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舆，平江县钟洞乡烟舟村人，进士出身，清末民初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学家。但是，在时下的平江，苏舆的名字十分陌生。我问过许多朋友，包括土生土长、又在平江担任过主职的官员陈先生，他们也没听说过。然而，近年来，网上不时有关于他的论文发表，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好几所大学的硕、博论文，就有专门研究苏舆的。于是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们专程去烟舟村，寻访故人。
　　从平江北门出城，行约三十余里，就开始爬山。山很陡，即便是汽车，也要连续加大油门。驶过一段正在拓宽的、路面坑坑洼洼的盘山公路，前边有一个峡口。下面的情形就得抄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了：“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只是四周山上没有桑竹，普山普岭是墨绿色的油茶林。油茶的生长规律与众不同，每年霜降前后，油茶果尚未采摘，新的油茶花就开始打苞了。油茶果刚刚采完，就立时开花，花谢随即挂果。这就是说，油茶果历经秋冬春夏，再到第二年霜降前后采摘，吸纳了五个季节的阳光雨露、天地精华。茶油之所以备受营养学家推崇，原因盖出于此。村子在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幕阜山半腰，设若在春秋多雾的季节，山下山岚飘逸，山巅云蒸雾绕，此时的村子，就像一叶绿色的小舟，在云雾中浮游。于是有读书人为村子取名：烟舟。烟雾之中的小舟，多么美丽的地方！
　　苏舆家就在靠南的山坡底下。家世虽不显赫，也属小康。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苏舆却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他参加北京的会试，进士及第！
　　那时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更没有4G手机。这一特大喜信，是由“报子”——专门送喜报的人送来的。
　　我常常揣摩那一刻的辉煌。此时，我会想起范进。他从二十岁开始，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考取广东乡试第七名。消息传来，范生高兴过度，喜疯了；母亲太激动，心梗了，是喜死的。他的那些远亲近邻，纷纷前来道贺。有送钱、送房子、送田产的，还有送来年轻女子作丫环的……因为考中了举人，必定要做官。播得春风有夏雨，大家指望他上任了，等着寻租呢。范进仅仅是一名举人啊，离进士还差好长一个距离。可以想象，当苏舆金榜题名的特大喜讯传来，这个山高水远的烟舟村，必定是沸腾起来了！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沿用一千三百多年，大约有十万人获此殊荣，组成了基本的文官队伍，为中国这艘巨无霸级别的大船撑篙划桨。不管为官者有怎样的毛病，或许还有害群之马，但河南省内乡县衙有一副楹联说得好：“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官员的作用不可否定。当然，任何一项制度实行得久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科举制度催生了功名狂热，毒害了士子的灵魂，学得一些老八股，不能与时俱进地掌握先进文化科学知识，于是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说。再说，那些榜上无名的，未必就不是有用之才。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从二十多岁一直考到七十岁，每回都是名落孙山。他一辈子当乡村教书先生，却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一部《聊斋志异》，名垂中国文学史！与苏舆老家一山之隔的湘阴人左宗棠，一连考了三次，前后九年，考得自己都没劲了，只好作罢。他后来捍卫了一方疆土，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因此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的苏舆同学其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来自偏远山区，更无显赫门第，全凭自己的努力而取得功名。而且，他乘的是“末班车”。第二年，科举制度就废除了。
　　有了学位，苏舆入翰林，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这就是说，苏舆已经进入了皇帝的秘书班子。果然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年，苏舆去日本考察教育、邮政和电讯。两年后回来，任邮传部郎中，成为司局级官员。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就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走进了紫禁城……
