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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木心的文学创作中,小说是其不可忽视的一项。文章着重于研究木心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笔者将其人物形象大致分为“我”的形象、小人物形象、历史人物形象这三种类型。通过对木心小说中这些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分析,挖掘出作者文本背后所要表达出的人文内涵和文学创作诉求。
关键词:木心;小说创作;人物形象;人文情怀
小说在木心的文學创作中,从篇幅上看不能算收获丰硕,其近20篇作品结集在《温莎墓园日记》中,且多为短篇,其中《SOS》只为千字文。由于不拘泥于小说固有的写法,木心小说呈现出并非要素完备、文体鲜明的特征。因而,鲜有研究者对其小说塑造的形象做细致的分析。但如果我们真正进入木心的小说世界,仔细考量这些个性鲜明的形象,我们不难发掘出这些人物身上都深刻地打上了人性的烙印,表现出了作者追求人性表达的创作诉求。
一、“我”的形象
除为数不多的几篇历史小说外,木心的小说中几乎都存在着一个“我”的形象。小说中木心刻意混淆了作为叙述者的木心和“我”,读者几乎无法间离叙述者与“我”。换言之,小说中的“我”几乎等同于叙述者木心。这种所谓“元小说”的手法,造成读者的陌生化,引发了读者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我”本身体现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与木心的知识分子身份和一贯主张的人文情怀非常契合。“我”这一形象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秉性和风骨。
显然,《夏明珠》和《寿衣》中的“我”,都带有强烈的悲悯情怀。《夏明珠》中由于“在我父亲的壮年时代,已婚的富家男主,若有一个外室,舆论上认为是“本分”的”《夏明珠P29页》,所以当到了十里洋场受到父亲外遇夏明珠热心照顾时,虽然揶揄其“老板娘”与“运动健将”不匹配的滑稽,但并没有任何仇视和不适,和姐姐一样,我“虽然不懂道德、权谋,却凭着本能:既要做母亲的忠臣,又不做父亲的叛徒”。父亲突然亡故,夏明珠欲携子投靠,遭到“我”母亲的拒绝,对母亲的恶语相向,我觉得不忍,“我在旁听到也感动寒栗”,愤恨于“此话不仅词意决绝,而且把夏女士指为非人之物了”。但由于自私,我则原谅了母亲无情。但当夏明珠被日本人奸污砍死,“我”则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和对“二妈”生命的惋惜和尊重。在权衡是否要替她收尸时,我毫不犹豫地想到:“我也去……陆先生想去收尸,要我母亲做主,我心里倏然决定,如果母亲反对,我就跪下,如果无效,我就威胁她”。这一举动,与琦君的作品《髻》一样,“我”已经跳出了建立在伦理观基础上狭隘的好恶,是从对生命本源层面勇敢地作出了选择。只是《髻》中的“我”身上更多的体现的是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夏明珠》中的“我”则是从生命痛惜的悲悯高度彰显了人道主义人格的光辉。《寿衣》中的陈妈像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一生三嫁。为逃避凶恶的丈夫来“我”家帮佣,感于她的诚实忠诚,也出于对她遭遇的怜惜,“我”一家都视她为家人。甚至在她丈夫讹诈她时,给她额外的工钱。抗战爆发为避战乱,“我”家外逃,家托给陈妈照料。舅父主持家政为所欲为,又惮于陈妈,便以丢掉金镯子嫁祸于人,逼陈妈离开。陈妈忍辱负重,苦等主人回来。陈妈最终染伤寒病逝,主人为她准备了上好的棺材和寿衣。当姐姐们一件件展示给陈妈看,又跟我说起陈妈看到寿衣,“陈妈是笑的,很清楚地说了句:“我也有这样的寿衣穿啊””,“我”听了却反而极不舒服,“我有一种尖锐的反感——何必这样做,只有女孩子做得出”。(寿衣 P160)在“我”看来,善待死者,无须炫耀。这不但是对陈妈善良一身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任何生命无论贵贱,“我”们理当平等善待。
《夏明珠》和《寿衣》中的“我”尚属年少,对生命的尊重意识,也许出于少年本能的善良。但在木心后来的作品中,当“我”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出现作品中时,这一人道主义精神的捍卫者的形象则更为鲜明和生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车十八人》中,“我”在司机李山被一车人揶揄、轻视、甚至是侮辱时怒不可遏:“闭上你们的嘴好不好,不准与司机谈话,说说你们自家的吧,都是圣母娘娘,贞洁牌坊。李家有事没事,管你们什么事”,(一车十八人 P26)“我”在人的尊严受到侵犯时,绝不同流合污;《两个小人在打架》中,赵世隆为摆脱无爱的婚姻,毅然辞去公职,离家出走,松去紧缚自己人生的锁链。“我”不是世俗地感到惋惜,而是由衷称赞“对!