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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林兄的带有浓烈文学和艺术色彩的民间口述史——《老北京话城南》经过多次的打磨终于要出版了。铁林兄要我写点文字，作为弁言，令我颇费踌躇。这两年虽然常在《社会学家茶座》上发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但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民间口述还是门外汉，很难说出点中肯的意见。不过我生于北京，数十年生活在南城，北京的传统风习还略知一二，涉及“城南旧事”还是忍不住说些与此书相关或不相关的话，以为塞责。
一、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北京“城南”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比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的城南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现在叫和平门大街)以西；本书中所讲的大栅栏西街、观音寺、铁树斜街、陕西巷一带都在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两个地方都叫“城南”，但其居民构成(特别是在清代)迥异。这里应该说一说关于北京地域与居民构成关系的常语：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句话流传很广，但人们对它的意义未必了解。
许多人以为这是指全北京城说的，但是“东富”“西贵”“北贱”都没有着落。清代北京内城是由八旗分别占领，清初把内城的汉族居民无论贵贱穷富都轰出了内城。八旗中的各旗都是有贵有贱，有穷有富，另外，内城的北部也不是身份低贱的居民的聚居地。这句话只是指外城说的。“东(今崇文区东部)”清代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的一些大手工作坊(地毯厂、玉器作、景泰蓝作坊)也都集中在这里。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西”(南新华街以西)住的多是文人士大夫，朱彝尊曾住海波寺街，林则徐曾住丞相胡同，孙星衍曾住过香炉营头条，徐世昌曾住过西琉璃厂、上斜街等地。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文人举子住在会馆之中，他们是官僚的预备军。这应了一个“贵”字。“北”则指北京外城的北部，也就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块。这里自清代中叶以来，成了北京娱乐业中心，戏园子、相公堂子(清代官僚不许嫖妓，则男色所居的“相公堂子”很火。直到清末民初，吃花酒以在相公堂子为高档，在秦楼楚馆为低档，这一点与上海风气不同)、不同等级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许多妓女、艺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艺人所操，当时也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南”指永定门内、珠市口大街以南，那些贫困的、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农村破产者进城谋生的多住于此。天桥市场的形成就是为这些穷人服务的。这就是“南贫”。
林海音笔下的“南城”实际上是南城之西，是汉族文人士大夫所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父亲是新型文人(洋学堂的教师)，直到民国初年，这里的居民结构仍无多大变化。《老北京话城南》中的“南城”实际上是外城之“北”，此时清朝亡了近100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也快60年了，“北贱”不能说了，但因为有清末民初底子，而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聚居的还多是社会底层人物，用当地居民的话说，这里除了少数“戏行、买卖人，大多是苦力”。因此“话南城”这本书中出现的的人物大多数还是当今社会的底层人物。
二、有纯粹的北京人吗
大约除了房山的山顶洞人，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北京人。作为故都的北京可以说是个移民城市，这里居民大多是外来的。而且明朝、清朝、民国、解放后各个历史阶段迁移来的人们分布在北京的不同的地区，而且大体有规律可循。最初，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时，原有的居民——特别是蒙古人、色目人大多随着元顺帝跑了，城内只剩一万二千多人，几乎成为了空城。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不仅从各地迁移来许多农民以充实京畿一带，还从南京和江南一带迁来大量富户和工匠住在北京城内，再加上从南京搬到北京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共有十余万人，这些构成明朝北京城的最初居民。明代的北京人口一度发展到百万以上。
满人占领北京之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将原住民尽数驱赶到外城，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并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在清前期，北京内城几乎成为一个大兵营(满洲的“旗”是军政合一的建制)。清代北京居民的这种分布格局与明朝根本不同，这对北京城内的民族关系、生活习俗乃至语言语音都有很大的影响。清中叶以来，虽然历朝都有对汉族高官赐宅内城之举，但这只是针对个别人的，没有改变内城居民的基本构成。
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居住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旗人没有了铁杆庄稼，又不会做工经商，急速没落，许多旗人变卖房产，大批家境富裕的汉族居民涌入内城居住。辛亥革命后，原是定都南京，后为了迁就袁世凯改为定都北京，南方政府及官员搬到北京，由于政府机关俱在内城，随来的官员也多住在内城。比如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类似处长)，他随政府迁都后，先是住在外城宣南的绍兴会馆，后有了点钱还是在内城西部买了房子。北京会馆多建在清代，大多是该地在京士大夫与商人合资而建，因为他们只能住在外城，所以会馆也建在外城。以宣武门外一带居多。本书中所写到的三轮车夫“文化人”住的“高安会馆”，这是座江西省高安县建的会馆，地址在燕家胡同内西小胡同路北。