　　二
　　如果苏舆按部就班地走下去，随着年资增长，他的官职也许越来越高；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后来的情形却没有按照预定的轨道发展。其中既有历史的风云变幻，也有自身的阴差阳错。
　　事情还得从他在长沙读书的时候说起。
　　苏舆从小在本地上学，据说学业也不见得有怎样的出众，但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参加县里举行的“童子试”，即考中了秀才，并获得了“食廪饩”的资格。在明清两代，考中了秀才的人，州县发给一定的膳食津贴，让其继续深造，完成学业。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做，这是后来才有的事。这样，他进入了长沙湘水经校堂，这是湖南一所著名学府，晚清中兴名臣郭嵩焘、左宗棠等人，也曾就读这所学校。在这里，苏舆结识了两位著名人物。
　　一位是王先谦。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随即入翰林院任编修，担任侍读、侍讲，陪皇帝读书、为皇子讲学。后来升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家考试中心主任，人称“王祭酒”。光绪十四年，因上书皇上，弹劾炙手可热的人物太监李莲英而名噪天下，但也失去了在朝廷的职位，这样便回到了长沙。现在是苏舆的授业老师。
　　另一位是叶德辉。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892）的进士，曾任吏部主事，人称“叶吏部”。叶德辉性格孤傲，说话尖刻，且口无遮拦。这种性格很不适合于官场，他在吏部任职的时间不长，便辞职回到了长沙，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但他却更忙碌了，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也开设书局，刊印各种重要作品。他的学术成就，则是举世公认的。《鲁迅全集》中，至少有十多处提到叶德辉的著作和他所刊印的典籍。而当代作家孙犁“文革”后复出，就曾多方寻觅他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的叶德辉的著作。（孙犁《陋巷集》）叶德辉成了苏舆心中的“偶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次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主权沦丧，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会儿，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地应试的学子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是积极参与者。他们所主张的，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在文化教育方面，开民智，办学校，废八股……康、梁的这些主张，当时虽然没有被清廷接受，却标志着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而此时的清朝政府却任凭列强肆虐而束手无策。康有为、梁启超于是再次上书，向光绪皇帝发出警告：不变法就会亡国！光绪终于省悟过来，下诏变法。事情本来还算顺利。因为老佛爷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时局的困顿，她没有反对新政措施。但当她发现变法将危及清王朝的政治体制，立变狰狞。而在湖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担心别人动了他们的“奶酪”，反对一切社会变革。他们写文章、发呼吁，声嘶力竭。除了从学术上批驳康有为、梁启超的论点外，还从政治上进行攻击。 　　王先谦一口气写了五篇文章，口诛笔伐，甚至是用谩骂式的口吻，给康有为、梁启超扣政治大帽子。王先谦说：“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是中国的巨蠹，不意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此鬼蜮（《王祭酒与吴生学书》）。”
　　叶德辉交游广阔，他则四处写信，攻击康、梁是“无耻鄙夫”，“蚍蜮之小”，“搅和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
　　王先谦和叶德辉的这些文章和书信，都发表在当时的《湘报》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也把苏舆看得眼花缭乱，他对这两位恩师于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内心讲，苏舆是十分认同他们的观点的。他仿效老师，也写文章。他说，当今“邪说横溢，民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他还说，康有为“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朝也”！
