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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站在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索《藻海无边》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障碍，通过分析克里奥尔身份的女主人公身处白人与黑人的夹缝地带，既无法同黑人群体认同也无法与白人建立认同关系的身份困境，以及男主人公不完整的欧洲白人男性殖民者的认同障碍，旨在揭示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影响下，不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都存在着相似的身份认同障碍，都有着共同的心理异化和精神创伤。文章指出，简·里斯改写《藻海无边》的实践揭露了作为“主体”的殖民者不仅伤害了被视为“他者”的受殖者，自身也深受其害。这种“同构式压迫”造成的后果便是双方都陷入身份困境，两败俱伤。
关键词：《藻海无边》 身份认同 安托瓦内特 罗切斯特
引言
《藻海无边》是英国籍殖民地女作家简·里斯的代表作。出身于加勒比殖民地区的简·里斯年轻时读《简·爱》便被阁楼上的那个疯女人的身世所触动：“我想写一些她的生活”（Tiffin，331）。1965年，里斯在她漫长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出版了《藻海无边》。这部仅有一百余页的小说描写的便是《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的生活。作为殖民地作家，里斯意识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夏洛特·勃朗特塑造伯莎的影响，于是她将自己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爱恨情仇和对帝国主义殖民的深刻见解重现在这部《简·爱》“前传”中，试图“逆写帝国”（Ashcroft），摆脱殖民话语的潜在支配性，从而赋予伯莎·梅森一个新的身份——白种克里奥尔姑娘安托瓦内特。在这部小说中，里斯企图为安托瓦内特正名，让她发声，以此证明她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疯狂的半人半兽”，而是一个深受殖民话语和父权话语双重压迫、徘徊在白人与黑人群体边缘的“他者”。同时，里斯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自卑孤僻而又矛盾的欧洲男性殖民者的形象，即罗切斯特。不同于《简·爱》中的高大形象、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罗切斯特，生活在西印度海域殖民地的罗切斯特是一个欧洲文化身份和话语权都不完整的男性殖民者，在他剥夺安托瓦内特身份认同，摧毁她心灵慰藉的同时，自己也深受迫害，身体和精神上都饱受折磨。
本文以后殖民方法论为切入视角，深入分析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的身份认同障碍，旨在揭示两人身份困境的相通之处，即身处帝国主义殖民背景下，无论是殖民者/被殖民者、压迫者/受压者都摆脱不了身份认同的障碍，都逃脱不了心灵和精神的梦魇。
一、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首批定居在西印度群岛的欧洲人和土著非洲人的混血后裔，白种克里奥尔姑娘安托瓦内特·克斯威在这生她养她的故土上经历着双重身份认同的障碍，黑人的仇恨和白人的鄙视让她既无法得到黑人群体认同，又无法与白人群体相结合，因而无法取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下社会的弃儿。
小说开篇便呈现出安托瓦内特同黑人群体之间的认同障碍。由于殖民地解放奴隶法案的颁布，昔日的奴隶主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英国政府承诺的赔偿金也杳无音信，这更加剧了克里奥尔人的生活困境。于是，像克斯威家族这种除了贩卖奴隶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更是穷困潦倒，生活每况愈下（陈李萍，121）。奴隶制的废除和庄园经济的解体在西印度群岛上上演了新一轮的腥风血雨，以前受压迫的土著黑奴如今反过来成了施暴者，而欧洲白种人留下的后裔克里奥尔人却沦为受害者，成为斥骂嘲笑，甚至是实施暴力的对象。安托瓦内特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度过了她的童年生活。生活在这充满敌意和仇恨的黑人群体之中，安托瓦内特只能与母亲和身患疾病的弟弟相依为命。黑人称克里奥尔人为“白蟑螂”，认为“黑鬼比白皮黑鬼还要强”；他们嘲笑安托瓦内特一家身无分文，只有一间破败的、漏雨的房子；他們毒死了安托瓦内特母亲的马，恐吓他们滚出黑人的领地。安托瓦内特只能与母亲“困”在房子里，哪儿也走不出去。但是，一个同安托瓦内特同龄的黑人女孩蒂亚的出现让她恐慌的灵魂有了短暂的依附，她开始寄希望于黑人群体，同他们建立身份认同关系。