北京又是个文化城市，民国后陆陆续续开办了许多大学。这些大学也多在内城。如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二龙坑的中国大学，北小街内北新仓的朝阳学院，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还可以举出许多在内城的大专学校。有这么多的学校，教师从哪里来?可以说绝大多数来自南方的江浙一带。这些南人到了北京，无论是做官、还是教书，为了就近上班，大多选择住在内城(那时空房很多，纯是买方市场，有极大的选择权)。此时内城便成为官僚、富人和文化人的聚居之所。外城除了宣南一带因为会馆和传统的缘故还有一些南来的文化人居住外，大多成为手工业者、艺人和穷人居住的地方。记得我小时候家长和邻居长辈常说北京人没有做大事的，净是拉洋车、打执事(红白喜事的“仪仗”)的，做大事的都是南方人。民国初年做官的和在大学教书的、在大机关(如邮局、电话局、铁路)做事的大多是南方人。
四十年代末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共产党大批干部进城。高级干部大多住在了内城，一家或数家占一所大院(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一般的中下级干部和大量的部队干部住在北京西郊一带(阜成门外、复兴门外)为他们建筑的兵营式的大院之中。后来说的大院文化就产生在这里。当代小说家王朔就是复兴门外大院生长起来的，他曾说：“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无知者无畏》)。他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新北京的“革命文化”，与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和当今底层的胡同文化是根本不同的。
原来内城居住的官僚、富人、文化人只要没有跟着国民党离开北京的，大多居住 地域没有变，只是那些“贵人”、富人、文化人独有的四合院内不断地掺入了许多平民百姓。原来的南新华街以东的一带居民虽然没有大变，但由于本来就居住狭小，经过三四十年的人口翻几番，他们个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已经狭窄到极点，人们被迫向院子发展，把院子破坏殆尽。到了八十年代南城几乎没有完整的院子了。
近五六十年来北京有十来次大改造及毁坏，对于院子的破坏最厉害的有三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在四合院中办工厂、建小土炉大炼钢铁，您想要在四合院办工厂，院子还能保持原样吗?二是“文革”，房产主把房产上交国家(有的房产主被轰到乡下)，一些掌权的“群众革命组织”中的有势力的人物纷纷进入较好的院子，并对院子加以改造，再加上1969年后的“深挖洞，广积粮”，在一些大院子中挖防空壕和地道，原有的院子格局根本改观。第三次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人们先是在院子中搭防震棚，以此为开端，居民争相私搭乱建、搭小厨房、扩大居住面积，从此南城一带的院子基本消失，成了没有了院子的四合院。过去讲究格局的大院、甚至是带有园林(北京在解放前有园林108座，现在只剩恭王府一座)的院子都改造成极丑陋的小道，各家都向着这丑陋的小道开门。我们从《老北京话城南》中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很多实例。这种景象在北京各区都有，但以城南最为严重。
人们居住环境恶劣，三代同居一室，大儿大女共用一床都是违背正常伦理，妨碍人性正常发展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讲明居住条件的狭小恶劣对人们道德和精神状态所起的负面作用。他甚至说男女过度拥挤的贫民窟会成为“犯罪的中心”。“城南”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居住地区和居住环境，而居住环境的非人性化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老北京话城南》特别深刻地展示了这一点。
三、胡同文化的最后留影
说到北京的“胡同文化”，应该指出它其实分为两种，这两种不仅时代有别，内涵上也有不同。一种是老舍笔下所写的五十多年前的胡同文化。那时的北京(或北平)人口不到100万，夏天马路两边长着青草和青苔。北京是个安静的城市，下午四五点钟后，甚至有些荒凉。北京人中虽有许多是外来做官的或做大事的，但大多数居民还是以老北京为主，带有王朔所说“旗人的多礼与谦和”。此时的居民是以独门独院为主的，虽然一些过大的院子(如会馆、没落的大宅门、出赁房屋的大庙等)也有众多的人家居住，总的说来还是少数。这样大院往往是由多个小院组成，一般也是一家租一个小院。或住在一个院子里，每家独占一面北房或南房。过去胡同中的人家彼此往来密切，新搬来的人家都要挨门挨户地拜街坊，求邻里多关照。的确，邻里之间平时也是守望相助的，有了特殊困难首先出现的也是街里街坊，所以北京素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之说。但每户关上门也是很独立的，保持着不同的脾气禀性，大门一关就谁也管不着了。常关着大门不爱与邻居往来的人家，在街坊心目中还是有点神秘感的。如《四世同堂》中的钱诗人，就使周围小市民邻居不理解，觉得他有点怪，然而这不妨碍他们之间在有难时互相关照。人们居住宽松，打拳踢腿，碰不着他人，自然心平气和。这样的居住环境使人们比较多的体会到街坊间的互相关爱，感受不到因为居住过密而产生的互相妨碍甚至摩擦。我们常说老北京人性情温和、谦让多礼，除了旗人的多礼传统的影响，居住环境的适宜也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些在老舍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近五十年来，不仅时代变了，居民构成也变了，老北京在居民中的比例越来越少，现在北京常住加临时居住人口大约近千万，老北京被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北京城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随着人口的激增，独门独户的四合院被逐渐消灭，现在除了一些老贵、新贵和个别新富外，平民百姓已经很少有独门独户的了(最近播映的电视剧《守候幸福》中出现的两户人家都是住独门独院，而且主人身份都是医生，这就很不真实)。