车间的生产过程。我参加劳动，上车床难度太大，就到钳工车间去干做弹尾的冲床活。尽管技术比较简单，但安全条件很差。一次，冲床打连环车，我的手来不及抽回来，右手大拇指的前一节就给切掉了。开始伤口发白，不淌血，我还不当回事，还继续劳动。而身边的工人师傅有经验，立即护我去工厂医务所包扎、打针、止血。我右手给包扎起来，吃饭要人喂，洗脸要人帮，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奋勇地来做护理工作，我很感谢他，可惜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军工部领导十分关心，先后都来看望。我记得程望部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责怪我：“你要学习，也不能上机床呀！”他把医务所长找来，查问打过破伤风针没有？手指还会长出来吗？他要那位护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们排着队来看望，让我感到温暖。这就是阶级感情啊！时隔不久，这次事故又传到苏中公学。张颖连续来了四封信，给我鼓励、打气，要我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文字的秀美，辞句的优雅，抽动我的心，但我无力回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军工部军工厂沸腾了！工人们拥向大饭堂，我一手挂着伤，一手拿着《号外》，站上饭桌，高声朗读，“抗战八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掌声、鞭炮声，跳呀！叫呀！兴奋极了！这场景，我永远忘不了！
（责任编辑 王浩钟）
——宋方敏
我和老伴张颖都已过耄耋之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参与抗战的新四军一师老战士，回忆当年就激动。我们在这场民族危难和战争中成长起来，走过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抗战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记取和传承。
先天下之忧而忧
到前方去，奔赴抗战第一线，这是我们地下党员的向往。1941年夏，组织上终于批准我（时任中共平阳县委直属文化支部书记）和杨力航（同支部党员）离开家乡，到苏北参加新四军。
一路上辗转颠沛，困难重重，费尽周折。直到10月下旬一个晚上，我们才跟上海交通同志一起，上了去南通的江轮。
下码头，经过伪军的检查，交通同志领着我们一出新港镇，就向后边的田野奔跑，快速跑了十多里路后，傍晚，抵达新四军一师的兵站。第二天，我同力航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到东台三仓。这里是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苏中大队的驻地。我们被编入三队当学员。当时，一队是军事干部队，二队是政治干部队，只有三队是学生队。这里有许多与我们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学子，有上海来的，有内地来的，也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侨。大家高兴地交谈，相互介绍各自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部特派员来看望我们。他负责审查来自各地的同学。这位特派员一口上海浦东话，对共产党的新军队性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得生动有力。看他年龄不大，可能还比我小。后来，他成为我们队的政治指导员，叫梁皓群。同学们非常敬佩他！
这天是10月28日，我们忘不了的日子。离开浙江平阳老家时还是9月初，天气炎热，穿短衫。现在进了苏北抗大学生队，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当即发给我们灰蓝色的棉军服。我们参加了新四军！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开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我们被编入三队后，力航在一班，我在九班。不久，我俩就担任副班长（学习班长）。我们除学习军事课外，还学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大家学得很认真，很有兴趣。
我们的课堂是老百姓的打麦场，背包就是我们的书桌椅，武器一刻不离身。不久，遭日寇突袭，我们背起的背包，拿起套筒枪，就跟着队长向枪声的反方向跑。好在校部领导早有准备，虽然“三八”枪声已离我们不远，但一、二队同学把敌人火力引过去了，他们有少量伤亡，我们三队无伤亡。打退敌人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继续上课学习。后来我们南下参加丰利战斗，从苏中三分区转移到苏中四分区，进驻海复镇的海复中学（学校放寒假）。
这已是1942年的春天了。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改编为抗大九分校。粟裕师长亲自担任我们校长。学校成立参谋队，力航调参谋队学习。三队整编时，宣布我到一队（连排军事干部队）去当文化干事，给老红军和连排军事干部讲自然常识，传播科普知识。完成一队课程后，我又调二队（政治干部队）工作。这年夏天，日本鬼子发动“清乡”“扫荡”，还搞什么竹篱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企图消灭我们于四分区。粟裕师长决定我们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龙港。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艰难。我们不习惯海浪的颠簸，有的同志说自己的肝胆内脏都要吐出来了。到盐城斗龙港之后，又接粟师长要我们南下的命令。这时是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党中央发表“精兵简政”的新华社社论。部队精简，老弱病残、怀孕妇女都动员回家。苏德战场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期。我们南下途中，带着苏德战场地图，天天在上面插红蓝旗。
1943年春节，年三十夜，大雪纷飞，我们在扬中过长江。部队到苏南地区，驻上芝山、下芝山一带。粟师长将一、二、三旅的教导队和六师十八旅的教导队，都合并到抗大九分校来，编成三个大队，九个连。我所在的二队编为三大队九连，学员都是前线调回来培训的连政治指导员和打算培养为指导员的排连干部。校部又决定，将原在各队的政治干事、文化教员，都调到九连“当兵”锻炼。因此，杨力航、朱觉、曹维东等都来了。不久，我也从连部下到班里锻炼，在成立连队俱乐部时，又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
