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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绿色投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新发展理念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4～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就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差异较大;从Moran’s I结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绿色投资与市场化进程相结合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比绿色投资单项指标的作用更显著;市场化条件下的绿色投资仅对本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但对相邻省市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
关键词：市场化;绿色投资;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对于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其核心是要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而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和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即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体现。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我国经济由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型的重要措施。而这一重要措施的核心因素之一便是探寻刺激经济转型的新增长点。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我们依靠投资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但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十九大报告更是注重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因而以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绿色投资”作为经济新增长点备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依据有关文献对绿色投资统计口径的限定[1]，绿色投资总额呈现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2968.61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1278.8亿元，GDP占比则从1.77%增至2.52% ，这显示出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但转型期的经济依然呈现出下行的压力，显示绿色投资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对此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绿色投资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尤为重要。由于“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2]，理论上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信号机制为绿色投资反映出真实的潜在机会，降低信息探寻的成本，增进投资效益，以此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但我国市场化进程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3]，那么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是否也影响绿色投资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效果呢？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这个问题，为我国经济实现有效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作用机理
（一）概念界定
1.经济高质量的界定。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开展探讨。早期更多的是研究经济数量上的拉动，而随着粗放式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寻求经济增长的转变并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4] [5] [6]而随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颇多的探讨。有关内涵特征的研究，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认定。[7][8]其中，有学者以经濟增长质量为基础，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测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度，以定量研究界定其内涵。[9]
虽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没有得到学术界统一的认定，而且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没有进行明确的划分。但二者既相同又有差异，相同之处在于经济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和“规模”上进行扩张，而是要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发展;差异之处，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内涵范围比“经济增长质量”更广，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现阶段经济转型时期更具有时代意义。[10]另外，也有学者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出发点，梳理时代转变的内在逻辑，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说明告别“惯性思维”对于发展的关键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11]
2.绿色投资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投资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国内外在理念上存在差异，甚至国内“绿色投资”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国外的学者将绿色投资视为一种“社会责任投资”，主要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在选择投资时既要注重收益也要兼顾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影响[12][13]，因此也被称为“三重盈余”投资。
而国内学者更多地把绿色投资看作是“环保投资”，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有密切关系。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十分巨大，于是学者们开始对“绿色投资”进行研究，探索兼顾经济增长和降低环境污染的新动力。研究初期，有学者给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认为能提升绿色GDP的投资就是绿色投资。[14]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对绿色投资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入，并且融入了国外学者的认知。他们认为，不仅要对环保低碳进行投资，同时也要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考虑经济、社会等因素。[15]直言之，将绿色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16]
（二）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惟GDP论”逐步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逐步完善，学者们关于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也日益丰富。从县域、地级市、主要经济区域和省域等层面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性特征。[17、18、19、2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省际经济增长尚未趋同，且在忽视空间效应的情况下其收敛性会被高估，以及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也会被低估。[21]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已呈现空间相关性，其具体形式更多地表现为：核心地区抑制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且周边地区之间也呈现负面溢出效应。[22]从而，空间效应呈现出“核心—外围”格局的“虹吸效应”，并且区域一体化进程会产生“虹吸效应”[23]，而在京津翼、珠三角、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等区域经济研究中都印证了这一结论[24、25、26]。 （三）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投资，继而投资乘数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该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其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因而，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环保投资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进而将绿色投资与环保投资划等号，开始研究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既存在显著的影响[27]，也存在不显著的影响。