当机立断,举棋即定”(两个小孩打架P55),在“我”看来,婚姻即便是港湾,但既不幸福,何不弃之如敝屣;《芳芳》中,“我”经历了与芳芳四个时期的情感纠葛,仿佛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对情感背后双方交往的实质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当我把这些经历告诉昔日同学,“他是仁智双全的文学家,老牌人道主义者”,他惊讶于“我”自私的想法,并要说于西方人听时,我果断地打断他:“嘘—欧洲人对这些事是无知的”(芳芳 P95)。在“我”看来,情感固然重要,作为“人”,其独立性是首要的。而《静静的下午茶》,“我”一直作为营造气氛的工具助长姑妈对姑父几十年不变的诘问,我由此既尴尬、又难受,对姑妈践踏人的尊严“我”不能苟同,甚至想出代为姑父回答的荒谬的方法,以捍卫姑父的人格尊严。在“我”的心目中,姑父是否“忠实无辜”固然重要,但对他几十年的穷追猛打,是对人格尊严的践踏。
二、小人物形象
木心小说普遍篇幅较短,人物关系设置简洁,因而小说中人物也相对较少。但是,木心小说中小人物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木心对他们的刻画往往以中国传统画线条化的方式处理,淡淡几笔,就把他们身上那种“人性”的特质勾勒了出来。
在木心的小说中,有两位医者,《第一个美国朋友》中的孟医生和《SOS》中的“他”。《第一个美国朋友》讲述“我”7岁时入院治疗过敏症,并接受了扁桃体摘取手术。我年少顽劣、胡闹,在医院里干了孩童的各种恶作剧,但孟医生始终和蔼面对,施以厚爱。扁桃体手术时因为突然停电,让“我”经受了额外痛苦并对孟医生心生怨恨。孟医生并不借停电推卸责任,而是反复道歉。母亲宽慰孟医生,但孟医生却坚持认为“不不,孩子恨我是对的,他不原谅我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发电厂出故障,我是应该考虑到万一的”。(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P130)但当我长大了真正理解了孟医生的医者仁心时,却只能徒然痛惜,“母亲、孟医生,都不在人世了。我虽然得到健康,别的却是至今什么也没有得到,曾为我如此忧愁如此焦急的宠爱我的人,都已安息”(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P134)。《SOS》是一篇极短的小说,以一个外科医生在轮船倾覆的瞬间帮助产妇接生的场景构建了整个故事。人物仅产妇、新生婴儿和外科医生“他”。海难猝发,“他”极镇静,迅速逃离轮船本无性命之忧,但临产的孕妇跌坐在梯级上,“他”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给孕妇接生。孕妇和婴儿的生命抢救出来了,但时间则赋予了母女两短暂的生命,并捎带走了普通而伟大的外科医生。“她抱婴儿,他抱她,看见也没有看见门的四边的缝隙喷水。转门钮——海水墙一样倒进来,灌满舱房,灯灭”(SOS P60)。
关键词:木心;小说创作;人物形象;人文情怀
小说在木心的文學创作中,从篇幅上看不能算收获丰硕,其近20篇作品结集在《温莎墓园日记》中,且多为短篇,其中《SOS》只为千字文。由于不拘泥于小说固有的写法,木心小说呈现出并非要素完备、文体鲜明的特征。因而,鲜有研究者对其小说塑造的形象做细致的分析。但如果我们真正进入木心的小说世界,仔细考量这些个性鲜明的形象,我们不难发掘出这些人物身上都深刻地打上了人性的烙印,表现出了作者追求人性表达的创作诉求。
一、“我”的形象
除为数不多的几篇历史小说外,木心的小说中几乎都存在着一个“我”的形象。小说中木心刻意混淆了作为叙述者的木心和“我”,读者几乎无法间离叙述者与“我”。换言之,小说中的“我”几乎等同于叙述者木心。这种所谓“元小说”的手法,造成读者的陌生化,引发了读者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我”本身体现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与木心的知识分子身份和一贯主张的人文情怀非常契合。“我”这一形象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秉性和风骨。
显然,《夏明珠》和《寿衣》中的“我”,都带有强烈的悲悯情怀。《夏明珠》中由于“在我父亲的壮年时代,已婚的富家男主,若有一个外室,舆论上认为是“本分”的”《夏明珠P29页》,所以当到了十里洋场受到父亲外遇夏明珠热心照顾时,虽然揶揄其“老板娘”与“运动健将”不匹配的滑稽,但并没有任何仇视和不适,和姐姐一样,我“虽然不懂道德、权谋,却凭着本能:既要做母亲的忠臣,又不做父亲的叛徒”。父亲突然亡故,夏明珠欲携子投靠,遭到“我”母亲的拒绝,对母亲的恶语相向,我觉得不忍,“我在旁听到也感动寒栗”,愤恨于“此话不仅词意决绝,而且把夏女士指为非人之物了”。但由于自私,我则原谅了母亲无情。但当夏明珠被日本人奸污砍死,“我”则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和对“二妈”生命的惋惜和尊重。在权衡是否要替她收尸时,我毫不犹豫地想到:“我也去……陆先生想去收尸,要我母亲做主,我心里倏然决定,如果母亲反对,我就跪下,如果无效,我就威胁她”。这一举动,与琦君的作品《髻》一样,“我”已经跳出了建立在伦理观基础上狭隘的好恶,是从对生命本源层面勇敢地作出了选择。