我们抗大九分校在上、下芝山一带，安安静静地学习了两个多月，没有行军打仗。主要任务是整风，学习相关文献、著作。我从连部到九班之前，有两件事记忆犹新。我们连部，除连长、指导员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党支部书记朱后年，两位政治教员刘冰和沈玉明。刘冰是老红军、江西老表，我调到二队（政治队）当文化教员时，他已是那里的政治教员。我们相处一年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原是皖南教导队文化教员，金冶、许布洛都是他的学生。朱后年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睡一个床，无话不谈。他少时家庭很贫苦，要过饭，当过童工，从小就营养不良。这年苏北特别冷，单穿棉袄还不行，我从家里带来的毛线衣，一直舍不得穿，怕天气还要更冷。朱后年看我不穿，他就要借穿。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给我，我不要。北风吹，雪花飘，我感冒了，发烧还是坚持行军。朱后年又把毛衣还给我，自己身上捆着毛毯，还用手拽着毛毯两角，顽强地向前走……
沈玉明来新四军之前，原是北京中华邮政总局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这位年长者，行军中与我们一样背背包，我们非常尊敬他。沈教员对我很好，有件难忘的事。在我要下九班去的时候，他问我：“《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此书我已读了好几遍，可不知道核心思想是什么，自感惭愧。他诚恳地说，这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做人的道理。他建议我把第六章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多看几遍，领会其核心思想。我到九班后，班里同志们很欢迎我，因为我可以给他们当小教员，讲什么是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
我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想到少奇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讲中国问题，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讲的这些道理，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想想抗战中，我们的党和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等各阶层群众的拥护，不就是因为共产党真正“立党为公”、共产党人做了“克己奉公”的模范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打赢战争的伟力之源。
为有牺牲多壮志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具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企图同日本鬼子暗中配合，在苏南地区扼杀我新四军一师抗大九分校和六师十八旅。粟裕师长立即命令我们九分校突围，跳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圈，过铁路、渡长江，打回苏北。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壮烈，牺牲了不少营连干部和更多的班排干部。我们三大队九连的干部和学员奉命参加铜山战斗，面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我们在铜山阵地挖出道道壕沟，准备决一死战。当时我们连装备的是套筒枪，每人只有三五发子弹，身上背的子弹袋，里面装的都是芦杆做的假子弹，手榴弹也是木头做的。到了中午时分，校部杜屏教育长下命令，把九连撤出阵地，调二大队的班排干部队上来接防。我们九连撤下后，大约下午4时太阳西斜的时候，铜山阵地上枪响了。大多数同志在子弹、手榴弹打完后，跳出战壕和敌人拼刺刀，血洒战场。这个英勇的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学员，全体牺牲。我们悲痛极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屏教育长下决心将我们九连撤下来，是为了保存部队的政工力量。
粟师长决定突围。我们突围后不恋战，边打边走，白天隐蔽，夜里走。国民党自南向北，鬼子自东向西，追赶我们，北边是宁沪铁路和长江。我们靠的是自己两条腿，说也巧，最后一晚要跑130里，我正好担任班里“值日”，全副武装，背米袋外，还要加两个洗脸盆、一个满满的油瓶，我感到很自豪。夜间行军，最怕的是狗叫，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动员老百姓杀狗。有百姓舍不得杀，发明了一种竹子编的笼口套在狗嘴上。所以刚开始还听见过几声狗叫，后来真就静悄悄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离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很近，在龙潭过铁路。越过后，龙潭伪军躲在后面碉堡放了一阵枪，大家都说我们的敌工工作做得很出色，这枪声是“欢送我们的”。我们跑步到达长江边，只见早已升起帆篷的大船有好多条，趁日舰江上巡逻的空隙，我们九分校全体人员上船过大江。天未完全亮之前，我们就在六合仪征靠边上岸，部队分散到老百姓家休息。老百姓热情接待我们，烧水洗脚。想想，身上背那么多东西，一夜跑130里，了不起吧？更了不起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跳出日顽联合的包围圈，一夜之间，越过铁路和长江两条封锁线，胜利回到苏北，这全靠“老百姓的军队有老百姓支持”！