[28]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的文献，均缺乏直接对绿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绿色投资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加之没有形成一致的统计口径，难以与绝对数量增长的经济指标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市场化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化改革释放了政策红利，诞生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由此表明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29]，并且从市场潜力角度来看，市场化改革能提升经济增长率。[30]而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虽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并非唯一因素[31]，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教育以及医疗等因素被证明对经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有学者以市场化改革为背景引入企业家精神[32]、对外开放[33]以及所有制结构[34]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较之这些因素单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将市场化进程纳入分析范畴，所得结果更具体、更符合现实。
（五）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我国经济由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其关键在于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以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外在体现。绿色投资作为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新型投资，其目的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治理污染、保护与改善环境，这种投资的理念与效益完全符合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
然而，我国现有绿色投资体制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尤为重要，市场分割可以抑制绿色经济发展[35]，市场扭曲可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36]，而市场准入规范化却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增长[37]。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渐深入，通过信息自由流通，各省区市以信号机制反映出地区、行业发展的潜力和机会，减少绿色投资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因此，理论上，良好的市场环境能提升绿色投资的效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方面的研究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为该领域的研究开拓了的思路，但大多侧重于绿色投资与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缺乏市场化与绿色投资的关系探讨，更是鲜有将市场化、绿色投资与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框架内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市场化进程、绿色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逻辑框架进行分析，弥补现有研究的缺失;二是系统考察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为经济空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构建与测算分析
（一）体系构建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5个维度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可获取性、合理性与连续性等原则。借鉴已有文献的指标选取，本文在GDP指标基础上，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分为经济增长、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共6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详细见表1。
相关指标解释如下：创新发展指标。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科技创新指标[38]，选择发明专利产出率、技术市场成交率和科技成果创收率作为创新发展的二级指标。
协调发展指标。采用各地区产业合理化、产业高级化、地均GDP以及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来反映产业、地区和居民的协调发展情况。
绿色发展指标。采用单位GDP能源消耗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耗费情况;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和单位GDP废物垃圾生产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非期望产出，其中，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包含废水排放总量，废气中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总量以及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建成绿化覆盖率反映地区环境改善程度。
开放发展指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在GDP中的比重、进出口总额的占比以及接待国际游客人数三个指标来反映对外开放的程度。
共享发展指标。考虑到教育、医疗、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采用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人均公交客运总量和人均道路面积等5个指标。
（二）测算与分析
目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定量测度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同时也有学者采用某单一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TFP [39]、人均GDP [40]等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难以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所以，为了科学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指数，本文将经济增长指标与上述五个维度指标相结合，采用熵值法进行加权测算，得到2004～2017年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与排名情况（如表2所示），并给出全国东中西部地区 样本期间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均值。
从表2中可以得到：一是从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来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14.19上升到2017年的22.61，总体上升59.34%;从均值的变化情况来看，研究期限内全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为17.21，从2004年到平均发展指数的年增长率为2.79%，而从平均发展指数到2017年的增长率为5.61%，这说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二是从分地区的角度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差异性很明显，研究期限內东部地区均值为26.04，远远高于中部地区（12.61）与西部地区（11.71）。其中，中西部的差异不大但均不到东部的一半。三是各个省区市的角度看，样本期限内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排序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居于全国前5位的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都是东部发达地区，排名靠后的5位成员均为中西部地区的云南、宁夏、广西、山西与贵州;研究期限内排名第1的北京（46.98）与最后1位的贵州（9.00）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之比是5.22：1，可见要缩小各个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空间面板模型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依据空间效应的不同表现形式[41]，把空间计量模型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SDM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是否依赖于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解释变量，具有比SAR与SEM更一般形式，能有效地估计地区之间的溢出性。基于此，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以期考察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型形式如下式（1）～（3）：
