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与作家的交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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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月5日全国“两会”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过程中,聊到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更透露曾与原著小说作者路遥很熟,还同住一个窑洞。
   很多领导人都喜欢和作家交朋友,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1.毛泽东与张恨水谈了两个多小时“如何书写爱情”
   张恨水以写小说驰名,作品数量多得惊人,拥有的读者群也相当广。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也读他的小说。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新民报》,与赵超构比较熟悉。一天晚上,与毛泽东坐在一起看戏时,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第二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恨水接到周恩来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第二天下午有个活动请他务必参加。一见面,周恩来就笑着告诉他:“张先生,毛主席要单独见你,我都不能陪呀!”正在写东西的毛泽东一见张恨水进来,忙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笑着说:“你的名气并不比我小呢,我不仅看过你的书,也常在报纸上看你的连载小说。”
   多年以后,张恨水女儿张明明曾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张恨水说:“主席说的是关于怎么写爱情的问题。”
   1955年春节,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张恨水,问他:“现在有很多有关工农兵的作品,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此后不久,工作人员便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又有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茅盾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张恨水。”毛泽东连连说:“当然记得,我们是老朋友。”
   2.老舍感慨“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
   周恩来与老舍结识于抗战之初,自此相识、相知而结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中共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战文艺团体“抗敌文协”。选谁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既要有相当高的文艺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请老舍出山。那时老舍在冯玉祥出资办的《抗到底》杂志当编辑。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冯玉祥一口答应放人。老舍久慕周恩来的英名,欣然从命,担任“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
   “抗敌文协”成立后,周恩来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将邀请老舍访问延安,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老舍。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巧妙安排,送老舍西行。老舍出鄂入陕,跋涉数千里,最后在西安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1946年,老舍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去就是三年。1949年春,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汇聚北平的大好形势,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30多位文艺界名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1949年10月辗转送到大洋彼岸、定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手中。老舍接到信,万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那时老舍动手术不久,尚未痊愈,但他再也躺不住了,积极准备行装,动身回国。老舍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曾说:“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我应该多写文章。”
   1950年和1958年,老舍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这两部大手笔的杰作,最初遭到抵制,险些被“枪毙”,幸亏周恩来站出来讲话,给予充分的肯定,才得以搬上舞台,同广大观众见面。
   1950年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老舍,用家乡菜红烧狮子头、霉干菜烧肉、虾仁煮干丝和黄桥烧饼招待。席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写作高手,希望多为人民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相信你能写出好作品。”后来,经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推荐,《龙须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3.金庸拜访,邓小平已经等在门口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先生。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
   1981年,金庸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传至邓小平处。邓小平对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回应。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得知邓小平将会见自己的消息,金庸十分高兴。7月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金庸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回答:“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深感荣幸!”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许多。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谈及这一细节,金庸记忆犹新。    会谈结束,金庸告辞。邓小平亲自把他送到福建厅门外。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
   4.陈毅与王统照,文坛挚友30年后久别重逢
   1923年10月,22岁的陈毅从故乡四川来到古都北京,进入中法大学陆谟克学院读书。在这里,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环境重温旧梦,向往着做一个文学家。
   1924年初秋的一天,同学、文友金满城匆匆地找到陈毅,不容分说地拖着他就走,陈毅急着问:“干啥子去?”金满城只报以诡谲的微笑,闭口不答。两人进城后,来到一家报社门前,金满城掏出一封信,对报馆门房说:“贵报王统照先生托鄙人引见这位陈先生。”陈毅愣了,王统照是当代知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陈毅读过他不少作品。这样一位文坛名将,会约见无名之辈?
   原来,王统照当时任《晨报·文学旬刊》编辑,金满城翻译的法国小说《阿佰衣女》(法郎士著)投寄该刊后,得到王统照的赏识。一星期前,他曾约见金满城。见面时,金满城向他推荐了陈毅,说陈毅1920年就开始新文学创作。金满城没有想到,很快接到了王统照来信,信中要他得便邀请陈毅进城一见。金满城熟知陈毅有不肯攀附名人的脾气,怕陈毅不肯来,所以才事先不露一丝口风。
   其实,当时王统照只是一个比陈毅长4岁的山东青年,质朴、和善,没有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一见面,他对陈毅说:“听金君介绍,陈毅君有志于新文学,咱们彼此同怀此心,交个朋友吧。”交谈之间,王统照诚恳地希望他俩写稿,他一再向陈毅约稿:“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
   此后,陈毅有时带稿子登门请教,王统照偶尔也到香山来相聚,你来我往,两人成了知心好友。有一次,陈毅当面评说王统照的作品有雕琢的缺点,王统照不仅不见怪,反而更加喜欢他快人快语的豪放性格。
   1925年初秋,党组织需要陈毅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1926年8月,陈毅奉命回到四川,不久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数十年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王统照则于1927年3月回山东诸城为母奔丧,随之,举家又迁居青岛,之后又去东北、上海,一直艰难地战斗在文学这个阵地上。陈毅、王统照两位文坛挚友长期天各一方。
   1954年夏天,两位老友在泉城重逢。时年53岁的陈毅已是赫赫有名坐镇华东的统帅,而文坛宿将王统照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30年的离情别绪,使两人分外激动。王统照含泪紧握着陈毅的双手,一时说不出话来。陈毅说:“今天咱们重逢泉城,我请你一同观赏这个古城的风光吧?”接着,他还鼓励年近花甲的王统照,再拿出新的著述回报人民。
   这次泉城重逢令王统照感慨万千,回来以后,他意犹未尽,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写下了《赠陈毅同志》诗四首。可惜的是,这四首诗一直放在作者的案头,生前没有寄送陈毅。1957年王统照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家人将先生遗物三件赠给诗人臧克家作为永久纪念,其中之一就是用彩笺楷体字写的《赠陈毅同志》诗四首。那时,臧克家在《诗刊》工作,于是在1958年2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四首诗,并把王的彩笺题诗手稿送给了陈毅。
   (选自《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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