1945年5月，我与同在苏中公学工作、相识相爱的张颖告别，调往军工部工作。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基础是原师供给部的一个30多人的修械所。起初，为应对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军工部不断转移，只能修理枪支，坚持小量生产手榴弹，但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军工器材、维修机床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粟师长派出以张渭清同志为组长的上海地下采办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上海运回苏中根据地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达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种机床20余台，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450多米，迫击炮闷头400余只，还有各种五金化工材料。他们还在上海机械厂、船厂的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先后分批动员120多名有经验的技工到苏中根据地来，壮大了军工队伍。1944年6月，师军工部奉命全部转移到宝应县四面环水的林上庄，组织生产52毫米和73毫米两种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10月，胜利完成340多门迫击炮制造任务，并试制了82迫击炮弹。到12月生产出万余发炮弹，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开辟新区。1945年1月，继续突击生产82迫击炮弹6000发。当要运出林上庄水道时，工人同志们抱着炮弹，跳着秧歌舞，快乐得无法形容。
其实，完成任务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务科，同志们在拆废炮弹时，发生了爆炸，牺牲一人，重伤三人，都是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工务科科长张云白，炸飞了一条手臂；从抗大九分校刚调来的戴眼镜的女同志王贻珠，炸飞了双乳。王贻珠是我的战友、学友，我们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员。她爱人吴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到部队后当了团政委。受伤后，王贻珠要求离婚，吴光中坚决不同意，相爱如初，成为同志们的美谈。他俩相伴终生，离休后家住福州。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军工厂的政治指导员李桂英，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罗湘涛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带领下，大家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扫现场，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前线战场上的将士一样英勇。
我先在工务科当科员。这里有九分校先期调来的老战友、文化教员刘辛人（上海交大学生），还有苏中公学同期刚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思想上有个共同点，想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晚间或饭后业余时间，我们都到工棚里串门，与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间，苏中区党委要召开苏中职工代表大会，军工厂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选上。苏中职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章蕴同志做报告，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我作了详细笔记。回厂时，正值“七一”纪念党的生日，我在工厂大会上传达章蕴同志的报告，并结合自己与工人同志接触中碰到的认识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们反响强烈，很受欢迎。厂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讨论，当月就发展了十多位党员。不多时日，工厂成立工会，技工王志寿高票当选为工会主席，我这个工务科科员也高票当选为工会委员。指导员李桂英同志没有参加选举，因为罗政委随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谈话，要我接她的班。我说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说：“一定比我好！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
我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注意调查了解工厂和来自各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历史，还去熟悉各车间的生产过程。我参加劳动，上车床难度太大，就到钳工车间去干做弹尾的冲床活。尽管技术比较简单，但安全条件很差。一次，冲床打连环车，我的手来不及抽回来，右手大拇指的前一节就给切掉了。开始伤口发白，不淌血，我还不当回事，还继续劳动。而身边的工人师傅有经验，立即护我去工厂医务所包扎、打针、止血。我右手给包扎起来，吃饭要人喂，洗脸要人帮，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奋勇地来做护理工作，我很感谢他，可惜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军工部领导十分关心，先后都来看望。我记得程望部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责怪我：“你要学习，也不能上机床呀！”他把医务所长找来，查问打过破伤风针没有？手指还会长出来吗？他要那位护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们排着队来看望，让我感到温暖。这就是阶级感情啊！时隔不久，这次事故又传到苏中公学。张颖连续来了四封信，给我鼓励、打气，要我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文字的秀美，辞句的优雅，抽动我的心，但我无力回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军工部军工厂沸腾了！工人们拥向大饭堂，我一手挂着伤，一手拿着《号外》，站上饭桌，高声朗读，“抗战八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掌声、鞭炮声，跳呀！叫呀！兴奋极了！这场景，我永远忘不了！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