上3式中，i为省区市，t为年份，EQDit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LnXit分别为LnGIit、LnEIit和LnPGIit，即绿色投资、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Marit为市场化进程，CONit为控制变量。 为空间回归系数，反应空间效应， 代表空间固定效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代表随机扰动项，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关于权重矩阵的wij设定，0-1矩阵未考虑省市内部的距离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简单的地理权重矩阵难以发现地区间的经济相互关系[42]，两种权重矩阵不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故本文借鉴张林的做法 ，构建了经济空间矩阵。[38]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EQD）采用熵值法进行评分，具体指标选择与测算结果参见上节内容。
2.核心解释变量
广义绿色投资（GI）：根据前文绿色投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度量绿色投资的口径尚未统一。大多数文献以环保投资（EI）作为绿色投资的指标。但此指标涵盖的范围较为狭义，本文在环保投资的基础上加入生产性绿色投资（PGI），即引入水利建设投资与营林投资之和。[1]由于绿色投资的规模尚小，故采用绝对数值给予度量指标，同时以2004年为基期对绿色投资进行平减处理。
市场化程度（Mar）：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改革不断深化，促使资源配置效率从低效到高效的变化，进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采用樊纲&王小鲁等编制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 作为市场化程度指标。[29]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的文献，本文控制变量选取了物质资本（LnKi），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度量;居民消费（C）采用各省市居民消费占GDP的百分比;政府支出（Gov）采用各省市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人力资本水平（LnHr）采用各省区市高校在校生人数取对数;城镇化（Urbanization）率采用人口城镇化率，即各省区市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例。
以上所有数据选取了2004～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将西藏排除在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水利年鉴》《中国林业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统计年鉴（2005～2018）。数据中采用绝对值的指标均以2004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并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三）空间实证分析
1.空间相关性检验
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是研究对象具有空间相关性，一般利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Moran’s I），检验结果见表4，发现样本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Moran’s I均在1%的水平内显著且为正值。说明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非表现为随机性。
2.空间依赖性检验
在建立空间面板模型之前，首先对OLS 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研究，从OLS模型残差的Moran’s I测试结果来看，其残差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LM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1～3对应M1～M9的9个具体方程，其所有的LMlag、R-Mlag和LMerror、R-LMerror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残差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故传统面板OLS模型已然无法完整解释绿色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层面的作用关系，应将空间因素纳入计量模型予以考察。同时，检验结果也说明了建立SAR与SEM均可以进行后续分析，而这两个模型是SDM的特殊形式，需要进一步检验SDM是否简化为SAR或SEM。关于SDM适用性检验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9个方程的Wald检验和LR检验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所有的SDM没有退化为SAR或者SEM，故均应选择SDM模型进行后续分析。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只有M2、M4、M5和M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方程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由于研究对象为各省区市，不存在随机抽样的问题，可以不用通过个体效应推断总体效应，为符合现实情况将所有方程均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综上检验结果，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模型为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3.空间模型实证结果
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M1～M9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以及空间项滞后项系数rho的结果，发现本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他因素的溢出影响（如表7所示）。表7列出了9个方程的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模型的拟合效果。 双固定下SDM模型在最小方差（sigma2）和最大似然值（Log-L）等指标上，相较时间固定和空间固定模型是最优的。而且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均小于其他两个固定效应下的AIC和BIC，进一步表明采用时空双固定效应的SDM进行分析更为准确。
由表7可见，所有方程的rho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驗，表明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具体来看，从M1～M3的结果看出，绿色投资（LnGI）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但作用不明显。分解发现，环保投资（LnEI）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对经济发展呈现不明显的负作用;而生产性绿色投资（LnPGI）的系数为0.71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用。可见，绿色投资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方面是具有成效的，而其中的生产性绿色投资在经济提质增效上具有核心刺激作用。 而M4～M6为引入市场化进程后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市场化指数（Mar）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同时也影响了绿色投资的作用大小，但对控制变量几乎没有影响，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引入是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性指标，也表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在M7～M9中把绿色投资和市场化指数的交叉项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绿色投资的作用方向均为负，而市场化指标的作用效果也不显著，但二者的交叉项均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绿色投资在市场化进程条件下，对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空间效应的分解将以M7～M9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4.空间效应分解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程度，采用偏微分法形成矩阵方程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43]，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模型如式（4）所示。
其中，式（4）等号右边矩阵的主对角线对应绿色投资的直接效应，表示绿色投资对本省市经济发展的影响;非主对角线则表示间接效应，表示绿色投资对相邻地区的影响，通过观察间接效应显著性来判断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此处采用M7～M9对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及各控制变量的三种效应进行分解，具体结果见表8所示。
（1）绿色投资的直接效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1.109，而间接效应的系数为6.254，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地的绿色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相邻省份的发展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分解发现，环保投资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与绿色投资的作用方向一致;而生产性绿色投资的两种效应作用方向也与绿色投资一致，但效果均不显著。说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绿色投资尚不具备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为治理污染投入了更多的消耗型资源而减少了生产性资源的投入。