现今的胡同是由大杂院和小杂院组成。特别是近三十年，房屋门窗相对不过一米的院子比比皆是，各家一点隐秘也没有了。在人们的感受中，互相妨碍已经大大超过了互相关爱。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胡同文化怎么能与老舍笔下的文化一样呢?这可以说是一种新胡同文化，虽然新旧胡同文化不能截然分开，但两种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近一二十年北京处于更大的巨变之中，高楼广厦，像南海岸边的急速蔓延的红树林，铺天盖地，席卷北京。今后也许除了故宫那一小块中心地带外，北京的大小杂院都会被钢筋水泥的森林所取代。现在北京居民一批一批地被运进大小不等的水泥空间之中。这又产生了有别于四合院和大小杂院的生活方式，其变化之大，亘古未有，它必然影响北京人的性格和文化。因此近五十年形成的新胡同文化也必将消失。铁林的《老北京话城南》所记录在这种胡同生活的实况，可以说是它的最后留影。
过去文学作品写到新胡同文化时，往往着意突出左邻右舍相亲相爱的一面，有意掩盖居住过密情况下的邻里之间的摩擦，其实凡是在这样院子里居住过的都会感受到邻里之间的紧张关系。本书中写到人们互相“听墙根”，“有时候看别人说话，表面上骂骂咧咧的，像是骂孩子，其实不是骂孩子，是骂你呢”。“现在北京仍然有四合院，但是那种关系(指邻里关系)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利益是第一位的。那时的邻里关系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期间人们开始互相检举，有‘毛病’的人就把‘招惹是非’的东西给扔了”。这是真实的邻里关系。人们互相监视，探求对方私密；打小报告，弄得人人自危；鸡争鹅斗，无事生非等丑恶现象，乃至人们所厌恶的“小脚侦缉队”都与人们居住环境有关。另外，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文革”时达到高峰)，也从心理上支持了这种种恶行，使之理直气壮地泛滥。
前不久，我又到本书所调查的地段走了一遍。我一个门儿、一个门儿地挨着看，几乎所有的门内的院子都被私搭乱建的小棚子充塞着。我爱人好奇心很大，非要跑进门去看，结果也很扫兴。我们感受了院子的狭小和杂乱。胡同两边的房子，既破且烂，真是像书中说的一样“大栅栏跟贫民窟似的。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大栅栏就是同仁堂、瑞蚨祥、六必居……什么贫民窟，他们就不知道了”。不要说“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就是在国人印象中、在大多北京人印象中，又何尝不如此。再看看书中所写的“小环子的‘窝棚”’是最典型的。那只是“一个依墙搭盖的仅有一点五平方米左右的窝棚”，这里冬天不能生火，冷，只好冻着，一住十来年，在这里做、在这里吃、在这里睡。窝棚的主人小环子52岁，劳改释放，从新疆回来后，房子被占了，没有地方住，居委会批准在这里搭个小棚，苟活于世；抬头庵西边还有一个小棚，其主人二贵还是个瘫痪的病人。这个棚子里也是没电、没火，门口只有裤子大的地方，可是他们一家三口还把这里看作“他们家的外延，是必不可少的活动空间，吃饭、洗涮、解手、聊天都在这条过道里，有人来往还得左挪右躲，好腾出地方来让人家过”。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想扩大点自己的面积，为了一间 房、为了占领点公共空间都要用尽心思、或施展计谋、或大吵大闹。总之，人类的生存竞争在这里似乎被放大到无穷大了。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我想他大约没有到过如此互相妨碍的地方。如果他来过，又如何命名这里的“他人”呢?难怪住在这里的老百姓骂它、诅咒它，盼着它早日消失。每当有测量人员到院子里测量都会激起他们的兴奋，他们对这里的毁灭毫无顾惜和留恋。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心情是复杂的。这里是拥挤的、破烂的，应该是扫灭的对象，可它也是具有深厚负载的啊。在我们想象中这里的三庆园、广德楼、中和园、同乐轩、庆和园、庆春园、广和楼等一系列著名戏园子是“同光十三绝”(清代同治、光绪活跃于北京舞台的十三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登台发迹的地方，讲京剧二百年的发展史离不开这里；这里曾经商贾云集，是同仁堂、瑞蚨祥、内联陧等许多老字号的发源地，它们是北京传统商业手工业繁荣的见证。更会令人想入非非的还有八大胡同，它曾是风流才子诗酒流连、醉柳眠花之地……然而这一切与现在居民的生存状态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求变的迫切心态与有权有钱者的发财冲动一结合，马上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它们扫荡以尽，这是秋风之前的最后留影。
四、底层人生活和精神状态
数十万字、数百张照片的书中涉及到的人物的品类超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许多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像门框胡同特色食品的传人、旧社会的童养媳和老警察、练武把子的、形形色色倒“老票”的怪人、为旅馆拉客的老“盲流”，“吃低保”的市民、为生存顶风冒雨的三轮车夫、释放或保外就医“两劳人员”、跑江湖和走黑道的，以及搞些轻微犯罪活动的人们等等。这些人物处在社会边缘，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很少为主流社会所知的。我们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对他们却毫不了解。
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平时好像全力追求的就是钱，不管风天雨天，天一亮，三轮工人的老婆就把丈夫赶出家门去挣钱；倒“老票”的晚上睡在街头，一睁开眼睛就大谈永远不能实现的“一、两亿的买卖”；八十多岁的老茶房，年轻时靠玩牌当老千挣钱，当作者问他一生有什么后悔的事儿时，他第一个想起的不该把当老千骗钱的“技巧”传授给他人……抬头庵中的人家每天没有不谈钱、不为钱少而发愁感慨的。他们感受到靠出卖体力挣钱的艰难，特别羡慕那些靠知识(两臂有千斤养千口)挣钱的脑力劳动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改换门庭。
