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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轰然一声惊雷，震撼了全世界。100多年来，积弱积贫、被视为“东亚病夫”的古老中华民族，在这一天石破天惊地矗立于神秘的核科技高地上，成为和平崛起的重要象征，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西方列强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重新估量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世界战略格局也由此改变。
试验日期和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1964年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做了一次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结构设计、加工制造、测试手段及试验队伍的一次全面考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证明设计是正确的，制造是成功的，测试是可靠的，队伍是过硬的。至此，原子弹的制造工程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要到国家核试验基地进行核爆炸试验，最终鉴定原子弹是否真正研制成功及其爆炸效应。
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质，涉及军事、政治、外交，核武器试验在国际上特别敏感。我国首次核试验选在何时进行，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战略问题。在中央专门委员会讨论时，考虑到国际影响预期、美国图谋破坏和我国二套基地尚在建设等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毛泽东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这样，就对原子弹试验时机作出了机智果断的抉择。周总理立即进行具体部署，特别指出：“主席同意早试，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各方面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周到、扎实，防止意外。”
“早试”，早在什么时间，关键要看气象条件。试验现场的天气、风级、风向是确定试验时间的重要依据。从9月28日各参试单位全面进入试验前的临战状态起，现场气象站也不断作出气象预报。以张爱萍为首的试验委员会特别关注气象的演变。10月9日下午，根据核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报，10月15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由张爱萍、刘西尧签署的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正式试验日期建议向周总理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拟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选定。总理10月11日给刘杰的批复中表示“同意他们（指张爱萍、刘西尧）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诉我们。”
总理作出这一批示后，就几次询问现场起爆时间确定没有？可是气象变化因素很复杂。张爱萍亲自与气象学家顾震潮及气象预报人员一起，昼夜反复研究气象的变化。直至14日下午6时才提出起爆日期拟定在16日，随后又于15日12时进一步提出定在16日下午3时。总理先后两次批复同意，并最后于16日12时嘱咐刘杰：“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起爆）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首次核试验起爆日期和时间就这样经过三次请示和批复才定了下来。其间，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人员特别着急，到底哪一天试验啊？白天盼、晚上盼，等得有点心焦。这时出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10月10日晚上，技术员杨春章在帐篷睡觉做了个梦，早晨起来跟大家说，梦见爆炸时间确定了，是三个“15”。当时大家琢磨，这三个“15”是什么意思啊？等后来上级把试验时间正式传达下来，就豁然大悟：这第一个“15”是1964年建国15周年；第二个“15”是10月16日即国庆后第15天；第三个“15”是下午3时即当天的15时。真是太巧了，冥冥之中竟有这样巧事！
试验现场有多少人参与？都做了些什么？
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考核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制造质量、爆炸威力、杀伤效应、安全性能，是一项系统的科学实验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有5058人，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卫生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部门和单位，其中二机部九院派出222人，在现场组成第九作业队，以他们为核心，围绕核装置和核试验开展各项工作。
第九作业队由李觉任队长，吴际霖、朱光亚任副队长，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方正知、苏耀光、疏松桂、陈学曾、吴永文、何文钊、倪福荣等14人组成技术委员会，是九院核试验的技术领导核心，负责研究解决核试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设七个作业分队，队领导也都是各专业的科技骨干，队员中还包括一些高级熟练技工，分别担当从元器件到整球的装配、铁塔上下吊装、核装置保温、插雷管、仪器测试、高速摄影、遥控起爆、剂量检测、取样鉴定等各项任务。他们同现场各参试单位人员一起，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搭起帐篷，头顶变幻莫测的青天，脚踏广袤无边的沙漠，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保密要求极严，隔绝与外界联系。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工作极端负责，精心操作，不分昼夜。原子弹的装配精度要求非常高，有人形容如同瑞士的精密手表，丝毫差错都会直接影响原子弹的威力，甚至成败。第一次核试验，没有任何经验，只能靠在实践中摸索，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甚至螺丝钉拧几圈都要烂熟于心。正是靠着这种严肃精神、严格要求、严细作风，保证了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
现场另一支大队伍就是负责核武器效应试验的工作人员，包括核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和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二炮十个核效应试验大队，以及国务院农林、水电、铁道、电子、电信、电力、建工、粮食、卫生等部门的参试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实测手段和方法，摸清在空中、地面、地下各种条件下核武器的毁伤和破坏规律，以期达到在核战争中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试验现场几平方公里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以及猴、狗、马、驴、兔、白鼠等生物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核武器试验是一种接近实战的大规模综合性的科学实验。我国首次核试验虽然前无案例，没有实践经验，然而由于参试人员勇于担当，思想准备充分，工作周到细致，还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数据，美国第一次核试验得到的数据也不多，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设计要求应得到的数据基本都得到了。 试验当天现场如何紧张有序工作？