（2）市场化进程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但系数为正，而间接效应也不显著且为负。表明本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只有有限的正向作用，同时对相邻省市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溢出效应作用相反，说明了全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不深入，各地保护势力依然存在，难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各省市的市场化进程只对本地区发展起到有限的促进作用，而对相邻地区有一定的抑制性。
（3）交互项的直接效应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而间接效应的系数均为负，与市场化进程的作用方向一致。这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各省市绿色投资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却抑制了相邻地区的发展。意味着随着本地区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从市场中发现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绿色投资信号，进而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但由于各地保护壁垒尚未突破以及受到示范性地区“虹吸效应”的影响，造成对相邻省市的溢出作用反向，从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4）从控制变量来看，物质资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直接效应显著而间接效应不显著;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均为负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均为正数，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均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间接效应均为正但不显著。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趋于平稳且稳步上升，而各省市相互之间有正向的空间效应形成。虽然整体经济发展良好，但各区域和各省区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省区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
2.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效果显著。依据表7中模型3的结果，发现绿色投资、环保投资以及生产性绿色投资分别与市场化进程结合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三种投资单独对经济发展却有抑制作用且环保投资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
3.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虹吸效应”。由表8结果显示，交叉项的直接效应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间接效应均为负值，表明在市场化进程的绿色投资能有效刺激本地经濟发展，却抑制了邻省的发展。
4.人力资本的增加不仅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对相邻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居民消费、城镇化的增长能带动相邻省市的经济发展，但对本地区的经济具有抑制性;物质资本、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抑制作用。
（二）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给出长江经济带向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充分发挥东部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同时辐射周边省份以带动其经济发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较高水平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东部，但依据Moran’s I发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和江苏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在提升本地区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促使东部对中西省份产生辐射示范效应，扩大其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逐步形成区域协作发展态势，带动整体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绿色投资需与市场化进程相配合，共同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期望通过绿色投资解决各省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各省市经济能提质增效。在此过程中，需要与市场化进程形成良性循环，即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为绿色投资提供投资信号，以此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化进程配置有效资源、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降低地区之间的调整摩擦、增强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以此加快经济的有效转型。 3.制定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缓解或者化解“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区域绿色投资整体、协同发展规划，调整绿色投资结构和加大投资力度，以提升绿色投资对邻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作用。因示范性地区绿色投资形成的“虹吸效应”对邻省市经济发展产生的抑制作用，需要以区域协调发展的观念考虑通过以市场为导向，构建绿色投资平台，同时，及时适当调整示范性地区的作用方向，依据自身优势发挥空间溢出效应作用，刺激相邻省市绿色投资效果，带动邻省绿色投资规模的提升。同时，各省市应尽快全面突破保护壁垒，使得全国市場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信息资源能在区域之间能够全面获取，促进绿色投资发现有价值的信号，以此带动经济的有效转型。
4.扩大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弱化物质资本、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实现经济有效转型的有效途径。而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是人力质量的提升。因而，进一步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提升教育水平和人口受教育年限。另外，应相对减少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直接作用，同时应弱化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防止因地区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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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chang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green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will construct a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ea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use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04 to 2017， establish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the impact of green investmen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all economy is on the rise year by year，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large. Judging from Moran's I resul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green investment and marketization proces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indicator of green investment. Green investment under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only has an effective effe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but it will have a certain inhibition effect on neighboring provinces and cities， showing the "siphon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ketization; green investm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effects