这些也许会使唱高调的人们鄙视或耻笑。四十多年前我到农村，也曾对农民为了争夺一个南瓜而互骂感到不解，住久了，了解到农民一年才吃320斤原粮和一个工分日值一两角钱的时候，就体会到了物质的困境对人精神的影响。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京，参与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卖“苦力”的越来越挣不到钱了。一位三轮车夫讲他们挣钱的艰难，“卖力气吃饭，那钱不是那么好挣的，不是到那里就有活，一等三个小时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咱在家里暖烘烘的，那不一样，我哪次回来这脚趾头不是被冻得红红的。夏天挨晒，晒得你晕头转向，冬天他妈的猴冷。”对贫穷的恐惧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根源于历史。许多人小时候家里就穷，“没钱”这个残酷的现实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们从小到大。三十年前，家里不能给孩子拿出两块五毛钱交学杂费，使他们在学校抬不起头。三轮车夫“眼镜”说：“我大脑也没毛病，就是没有钱，人家瞧不起你”。扔下书包跑陶然亭去玩，到了陶然亭公园连二分门票都出不起，只好钻围栏进去。现实与历史都让这里的人感受到没有什么比贫穷更可怕，没有什么比钱更值得追求的了。
然而，这不是说他们做人是毫无底线的，法律的惩罚是个底线，这里也有因为疯狂的攫取而被法律严惩的，但这毕竟是个别的，而且也受到这里居民的谴责。总的来说，这里“有小恶，无大恶”，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北京做人要安分的传统对他们还是有约束力的。“眼镜”就说：“人啊!老天让你挣多少钱，你就挣多少钱，你挣多了，就会出事。钱是命里带出来的”。“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老天在看着你呢。人啊，要多行善。”这些简单的宗教意识在老北京人中很普遍，所谓“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这既是在命运之前的无奈，也表现出人们的自我约束的意识。
这些话，读过老舍的人会感到很熟悉，这种意识在老舍作品中经常出现。可见新旧胡同之间还是有点继承性的。这里既有传承关系，也有文化本身的魅力。三轮车夫中的“文化人”在沉重生活压力下阅读和谈论老北京的传统几乎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享受，小有发达的“北京爷”贾勇沉醉于描写北京生活的文艺作品和与走红的艺人交往，都表现出一些底层民众在生活改善后对老北京传统的依恋。
五、少年旧事忆“城南”
铁林所采访这些地方也是我年轻时常常跑的地方，读《老北京话城南》引起我许多回想，它的即将消失也引起我许多惆怅。观音寺东口有个娱乐场所，名叫“紫竹林舞厅”，它的对面就是沂园澡堂。解放前，家道小康，我父亲属于爱玩的一族，常常到这里来。“紫竹林”虽然名日“舞厅”，我的印象中，没有男女相拥团团转场面，好像它以演出杂耍为主，与劝业场五楼的“新罗天”性质类似。所谓“杂耍”就是今天称的曲艺和部分杂技(变戏法、耍叉之类)。因为父亲在这里有点股份，我就常到此看演出。
常在紫竹林演出的是常连安挑班的“常家班”。常家班中最有名气的是小蘑菇(常宝垄，“抗美援朝”时牺牲)，非常有号召力。常家班不仅说相声，更以演小戏名噪一时。我对他们演的《打面缸》《一碗饭》《三不愿意》《傻柱子进京》还有印象。这些小戏，以滑稽为主，逗大家一乐。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故都北平的形势尤为严峻，大多老百姓处于极度不安之中，记得大人们互相打探消息时，常常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八”字，表示“八路”快来了。时局的不确定，更令人们也追求“乐子”，借感官刺激以为麻醉。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当”吧。记得我父亲出来玩，母亲便要他带上只有四五岁的我，而父亲往往先到沂园澡堂，把我往那里一放，嘱咐茶坊(澡堂子、旅店的服务员统称“茶坊”；饭馆的服务员叫跑堂的)几句，便匆匆而去。他出去玩去了，或打牌、或听戏，让我在澡堂子泡澡和玩，饿了，茶坊到饭馆叫些包子、饺子给我吃，父亲回来一并付钱。此时此事，一晃快六十年了，现在走到观音寺路过沂园澡堂和紫竹林旧址都不免要多看两眼，眼前便会浮起许多少年旧事。
小学时我常去天桥，因为那里什么都便宜，无论买东西还是娱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天桥特色基本消失，而大栅栏一带却从以前的高档消费区降格为像过去天桥一样的廉价消费区了。例如门框胡同的小吃像天桥的饮食摊点一样的便宜，门框胡同的同乐影院、大栅栏的大观楼(60年改为立体影院之前)、煤市街与粮食店之间的新中国影院都是乙级或丙级影院，演二轮或三轮影片，票价一角，有时优待学生仅五分。离“同乐”不远的前门小剧场(此地就是清代民国间的“广德楼”戏园)是北京曲艺团在那里献艺的地方。演曲剧是两三角钱一张票，白天曲艺演出，则是随来随进，十分钟二分钱。逛大栅栏累了到里面坐上一个小时才一角二分。前门小剧场还有个分店，那是在前门大街东面鲜鱼口里面的迎秋小剧场，演出形式价格与此相同。前门小剧场往东便是庆乐剧院，这里专演连台本戏，以布景、灯光、武打取胜，颇有些海派作风，只受青年人和不太懂戏的观众欢迎，北京人心目中的一流京剧演员是不会到这里演出的。庆乐的票价自然也是低廉的。我的印象中，这里最贵的票是八角(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几位红角同台的票价是五元)。五十年代李盛藻一度在此挑班，六十年代“天桥马连良”梁益鸣升格至庆乐(老北京演艺界以珠市口大街为界，在其北算是正常献艺，如果到了珠市口以南的天桥则被视为落魄，原本在天桥天乐小剧场红了的梁益鸣，升到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大栅栏，自然被视为升格)。用当时的话说，大栅栏也大众化了。