两人曾经“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但是在安托瓦内特最无助的时候，伤害她最深的也是蒂亚。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屋子正在燃烧，烧得天空一片橙红色像晚霞，我知道今后再也见不到库利布里了，什么都不剩了……统统都没了。等一切都烧完后，什么也不剩了。”多年来黑人们积蓄的怒火和愤恨终于在那一天夜晚爆发出来，他们将克斯威老宅团团围住，企图放火烧死他们。就在这铺天盖地向安托瓦内特袭来的恨意中，她看见了蒂亚和她的母亲也站在人群当中，她仿佛抓住救命稻草般向她跑去，期待昔日的好姐妹能帮她一把，可等她跑近一看，“只见她手里有块带尖棱的石头，可我没看见她扔。我也没感觉到，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蒂亚的决绝让安托瓦内特意识到她是一个黑人群体的“他者”，绝无可能同他们融为一体建立认同关系。
除了蒂亚，土著黑人女奴克里斯托芬也是安托瓦内特想要获取黑人身份认同的一个依托。克里斯托芬是安托瓦内特的乳母，一直和安托瓦内特一家住在一起。她不仅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还在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对她撒手不管时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安慰开导安托瓦内特，给她讲睡前故事，唱土著歌曲，为她找来一个年纪相仿的朋友蒂亚。所以，安托瓦内特对克里斯托芬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在她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安托瓦内特选择向克里斯托芬倾诉并寻求帮助；克里斯托芬的家是她除了格兰布瓦小岛外唯一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即使是在梦境中遇到危险时，安托瓦内特也是下意识地喊出“救命，克里斯托芬，救命啊”，可见她在安托瓦内特心中的重要性。安托瓦内特对克里斯托芬是尊重和敬爱的，因而不自觉地想在她身上寻找身份认同。但可悲的是，作为一个黑人，克里斯托芬根本不可能“被一部在欧洲小说传统中重写英国经典文本、有利于白种克里奥尔人而不是土著人的小说所容纳”（Spivak，236）。因此，当小说还远未到结束时，克里斯托芬就被逐出了故事，安托瓦内特将获取身份认同寄托在她身上，以此希望与黑人群体建立身份认同联系的希望便破灭了。安托瓦内特试图在黑人身上寻找身份认同的行动随着克里斯托芬的消失和被蒂亚用石头无情地击碎了（陈李萍，121）。 同白人建立认同关系的失败更加深了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障碍。在与欧洲白人男性罗切斯特结婚后，安托瓦内特试图在他身上寻找身份认同，然而她注定无法同生活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与欧洲男权话语建构下的罗切斯特构建认同关系（陈李萍，122）。
首先，安托瓦内特从小“耳濡目染”的克里奥尔的种族身份烙印让她无法与罗切斯特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统一。一开始同意嫁给罗切斯特的时候安托瓦内特便焦虑不安，反复问他：“你能给我安宁吗？”从小饱受的双重种族偏见让她不敢也不能轻易相信白人，“白皮黑鬼”的标签已经内化成她内心的意识。自小生活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安托瓦内特与受欧洲正统白人教育的罗切斯特在思想意识层面上有着根本差异，尤其体现在对殖民体制和种族话语权的态度上。这一点从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关于伦敦的对话中便可看出：“伦敦这个地方像个冰冷而黑暗的梦，我要醒过来。”“得了吧，依我看来，你那美丽的小岛十足是假的，像个梦呢”“可是河、山、海洋，怎会是假的呢？”“那么几百万人以及他们的房屋和街道，又怎会是假的呢？”由此可看出，从小便受到殖民制度残害的安托瓦内特对待殖民体系核心、欧洲中心英国伦敦的看法明显带有“种族偏见”，而她眼中美丽的小岛在白人殖民者罗切斯特看来却是一文不值，毫无意义，两人丝毫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和价值观。小时候被“教育”的“白蟑螂”“白皮黑鬼”的双重认知早已内化进安托瓦内特的思想，她拒绝接受任何人，尤其是白人丈夫罗切斯特对她思想的掌控，“她的看法已经定型了……对英国的观念，对欧洲观念……大概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观念吧”。安托瓦内特的意识形态早已被童年的悲惨遭遇所桎梏，这决定了她不可能在精神思想上同白人殖民者罗切斯特取得认同。