作者简介：张明龙（1988-），男，四川成都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绿色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与绿色能源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BJL045）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688号深圳大学云杉轩724 邮编：518060
电话号码：13730853347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市场化;绿色投资;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对于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其核心是要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而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和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即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体现。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我国经济由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型的重要措施。而这一重要措施的核心因素之一便是探寻刺激经济转型的新增长点。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我们依靠投资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但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十九大报告更是注重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因而以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绿色投资”作为经济新增长点备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依据有关文献对绿色投资统计口径的限定[1]，绿色投资总额呈现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2968.61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1278.8亿元，GDP占比则从1.77%增至2.52% ，这显示出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但转型期的经济依然呈现出下行的压力，显示绿色投资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对此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绿色投资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尤为重要。由于“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2]，理论上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信号机制为绿色投资反映出真实的潜在机会，降低信息探寻的成本，增进投资效益，以此促进经济转型与发展。但我国市场化进程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3]，那么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是否也影响绿色投资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效果呢？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这个问题，为我国经济实现有效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作用机理
（一）概念界定
1.经济高质量的界定。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开展探讨。早期更多的是研究经济数量上的拉动，而随着粗放式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寻求经济增长的转变并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4] [5] [6]而随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颇多的探讨。有关内涵特征的研究，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认定。[7][8]其中，有学者以经濟增长质量为基础，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测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度，以定量研究界定其内涵。[9]
虽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没有得到学术界统一的认定，而且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没有进行明确的划分。但二者既相同又有差异，相同之处在于经济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和“规模”上进行扩张，而是要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发展;差异之处，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内涵范围比“经济增长质量”更广，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现阶段经济转型时期更具有时代意义。[10]另外，也有学者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出发点，梳理时代转变的内在逻辑，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说明告别“惯性思维”对于发展的关键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11]
2.绿色投资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投资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国内外在理念上存在差异，甚至国内“绿色投资”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国外的学者将绿色投资视为一种“社会责任投资”，主要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在选择投资时既要注重收益也要兼顾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影响[12][13]，因此也被称为“三重盈余”投资。
而国内学者更多地把绿色投资看作是“环保投资”，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有密切关系。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十分巨大，于是学者们开始对“绿色投资”进行研究，探索兼顾经济增长和降低环境污染的新动力。研究初期，有学者给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认为能提升绿色GDP的投资就是绿色投资。[14]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对绿色投资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入，并且融入了国外学者的认知。他们认为，不仅要对环保低碳进行投资，同时也要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考虑经济、社会等因素。[15]直言之，将绿色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16]
（二）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惟GDP论”逐步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逐步完善，学者们关于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也日益丰富。从县域、地级市、主要经济区域和省域等层面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性特征。[17、18、19、2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省际经济增长尚未趋同，且在忽视空间效应的情况下其收敛性会被高估，以及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也会被低估。[21]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已呈现空间相关性，其具体形式更多地表现为：核心地区抑制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且周边地区之间也呈现负面溢出效应。[22]从而，空间效应呈现出“核心—外围”格局的“虹吸效应”，并且区域一体化进程会产生“虹吸效应”[23]，而在京津翼、珠三角、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等区域经济研究中都印证了这一结论[24、25、26]。 （三）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投资，继而投资乘数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该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其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因而，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环保投资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进而将绿色投资与环保投资划等号，开始研究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既存在显著的影响[27]，也存在不显著的影响。[28]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的文献，均缺乏直接对绿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绿色投资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加之没有形成一致的统计口径，难以与绝对数量增长的经济指标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市场化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化改革释放了政策红利，诞生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由此表明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29]，并且从市场潜力角度来看，市场化改革能提升经济增长率。[30]而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虽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并非唯一因素[31]，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教育以及医疗等因素被证明对经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有学者以市场化改革为背景引入企业家精神[32]、对外开放[33]以及所有制结构[34]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较之这些因素单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将市场化进程纳入分析范畴，所得结果更具体、更符合现实。