五六十年代，在上中学大学期间，我们这些没收入又爱玩的小青年还是爱往大栅栏一带跑的，旧时的许多电影都是在这里看的。如五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后久不演，我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乐”看的。我还常在前门小剧场听曲艺。那时老一辈相声演员还健在，高德明、佟大方、高凤山、汤瞎子等人还常常登台献艺。高德明的嗓子有些哑(常以吃炸酱面，先吃酱抓哏)，表情木然，冷面滑稽，佟大方一身洁白的纺绸裤褂永远那么飘逸潇洒……那时赵振铎、赵世忠是一对搭档，他们还都是小青年(现在均已作古)，赵振铎上台永远是衣履俨然、大背头倍儿亮，显得那么干净利落。六十年代初正是困难时期，文艺政策相对较为开放，许多传统的段子都可以上演，我知道的许多传统相声段子就是从那里听来的。老北京的魅力大约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一、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北京“城南”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比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的城南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现在叫和平门大街)以西；本书中所讲的大栅栏西街、观音寺、铁树斜街、陕西巷一带都在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两个地方都叫“城南”，但其居民构成(特别是在清代)迥异。这里应该说一说关于北京地域与居民构成关系的常语：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句话流传很广，但人们对它的意义未必了解。
许多人以为这是指全北京城说的，但是“东富”“西贵”“北贱”都没有着落。清代北京内城是由八旗分别占领，清初把内城的汉族居民无论贵贱穷富都轰出了内城。八旗中的各旗都是有贵有贱，有穷有富，另外，内城的北部也不是身份低贱的居民的聚居地。这句话只是指外城说的。“东(今崇文区东部)”清代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的一些大手工作坊(地毯厂、玉器作、景泰蓝作坊)也都集中在这里。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西”(南新华街以西)住的多是文人士大夫，朱彝尊曾住海波寺街，林则徐曾住丞相胡同，孙星衍曾住过香炉营头条，徐世昌曾住过西琉璃厂、上斜街等地。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文人举子住在会馆之中，他们是官僚的预备军。这应了一个“贵”字。“北”则指北京外城的北部，也就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块。这里自清代中叶以来，成了北京娱乐业中心，戏园子、相公堂子(清代官僚不许嫖妓，则男色所居的“相公堂子”很火。直到清末民初，吃花酒以在相公堂子为高档，在秦楼楚馆为低档，这一点与上海风气不同)、不同等级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许多妓女、艺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艺人所操，当时也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南”指永定门内、珠市口大街以南，那些贫困的、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农村破产者进城谋生的多住于此。天桥市场的形成就是为这些穷人服务的。这就是“南贫”。
林海音笔下的“南城”实际上是南城之西，是汉族文人士大夫所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父亲是新型文人(洋学堂的教师)，直到民国初年，这里的居民结构仍无多大变化。《老北京话城南》中的“南城”实际上是外城之“北”，此时清朝亡了近100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也快60年了，“北贱”不能说了，但因为有清末民初底子，而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聚居的还多是社会底层人物，用当地居民的话说，这里除了少数“戏行、买卖人，大多是苦力”。因此“话南城”这本书中出现的的人物大多数还是当今社会的底层人物。
二、有纯粹的北京人吗
大约除了房山的山顶洞人，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北京人。作为故都的北京可以说是个移民城市，这里居民大多是外来的。而且明朝、清朝、民国、解放后各个历史阶段迁移来的人们分布在北京的不同的地区，而且大体有规律可循。最初，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时，原有的居民——特别是蒙古人、色目人大多随着元顺帝跑了，城内只剩一万二千多人，几乎成为了空城。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不仅从各地迁移来许多农民以充实京畿一带，还从南京和江南一带迁来大量富户和工匠住在北京城内，再加上从南京搬到北京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共有十余万人，这些构成明朝北京城的最初居民。明代的北京人口一度发展到百万以上。
满人占领北京之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将原住民尽数驱赶到外城，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并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在清前期，北京内城几乎成为一个大兵营(满洲的“旗”是军政合一的建制)。清代北京居民的这种分布格局与明朝根本不同，这对北京城内的民族关系、生活习俗乃至语言语音都有很大的影响。清中叶以来，虽然历朝都有对汉族高官赐宅内城之举，但这只是针对个别人的，没有改变内城居民的基本构成。
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居住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旗人没有了铁杆庄稼，又不会做工经商，急速没落，许多旗人变卖房产，大批家境富裕的汉族居民涌入内城居住。辛亥革命后，原是定都南京，后为了迁就袁世凯改为定都北京，南方政府及官员搬到北京，由于政府机关俱在内城，随来的官员也多住在内城。比如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类似处长)，他随政府迁都后，先是住在外城宣南的绍兴会馆，后有了点钱还是在内城西部买了房子。北京会馆多建在清代，大多是该地在京士大夫与商人合资而建，因为他们只能住在外城，所以会馆也建在外城。以宣武门外一带居多。本书中所写到的三轮车夫“文化人”住的“高安会馆”，这是座江西省高安县建的会馆，地址在燕家胡同内西小胡同路北。
