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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年来各地出版社开始重视地方文献出版工作，很有成绩。这是一件好事。我国一直有重视地方艺文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地方志还是乡贤著述，都有许多人一直在努力编辑出版着。这种论著不可免的带有浓重的乡土观念、宗教意识、封建思想。书中或为同乡前辈吹捧、辩护，或为地方政治集团进行宣传鼓动，是有不少消极作用的。但从文化的保存与积累、流通和发展上看，自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好处。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单纯依靠中央国家一级的出版机构，很难面面俱到地照顾到丰富、庞杂的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切实可行的办法应该是调动、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地方上说，则又是一种责无旁贷的光荣义务。他们完全有条件开展这一工作，也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鼓励与支持。
随便举一些例子。广东整理了《南汉书》等“广东地方文献丛书”，福建出版了《先王实录校注》等“八闽文献丛刊”；四川出版了《巴蜀古史论述》等“巴蜀史研究丛书”，……就都是有重点、有规划的丛书。湖南出版了有关王夫之一套书和近代湖南历史人物丛著，也是规模宏大的。山东出了牟庭《同文尚书》等一套“山左名贤遗书”，还有王献唐的遗著，都带有更浓重的学术性。其他省市也都出版了类似的地方色彩著作，数量质量虽然参差不一，但却表现了相似的理解、方向，可以说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这是一种好的风气。总的说来，这类书本身在文史范畴内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在国家出版机构的统筹安排中，却不一定都能得到优先的考虑，但从地方角度看来，份量就大不相同。这类书都不是能够赚钱的货色，相反，往往是要赔本的。出版社能放弃武侠惊险小说而出版这类严肃的著作，也是值得鼓励的。同时，这类书在地方上出，在编辑上也有其特定的有利条件。即使在工作中有困难，也还可以取得当地高等院校以及全国的学术力量的协助。目前看来，在选题、整理、校订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得到改善与解决。
浙江在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注意。这与地方特点是不可分割的。既是人文荟萃之区，又拥有西湖这样的胜地。先天的条件是极好的，关于西湖的一些小册子，很早以前就已着手编印了，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着重点也放在普及与适应旅游需要上。《武林旧事》、《梦梁录》这样的书的重印，是部分满足了读者需要的。但只是据常见的旧本翻印，没有经过更好的加工。后来在这基础上又印出了《南宋临安两志》等“杭州掌故丛书”，则是进一步向纵深的发展。没有看到丛书的编辑意图说明，读者的希望自然是不能让钱唐丁氏的《武林掌故丛编》专美于前，或仅只是它的重复。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与崭新的风格，在重印旧作时也应有更高水平的加工。他们又印了《浙江文献丛考》一类的新作，还开阔视野印行了浙江地方志的新著，都显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在体例、内容、写法上都还有更加提高的余地。主要是内容的不够丰富、充实，还不能取代旧时的《浙江通志》与府县志，即便是对现状的记述也还是简略和不够生动的。《浙江近代史》则概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浙江的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开拓，在全国地方史研究中是有新意的著作。也说明了出版者眼光并未受到某种特定的局限。
说到地方史，和地方名产一样，全国各地都各有其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研究好这些课题是可以为全国性的历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的。例如东北地区就出版了不少从清开国史直到“满洲国”的研究著作与人物传记(如《清太宗全传》与《张作霖传》)，四川出版了四川军阀的史料，山西研究阎锡山，河南研究袁世凯，云南有方国瑜教授的《滇史论丛》(上海出版)，就都是具有不同程度学术价值的著作，有些也是饶有趣味的历史著作，是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的。
最近在书店里又看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流寇志》，这是“明末清初史料选刊”的一种，是浙江海盐彭孙贻的著作。奇怪的是却陈列在文学艺术柜里，与当代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买回来一看，前面有“代前言”，说明了此书的流传、衍变与特色，是有自己的见解并对读者有所帮助的前言。全书校点印刷也很不坏。可惜还有错字。如“代前言”中引“弘光五年”正月张缙彦奏，五年就可能是元年之误，弘光小朝廷实在没有如此长命。对张缙彦这个人物的估计也不免过于忠厚。这时他恐怕还在李自成部队的看管之下。当然他也有可能钻空子与弘光小朝廷暗通声气。
过了两天，无意中在另一家书店里却听到一种有关的议论。他们在担心这《流寇志》怕是订得太多了，可能销不掉，弄不好会落得个廉价处理的下场也说不定。决定订数的同志一见这书名就条件反射地想到了《荡寇志》，那可是卖得快的旧小说。书名虽有一字之差，想来内容也差不多，就大方地订了若干册，连预定通知中的简单说明好象也不曾看。
这当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它被放在“中国小说”柜台里的原因。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到，对出版界出现的这一新风气，广大读者，出版部门，领导机关都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怀。肯定成绩，指出缺点，热情扶持，使之有更大的发展。首要的一点怕是花些时间与气力，对已出版的有关书籍读一遍，分析研究一番，并写出有份量的评论来。这类书必然有它的读者，数量也不会太少。但与《荡寇志》之类比起来，读者是要少一些的，而且销得必然也慢一些。因此，万一一时“滞销”，也不必急于“处理”。