（五）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我国经济由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其关键在于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以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外在体现。绿色投资作为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新型投资，其目的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治理污染、保护与改善环境，这种投资的理念与效益完全符合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
然而，我国现有绿色投资体制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尤为重要，市场分割可以抑制绿色经济发展[35]，市场扭曲可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36]，而市场准入规范化却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增长[37]。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渐深入，通过信息自由流通，各省区市以信号机制反映出地区、行业发展的潜力和机会，减少绿色投资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因此，理论上，良好的市场环境能提升绿色投资的效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方面的研究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为该领域的研究开拓了的思路，但大多侧重于绿色投资与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缺乏市场化与绿色投资的关系探讨，更是鲜有将市场化、绿色投资与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框架内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市场化进程、绿色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逻辑框架进行分析，弥补现有研究的缺失;二是系统考察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为经济空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构建与测算分析
（一）体系构建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5个维度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可获取性、合理性与连续性等原则。借鉴已有文献的指标选取，本文在GDP指标基础上，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分为经济增长、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共6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详细见表1。
相关指标解释如下：创新发展指标。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科技创新指标[38]，选择发明专利产出率、技术市场成交率和科技成果创收率作为创新发展的二级指标。
协调发展指标。采用各地区产业合理化、产业高级化、地均GDP以及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来反映产业、地区和居民的协调发展情况。
绿色发展指标。采用单位GDP能源消耗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耗费情况;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和单位GDP废物垃圾生产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非期望产出，其中，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包含废水排放总量，废气中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总量以及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建成绿化覆盖率反映地区环境改善程度。
开放发展指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在GDP中的比重、进出口总额的占比以及接待国际游客人数三个指标来反映对外开放的程度。
共享发展指标。考虑到教育、医疗、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采用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人均公交客运总量和人均道路面积等5个指标。
（二）测算与分析
目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定量测度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同时也有学者采用某单一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TFP [39]、人均GDP [40]等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难以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所以，为了科学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指数，本文将经济增长指标与上述五个维度指标相结合，采用熵值法进行加权测算，得到2004～2017年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与排名情况（如表2所示），并给出全国东中西部地区 样本期间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均值。
从表2中可以得到：一是从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来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14.19上升到2017年的22.61，总体上升59.34%;从均值的变化情况来看，研究期限内全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为17.21，从2004年到平均发展指数的年增长率为2.79%，而从平均发展指数到2017年的增长率为5.61%，这说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二是从分地区的角度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差异性很明显，研究期限內东部地区均值为26.04，远远高于中部地区（12.61）与西部地区（11.71）。其中，中西部的差异不大但均不到东部的一半。三是各个省区市的角度看，样本期限内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排序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居于全国前5位的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都是东部发达地区，排名靠后的5位成员均为中西部地区的云南、宁夏、广西、山西与贵州;研究期限内排名第1的北京（46.98）与最后1位的贵州（9.00）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之比是5.22：1，可见要缩小各个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空间面板模型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依据空间效应的不同表现形式[41]，把空间计量模型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SDM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是否依赖于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解释变量，具有比SAR与SEM更一般形式，能有效地估计地区之间的溢出性。基于此，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以期考察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型形式如下式（1）～（3）：
上3式中，i为省区市，t为年份，EQDit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LnXit分别为LnGIit、LnEIit和LnPGIit，即绿色投资、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Marit为市场化进程，CONit为控制变量。 为空间回归系数，反应空间效应， 代表空间固定效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代表随机扰动项，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关于权重矩阵的wij设定，0-1矩阵未考虑省市内部的距离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简单的地理权重矩阵难以发现地区间的经济相互关系[42]，两种权重矩阵不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故本文借鉴张林的做法 ，构建了经济空间矩阵。[38]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EQD）采用熵值法进行评分，具体指标选择与测算结果参见上节内容。