北京又是个文化城市，民国后陆陆续续开办了许多大学。这些大学也多在内城。如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二龙坑的中国大学，北小街内北新仓的朝阳学院，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还可以举出许多在内城的大专学校。有这么多的学校，教师从哪里来?可以说绝大多数来自南方的江浙一带。这些南人到了北京，无论是做官、还是教书，为了就近上班，大多选择住在内城(那时空房很多，纯是买方市场，有极大的选择权)。此时内城便成为官僚、富人和文化人的聚居之所。外城除了宣南一带因为会馆和传统的缘故还有一些南来的文化人居住外，大多成为手工业者、艺人和穷人居住的地方。记得我小时候家长和邻居长辈常说北京人没有做大事的，净是拉洋车、打执事(红白喜事的“仪仗”)的，做大事的都是南方人。民国初年做官的和在大学教书的、在大机关(如邮局、电话局、铁路)做事的大多是南方人。
四十年代末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共产党大批干部进城。高级干部大多住在了内城，一家或数家占一所大院(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一般的中下级干部和大量的部队干部住在北京西郊一带(阜成门外、复兴门外)为他们建筑的兵营式的大院之中。后来说的大院文化就产生在这里。当代小说家王朔就是复兴门外大院生长起来的，他曾说：“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无知者无畏》)。他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新北京的“革命文化”，与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和当今底层的胡同文化是根本不同的。
原来内城居住的官僚、富人、文化人只要没有跟着国民党离开北京的，大多居住 地域没有变，只是那些“贵人”、富人、文化人独有的四合院内不断地掺入了许多平民百姓。原来的南新华街以东的一带居民虽然没有大变，但由于本来就居住狭小，经过三四十年的人口翻几番，他们个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已经狭窄到极点，人们被迫向院子发展，把院子破坏殆尽。到了八十年代南城几乎没有完整的院子了。
近五六十年来北京有十来次大改造及毁坏，对于院子的破坏最厉害的有三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在四合院中办工厂、建小土炉大炼钢铁，您想要在四合院办工厂，院子还能保持原样吗?二是“文革”，房产主把房产上交国家(有的房产主被轰到乡下)，一些掌权的“群众革命组织”中的有势力的人物纷纷进入较好的院子，并对院子加以改造，再加上1969年后的“深挖洞，广积粮”，在一些大院子中挖防空壕和地道，原有的院子格局根本改观。第三次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人们先是在院子中搭防震棚，以此为开端，居民争相私搭乱建、搭小厨房、扩大居住面积，从此南城一带的院子基本消失，成了没有了院子的四合院。过去讲究格局的大院、甚至是带有园林(北京在解放前有园林108座，现在只剩恭王府一座)的院子都改造成极丑陋的小道，各家都向着这丑陋的小道开门。我们从《老北京话城南》中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很多实例。这种景象在北京各区都有，但以城南最为严重。
人们居住环境恶劣，三代同居一室，大儿大女共用一床都是违背正常伦理，妨碍人性正常发展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讲明居住条件的狭小恶劣对人们道德和精神状态所起的负面作用。他甚至说男女过度拥挤的贫民窟会成为“犯罪的中心”。“城南”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居住地区和居住环境，而居住环境的非人性化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老北京话城南》特别深刻地展示了这一点。
三、胡同文化的最后留影
说到北京的“胡同文化”，应该指出它其实分为两种，这两种不仅时代有别，内涵上也有不同。一种是老舍笔下所写的五十多年前的胡同文化。那时的北京(或北平)人口不到100万，夏天马路两边长着青草和青苔。北京是个安静的城市，下午四五点钟后，甚至有些荒凉。北京人中虽有许多是外来做官的或做大事的，但大多数居民还是以老北京为主，带有王朔所说“旗人的多礼与谦和”。此时的居民是以独门独院为主的，虽然一些过大的院子(如会馆、没落的大宅门、出赁房屋的大庙等)也有众多的人家居住，总的说来还是少数。这样大院往往是由多个小院组成，一般也是一家租一个小院。或住在一个院子里，每家独占一面北房或南房。过去胡同中的人家彼此往来密切，新搬来的人家都要挨门挨户地拜街坊，求邻里多关照。的确，邻里之间平时也是守望相助的，有了特殊困难首先出现的也是街里街坊，所以北京素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之说。但每户关上门也是很独立的，保持着不同的脾气禀性，大门一关就谁也管不着了。常关着大门不爱与邻居往来的人家，在街坊心目中还是有点神秘感的。如《四世同堂》中的钱诗人，就使周围小市民邻居不理解，觉得他有点怪，然而这不妨碍他们之间在有难时互相关照。人们居住宽松，打拳踢腿，碰不着他人，自然心平气和。这样的居住环境使人们比较多的体会到街坊间的互相关爱，感受不到因为居住过密而产生的互相妨碍甚至摩擦。我们常说老北京人性情温和、谦让多礼，除了旗人的多礼传统的影响，居住环境的适宜也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些在老舍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近五十年来，不仅时代变了，居民构成也变了，老北京在居民中的比例越来越少，现在北京常住加临时居住人口大约近千万，老北京被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北京城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随着人口的激增，独门独户的四合院被逐渐消灭，现在除了一些老贵、新贵和个别新富外，平民百姓已经很少有独门独户的了(最近播映的电视剧《守候幸福》中出现的两户人家都是住独门独院，而且主人身份都是医生，这就很不真实)。现今的胡同是由大杂院和小杂院组成。特别是近三十年，房屋门窗相对不过一米的院子比比皆是，各家一点隐秘也没有了。在人们的感受中，互相妨碍已经大大超过了互相关爱。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胡同文化怎么能与老舍笔下的文化一样呢?这可以说是一种新胡同文化，虽然新旧胡同文化不能截然分开，但两种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近一二十年北京处于更大的巨变之中，高楼广厦，像南海岸边的急速蔓延的红树林，铺天盖地，席卷北京。今后也许除了故宫那一小块中心地带外，北京的大小杂院都会被钢筋水泥的森林所取代。现在北京居民一批一批地被运进大小不等的水泥空间之中。这又产生了有别于四合院和大小杂院的生活方式，其变化之大，亘古未有，它必然影响北京人的性格和文化。因此近五十年形成的新胡同文化也必将消失。铁林的《老北京话城南》所记录在这种胡同生活的实况，可以说是它的最后留影。