其次，安托瓦内特仅仅是罗切斯特这个宗主国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她于罗切斯特而言只是欲望宣泄的工具，正如文中罗切斯特的独白：“我并不爱她。我渴望得到她，可那并不是爱。我对她没有几分温情，她在我心中就是个陌生人，是个思想感情方式跟我那套方式不同的陌生人。”不仅如此，安托瓦内特还被罗切斯特强制地安上一个英国名字——伯莎。“伯莎不是我的名字，你是想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安托瓦内特意识到丈夫想剥掉她克里奥尔人身份的外衣，这一举动割裂了安托瓦内特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自我”，加上后来发现罗切斯特与仆人阿梅利亚的私情，她变得精神恍惚，终日混混噩噩，“她的头发蓬乱，毫无光泽，披散到眼睛里，眼睛红肿，直愣愣盯着，脸孔通红，看上去像浮肿。她光着脚。她说起话来嗓门低沉，几乎听不见”。让安托瓦内特绝望的不是丈夫与女仆的私通，而是罗切斯特无情地玷污了她赖以生存和维持身份的希望——生她养她的故土，她向罗切斯特哭诉到“不是那姑娘的事，不是那姑娘。是我本来热爱这地方，你却把这地方搞成我痛恨的地方。我过去总以为就算我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全都消失了，我总还有这个地方，如今也给你毁了。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令我痛苦的地方罢了”。至此，安托瓦内特将取得身份认同的希望寄托在白人罗切斯特的身上彻底幻灭了，同罗切斯特一次次的精神沟通障碍加上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身份的蓄意改造和破坏，最终导致这个克里奥尔姑娘的精神全面崩溃，也宣告了她试图同白人建立认同关系的失败。
“他们（指黑人）把我们这些人统统叫做白蟑螂。可我又听说英国女人把我们叫做白皮黑鬼。所以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安托瓦内特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中苟活，“求之不得，退之不能”，既无法同白人认同也无法同黑人认同，她无法获得身份的归属，两难困境之中被逼入绝境，最终迷了心智，癫狂至死。
二、罗切斯特的身份认同障碍
在《藻海无边》这部小说中，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害的不仅仅是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男主人公白人男性殖民者罗切斯特也是其受害者。虽然罗切斯特本是白人宗主国的一员，但在“同构式压迫”下，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同样的身份认同障碍的威胁——白人男性殖民者身份的残缺和不完整，因而罗切斯特只能用白人殖民者的面具和话语来伪装自己。罗切斯特在西印度群岛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先是殖民者身份的不完整及残缺，到表面上日益完善，但无实质、无内核，再到被割裂、被挑战，最后发展成为不惜一切代价，极度渴求身份完整，建构“自我”的心理过程。
首先，一开始罗切斯特作为一名宗主国的男性殖民者的身份就是破裂的。简·里斯曾明确指出“罗切斯特是父系社会限制财产继承权的牺牲品”（Spivak， 669）。作为家中次子的罗切斯特一离开大学就被父亲遣往牙买加，被迫与女继承人安托瓦内特成婚，从而获取三万英镑的遗产，以免沦为穷人。家庭地位低劣的罗切斯特对父亲与哥哥言听计从，从不反抗，毫无男性尊严，从他给父亲写的书信中便可以看出：“我再也不会给你丢脸，或给你偏爱的儿子、我的好哥哥丢脸了。再也不写信向你讨钱，再也不低声下气向你求援了，也不会做出一个小儿子那种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了。”由此可推断，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罗切斯特是自卑的、羞愧的，且没有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意识。但自他踏上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那一刻起，他的身份意识便悄然改变着。这个曾是英国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岛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陌生，与他在欧洲大陆的所见所闻截然不同，他以绝对的欧洲中心标准来衡量这片土地，对他来说，这里不仅“物非”：“这里的一切都太过分了，蓝的太蓝，紫的太紫，绿的太绿。花太红，大山太高，小山太近……这里是荒凉的地方，不但荒凉，而且险恶。”“人也非”：“这个女人（安托瓦內特）是个陌生人，她那副求告的神情叫我看了就恼火。”在这片殖民地上罗切斯特骨子里的白人男性殖民者的优越感被唤醒，这里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文化意识和地域风貌，甚至是自己的新婚妻子对他而言都是低下劣等的，所以对白人殖民者身份的强烈认同让他开始慢慢适应扮演真正的白人殖民者的角色，并得心应手，“我扮演大家期望我扮演的角色……我总是听着自己的说话声，而感到惊讶的是这声音竟如此沉着、得体……我的表演一定是完美无缺”。