　　把康、梁贬损得一无是处。
　　我们也不好说苏舆是拾人牙慧。但他写了文章发不出去，因为他的名气不及老师，所谓人微言轻。他不免感到十分沮丧。机会终于来了，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恭请皇太后“训政”。 这是政治人物翻云覆雨的伎俩，实际上是她自己请自己出山。然后慈禧以太上皇的资格，下令软禁了光绪皇帝。北京顿时风云突变，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中坚人物，在同一时间被逮捕。慈禧根本不给对手有喘息的机会，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紧跟着，全国各地大肆搜捕维新党人，霎时一片风声鹤唳。幸亏康有为、梁启超及时逃脱，才免遭祸殃。此时远在长沙的苏舆，被这一系列霹雳手段震惊得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回过神来，觉得可以一展身手。就像一场赌注的获胜者，再下一注。于是以最快的速度，连夜将王先谦、叶德辉在报刊发表的，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统统收集起来。为了加大火力，又把张之洞、朱一新、陈宝箴等十三人反对维新派的文章，也纳入其中，然后汇编成一册，题名为《翼教丛编》。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书名有点儿生癖。翼，翼护、保护之意；教，圣教，是相对于康、梁的“邪教”，同时也是孔夫子的教诲。编者的意图十分明白，此书旨在“护圣教，批邪说”，以达到“正人心”的目的。他将书稿速速寄往上海，上海书局果然很快就刻印出版，全国各埠有售，成为当时全国批判康、梁的重型炮弹。
　　余生也晚，我是在这本书出版116年之后才读到它的。但我总觉得它似曾相识。原来，在二十世纪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比如“反右”“文革”……那时都有很多“大批判资料汇编”。我手头就收藏有当年印发的《周立波毒草集》《蒋牧良毒草集》，内中收集了他们的作品言论以及批判文章。这两位都是二十世纪中叶活跃于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当然，这些东西是以某个机关或某个造反组织的名义印发的，供广大群众批判之用。《翼教丛编》共六卷，却是以苏舆个人名义编撰的。苏舆当时只是一名青年学生，他却要把“康、梁造逆之谋，乱政之罪”，昭示寰宇，将他们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其实负面的物象也不少。像这类搜罗罪证式的东西，在政治风暴中长盛不衰，就是明显的例证！再有，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不是通过辩论以理服人；而是要罗织罪名，加以放大。不给对方有探讨的空间，当然永远也无法说服对方，然后假政治之手，将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即便是学术讨论，也罕见有包容和宽容。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那是只不过是寺庙里弥勒佛的一厢情愿罢了。
　　三
　　但是，我的内心很是矛盾。因为我十几岁到平江，二十多年后才离开。为乡情所系，我总想为苏舆做一些辩解。那时他才20岁出头，从大山深处来到繁华的省城，应当说，社会阅历尚嫌不足。他编印这么个东西，一定是他的老师在后面指使。
　　苏舆的两位老师，王先谦和叶德辉，社会名流，地位显赫，思想守旧是必然的。当然，王先谦要老练一些，叶德辉却总是先声夺人，高调出场，攻击康、梁不择手段。后来，辛亥革命来了，清王朝垮台了，民国成立了，叶德辉也仍然积习难改，干预时政，开口便骂。到了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一天，长沙农民协会开大会，不知主事者怎么就想到要去请叶德辉给写对联。叶德辉没有推辞，提笔一挥而就。上联是“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出世”；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横批：“斌尖卡傀。”叶德辉自以为聪明，大玩文字游戏。那意思是，这个农民协会，不文不武（斌），不大不小（尖），不上不下（卡），不人不鬼（傀）。你们都是一些杂种、一群畜牲！此时的农民运动正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怎么能容忍这种最恶毒的“文痞之骂”？！湖南省农民协会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当即将他捉拿归案，并且根据《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判处叶德辉死刑。1927年4月1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刑场处决。过了四十年，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政策时，说：“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转引自张晶萍《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