只是《髻》中的“我”身上更多的体现的是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夏明珠》中的“我”则是从生命痛惜的悲悯高度彰显了人道主义人格的光辉。《寿衣》中的陈妈像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一生三嫁。为逃避凶恶的丈夫来“我”家帮佣,感于她的诚实忠诚,也出于对她遭遇的怜惜,“我”一家都视她为家人。甚至在她丈夫讹诈她时,给她额外的工钱。抗战爆发为避战乱,“我”家外逃,家托给陈妈照料。舅父主持家政为所欲为,又惮于陈妈,便以丢掉金镯子嫁祸于人,逼陈妈离开。陈妈忍辱负重,苦等主人回来。陈妈最终染伤寒病逝,主人为她准备了上好的棺材和寿衣。当姐姐们一件件展示给陈妈看,又跟我说起陈妈看到寿衣,“陈妈是笑的,很清楚地说了句:“我也有这样的寿衣穿啊””,“我”听了却反而极不舒服,“我有一种尖锐的反感——何必这样做,只有女孩子做得出”。(寿衣 P160)在“我”看来,善待死者,无须炫耀。这不但是对陈妈善良一身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任何生命无论贵贱,“我”们理当平等善待。
《夏明珠》和《寿衣》中的“我”尚属年少,对生命的尊重意识,也许出于少年本能的善良。但在木心后来的作品中,当“我”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出现作品中时,这一人道主义精神的捍卫者的形象则更为鲜明和生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车十八人》中,“我”在司机李山被一车人揶揄、轻视、甚至是侮辱时怒不可遏:“闭上你们的嘴好不好,不准与司机谈话,说说你们自家的吧,都是圣母娘娘,贞洁牌坊。李家有事没事,管你们什么事”,(一车十八人 P26)“我”在人的尊严受到侵犯时,绝不同流合污;《两个小人在打架》中,赵世隆为摆脱无爱的婚姻,毅然辞去公职,离家出走,松去紧缚自己人生的锁链。“我”不是世俗地感到惋惜,而是由衷称赞“对!当机立断,举棋即定”(两个小孩打架P55),在“我”看来,婚姻即便是港湾,但既不幸福,何不弃之如敝屣;《芳芳》中,“我”经历了与芳芳四个时期的情感纠葛,仿佛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对情感背后双方交往的实质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当我把这些经历告诉昔日同学,“他是仁智双全的文学家,老牌人道主义者”,他惊讶于“我”自私的想法,并要说于西方人听时,我果断地打断他:“嘘—欧洲人对这些事是无知的”(芳芳 P95)。在“我”看来,情感固然重要,作为“人”,其独立性是首要的。而《静静的下午茶》,“我”一直作为营造气氛的工具助长姑妈对姑父几十年不变的诘问,我由此既尴尬、又难受,对姑妈践踏人的尊严“我”不能苟同,甚至想出代为姑父回答的荒谬的方法,以捍卫姑父的人格尊严。在“我”的心目中,姑父是否“忠实无辜”固然重要,但对他几十年的穷追猛打,是对人格尊严的践踏。
二、小人物形象
木心小说普遍篇幅较短,人物关系设置简洁,因而小说中人物也相对较少。但是,木心小说中小人物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木心对他们的刻画往往以中国传统画线条化的方式处理,淡淡几笔,就把他们身上那种“人性”的特质勾勒了出来。
在木心的小说中,有两位医者,《第一个美国朋友》中的孟医生和《SOS》中的“他”。《第一个美国朋友》讲述“我”7岁时入院治疗过敏症,并接受了扁桃体摘取手术。我年少顽劣、胡闹,在医院里干了孩童的各种恶作剧,但孟医生始终和蔼面对,施以厚爱。扁桃体手术时因为突然停电,让“我”经受了额外痛苦并对孟医生心生怨恨。孟医生并不借停电推卸责任,而是反复道歉。母亲宽慰孟医生,但孟医生却坚持认为“不不,孩子恨我是对的,他不原谅我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发电厂出故障,我是应该考虑到万一的”。(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P130)但当我长大了真正理解了孟医生的医者仁心时,却只能徒然痛惜,“母亲、孟医生,都不在人世了。我虽然得到健康,别的却是至今什么也没有得到,曾为我如此忧愁如此焦急的宠爱我的人,都已安息”(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P134)。《SOS》是一篇极短的小说,以一个外科医生在轮船倾覆的瞬间帮助产妇接生的场景构建了整个故事。人物仅产妇、新生婴儿和外科医生“他”。海难猝发,“他”极镇静,迅速逃离轮船本无性命之忧,但临产的孕妇跌坐在梯级上,“他”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给孕妇接生。孕妇和婴儿的生命抢救出来了,但时间则赋予了母女两短暂的生命,并捎带走了普通而伟大的外科医生。“她抱婴儿,他抱她,看见也没有看见门的四边的缝隙喷水。转门钮——海水墙一样倒进来,灌满舱房,灯灭”(SOS 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