过去文学作品写到新胡同文化时，往往着意突出左邻右舍相亲相爱的一面，有意掩盖居住过密情况下的邻里之间的摩擦，其实凡是在这样院子里居住过的都会感受到邻里之间的紧张关系。本书中写到人们互相“听墙根”，“有时候看别人说话，表面上骂骂咧咧的，像是骂孩子，其实不是骂孩子，是骂你呢”。“现在北京仍然有四合院，但是那种关系(指邻里关系)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利益是第一位的。那时的邻里关系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期间人们开始互相检举，有‘毛病’的人就把‘招惹是非’的东西给扔了”。这是真实的邻里关系。人们互相监视，探求对方私密；打小报告，弄得人人自危；鸡争鹅斗，无事生非等丑恶现象，乃至人们所厌恶的“小脚侦缉队”都与人们居住环境有关。另外，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文革”时达到高峰)，也从心理上支持了这种种恶行，使之理直气壮地泛滥。
前不久，我又到本书所调查的地段走了一遍。我一个门儿、一个门儿地挨着看，几乎所有的门内的院子都被私搭乱建的小棚子充塞着。我爱人好奇心很大，非要跑进门去看，结果也很扫兴。我们感受了院子的狭小和杂乱。胡同两边的房子，既破且烂，真是像书中说的一样“大栅栏跟贫民窟似的。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大栅栏就是同仁堂、瑞蚨祥、六必居……什么贫民窟，他们就不知道了”。不要说“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就是在国人印象中、在大多北京人印象中，又何尝不如此。再看看书中所写的“小环子的‘窝棚”’是最典型的。那只是“一个依墙搭盖的仅有一点五平方米左右的窝棚”，这里冬天不能生火，冷，只好冻着，一住十来年，在这里做、在这里吃、在这里睡。窝棚的主人小环子52岁，劳改释放，从新疆回来后，房子被占了，没有地方住，居委会批准在这里搭个小棚，苟活于世；抬头庵西边还有一个小棚，其主人二贵还是个瘫痪的病人。这个棚子里也是没电、没火，门口只有裤子大的地方，可是他们一家三口还把这里看作“他们家的外延，是必不可少的活动空间，吃饭、洗涮、解手、聊天都在这条过道里，有人来往还得左挪右躲，好腾出地方来让人家过”。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想扩大点自己的面积，为了一间 房、为了占领点公共空间都要用尽心思、或施展计谋、或大吵大闹。总之，人类的生存竞争在这里似乎被放大到无穷大了。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我想他大约没有到过如此互相妨碍的地方。如果他来过，又如何命名这里的“他人”呢?难怪住在这里的老百姓骂它、诅咒它，盼着它早日消失。每当有测量人员到院子里测量都会激起他们的兴奋，他们对这里的毁灭毫无顾惜和留恋。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心情是复杂的。这里是拥挤的、破烂的，应该是扫灭的对象，可它也是具有深厚负载的啊。在我们想象中这里的三庆园、广德楼、中和园、同乐轩、庆和园、庆春园、广和楼等一系列著名戏园子是“同光十三绝”(清代同治、光绪活跃于北京舞台的十三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登台发迹的地方，讲京剧二百年的发展史离不开这里；这里曾经商贾云集，是同仁堂、瑞蚨祥、内联陧等许多老字号的发源地，它们是北京传统商业手工业繁荣的见证。更会令人想入非非的还有八大胡同，它曾是风流才子诗酒流连、醉柳眠花之地……然而这一切与现在居民的生存状态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求变的迫切心态与有权有钱者的发财冲动一结合，马上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它们扫荡以尽，这是秋风之前的最后留影。
四、底层人生活和精神状态
数十万字、数百张照片的书中涉及到的人物的品类超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许多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像门框胡同特色食品的传人、旧社会的童养媳和老警察、练武把子的、形形色色倒“老票”的怪人、为旅馆拉客的老“盲流”，“吃低保”的市民、为生存顶风冒雨的三轮车夫、释放或保外就医“两劳人员”、跑江湖和走黑道的，以及搞些轻微犯罪活动的人们等等。这些人物处在社会边缘，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很少为主流社会所知的。我们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对他们却毫不了解。
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平时好像全力追求的就是钱，不管风天雨天，天一亮，三轮工人的老婆就把丈夫赶出家门去挣钱；倒“老票”的晚上睡在街头，一睁开眼睛就大谈永远不能实现的“一、两亿的买卖”；八十多岁的老茶房，年轻时靠玩牌当老千挣钱，当作者问他一生有什么后悔的事儿时，他第一个想起的不该把当老千骗钱的“技巧”传授给他人……抬头庵中的人家每天没有不谈钱、不为钱少而发愁感慨的。他们感受到靠出卖体力挣钱的艰难，特别羡慕那些靠知识(两臂有千斤养千口)挣钱的脑力劳动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改换门庭。