2.核心解释变量
广义绿色投资（GI）：根据前文绿色投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度量绿色投资的口径尚未统一。大多数文献以环保投资（EI）作为绿色投资的指标。但此指标涵盖的范围较为狭义，本文在环保投资的基础上加入生产性绿色投资（PGI），即引入水利建设投资与营林投资之和。[1]由于绿色投资的规模尚小，故采用绝对数值给予度量指标，同时以2004年为基期对绿色投资进行平减处理。
市场化程度（Mar）：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改革不断深化，促使资源配置效率从低效到高效的变化，进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采用樊纲&王小鲁等编制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 作为市场化程度指标。[29]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的文献，本文控制变量选取了物质资本（LnKi），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度量;居民消费（C）采用各省市居民消费占GDP的百分比;政府支出（Gov）采用各省市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人力资本水平（LnHr）采用各省区市高校在校生人数取对数;城镇化（Urbanization）率采用人口城镇化率，即各省区市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例。
以上所有数据选取了2004～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将西藏排除在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水利年鉴》《中国林业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统计年鉴（2005～2018）。数据中采用绝对值的指标均以2004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并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三）空间实证分析
1.空间相关性检验
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是研究对象具有空间相关性，一般利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Moran’s I），检验结果见表4，发现样本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Moran’s I均在1%的水平内显著且为正值。说明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非表现为随机性。
2.空间依赖性检验
在建立空间面板模型之前，首先对OLS 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研究，从OLS模型残差的Moran’s I测试结果来看，其残差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LM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1～3对应M1～M9的9个具体方程，其所有的LMlag、R-Mlag和LMerror、R-LMerror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残差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故传统面板OLS模型已然无法完整解释绿色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层面的作用关系，应将空间因素纳入计量模型予以考察。同时，检验结果也说明了建立SAR与SEM均可以进行后续分析，而这两个模型是SDM的特殊形式，需要进一步检验SDM是否简化为SAR或SEM。关于SDM适用性检验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9个方程的Wald检验和LR检验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所有的SDM没有退化为SAR或者SEM，故均应选择SDM模型进行后续分析。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只有M2、M4、M5和M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方程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由于研究对象为各省区市，不存在随机抽样的问题，可以不用通过个体效应推断总体效应，为符合现实情况将所有方程均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综上检验结果，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模型为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3.空间模型实证结果
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M1～M9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以及空间项滞后项系数rho的结果，发现本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他因素的溢出影响（如表7所示）。表7列出了9个方程的时空双固定效应下SDM模型的拟合效果。 双固定下SDM模型在最小方差（sigma2）和最大似然值（Log-L）等指标上，相较时间固定和空间固定模型是最优的。而且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均小于其他两个固定效应下的AIC和BIC，进一步表明采用时空双固定效应的SDM进行分析更为准确。
由表7可见，所有方程的rho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驗，表明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具体来看，从M1～M3的结果看出，绿色投资（LnGI）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但作用不明显。分解发现，环保投资（LnEI）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对经济发展呈现不明显的负作用;而生产性绿色投资（LnPGI）的系数为0.71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用。可见，绿色投资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方面是具有成效的，而其中的生产性绿色投资在经济提质增效上具有核心刺激作用。 而M4～M6为引入市场化进程后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市场化指数（Mar）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同时也影响了绿色投资的作用大小，但对控制变量几乎没有影响，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引入是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性指标，也表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在M7～M9中把绿色投资和市场化指数的交叉项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绿色投资的作用方向均为负，而市场化指标的作用效果也不显著，但二者的交叉项均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绿色投资在市场化进程条件下，对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空间效应的分解将以M7～M9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4.空间效应分解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程度，采用偏微分法形成矩阵方程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43]，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模型如式（4）所示。
其中，式（4）等号右边矩阵的主对角线对应绿色投资的直接效应，表示绿色投资对本省市经济发展的影响;非主对角线则表示间接效应，表示绿色投资对相邻地区的影响，通过观察间接效应显著性来判断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此处采用M7～M9对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及各控制变量的三种效应进行分解，具体结果见表8所示。
（1）绿色投资的直接效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1.109，而间接效应的系数为6.254，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地的绿色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相邻省份的发展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分解发现，环保投资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与绿色投资的作用方向一致;而生产性绿色投资的两种效应作用方向也与绿色投资一致，但效果均不显著。说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绿色投资尚不具备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为治理污染投入了更多的消耗型资源而减少了生产性资源的投入。
（2）市场化进程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但系数为正，而间接效应也不显著且为负。表明本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只有有限的正向作用，同时对相邻省市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溢出效应作用相反，说明了全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不深入，各地保护势力依然存在，难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各省市的市场化进程只对本地区发展起到有限的促进作用，而对相邻地区有一定的抑制性。