　　虽然毛泽东说话了，但叶德辉人已经死了。我们的苏舆老乡，跟在这种人后面起哄，就真要替他捏一把汗了！
　　苏舆果然让人揪住把柄了！
　　《翼教丛编》共六卷，十五万言，除了序言，并无苏舆本人署名的作品。但其中有几篇文章，使人顿生疑窦。其中有一篇针对樊锥的，就特别引人注目。
　　樊锥，邵阳雀塘镇人。出身贫寒农家，但他才气很高，又勤奋好学，立志高远。他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也做过王先谦的学生，比苏舆大两岁，算是苏舆的大师兄。但樊锥思想开朗，交游广阔。1898年初，湖南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唐常才等人，在长沙创立“南学会”，宣称“讲爱国之理，救亡之法”。樊锥积极投入，立即回到邵阳，组建南学分会，被推举为会长。他积极宣传维新派主张，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倡“民权平等”、“启迪民智”，还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洋货之倾销”。……总之，樊锥给沉闷的湖南政界和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新风。苏舆却与他针锋相对，写了一篇《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的文章，称樊锥是在散布“邪说”，呼吁当局对他进行“处治”。樊锥毫不退让，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这时，一篇《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在湖南城乡广为散发—— 　　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我邑公同会议……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诉全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州府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
　　在中国，地方除户籍、祠堂除族籍，死后不能进祖宗坟山，被认为是极大的人生耻辱。这篇《告白》不仅将樊锥逐出邵阳，还声明外州外县如何处置樊锥，邵阳不持异议。真是要把樊锥往死里整！这个《告白》用的是“邵阳士绅军民”的名义，表明驱逐樊锥，是地方百姓一致的意见。但奇怪的是，这篇文告是谁起草的，在什么地方通过的？邵阳方面有哪些代表人物出席，这些代表又是如何产生的，一概不知。但这个《告白》几乎要了樊锥的命！不久，北京“戊戌政变”，黑云压城，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维新运动失败，樊锥作为在湖南的维新派人物，成为当局缉拿的对象。樊锥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往深山，躲藏起来，才幸免遇难。
　　这里有一个时间点。“戊戌政变”是农历八月初六，谭嗣同是八月初十被捕，八月十三在北京菜市口遇难。苏舆的《翼教丛编》一书，作为维新党人的罪证，也正是这个时候编辑出版的。而那篇驱逐樊锥的文告，也是作为“罪状”收入其中，广为散发。对樊锥的杀伤力，简直无法形容。苏舆是年轻人，容易冲动，直线思维。但他将这篇置人于死地的《告白》，收入自己编撰的著作中，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而在邵阳的地方文献、《湖南省志·人物志》樊锥条目的，都说是王先谦、叶德辉以及其弟子苏舆，勾结邵阳劣绅，攻击樊锥。而据湖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多方考证，是苏舆盗用“邵阳士绅军民”的名义（《樊锥集·前言》），炮制了这个东西。苏舆不是邵阳人，也不在邵阳任公职，你的书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文告，你又怎样自圆其说？苏舆与樊锥，师出同门，有同窗之谊。采用这种方式，就使人想起“豆萁相煎”“落井下石”这类形容词了！
　　而在此之前，他抨击梁启超、谭嗣同，火力之足，也令人侧目。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人推行维新运动，决定成立时务学堂。以凤凰县人熊希龄为校长。熊又聘请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为总教习。