这些也许会使唱高调的人们鄙视或耻笑。四十多年前我到农村，也曾对农民为了争夺一个南瓜而互骂感到不解，住久了，了解到农民一年才吃320斤原粮和一个工分日值一两角钱的时候，就体会到了物质的困境对人精神的影响。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京，参与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卖“苦力”的越来越挣不到钱了。一位三轮车夫讲他们挣钱的艰难，“卖力气吃饭，那钱不是那么好挣的，不是到那里就有活，一等三个小时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咱在家里暖烘烘的，那不一样，我哪次回来这脚趾头不是被冻得红红的。夏天挨晒，晒得你晕头转向，冬天他妈的猴冷。”对贫穷的恐惧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根源于历史。许多人小时候家里就穷，“没钱”这个残酷的现实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们从小到大。三十年前，家里不能给孩子拿出两块五毛钱交学杂费，使他们在学校抬不起头。三轮车夫“眼镜”说：“我大脑也没毛病，就是没有钱，人家瞧不起你”。扔下书包跑陶然亭去玩，到了陶然亭公园连二分门票都出不起，只好钻围栏进去。现实与历史都让这里的人感受到没有什么比贫穷更可怕，没有什么比钱更值得追求的了。
然而，这不是说他们做人是毫无底线的，法律的惩罚是个底线，这里也有因为疯狂的攫取而被法律严惩的，但这毕竟是个别的，而且也受到这里居民的谴责。总的来说，这里“有小恶，无大恶”，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北京做人要安分的传统对他们还是有约束力的。“眼镜”就说：“人啊!老天让你挣多少钱，你就挣多少钱，你挣多了，就会出事。钱是命里带出来的”。“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老天在看着你呢。人啊，要多行善。”这些简单的宗教意识在老北京人中很普遍，所谓“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这既是在命运之前的无奈，也表现出人们的自我约束的意识。
这些话，读过老舍的人会感到很熟悉，这种意识在老舍作品中经常出现。可见新旧胡同之间还是有点继承性的。这里既有传承关系，也有文化本身的魅力。三轮车夫中的“文化人”在沉重生活压力下阅读和谈论老北京的传统几乎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享受，小有发达的“北京爷”贾勇沉醉于描写北京生活的文艺作品和与走红的艺人交往，都表现出一些底层民众在生活改善后对老北京传统的依恋。
五、少年旧事忆“城南”
铁林所采访这些地方也是我年轻时常常跑的地方，读《老北京话城南》引起我许多回想，它的即将消失也引起我许多惆怅。观音寺东口有个娱乐场所，名叫“紫竹林舞厅”，它的对面就是沂园澡堂。解放前，家道小康，我父亲属于爱玩的一族，常常到这里来。“紫竹林”虽然名日“舞厅”，我的印象中，没有男女相拥团团转场面，好像它以演出杂耍为主，与劝业场五楼的“新罗天”性质类似。所谓“杂耍”就是今天称的曲艺和部分杂技(变戏法、耍叉之类)。因为父亲在这里有点股份，我就常到此看演出。
常在紫竹林演出的是常连安挑班的“常家班”。常家班中最有名气的是小蘑菇(常宝垄，“抗美援朝”时牺牲)，非常有号召力。常家班不仅说相声，更以演小戏名噪一时。我对他们演的《打面缸》《一碗饭》《三不愿意》《傻柱子进京》还有印象。这些小戏，以滑稽为主，逗大家一乐。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故都北平的形势尤为严峻，大多老百姓处于极度不安之中，记得大人们互相打探消息时，常常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八”字，表示“八路”快来了。时局的不确定，更令人们也追求“乐子”，借感官刺激以为麻醉。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当”吧。记得我父亲出来玩，母亲便要他带上只有四五岁的我，而父亲往往先到沂园澡堂，把我往那里一放，嘱咐茶坊(澡堂子、旅店的服务员统称“茶坊”；饭馆的服务员叫跑堂的)几句，便匆匆而去。他出去玩去了，或打牌、或听戏，让我在澡堂子泡澡和玩，饿了，茶坊到饭馆叫些包子、饺子给我吃，父亲回来一并付钱。此时此事，一晃快六十年了，现在走到观音寺路过沂园澡堂和紫竹林旧址都不免要多看两眼，眼前便会浮起许多少年旧事。
小学时我常去天桥，因为那里什么都便宜，无论买东西还是娱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天桥特色基本消失，而大栅栏一带却从以前的高档消费区降格为像过去天桥一样的廉价消费区了。例如门框胡同的小吃像天桥的饮食摊点一样的便宜，门框胡同的同乐影院、大栅栏的大观楼(60年改为立体影院之前)、煤市街与粮食店之间的新中国影院都是乙级或丙级影院，演二轮或三轮影片，票价一角，有时优待学生仅五分。离“同乐”不远的前门小剧场(此地就是清代民国间的“广德楼”戏园)是北京曲艺团在那里献艺的地方。演曲剧是两三角钱一张票，白天曲艺演出，则是随来随进，十分钟二分钱。逛大栅栏累了到里面坐上一个小时才一角二分。前门小剧场还有个分店，那是在前门大街东面鲜鱼口里面的迎秋小剧场，演出形式价格与此相同。前门小剧场往东便是庆乐剧院，这里专演连台本戏，以布景、灯光、武打取胜，颇有些海派作风，只受青年人和不太懂戏的观众欢迎，北京人心目中的一流京剧演员是不会到这里演出的。庆乐的票价自然也是低廉的。我的印象中，这里最贵的票是八角(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几位红角同台的票价是五元)。五十年代李盛藻一度在此挑班，六十年代“天桥马连良”梁益鸣升格至庆乐(老北京演艺界以珠市口大街为界，在其北算是正常献艺，如果到了珠市口以南的天桥则被视为落魄，原本在天桥天乐小剧场红了的梁益鸣，升到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大栅栏，自然被视为升格)。用当时的话说，大栅栏也大众化了。
五六十年代，在上中学大学期间，我们这些没收入又爱玩的小青年还是爱往大栅栏一带跑的，旧时的许多电影都是在这里看的。如五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后久不演，我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乐”看的。我还常在前门小剧场听曲艺。那时老一辈相声演员还健在，高德明、佟大方、高凤山、汤瞎子等人还常常登台献艺。高德明的嗓子有些哑(常以吃炸酱面，先吃酱抓哏)，表情木然，冷面滑稽，佟大方一身洁白的纺绸裤褂永远那么飘逸潇洒……那时赵振铎、赵世忠是一对搭档，他们还都是小青年(现在均已作古)，赵振铎上台永远是衣履俨然、大背头倍儿亮，显得那么干净利落。六十年代初正是困难时期，文艺政策相对较为开放，许多传统的段子都可以上演，我知道的许多传统相声段子就是从那里听来的。老北京的魅力大约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