10月16日，按中央批准的试验日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将在当天下午3时进行。凌晨3时30分，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主持最后一次气象会商，最终拍板全场各个参试单位按预定程序开始工作。张爱萍随即同副总指挥刘西尧等一起，驱车到各个作业点检查最后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
4时，他们到了铁塔下，检查原子弹的塔上安装和插雷管准备情况。九院院长、现场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引爆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请批准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8时，他们来到控制原子弹起爆及测量仪器动作的主控站，检查起爆前控制系统和操作准备情况，得知李觉已将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手上，并对起爆操纵员做了一番思想动员，保持镇静稳定。
11时，他们在主控站观察电源、通信都正常工作后，便驱车于12时到达防化兵驻地——前进庄，为防化兵鼓劲，欢送防化兵出征。
现场所有参试人员都在各自岗位按程序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第九作业队在爆心区铁塔上担任插接雷管、系统导通、接通电源、安放探头等项工作的科技人员陈常宜、张寿齐、叶钧道，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完成各道工序，又再次进行自检、互检并签字。最后，陈能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在10时30分完成各项工作、一切均处于良好状态后，一直陪在现场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九院院长李觉、九院221分院副院长陈能宽与塔上工作的作业队科技人员，才一起撤到塔下，离开爆心区。
在北京，由二机部部长刘杰部长直接领导，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派人参加组成的“177”办公室，张汉周、郑存祚、高健民、宋炳寰、李鹰翔等五人，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当天前方现场的重要活动和各项工作进展情况，都及时准确地转报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周总理对张爱萍和现场工作的批复、指示，也都通过刘杰和“177”办公室传达给张爱萍和试验现场“20号”办公室。前后方联系都是通过保密电话用设定的暗语进行。当天还考虑到万一有线电路发生故障，如何保证联系不间断的问题，总理同意要先与无线电沟通好，具体措施由通信兵部立即安排。
13时30分，刘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后，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传达了总理指示。与此同时，刘杰想到：遵照总理指示“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先前没有把确定的起爆时间告诉各位副部长，现在应该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恰在此时，钱三强副部长来到刘杰的办公室。刘杰说：“三强同志，时间定了，今天下午3点钟爆炸。”刘杰看了看手表，又说：“快到了，还有个把小时。”钱三强听后，十分激动，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好啊，好啊！”接着，刘杰又把起爆时间分别告诉了其他几位副部长。
试验能否成功？有多大把握？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全试验现场都在等待起爆时间和试验结果。罗布泊一片寂静，耸立在爆心区的102米高的铁塔，如同钢铁巨人托举着将要爆炸的核装置。研制核装置的邓稼先、陈能宽等科技专家，几乎是屏住呼吸紧张而又激动地等待着试验时刻的到来。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不成功。12日晚，在试验委员会常委会上，就研究到这次试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
14日晚，总理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刘杰认为，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九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找到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要他对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提早引起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周光召考虑任务紧急，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当天傍晚，周光召兴冲冲来到刘杰办公室，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估算的结果，并郑重地递交了一份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刘杰当晚亲自把周光召等三人的报告送给总理，总理看后又向刘杰了解一下试验现场各项准备的进展情况，最后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但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响了，国内欢欣鼓舞，国外是怎么报道和评论的？
16日下午3时，随着主控室指挥员的倒计时报出，起爆一声令下，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聚在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点上的人们，顿时欢声如雷，跳跃起来。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负责放射性烟云取样的空军飞机迅速起飞，负责地面效应检测的防化部队，在第一时间冲向爆心效应第一线收集有关数据和资料。炮兵、工程兵、铁道兵、装甲兵、通信兵等各路效应试验队，也都奋起出动，并随后深入研究。
原子弹炸响了，是否真的是核爆炸，需要给以科学证实和鉴定。毛泽东主席三次提出，是否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在试验基地的科技专家，根据现场的观察和收集到实测数据，提出六条理由判定确实是核爆炸：第一、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9千米高度；第二、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第三、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第四、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第五、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第六、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导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至此，毛主席才同意正式公布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先是在内部宣布。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时，毛主席让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纵情欢跃。周总理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你们要小心，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同时还要求大家暂时保几个小时的密，在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接着，得到日本东京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又收听到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决定，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夜23时广播了新华社编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号外》。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顿时激起万众欢腾，许多人自动聚集到广场、街头，欢呼原子弹成功的伟大胜利！著名美藉华人记者赵浩生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在全世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也引起巨大反响，成了最大的头条新闻。各国新闻媒体都以最抢眼的版面和最快的速度加以传播，政界官员、学界科技专家、舆论界评论员和广大社会公众，都纷纷发表评论。亚非拉国家普遍表示庆贺、欢迎和支持，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世界和平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保障。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是“世界历史的不幸”，构成对他们的挑衅。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成功一个铁的事实。