（3）交互项的直接效应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而间接效应的系数均为负，与市场化进程的作用方向一致。这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各省市绿色投资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却抑制了相邻地区的发展。意味着随着本地区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从市场中发现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绿色投资信号，进而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但由于各地保护壁垒尚未突破以及受到示范性地区“虹吸效应”的影响，造成对相邻省市的溢出作用反向，从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4）从控制变量来看，物质资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直接效应显著而间接效应不显著;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均为负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均为正数，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均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间接效应均为正但不显著。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趋于平稳且稳步上升，而各省市相互之间有正向的空间效应形成。虽然整体经济发展良好，但各区域和各省区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省区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
2.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效果显著。依据表7中模型3的结果，发现绿色投资、环保投资以及生产性绿色投资分别与市场化进程结合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三种投资单独对经济发展却有抑制作用且环保投资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
3.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虹吸效应”。由表8结果显示，交叉项的直接效应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间接效应均为负值，表明在市场化进程的绿色投资能有效刺激本地经濟发展，却抑制了邻省的发展。
4.人力资本的增加不仅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对相邻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居民消费、城镇化的增长能带动相邻省市的经济发展，但对本地区的经济具有抑制性;物质资本、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抑制作用。
（二）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给出长江经济带向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充分发挥东部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同时辐射周边省份以带动其经济发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较高水平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东部，但依据Moran’s I发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和江苏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在提升本地区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促使东部对中西省份产生辐射示范效应，扩大其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逐步形成区域协作发展态势，带动整体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绿色投资需与市场化进程相配合，共同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期望通过绿色投资解决各省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各省市经济能提质增效。在此过程中，需要与市场化进程形成良性循环，即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为绿色投资提供投资信号，以此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化进程配置有效资源、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降低地区之间的调整摩擦、增强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以此加快经济的有效转型。 3.制定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缓解或者化解“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区域绿色投资整体、协同发展规划，调整绿色投资结构和加大投资力度，以提升绿色投资对邻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作用。因示范性地区绿色投资形成的“虹吸效应”对邻省市经济发展产生的抑制作用，需要以区域协调发展的观念考虑通过以市场为导向，构建绿色投资平台，同时，及时适当调整示范性地区的作用方向，依据自身优势发挥空间溢出效应作用，刺激相邻省市绿色投资效果，带动邻省绿色投资规模的提升。同时，各省市应尽快全面突破保护壁垒，使得全国市場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信息资源能在区域之间能够全面获取，促进绿色投资发现有价值的信号，以此带动经济的有效转型。
4.扩大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弱化物质资本、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实现经济有效转型的有效途径。而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是人力质量的提升。因而，进一步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提升教育水平和人口受教育年限。另外，应相对减少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直接作用，同时应弱化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防止因地区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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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chang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green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will construct a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ea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use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04 to 2017， establish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the impact of green investmen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all economy is on the rise year by year，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large. Judging from Moran's I resul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green investment and marketization proces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indicator of green investment. Green investment under 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 only has an effective effe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but it will have a certain inhibition effect on neighboring provinces and cities， showing the "siphon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ketization; green investm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effects
作者简介：张明龙（1988-），男，四川成都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绿色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与绿色能源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BJL045）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688号深圳大学云杉轩724 邮编：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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