　　梁启超时年二十四岁，才华横溢，他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倡导维新，宣传变法。在当时，他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即引起阅读的高潮。只说他不久后发表的一篇《少年中国说》，就使当时多少青年学子热血沸腾！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其中有一个画面，清晨，毛泽东和蔡和森在第一师范的校园里晨读《少年中国说》。起先是两个人读，后来一位同学路过，立刻加入。霎时间，走廊里，操场上，几十上百位同学一起齐声诵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其中洋溢着慷慨愤激而又高昂乐观的爱国主义感情，使人胸潮澎湃，不能自已。
　　这样一位学问高超、思想进步的人来湖南教书，应当说，这是湖南的荣幸。但是，我们的苏舆老乡，也与他势如冰炭。苏舆编著的《翼教丛编》第四卷，收入了叶德辉的五篇文章，全都是批判梁启超的。从梁的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逐一进行驳斥。在政治上，说他“煽惑人心”，“邪说乃大行于湘中”；称梁为“吠声吠影之徒”——形容一条狗叫，引发很多狗跟着叫——这已经超出一般学人之间的辩论，而是一种斯文尽失的“粗口”了！
　　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后，按照顾他的教育理念，为学校制定了一个《学约》。也就是“学生守则”，共十章。比如，立志，要立大志，不要只谋科举和衣食；养心，治身，不要学名士狂态、洋人膻习；读书，要读有用之书……《学约》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但苏舆不能容忍。他说：
　　粤人梁某，近闻省绅邀之来主持时务学堂……闻梁某为离经叛道、惑世诬民康有为之弟子，又假忠义之名，以阴行其邪说。余恐湘人被其蛊惑，因就约中语涉夸大及悖谬之处，纠正于后。
　　然后逐条批驳。
　　这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腊月间的事，文末注明“汨罗乡人识”。 这篇文章也全文收入《翼教丛编》中。那么，这位“汨罗乡人”到底是谁呢？从唐代开始，汨罗隶属于湘阴县，公元1966年初设县治。笔者曾请教过建县后首届副县长、后来又做过汨罗县委书记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刘新煌老先生。他说：“1949年以前，汨罗仅有茅屋数间，连小镇都没有。因为屈原，汨罗才为世人所知。”汨罗江的上游是苏舆的家乡平江县，苏舆批樊锥，打的是“邵阳士民”的名号。邵阳方面说，苏舆盗用了他们的名义。那么，此番的“汨罗乡人”，就更是一桩无头公案了。很可能就是苏舆本人的化名呢！这时，苏舆23岁，梁启超24岁，樊锥25岁，三位实际上是同龄人啊。
　　我们对这类匿名告密的情形并不陌生。早在唐中宗李显年代，有一位颇有诗名的诗人宋之问，犯律而被流放到岭南蛮荒之地，因为那地方太苦，偷偷跑回京城洛阳，躲在好友张仲之家。这时武则天虽然已死，但武家的残余仍在。包括张仲之在内的许多朝廷大臣，对他们恨之入骨。一天，张仲之与朋友密谋要干掉武三思，被宋之问听到。宋竟然派他的侄子去告密，结果张仲之全家被杀。宋之问卖友求荣，为人所不齿！
　　另一位科学家沈括，把好友苏东坡送给他的诗，向朝廷举报，说苏东坡诽谤了朝政，为当时已经风声鹤唳的“乌台诗案”推波助澜。苏东坡被捕入狱，差点被整死！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检举、大揭发，告黑状，写匿名信，人性恶的大爆发，推动了一场大灾难！
　　我们在烟舟村看到一帧苏舆的照片，虽然已经模糊，但他国字面儿，眉目清秀，就是一翩翩的英俊少年。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位自幼生长在民风纯朴的山区的年轻人，怎么也会这样狂热和无情！如果说王先谦是当时湖南的社会名流，叶德辉曾经是吏部官员，这些人社会地位显赫，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抵制社会变革情有可原。可苏舆什么也不是，一个山沟沟里来的穷书生而已。那么，他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反对一场新的革命呢？我记得一位历史学家做过的分析：康梁主张废科举，“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工夫学会的八股，等于白学”。难道我们的苏舆老乡，果真是因为康、梁把科举废了，断了他的前程，他要不顾一切地反对？也曾有人说：“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的目的，就是做官”。“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于是形成了一种“酱缸文化”。“一些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难道苏舆是受了这种“酱缸文化”影响，窒息在里面出不来？！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他的同龄学友呢？须知，无论是樊锥，还是梁启超，信仰永远不能视为罪行。宽容与谅解，是我们这个世界平和相处的粘合剂。即使意见相左，也应当彼此尊重。就算立场不同，至少也要保留一点起码的风度。然而，苏舆编撰出版《翼教丛编》时间上的投机，假借“乡人”“士民”的那种卑劣与奸诈，尽管时过境迁，都让人为之胆寒！ 　　四