此时，罗切斯特开始与欧洲大陆殖民者建立身份共识，虽然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伪装上，罗切斯特的对白人殖民者身份已经有了较强的意识并逐渐增强。然而，当罗切斯特收到自称是安托瓦内特同父异母的哥哥丹尼尔的来信，被告知他的妻子有家族神经病史时，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不仅被自己的妻子骗了，还被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欺骗了，于是开始怀疑之前所认为是“事实”的事情，不禁发问：“怎样才能发现真相啊，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结果，谁也不会告诉我真相，我父亲不会，理查·梅森也不会，我娶得那个姑娘当然更不会了。”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所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竟是建立在最亲近的人的谎言上，再加上丹尼尔故意暗示安托瓦内特婚前与表兄桑迪有私情，本就对加勒比文化疏离厌恶的罗切斯特认为自己被愚弄之后更加痛恨这片殖民地的一切，也更痛恨安托瓦内特，“我痛恨峰峦、山丘、江河、雨天，我痛恨这个地方……我对这些人腻烦了，我讨厌他们的笑声和泪痕，他们的奉承和猜忌、自负和欺骗。我尤其痛恨她”。这使得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白人男性殖民者的身份动摇了，拥有男权绝对话语权的优越感一下子破灭了，他没日没夜地在小树林里晃荡，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个自卑的穷小子。 自我身份破碎的罗切斯特极度渴望获得完整的自己白人男性殖民者的身份认同，于是对安托瓦内特实施“心理暴力”（陈李萍，124），似乎只有割裂这个克里奥尔女人的身份才能确保自己作为白人殖民者的完整身份。除了强制安给安托瓦内特一个英国名字“伯莎”外，罗切斯特还剥夺了她“照镜子”的权利。镜子这个意象在文中出现多次，是安托瓦内特获得身份证明的依托，她只有通过不断照镜子才可以明确自己的身份。可就在被囚禁的桑菲尔德府，罗切斯特一面镜子也没留给她，摧毁了安托瓦内特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方式，“这里没有镜子，我不知道现在自己成了什么模样……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拿走了，我在这地方干什么，我是谁啊？”剥夺了安托瓦内特照镜子的权利就等于剥夺了她认知自己身份的能力，没了镜子，她就不能确定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谁，这就意味着将她推向疯癫的深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如此痛恶还是要将她带到英国来，困在身边，因为只有在囚禁、打压安托瓦内特，对她拥有绝对话语权和控制权的时候才能够体现他作为白人男性殖民者的权威与价值，才能够给他不完整的身份认同以精神上的慰藉。但可悲的是，即使把安托瓦内特锁在身边，罗切斯特最终不仅没能获得完整的身份认同，反而沦为帝国殖民主义暴力的受害者之一，深受“同构式压迫”的迫害，“阿希兹·南迪将‘同构式压迫’描述为压制关系中主人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体验着的异化和心理损害”（陈李萍，124）。作为白人殖民者的罗切斯特对克里奥尔白种姑娘安托瓦内特实施变相的殖民迫害，即身份割裂，但自己也深受其害，无法完全获取完整的身份认同，一辈子都活在安托瓦内特的创伤与阴影中。
结语
在《藻海无边》这部小说中，简·里斯力求摆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疯女人”如何在社会夹缝中求认同求生存而不得最后丧失理智，癫狂至死的悲惨一生；也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断追求完整的身份认知却不得的自卑、羞愧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同时提出他也需要读者的同情和理解。作为殖民者，罗切斯特同受殖者安托瓦内特一样都存在着身份认知障碍，都承受着身心创伤，都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受害者。分析至此我们会得出结论，“同构式压迫”危害的必定是殖民者与受殖者双方，而身份认知的障碍则是其导致的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没有人能安全逃脱这种精神困境，都终将沦为帝国主义殖民迫害下的亡魂。
参考文献：
[1]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2] Nandy， Ashis.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Oxford UP， 1983.
