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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8日对苏州爱斯鹏药物研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爱斯鹏”）来讲极为不平凡。他们与瑞士德彪制药集团正式签署原创抗肿瘤新药的全球开发及商业化合作协议。此时，专注于肿瘤及相关疾病的小分子靶向创新药物研发的爱斯鹏在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下简称“生物纳米园”，英文为BioBay）成立刚满五年时间。
过去五年中，中国向国外输出创新药物技术的企业只有两家：一家是李嘉诚在上海独资成立的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药物研发公司“和黄医药”，第二家便是白手起家的创业型公司爱斯鹏。很多中外合作的企业一贯靠引入创新药物做市场开发，而爱斯鹏却有实力向全球输出新药技术。据爱斯鹏创始人江山介绍，德彪制药每年从全球1000个项目筛选三四个进行合作。
在BioBay重新出发
“药厂一定要精挑细选合作对象，因为他们要自己掏钱做后续的开发和商业化，而且资金量在几亿美金，风险非常大。若走到后期失败，前面的付出等于打了水漂。”在美国做过十多年新药的江山深谙新药研发风险之大，却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创业需要勇气，做新药研发更需要胆量和魄力。江山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专业主任中有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激励着这位留美博士。“世界上真有那么多难倒人的事情吗？”
江山做过两年的基因组技术，又在美国一家公司的创新药研发部做到最高技术职位。钟爱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他一直有回国创业的想法。江山认为，在中国做新药研发有成本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有机会把小苗培养成参天大树，把公司做成产品销售公司。但在美国这种机会就非常渺茫，因为临床开发的成本过高。
2006年，苏州中新创投的一笔投资更坚定了江山回国创业的信心。在BioBay的帮助下，爱斯鹏正式注册成立，这天正是2007年的情人节，爱斯鹏成为入驻生物纳米园的第一批企业。据江山回忆，当时生物纳米园A3楼刚刚封顶。在园区项目经理的帮助下，他们先在苏州大学租了两间实验室开展实验，后面才开始正式招兵买马，真正搬进BioBay是在八月份，江山对BioBay的服务品质一直赞不绝口。至此，江山终于在国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实验室。等同事们下班以后，兴奋的江山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转悠了半个多小时。
他延续了在美国的研究领域，继续带领团队做针对不同种类的蛋白激酶（人体内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而设计的抗肿瘤小分子合成药物，只不过爱斯鹏把研究做得更加深入。目前他们已经有四个针对不同靶点的新药，一个新药跟瑞士合作开发，另外一款新药争取尽快推到临床实验。他们的新药可以在四个星期之内把一个浑身遍布肿瘤的病人变成像正常人的健康状况。目前新药正处于合作研发阶段。
当被问及刚成立五年的创新药物研发公司便能获得国际药厂青睐，到底运气成分占多大比例时，江山的回答是：任何成功都是80%的技术加20%的运气。“如果说一点运气成分没有不现实，因为做科研的话，探索的是未知的世界，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对技术的判断，以及对技术路线在研发上的执行过程。当然还得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胆量，如果一开始都敢不做的话，后面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尽管爱斯鹏的新药到底何时能推向市场仍是未知，后面还要经历正常新药需要的试验阶段，但江山从未后悔当初所做的创业决定。
在中国，做新药研发有优势
面对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的创新药物研发周期，很多VC都会望而却步，创业者自身也面临不小压力。江山明白在中国作为全新药物研发的领跑者必然会付出一定代价，他一直强调，判断医药研发公司最核心的还是要关注企业技术方向。
“你走的到底是哪条路线？如果走国际化路线，完全有机会实现VC最喜欢的击鼓传花式的接盘模式。”江山所谓的“国际化路线”是指符合国际标准的完全创新药，而非仿制药或未在国内上市的“新药”。“只有真正的创新药才有实力被国外的药企认可，技术水平达不到国际水准的话，根本不能拿到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
江山指出，行业内外人士在看待创新药物的成功率和成本问题上存在很大误区。“很多人认为开发一个新药要花10亿美金，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方式，他们把所有失败带来的代价都算到成功的那款新药上面，这样不公平。”江山分析，每一款药都是一个单独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风险和成本的高低。他算下来，一个药物开发下来的成本范围在七八千万美金到一两个亿美金。高的话也有的花七八个亿美金。
“但在做中国抗肿瘤药物，从头到尾的整个开发成本大概在五六千万人民币到一个多亿元。远远低于很多人所谓的10亿美金。”但是如果把失败的钱全部算到一个成功的项目中，那成本就高多了。如果这样算的话，TMT行业的成功概率比生物医药的成功概率要低很多。”江山想强调的是，跟很多TMT公司相比，生物医药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明显。
拿爱斯鹏来讲，他们现在正处于由创业期到成长期的关键转折点上，新药在临床前研究数据上已经显示出超出国际市场销售药物的治疗效果，并且公司第一次产生收入，这对一家生物公司来说是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若创新药物如期投放到市场，届时将会出现上百倍的投资回报率。跟欧美的创新药物研发公司一般具有十五年以上历史相比，这个刚成立五年就有所斩获的年轻公司在创新中国的舞台上博得沈南鹏、徐小平等众大佬级评委们不少赞同票。