　　苏舆最终还是考中了进士，如愿以偿了。他获得去日本学习考察的机会，回来就职邮传部。他把妻儿接去北京。离开幕阜山半腰的烟舟村时，他的妻子，一位山里旧式妇人依依不舍。苏舆写诗调侃她：“艳说烟舟当阳羡，儒冠回首笑迷沦。”（《正月急尽挈眷入都》）“阳羡”在江苏宜兴，苏东坡曾在此买地、准备养老的地方。苏舆告诉妻子，他去北京做官，好日子长着呢，你干嘛要留恋呀！可以想见，那会儿他是怎样的踌躇满志！
　　到了北京，一种全新而体面的生活在等待着他。节假日，他领着家人去法源寺观牡丹，去西山看红叶。他还时常去全国各地公干。在地方官员眼里，他就是钦差！一次去上海，当地朋友在愚园设酒宴款待。上海的繁华令他眼花缭乱，他当场赋诗赞美：“电火银花树，雷车红粉妆。”春风得意溢于言表。然而，好景不长。康、梁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戊戌变法被打下去了，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终于爆发。这可能是苏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既已入职为官，见闻多了，他就知道病根子在哪里。但他不能轻举妄动。高处不胜寒。他不可能像当年在长沙那样，跟在王先谦、叶德辉后面左冲右撞。况且，洗脱少年的浮躁与鲁莽，现在他沉着多了。在北京的官舍里，他静观其变。但他也没有闲着。每天，一边去邮传部应卯，下班回家就搬动笔墨，逐日记载身边发生的一切。这样，他写成了一本书。
　　《辛亥溅泪录》，共五卷，六万余言。通过书名，我们就可以窥测到苏舆当时的心境。他是带着对他为之效忠的王朝的哀伤，写下这些文字的。但因为他仅仅是一名司局级官员，对全局不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革命的一方是“中国同盟会”，除了众所周知的新闻，苏舆所知也很寥寥。他记录的，是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朝廷动向，官员作为，所见所闻，他一一如实记录。苏舆有很好的文字功夫。他用的是文学的笔墨。作为亲历者，他的文字就具有很强的现场感。无论是就史实性还是文学性而言，这都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
　　当然，这是苏舆——一位朝廷官员的视角。
　　中国同盟会的领袖人物孙逸仙、黄兴们起事了，来势异常凶猛。这时，那些脑袋瓜上戴着红顶子的官员们，在北京紫禁城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边支应着差事，一边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
　　黎元洪，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后来半推半就，当了湖北的都督、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清廷的重臣。他先是向慈禧告发康、梁，后来又逼迫清帝溥仪退位……总之，他们都心怀鬼胎，翻云覆雨，欺世盗名，都想火中取栗，在乱世中捞一把。其实，他们都沐浴着大清王朝的皇恩，领受着大清王朝的俸禄。平时去觐见皇上，无不跪地山呼万岁。在苏舆的笔下，这是一些政治妓女，变起脸来比谁都要快。
　　在后宫，由于前方吃紧，部队没有军饷，太后要亲贵拿钱助饷，军界也致函皇亲国戚，要他们认购爱国债卷。那些皇亲国戚们，一个个装聋作哑，甚至将存在大清银行里的钱，尽快取了出来，转存到外国银行里去，一时人心惶惶，市面震荡。而北京的外国银行，几天之内存入6400多万银元！
　　更匪夷所思的是，京官家属纷纷住进外国租界，以求自保。有的虽然每天去紫禁城内的公事房应卯，人却住在天津的租界。苏舆亲见“堂司各员，率晚车赴津，早车回署”。当过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时任军机大臣的那桐，他的众多妻妾眷属，一半住进六国饭店，一半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另一位润贝勒，他的家人干脆就住在法国使馆。贵重的财物，都寄存在外国使馆或租界！
　　朝廷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越是这样的时候，皇室越只相信自己人，各个重要部门均由王朝亲贵执掌。而这些人又都贪生怕死、腐败无能，背地里都在给自己留后路。而其他的官员，那些手中有一点权力的人，都在心照不宣地瓜分国有资产。苏舆写道：
　　各省公款，学旅政界剖分殆尽……翰林院亦有公款数千，以分派（配）争议，编修程某至以老拳从事。大清银行总监叶景葵既挟巨资金以逃，其司事庶吉士杨某，亦以二十一万金由某国银行汇兑，并偕某贵人妾，遁入某国。士失行迳如此，不亡何待……
　　武官怕死，文官贪钱，权贵指靠洋人，到那里去寻求庇护。这样的政权，怎么不会垮台呢？
　　苏舆通过手中的笔，发出一阵阵痛彻心肺的哀鸣！