[3] Rhys， Jean. Wild Sargasso Se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4] Spivak， Gayatri.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2（1985）： 243-61.
[5] Tiffin， Helen. Mirror and Mask： Colonial Motifs in the Novels of Jean Rhys.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17.1（1978）： 328-41.
[6] 張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7] [英]简·里斯.藻海无边[M].陈良廷，刘文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8] 陈李萍.白皮肤、白面具——《藻海无边》中的身份认同障碍[J].当代外国文学，2013（2）：119-125.
[9]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M].选自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藻海无边》 身份认同 安托瓦内特 罗切斯特
引言
《藻海无边》是英国籍殖民地女作家简·里斯的代表作。出身于加勒比殖民地区的简·里斯年轻时读《简·爱》便被阁楼上的那个疯女人的身世所触动：“我想写一些她的生活”（Tiffin，331）。1965年，里斯在她漫长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出版了《藻海无边》。这部仅有一百余页的小说描写的便是《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的生活。作为殖民地作家，里斯意识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夏洛特·勃朗特塑造伯莎的影响，于是她将自己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爱恨情仇和对帝国主义殖民的深刻见解重现在这部《简·爱》“前传”中，试图“逆写帝国”（Ashcroft），摆脱殖民话语的潜在支配性，从而赋予伯莎·梅森一个新的身份——白种克里奥尔姑娘安托瓦内特。在这部小说中，里斯企图为安托瓦内特正名，让她发声，以此证明她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疯狂的半人半兽”，而是一个深受殖民话语和父权话语双重压迫、徘徊在白人与黑人群体边缘的“他者”。同时，里斯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自卑孤僻而又矛盾的欧洲男性殖民者的形象，即罗切斯特。不同于《简·爱》中的高大形象、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罗切斯特，生活在西印度海域殖民地的罗切斯特是一个欧洲文化身份和话语权都不完整的男性殖民者，在他剥夺安托瓦内特身份认同，摧毁她心灵慰藉的同时，自己也深受迫害，身体和精神上都饱受折磨。
本文以后殖民方法论为切入视角，深入分析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的身份认同障碍，旨在揭示两人身份困境的相通之处，即身处帝国主义殖民背景下，无论是殖民者/被殖民者、压迫者/受压者都摆脱不了身份认同的障碍，都逃脱不了心灵和精神的梦魇。
一、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首批定居在西印度群岛的欧洲人和土著非洲人的混血后裔，白种克里奥尔姑娘安托瓦内特·克斯威在这生她养她的故土上经历着双重身份认同的障碍，黑人的仇恨和白人的鄙视让她既无法得到黑人群体认同，又无法与白人群体相结合，因而无法取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下社会的弃儿。