美国总统约翰逊因此取消了度周末的计划，在我核试验成功之后不到三小时，就急急忙忙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发表声明，强调中国爆炸的是一个粗劣的核装置，不要过高估计其军事意义，自由世界的核力量大得多，竭力想平息一些盟国由此引起的惊恐。然而在第三天，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分析出中国爆炸的是高浓铀—235核装置，采用的是向心内爆法，技术水平比他们原先估计的高得多。于是，约翰逊又中断了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活动赶回华盛顿，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18日晚间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除了重复说“这次爆炸并不出于意外”，特别改了口气，强调中国核爆炸是一个严重的事实，美国“不应该等闲视之”，美国政府“决不能、也决不会忽视这个事实。”
其他各国的反应，以日本最为强烈、最为广泛。日本政府官方，当然是反对、谴责，而民间科学界，则多从技术角度分析评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质量和水平，承认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能力出乎意料之高，已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且推测中国不久就能制造氢弹。舆论界则多从我核试验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分析。共同社举行驻外记者座谈会，认为中国核试验使美国遏制中国政策遭到破产，鼓舞了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反美斗争，同时提高了中国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在世界上造成了没有中国参加、签订任何条约都无效的既成事实。《朝日新闻》分析指出，我核试验成功将会产生七点影响：第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法完全忽视我关于举行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第二、增强了我国防力量的基础；第三、非洲新兴国家可能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第四、提高了我国际地位，使西方改变对“两个中国”的认识；第五、使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第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不能忽视；第七、恢复我联合国席位问题将会突出地表现出来。《朝日新闻》的分析相当到位，差不多都被后来历史发展应验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虽已远去50年，但成功的背后，领导者的英明决策；核工业人的忠于使命，顽强拼搏；全国大力协同，共同奋斗，此中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内涵和强大的科学精神力量，永远传承和弘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试验日期和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1964年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做了一次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结构设计、加工制造、测试手段及试验队伍的一次全面考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证明设计是正确的，制造是成功的，测试是可靠的，队伍是过硬的。至此，原子弹的制造工程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要到国家核试验基地进行核爆炸试验，最终鉴定原子弹是否真正研制成功及其爆炸效应。
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质，涉及军事、政治、外交，核武器试验在国际上特别敏感。我国首次核试验选在何时进行，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战略问题。在中央专门委员会讨论时，考虑到国际影响预期、美国图谋破坏和我国二套基地尚在建设等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毛泽东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这样，就对原子弹试验时机作出了机智果断的抉择。周总理立即进行具体部署，特别指出：“主席同意早试，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各方面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周到、扎实，防止意外。”
“早试”，早在什么时间，关键要看气象条件。试验现场的天气、风级、风向是确定试验时间的重要依据。从9月28日各参试单位全面进入试验前的临战状态起，现场气象站也不断作出气象预报。以张爱萍为首的试验委员会特别关注气象的演变。10月9日下午，根据核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报，10月15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由张爱萍、刘西尧签署的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正式试验日期建议向周总理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拟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选定。总理10月11日给刘杰的批复中表示“同意他们（指张爱萍、刘西尧）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诉我们。”
总理作出这一批示后，就几次询问现场起爆时间确定没有？可是气象变化因素很复杂。张爱萍亲自与气象学家顾震潮及气象预报人员一起，昼夜反复研究气象的变化。直至14日下午6时才提出起爆日期拟定在16日，随后又于15日12时进一步提出定在16日下午3时。总理先后两次批复同意，并最后于16日12时嘱咐刘杰：“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起爆）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首次核试验起爆日期和时间就这样经过三次请示和批复才定了下来。其间，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人员特别着急，到底哪一天试验啊？白天盼、晚上盼，等得有点心焦。这时出现了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10月10日晚上，技术员杨春章在帐篷睡觉做了个梦，早晨起来跟大家说，梦见爆炸时间确定了，是三个“15”。当时大家琢磨，这三个“15”是什么意思啊？等后来上级把试验时间正式传达下来，就豁然大悟：这第一个“15”是1964年建国15周年；第二个“15”是10月16日即国庆后第15天；第三个“15”是下午3时即当天的15时。真是太巧了，冥冥之中竟有这样巧事！