一九八三、九、二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单纯依靠中央国家一级的出版机构，很难面面俱到地照顾到丰富、庞杂的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切实可行的办法应该是调动、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地方上说，则又是一种责无旁贷的光荣义务。他们完全有条件开展这一工作，也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鼓励与支持。
随便举一些例子。广东整理了《南汉书》等“广东地方文献丛书”，福建出版了《先王实录校注》等“八闽文献丛刊”；四川出版了《巴蜀古史论述》等“巴蜀史研究丛书”，……就都是有重点、有规划的丛书。湖南出版了有关王夫之一套书和近代湖南历史人物丛著，也是规模宏大的。山东出了牟庭《同文尚书》等一套“山左名贤遗书”，还有王献唐的遗著，都带有更浓重的学术性。其他省市也都出版了类似的地方色彩著作，数量质量虽然参差不一，但却表现了相似的理解、方向，可以说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这是一种好的风气。总的说来，这类书本身在文史范畴内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在国家出版机构的统筹安排中，却不一定都能得到优先的考虑，但从地方角度看来，份量就大不相同。这类书都不是能够赚钱的货色，相反，往往是要赔本的。出版社能放弃武侠惊险小说而出版这类严肃的著作，也是值得鼓励的。同时，这类书在地方上出，在编辑上也有其特定的有利条件。即使在工作中有困难，也还可以取得当地高等院校以及全国的学术力量的协助。目前看来，在选题、整理、校订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得到改善与解决。
浙江在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注意。这与地方特点是不可分割的。既是人文荟萃之区，又拥有西湖这样的胜地。先天的条件是极好的，关于西湖的一些小册子，很早以前就已着手编印了，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着重点也放在普及与适应旅游需要上。《武林旧事》、《梦梁录》这样的书的重印，是部分满足了读者需要的。但只是据常见的旧本翻印，没有经过更好的加工。后来在这基础上又印出了《南宋临安两志》等“杭州掌故丛书”，则是进一步向纵深的发展。没有看到丛书的编辑意图说明，读者的希望自然是不能让钱唐丁氏的《武林掌故丛编》专美于前，或仅只是它的重复。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与崭新的风格，在重印旧作时也应有更高水平的加工。他们又印了《浙江文献丛考》一类的新作，还开阔视野印行了浙江地方志的新著，都显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在体例、内容、写法上都还有更加提高的余地。主要是内容的不够丰富、充实，还不能取代旧时的《浙江通志》与府县志，即便是对现状的记述也还是简略和不够生动的。《浙江近代史》则概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浙江的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开拓，在全国地方史研究中是有新意的著作。也说明了出版者眼光并未受到某种特定的局限。
说到地方史，和地方名产一样，全国各地都各有其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研究好这些课题是可以为全国性的历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的。例如东北地区就出版了不少从清开国史直到“满洲国”的研究著作与人物传记(如《清太宗全传》与《张作霖传》)，四川出版了四川军阀的史料，山西研究阎锡山，河南研究袁世凯，云南有方国瑜教授的《滇史论丛》(上海出版)，就都是具有不同程度学术价值的著作，有些也是饶有趣味的历史著作，是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的。
最近在书店里又看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流寇志》，这是“明末清初史料选刊”的一种，是浙江海盐彭孙贻的著作。奇怪的是却陈列在文学艺术柜里，与当代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买回来一看，前面有“代前言”，说明了此书的流传、衍变与特色，是有自己的见解并对读者有所帮助的前言。全书校点印刷也很不坏。可惜还有错字。如“代前言”中引“弘光五年”正月张缙彦奏，五年就可能是元年之误，弘光小朝廷实在没有如此长命。对张缙彦这个人物的估计也不免过于忠厚。这时他恐怕还在李自成部队的看管之下。当然他也有可能钻空子与弘光小朝廷暗通声气。
过了两天，无意中在另一家书店里却听到一种有关的议论。他们在担心这《流寇志》怕是订得太多了，可能销不掉，弄不好会落得个廉价处理的下场也说不定。决定订数的同志一见这书名就条件反射地想到了《荡寇志》，那可是卖得快的旧小说。书名虽有一字之差，想来内容也差不多，就大方地订了若干册，连预定通知中的简单说明好象也不曾看。
这当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它被放在“中国小说”柜台里的原因。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到，对出版界出现的这一新风气，广大读者，出版部门，领导机关都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怀。肯定成绩，指出缺点，热情扶持，使之有更大的发展。首要的一点怕是花些时间与气力，对已出版的有关书籍读一遍，分析研究一番，并写出有份量的评论来。这类书必然有它的读者，数量也不会太少。但与《荡寇志》之类比起来，读者是要少一些的，而且销得必然也慢一些。因此，万一一时“滞销”，也不必急于“处理”。
一九八三、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