　　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因此真实而生动。当历史场景变换之后，著名湘籍学者李肖聃为作者的情感所动，对《辛亥溅泪录》做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可与屈原的《哀郢》、南宋学人郑思肖的《心史》媲美。泱泱中华有一个传统，讲究气节。就气节而言，李肖聃的评价或许是中肯的。但屈原和郑思肖遭遇的是国破家亡，苏舆哀叹的却是政权的更迭。当然，忠君拥主，维护儒家正统思想，是苏舆们根深蒂固的道德底线。从历史的长河看，清朝的灭亡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苏舆眷恋的，或许还包括了他的官职、地位，或者说，他的既得利益。鲁迅也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的感受与苏舆截然不同。就在苏舆伏案疾书的时候，1911年11月7日，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为了欢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们一起去巡游光复了的绍兴城。鲁迅发现，那些绅士官员，先前只要不合自意的，就说人家是“康党”、“革党”，“甚至于到官府去告密”。现在革命终于起来了，他们连忙将小辫子盘在头顶，失魂落魄的样子。鲁迅嗤之以鼻，并赠以一句名骂：“皇皇然若丧家之狗！”与鲁迅相比，我们的苏舆老乡，显然与时代脱节了。说得严重一点，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如果要对号入座，鲁迅之骂可能也包括了他！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发布诏书，宣布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正式解体。同时任命袁世凯为特别代表，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处理善后事宜。大多数官员都在徘徊观望，是去是留，颇费踌躇。 大约只有苏舆态度最为明朗，他喟然长叹：“国政坏死，不可收拾！”他留下来干什么呢？清廷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舆即行辞官回家。邮传部同事，二人同时考取进士的姚一鄂，赋诗赠别，为一位朝夕相处的朋友的离去，表示深深的惋惜：“怜君此处添憔悴，寂寞荃荪揽泪吟。”苏舆立即和了一首： 　　嵇懒浮沉直到今，白登诗意愧卢谌。真龙杜宇千年恨，去燕来鸿万里心。敢说泉明就采菊，已迟胡瑗赋投簪。巢痕天上堪回首，赢得残宵溅泪吟。
　　诗言志。苏舆寄托的是一种无限的哀怨：他为不能像东晋时的卢谌，为好友仗义执言而惭愧；也为古代蜀国的国王杜宇被人篡位而遗憾；他不能有别的选择，只能像宋朝庆历年间的太常博士胡瑗那样，为避世事干扰，辞官回家，专心就学。过去的巢痕虽然不堪回首，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册《辛亥溅泪集》，可表我的心迹呢！
　　古代伯夷“不食周粟”，后来的印度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苏舆完全不能忍受清王朝的覆没，也不接受一个新的共和政权的建立，他于是拂袖而回乡，回到了幕阜山半腰的烟舟村。
　　五
　　当年携眷进京的时候，苏舆嘲讽妻子将烟舟村当“阳羡”。果然一语成谶，现在他回来了。烟舟美丽的风景，故乡的温馨，游子归乡，这有利于平复他的心情。与城市里混浊的空气相比，满山油茶林散发出来的负氧离子，更有利于健康。他很快调整了心态，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依托，那就是继续他曾经研究过的《春秋繁露》。
　　这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西汉中期，诸侯各国之间的战争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哲学应运而生。他推崇“公羊学”，给力“春秋大一统”，主张“天人合一”。在董仲舒看来，天，就是宇宙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的儒家理论，为汉代中央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苏舆在邮传部任职的时候，每有闲暇，他就断断续续地做研究。现在回到烟舟，他有了充裕的时间，便全力投入。他写信给老师王先谦，报告了自己的工作计划。老师的复信马上到了，称赞此举是“天为斯文留绝学”。在做学问的方法上，老师提醒他：“温故知新是我师。”于是苏舆劲头更足。他广采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考证训诂，并展示自己的研究和评价。他说，他自幼“好读董生书”，近年“潜力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他采取的方法，一是求证，二是解释，三是自己评价。他的求证有理有据，解释较之别人更浅显易懂，把深奥的哲学内容通俗化。他通过“以学言政”来阐明董仲舒学说的经世致用，凸显他个人的治学特色。他说：“世岂有学术不正，而足以与言经世者乎？”清廷亲贵腐朽堕落，学而不正，祸乱朝纲，这就是深刻的教训。他在学术王国里遨游。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题为《春秋繁露义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约五六年前，苏舆感染了肺结核，乡间叫肺痨病。那时科学对结核杆菌还一无所知，人们谈“痨”色变。