试验现场有多少人参与？都做了些什么？
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考核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制造质量、爆炸威力、杀伤效应、安全性能，是一项系统的科学实验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有5058人，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卫生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部门和单位，其中二机部九院派出222人，在现场组成第九作业队，以他们为核心，围绕核装置和核试验开展各项工作。
第九作业队由李觉任队长，吴际霖、朱光亚任副队长，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方正知、苏耀光、疏松桂、陈学曾、吴永文、何文钊、倪福荣等14人组成技术委员会，是九院核试验的技术领导核心，负责研究解决核试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设七个作业分队，队领导也都是各专业的科技骨干，队员中还包括一些高级熟练技工，分别担当从元器件到整球的装配、铁塔上下吊装、核装置保温、插雷管、仪器测试、高速摄影、遥控起爆、剂量检测、取样鉴定等各项任务。他们同现场各参试单位人员一起，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搭起帐篷，头顶变幻莫测的青天，脚踏广袤无边的沙漠，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保密要求极严，隔绝与外界联系。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工作极端负责，精心操作，不分昼夜。原子弹的装配精度要求非常高，有人形容如同瑞士的精密手表，丝毫差错都会直接影响原子弹的威力，甚至成败。第一次核试验，没有任何经验，只能靠在实践中摸索，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甚至螺丝钉拧几圈都要烂熟于心。正是靠着这种严肃精神、严格要求、严细作风，保证了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
现场另一支大队伍就是负责核武器效应试验的工作人员，包括核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和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二炮十个核效应试验大队，以及国务院农林、水电、铁道、电子、电信、电力、建工、粮食、卫生等部门的参试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实测手段和方法，摸清在空中、地面、地下各种条件下核武器的毁伤和破坏规律，以期达到在核战争中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试验现场几平方公里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以及猴、狗、马、驴、兔、白鼠等生物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核武器试验是一种接近实战的大规模综合性的科学实验。我国首次核试验虽然前无案例，没有实践经验，然而由于参试人员勇于担当，思想准备充分，工作周到细致，还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数据，美国第一次核试验得到的数据也不多，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设计要求应得到的数据基本都得到了。 试验当天现场如何紧张有序工作？
10月16日，按中央批准的试验日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将在当天下午3时进行。凌晨3时30分，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主持最后一次气象会商，最终拍板全场各个参试单位按预定程序开始工作。张爱萍随即同副总指挥刘西尧等一起，驱车到各个作业点检查最后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
4时，他们到了铁塔下，检查原子弹的塔上安装和插雷管准备情况。九院院长、现场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引爆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请批准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8时，他们来到控制原子弹起爆及测量仪器动作的主控站，检查起爆前控制系统和操作准备情况，得知李觉已将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手上，并对起爆操纵员做了一番思想动员，保持镇静稳定。
11时，他们在主控站观察电源、通信都正常工作后，便驱车于12时到达防化兵驻地——前进庄，为防化兵鼓劲，欢送防化兵出征。
现场所有参试人员都在各自岗位按程序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第九作业队在爆心区铁塔上担任插接雷管、系统导通、接通电源、安放探头等项工作的科技人员陈常宜、张寿齐、叶钧道，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完成各道工序，又再次进行自检、互检并签字。最后，陈能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在10时30分完成各项工作、一切均处于良好状态后，一直陪在现场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九院院长李觉、九院221分院副院长陈能宽与塔上工作的作业队科技人员，才一起撤到塔下，离开爆心区。
在北京，由二机部部长刘杰部长直接领导，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派人参加组成的“177”办公室，张汉周、郑存祚、高健民、宋炳寰、李鹰翔等五人，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当天前方现场的重要活动和各项工作进展情况，都及时准确地转报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周总理对张爱萍和现场工作的批复、指示，也都通过刘杰和“177”办公室传达给张爱萍和试验现场“20号”办公室。前后方联系都是通过保密电话用设定的暗语进行。当天还考虑到万一有线电路发生故障，如何保证联系不间断的问题，总理同意要先与无线电沟通好，具体措施由通信兵部立即安排。
13时30分，刘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后，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传达了总理指示。与此同时，刘杰想到：遵照总理指示“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先前没有把确定的起爆时间告诉各位副部长，现在应该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恰在此时，钱三强副部长来到刘杰的办公室。刘杰说：“三强同志，时间定了，今天下午3点钟爆炸。”刘杰看了看手表，又说：“快到了，还有个把小时。”钱三强听后，十分激动，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好啊，好啊！”接着，刘杰又把起爆时间分别告诉了其他几位副部长。
试验能否成功？有多大把握？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全试验现场都在等待起爆时间和试验结果。罗布泊一片寂静，耸立在爆心区的102米高的铁塔，如同钢铁巨人托举着将要爆炸的核装置。研制核装置的邓稼先、陈能宽等科技专家，几乎是屏住呼吸紧张而又激动地等待着试验时刻的到来。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不成功。12日晚，在试验委员会常委会上，就研究到这次试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
