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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等等。所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左”的思想障碍；同时警惕右。正因为党中央始终警惕右，才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王怀超
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总结，下面择其要点，加以概述：
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
这个基本结论，已经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证实。回顾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涌来时，社会主义国家有三种不同对策：一是忌讳改革，拒绝改革，最后引发全社会危机；二是积极地进行改革，但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使改革“改向”，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所谓“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全盘照搬欧美的政治经济模式，结果经济滑坡，社会动乱，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崩溃。三是既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又注意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起点和归宿，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家繁荣，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这方面的代表就是中国，中国的实践已经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赏。
二、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等等。所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左”的思想障碍；同时警惕右。特别是思想上、政治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的右的倾向。正因为党中央始终警惕右，才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三、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
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
正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实践，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若没有1978年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堪设想。
四、是“异端”，还是正途，要靠实践来检验
改革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因此，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不提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先从最易被接受的做起来，从原有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简政放权起步，扩大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搞承包制，地方财政包干等。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使市场调节作为手段，被引入了社会主义经济之中。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邓小平对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个新思想指导下，开展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地位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界定，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根据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郑重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改革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五、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急躁冒进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急躁冒进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稳定，这是后来居上的成功要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的最主要教训就是急躁冒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
六、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我国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厚，从而引发许多失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深刻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坚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避免了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
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要建设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我们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建设也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
八、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
回顾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曲折多变，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就是理论上的不成熟，而理论上的不成熟就会导致思想上的不清醒；思想上的不清醒，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坚定；这一切又导致实践上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条主义，机械地照搬别国经验，别国理论，别国改革模式；二是经验主义，越是缺乏理论指导，就越容易忽视理论的作用，凭老经验，靠想当然；三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重眼前忽视长远，重小利而损大局。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忽冷忽热，朝令夕改，顾此失彼，究其根源，盖出于此。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许多党吃理论准备不足的亏是相当大的，这个教训要牢牢记取。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王怀超
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总结，下面择其要点，加以概述：
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
这个基本结论，已经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证实。回顾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涌来时，社会主义国家有三种不同对策：一是忌讳改革，拒绝改革，最后引发全社会危机；二是积极地进行改革，但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使改革“改向”，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所谓“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全盘照搬欧美的政治经济模式，结果经济滑坡，社会动乱，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崩溃。三是既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又注意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起点和归宿，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家繁荣，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这方面的代表就是中国，中国的实践已经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赏。
二、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等等。所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左”的思想障碍；同时警惕右。特别是思想上、政治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的右的倾向。正因为党中央始终警惕右，才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三、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
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
正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实践，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若没有1978年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堪设想。
四、是“异端”，还是正途，要靠实践来检验
改革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因此，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不提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先从最易被接受的做起来，从原有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简政放权起步，扩大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搞承包制，地方财政包干等。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使市场调节作为手段，被引入了社会主义经济之中。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邓小平对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个新思想指导下，开展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地位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界定，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根据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郑重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改革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五、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急躁冒进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急躁冒进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稳定，这是后来居上的成功要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的最主要教训就是急躁冒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
六、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我国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厚，从而引发许多失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深刻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坚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避免了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
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要建设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我们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建设也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
八、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
回顾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曲折多变，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就是理论上的不成熟，而理论上的不成熟就会导致思想上的不清醒；思想上的不清醒，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坚定；这一切又导致实践上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条主义，机械地照搬别国经验，别国理论，别国改革模式；二是经验主义，越是缺乏理论指导，就越容易忽视理论的作用，凭老经验，靠想当然；三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重眼前忽视长远，重小利而损大局。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忽冷忽热，朝令夕改，顾此失彼，究其根源，盖出于此。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许多党吃理论准备不足的亏是相当大的，这个教训要牢牢记取。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