爱斯鹏的第五年，也是生物纳米科技园成立五周年之际。江山看着眼前一片荒芜的土地逐步变成了新药研发、体外诊断与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纳米材料等产业集群之地，成为高层次研发人才集聚、交流、合作的创新社区。在这个创新社区，同江山一起奋斗的兄弟公司惠生科技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牵手中国首家医疗设备上市企业迈；做中国诊断试剂的百奇生物也因为自身的产业优势，被药明康德整体并购；润新生物与国内巨头先声药业签署创新药物研发战略合作协议，合力开发抗肿瘤药。江山也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BioBay在国际生物医药领域的品牌知名度越来越强势。BioBay提供的软硬件环境在爱思鹏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过去五年中，中国向国外输出创新药物技术的企业只有两家：一家是李嘉诚在上海独资成立的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药物研发公司“和黄医药”，第二家便是白手起家的创业型公司爱斯鹏。很多中外合作的企业一贯靠引入创新药物做市场开发，而爱斯鹏却有实力向全球输出新药技术。据爱斯鹏创始人江山介绍，德彪制药每年从全球1000个项目筛选三四个进行合作。
在BioBay重新出发
“药厂一定要精挑细选合作对象，因为他们要自己掏钱做后续的开发和商业化，而且资金量在几亿美金，风险非常大。若走到后期失败，前面的付出等于打了水漂。”在美国做过十多年新药的江山深谙新药研发风险之大，却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创业需要勇气，做新药研发更需要胆量和魄力。江山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专业主任中有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激励着这位留美博士。“世界上真有那么多难倒人的事情吗？”
江山做过两年的基因组技术，又在美国一家公司的创新药研发部做到最高技术职位。钟爱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他一直有回国创业的想法。江山认为，在中国做新药研发有成本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有机会把小苗培养成参天大树，把公司做成产品销售公司。但在美国这种机会就非常渺茫，因为临床开发的成本过高。
2006年，苏州中新创投的一笔投资更坚定了江山回国创业的信心。在BioBay的帮助下，爱斯鹏正式注册成立，这天正是2007年的情人节，爱斯鹏成为入驻生物纳米园的第一批企业。据江山回忆，当时生物纳米园A3楼刚刚封顶。在园区项目经理的帮助下，他们先在苏州大学租了两间实验室开展实验，后面才开始正式招兵买马，真正搬进BioBay是在八月份，江山对BioBay的服务品质一直赞不绝口。至此，江山终于在国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实验室。等同事们下班以后，兴奋的江山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转悠了半个多小时。
他延续了在美国的研究领域，继续带领团队做针对不同种类的蛋白激酶（人体内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而设计的抗肿瘤小分子合成药物，只不过爱斯鹏把研究做得更加深入。目前他们已经有四个针对不同靶点的新药，一个新药跟瑞士合作开发，另外一款新药争取尽快推到临床实验。他们的新药可以在四个星期之内把一个浑身遍布肿瘤的病人变成像正常人的健康状况。目前新药正处于合作研发阶段。
当被问及刚成立五年的创新药物研发公司便能获得国际药厂青睐，到底运气成分占多大比例时，江山的回答是：任何成功都是80%的技术加20%的运气。“如果说一点运气成分没有不现实，因为做科研的话，探索的是未知的世界，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对技术的判断，以及对技术路线在研发上的执行过程。当然还得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胆量，如果一开始都敢不做的话，后面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尽管爱斯鹏的新药到底何时能推向市场仍是未知，后面还要经历正常新药需要的试验阶段，但江山从未后悔当初所做的创业决定。
在中国，做新药研发有优势
面对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的创新药物研发周期，很多VC都会望而却步，创业者自身也面临不小压力。江山明白在中国作为全新药物研发的领跑者必然会付出一定代价，他一直强调，判断医药研发公司最核心的还是要关注企业技术方向。
“你走的到底是哪条路线？如果走国际化路线，完全有机会实现VC最喜欢的击鼓传花式的接盘模式。”江山所谓的“国际化路线”是指符合国际标准的完全创新药，而非仿制药或未在国内上市的“新药”。“只有真正的创新药才有实力被国外的药企认可，技术水平达不到国际水准的话，根本不能拿到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
江山指出，行业内外人士在看待创新药物的成功率和成本问题上存在很大误区。“很多人认为开发一个新药要花10亿美金，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方式，他们把所有失败带来的代价都算到成功的那款新药上面，这样不公平。”江山分析，每一款药都是一个单独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风险和成本的高低。他算下来，一个药物开发下来的成本范围在七八千万美金到一两个亿美金。高的话也有的花七八个亿美金。
“但在做中国抗肿瘤药物，从头到尾的整个开发成本大概在五六千万人民币到一个多亿元。远远低于很多人所谓的10亿美金。”但是如果把失败的钱全部算到一个成功的项目中，那成本就高多了。如果这样算的话，TMT行业的成功概率比生物医药的成功概率要低很多。”江山想强调的是，跟很多TMT公司相比，生物医药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明显。
拿爱斯鹏来讲，他们现在正处于由创业期到成长期的关键转折点上，新药在临床前研究数据上已经显示出超出国际市场销售药物的治疗效果，并且公司第一次产生收入，这对一家生物公司来说是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若创新药物如期投放到市场，届时将会出现上百倍的投资回报率。跟欧美的创新药物研发公司一般具有十五年以上历史相比，这个刚成立五年就有所斩获的年轻公司在创新中国的舞台上博得沈南鹏、徐小平等众大佬级评委们不少赞同票。
爱斯鹏的第五年，也是生物纳米科技园成立五周年之际。江山看着眼前一片荒芜的土地逐步变成了新药研发、体外诊断与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纳米材料等产业集群之地，成为高层次研发人才集聚、交流、合作的创新社区。在这个创新社区，同江山一起奋斗的兄弟公司惠生科技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牵手中国首家医疗设备上市企业迈；做中国诊断试剂的百奇生物也因为自身的产业优势，被药明康德整体并购；润新生物与国内巨头先声药业签署创新药物研发战略合作协议，合力开发抗肿瘤药。江山也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BioBay在国际生物医药领域的品牌知名度越来越强势。BioBay提供的软硬件环境在爱思鹏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