14日晚，总理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刘杰认为，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九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找到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要他对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提早引起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周光召考虑任务紧急，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当天傍晚，周光召兴冲冲来到刘杰办公室，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估算的结果，并郑重地递交了一份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刘杰当晚亲自把周光召等三人的报告送给总理，总理看后又向刘杰了解一下试验现场各项准备的进展情况，最后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但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响了，国内欢欣鼓舞，国外是怎么报道和评论的？
16日下午3时，随着主控室指挥员的倒计时报出，起爆一声令下，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聚在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点上的人们，顿时欢声如雷，跳跃起来。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负责放射性烟云取样的空军飞机迅速起飞，负责地面效应检测的防化部队，在第一时间冲向爆心效应第一线收集有关数据和资料。炮兵、工程兵、铁道兵、装甲兵、通信兵等各路效应试验队，也都奋起出动，并随后深入研究。
原子弹炸响了，是否真的是核爆炸，需要给以科学证实和鉴定。毛泽东主席三次提出，是否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在试验基地的科技专家，根据现场的观察和收集到实测数据，提出六条理由判定确实是核爆炸：第一、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9千米高度；第二、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第三、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第四、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第五、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第六、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导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至此，毛主席才同意正式公布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先是在内部宣布。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时，毛主席让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纵情欢跃。周总理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你们要小心，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同时还要求大家暂时保几个小时的密，在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接着，得到日本东京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又收听到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决定，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夜23时广播了新华社编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号外》。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顿时激起万众欢腾，许多人自动聚集到广场、街头，欢呼原子弹成功的伟大胜利！著名美藉华人记者赵浩生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在全世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也引起巨大反响，成了最大的头条新闻。各国新闻媒体都以最抢眼的版面和最快的速度加以传播，政界官员、学界科技专家、舆论界评论员和广大社会公众，都纷纷发表评论。亚非拉国家普遍表示庆贺、欢迎和支持，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世界和平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保障。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是“世界历史的不幸”，构成对他们的挑衅。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成功一个铁的事实。
美国总统约翰逊因此取消了度周末的计划，在我核试验成功之后不到三小时，就急急忙忙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发表声明，强调中国爆炸的是一个粗劣的核装置，不要过高估计其军事意义，自由世界的核力量大得多，竭力想平息一些盟国由此引起的惊恐。然而在第三天，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分析出中国爆炸的是高浓铀—235核装置，采用的是向心内爆法，技术水平比他们原先估计的高得多。于是，约翰逊又中断了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活动赶回华盛顿，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18日晚间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除了重复说“这次爆炸并不出于意外”，特别改了口气，强调中国核爆炸是一个严重的事实，美国“不应该等闲视之”，美国政府“决不能、也决不会忽视这个事实。”
其他各国的反应，以日本最为强烈、最为广泛。日本政府官方，当然是反对、谴责，而民间科学界，则多从技术角度分析评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质量和水平，承认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能力出乎意料之高，已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且推测中国不久就能制造氢弹。舆论界则多从我核试验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分析。共同社举行驻外记者座谈会，认为中国核试验使美国遏制中国政策遭到破产，鼓舞了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反美斗争，同时提高了中国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在世界上造成了没有中国参加、签订任何条约都无效的既成事实。《朝日新闻》分析指出，我核试验成功将会产生七点影响：第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法完全忽视我关于举行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第二、增强了我国防力量的基础；第三、非洲新兴国家可能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第四、提高了我国际地位，使西方改变对“两个中国”的认识；第五、使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第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不能忽视；第七、恢复我联合国席位问题将会突出地表现出来。《朝日新闻》的分析相当到位，差不多都被后来历史发展应验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虽已远去50年，但成功的背后，领导者的英明决策；核工业人的忠于使命，顽强拼搏；全国大力协同，共同奋斗，此中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内涵和强大的科学精神力量，永远传承和弘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