他从北京回乡时，虽然怀着一种悲壮感，但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国破家亡的阴影驱之不散。于是他总是郁郁寡欢，以致肺痨病日渐加剧。当他支撑着病体，将书稿做了最后的修订，不幸于公元1914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在老家烟舟村病逝，终年41岁。苏舆去世后，他的妻子知道这份遗稿的重要性，专门托人给他的老师王先谦送去。王先谦此时七十二岁，苏舆是他的得意门生，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先生不胜唏嘘感叹。当他读完学生的遗稿，便多方筹集资金，为其联系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最终成就了苏舆。王先谦作为湖南当时最有影响的学人，亲笔为其作序。称“《义证》固可传世之书”。1923年3月11日，北京《清华周刊》杂志记者写信给胡适，为了学习的方便，请求胡适为青年学子开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记者说：“这个书目中的书，无论是学机械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都应该念，都要应知道。”胡适时任北大教务长，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应约开了一个书目，其中序列第六的，就是：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著）原刻本。
　　由于胡适的推荐，青年学子争相阅读，此书也成为全国各地图书馆必备书目，于是一时洛阳纸贵。上世纪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国内曾多次出版。特别是近年来，省内外，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多所大学，都有学者专门研究《春秋繁露义证》，不时有论文发表。到了公元2006年，湖南省文化出版界，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倡导下，举全省之力，编纂《湖湘文库》，收集从远古至1949年湘籍人士的著作，也包括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标准是曾影响湖湘乃至全国历史进程、具有文献价值、体现湖湘文化内容的重要典籍，共计702册。经过数十位专家遴选甄别，不仅苏舆，还有叶德辉、王先谦，他们都列有专集。这套历时七年、内容繁浩的《湖湘文库》出版发行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出席并讲话。
　　徐守盛说，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是博大精深、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接着又说，《湖湘文库》编纂出版的圆满完成，是打造了一个“精神宝库”！而据参加编纂的专家说，《湖湘文库》收列的著作，一律以学术取人，绝不因人废言。叶德辉、王先谦、苏舆都是辛亥革命的反对派，他们的人生经历或有瑕疵，但他们都有其独特的学术地位，历史不应当忘记他们。当生活走出“非‘白’即‘黑’”的泥淖，包容与宽容就成了一种境界，这时，人们就会感受到阳光是如此明媚、世界是如此美好！
　　还需要补充的是，苏舆为官和居乡时，在烟舟村老家盖了许多房子。青砖燕瓦，庄重气派。到了1940年，日寇侵略，岳州沦陷。岳阳各县的中学，都疏散迁移至这个如桃花源一般的烟舟村，称为“岳郡联中”。跟那时清华、北大、南开等名校，搬迁至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一样的模式。苏舆家的房子宽敞明亮，前厅后进几十间，正好做了“岳郡联中”的临时校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学校保存了岳阳六县的文化种子，使他们不因战争而中断学业。这批莘莘学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了教授、工程师，有的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骨干。应当说，这是苏舆和他的家人，为故园热土作出的一项最重要的实际贡献。
　　一幢房子一本书，让我们记住了苏舆。话又说回来，苏舆本来是一个书生，年轻时却跟在别人后面去干政。他的老师叶德辉都掉脑袋了；而他在历史的大潮中一时不知所措，隐归田园，独善其身，潜心学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如果健在，他必定是中国二十世纪顶级的国学大师！
　　张步真，湖南韶山峡口坝人，曾长期在湘东山区做农村基层干部，进城以后在文化部门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追花夺蜜》《老猎人的梦》《桑梓地》、长篇报告文学《魂系青山》、散文随笔集《触摸城市边缘》等。
　　责任编辑 曹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