小说开篇便呈现出安托瓦内特同黑人群体之间的认同障碍。由于殖民地解放奴隶法案的颁布，昔日的奴隶主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英国政府承诺的赔偿金也杳无音信，这更加剧了克里奥尔人的生活困境。于是，像克斯威家族这种除了贩卖奴隶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更是穷困潦倒，生活每况愈下（陈李萍，121）。奴隶制的废除和庄园经济的解体在西印度群岛上上演了新一轮的腥风血雨，以前受压迫的土著黑奴如今反过来成了施暴者，而欧洲白种人留下的后裔克里奥尔人却沦为受害者，成为斥骂嘲笑，甚至是实施暴力的对象。安托瓦内特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度过了她的童年生活。生活在这充满敌意和仇恨的黑人群体之中，安托瓦内特只能与母亲和身患疾病的弟弟相依为命。黑人称克里奥尔人为“白蟑螂”，认为“黑鬼比白皮黑鬼还要强”；他们嘲笑安托瓦内特一家身无分文，只有一间破败的、漏雨的房子；他們毒死了安托瓦内特母亲的马，恐吓他们滚出黑人的领地。安托瓦内特只能与母亲“困”在房子里，哪儿也走不出去。但是，一个同安托瓦内特同龄的黑人女孩蒂亚的出现让她恐慌的灵魂有了短暂的依附，她开始寄希望于黑人群体，同他们建立身份认同关系。两人曾经“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但是在安托瓦内特最无助的时候，伤害她最深的也是蒂亚。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屋子正在燃烧，烧得天空一片橙红色像晚霞，我知道今后再也见不到库利布里了，什么都不剩了……统统都没了。等一切都烧完后，什么也不剩了。”多年来黑人们积蓄的怒火和愤恨终于在那一天夜晚爆发出来，他们将克斯威老宅团团围住，企图放火烧死他们。就在这铺天盖地向安托瓦内特袭来的恨意中，她看见了蒂亚和她的母亲也站在人群当中，她仿佛抓住救命稻草般向她跑去，期待昔日的好姐妹能帮她一把，可等她跑近一看，“只见她手里有块带尖棱的石头，可我没看见她扔。我也没感觉到，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蒂亚的决绝让安托瓦内特意识到她是一个黑人群体的“他者”，绝无可能同他们融为一体建立认同关系。
除了蒂亚，土著黑人女奴克里斯托芬也是安托瓦内特想要获取黑人身份认同的一个依托。克里斯托芬是安托瓦内特的乳母，一直和安托瓦内特一家住在一起。她不仅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还在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对她撒手不管时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安慰开导安托瓦内特，给她讲睡前故事，唱土著歌曲，为她找来一个年纪相仿的朋友蒂亚。所以，安托瓦内特对克里斯托芬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在她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安托瓦内特选择向克里斯托芬倾诉并寻求帮助；克里斯托芬的家是她除了格兰布瓦小岛外唯一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即使是在梦境中遇到危险时，安托瓦内特也是下意识地喊出“救命，克里斯托芬，救命啊”，可见她在安托瓦内特心中的重要性。安托瓦内特对克里斯托芬是尊重和敬爱的，因而不自觉地想在她身上寻找身份认同。但可悲的是，作为一个黑人，克里斯托芬根本不可能“被一部在欧洲小说传统中重写英国经典文本、有利于白种克里奥尔人而不是土著人的小说所容纳”（Spivak，236）。因此，当小说还远未到结束时，克里斯托芬就被逐出了故事，安托瓦内特将获取身份认同寄托在她身上，以此希望与黑人群体建立身份认同联系的希望便破灭了。安托瓦内特试图在黑人身上寻找身份认同的行动随着克里斯托芬的消失和被蒂亚用石头无情地击碎了（陈李萍，121）。 同白人建立认同关系的失败更加深了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障碍。在与欧洲白人男性罗切斯特结婚后，安托瓦内特试图在他身上寻找身份认同，然而她注定无法同生活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与欧洲男权话语建构下的罗切斯特构建认同关系（陈李萍，122）。
首先，安托瓦内特从小“耳濡目染”的克里奥尔的种族身份烙印让她无法与罗切斯特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统一。一开始同意嫁给罗切斯特的时候安托瓦内特便焦虑不安，反复问他：“你能给我安宁吗？”从小饱受的双重种族偏见让她不敢也不能轻易相信白人，“白皮黑鬼”的标签已经内化成她内心的意识。自小生活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安托瓦内特与受欧洲正统白人教育的罗切斯特在思想意识层面上有着根本差异，尤其体现在对殖民体制和种族话语权的态度上。这一点从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关于伦敦的对话中便可看出：“伦敦这个地方像个冰冷而黑暗的梦，我要醒过来。”“得了吧，依我看来，你那美丽的小岛十足是假的，像个梦呢”“可是河、山、海洋，怎会是假的呢？”“那么几百万人以及他们的房屋和街道，又怎会是假的呢？”由此可看出，从小便受到殖民制度残害的安托瓦内特对待殖民体系核心、欧洲中心英国伦敦的看法明显带有“种族偏见”，而她眼中美丽的小岛在白人殖民者罗切斯特看来却是一文不值，毫无意义，两人丝毫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和价值观。小时候被“教育”的“白蟑螂”“白皮黑鬼”的双重认知早已内化进安托瓦内特的思想，她拒绝接受任何人，尤其是白人丈夫罗切斯特对她思想的掌控，“她的看法已经定型了……对英国的观念，对欧洲观念……大概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观念吧”。安托瓦内特的意识形态早已被童年的悲惨遭遇所桎梏，这决定了她不可能在精神思想上同白人殖民者罗切斯特取得认同。
其次，安托瓦内特仅仅是罗切斯特这个宗主国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她于罗切斯特而言只是欲望宣泄的工具，正如文中罗切斯特的独白：“我并不爱她。我渴望得到她，可那并不是爱。我对她没有几分温情，她在我心中就是个陌生人，是个思想感情方式跟我那套方式不同的陌生人。”不仅如此，安托瓦内特还被罗切斯特强制地安上一个英国名字——伯莎。“伯莎不是我的名字，你是想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安托瓦内特意识到丈夫想剥掉她克里奥尔人身份的外衣，这一举动割裂了安托瓦内特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自我”，加上后来发现罗切斯特与仆人阿梅利亚的私情，她变得精神恍惚，终日混混噩噩，“她的头发蓬乱，毫无光泽，披散到眼睛里，眼睛红肿，直愣愣盯着，脸孔通红，看上去像浮肿。她光着脚。她说起话来嗓门低沉，几乎听不见”。让安托瓦内特绝望的不是丈夫与女仆的私通，而是罗切斯特无情地玷污了她赖以生存和维持身份的希望——生她养她的故土，她向罗切斯特哭诉到“不是那姑娘的事，不是那姑娘。是我本来热爱这地方，你却把这地方搞成我痛恨的地方。我过去总以为就算我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全都消失了，我总还有这个地方，如今也给你毁了。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令我痛苦的地方罢了”。至此，安托瓦内特将取得身份认同的希望寄托在白人罗切斯特的身上彻底幻灭了，同罗切斯特一次次的精神沟通障碍加上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身份的蓄意改造和破坏，最终导致这个克里奥尔姑娘的精神全面崩溃，也宣告了她试图同白人建立认同关系的失败。
“他们（指黑人）把我们这些人统统叫做白蟑螂。可我又听说英国女人把我们叫做白皮黑鬼。所以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安托瓦内特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中苟活，“求之不得，退之不能”，既无法同白人认同也无法同黑人认同，她无法获得身份的归属，两难困境之中被逼入绝境，最终迷了心智，癫狂至死。
二、罗切斯特的身份认同障碍
在《藻海无边》这部小说中，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害的不仅仅是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男主人公白人男性殖民者罗切斯特也是其受害者。虽然罗切斯特本是白人宗主国的一员，但在“同构式压迫”下，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同样的身份认同障碍的威胁——白人男性殖民者身份的残缺和不完整，因而罗切斯特只能用白人殖民者的面具和话语来伪装自己。罗切斯特在西印度群岛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先是殖民者身份的不完整及残缺，到表面上日益完善，但无实质、无内核，再到被割裂、被挑战，最后发展成为不惜一切代价，极度渴求身份完整，建构“自我”的心理过程。
首先，一开始罗切斯特作为一名宗主国的男性殖民者的身份就是破裂的。简·里斯曾明确指出“罗切斯特是父系社会限制财产继承权的牺牲品”（Spivak， 669）。作为家中次子的罗切斯特一离开大学就被父亲遣往牙买加，被迫与女继承人安托瓦内特成婚，从而获取三万英镑的遗产，以免沦为穷人。家庭地位低劣的罗切斯特对父亲与哥哥言听计从，从不反抗，毫无男性尊严，从他给父亲写的书信中便可以看出：“我再也不会给你丢脸，或给你偏爱的儿子、我的好哥哥丢脸了。再也不写信向你讨钱，再也不低声下气向你求援了，也不会做出一个小儿子那种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了。”由此可推断，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罗切斯特是自卑的、羞愧的，且没有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意识。但自他踏上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那一刻起，他的身份意识便悄然改变着。这个曾是英国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岛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陌生，与他在欧洲大陆的所见所闻截然不同，他以绝对的欧洲中心标准来衡量这片土地，对他来说，这里不仅“物非”：“这里的一切都太过分了，蓝的太蓝，紫的太紫，绿的太绿。花太红，大山太高，小山太近……这里是荒凉的地方，不但荒凉，而且险恶。”“人也非”：“这个女人（安托瓦內特）是个陌生人，她那副求告的神情叫我看了就恼火。”在这片殖民地上罗切斯特骨子里的白人男性殖民者的优越感被唤醒，这里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文化意识和地域风貌，甚至是自己的新婚妻子对他而言都是低下劣等的，所以对白人殖民者身份的强烈认同让他开始慢慢适应扮演真正的白人殖民者的角色，并得心应手，“我扮演大家期望我扮演的角色……我总是听着自己的说话声，而感到惊讶的是这声音竟如此沉着、得体……我的表演一定是完美无缺”。此时，罗切斯特开始与欧洲大陆殖民者建立身份共识，虽然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伪装上，罗切斯特的对白人殖民者身份已经有了较强的意识并逐渐增强。然而，当罗切斯特收到自称是安托瓦内特同父异母的哥哥丹尼尔的来信，被告知他的妻子有家族神经病史时，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不仅被自己的妻子骗了，还被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欺骗了，于是开始怀疑之前所认为是“事实”的事情，不禁发问：“怎样才能发现真相啊，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结果，谁也不会告诉我真相，我父亲不会，理查·梅森也不会，我娶得那个姑娘当然更不会了。”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所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竟是建立在最亲近的人的谎言上，再加上丹尼尔故意暗示安托瓦内特婚前与表兄桑迪有私情，本就对加勒比文化疏离厌恶的罗切斯特认为自己被愚弄之后更加痛恨这片殖民地的一切，也更痛恨安托瓦内特，“我痛恨峰峦、山丘、江河、雨天，我痛恨这个地方……我对这些人腻烦了，我讨厌他们的笑声和泪痕，他们的奉承和猜忌、自负和欺骗。我尤其痛恨她”。这使得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白人男性殖民者的身份动摇了，拥有男权绝对话语权的优越感一下子破灭了，他没日没夜地在小树林里晃荡，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个自卑的穷小子。 自我身份破碎的罗切斯特极度渴望获得完整的自己白人男性殖民者的身份认同，于是对安托瓦内特实施“心理暴力”（陈李萍，124），似乎只有割裂这个克里奥尔女人的身份才能确保自己作为白人殖民者的完整身份。除了强制安给安托瓦内特一个英国名字“伯莎”外，罗切斯特还剥夺了她“照镜子”的权利。镜子这个意象在文中出现多次，是安托瓦内特获得身份证明的依托，她只有通过不断照镜子才可以明确自己的身份。可就在被囚禁的桑菲尔德府，罗切斯特一面镜子也没留给她，摧毁了安托瓦内特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方式，“这里没有镜子，我不知道现在自己成了什么模样……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拿走了，我在这地方干什么，我是谁啊？”剥夺了安托瓦内特照镜子的权利就等于剥夺了她认知自己身份的能力，没了镜子，她就不能确定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谁，这就意味着将她推向疯癫的深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如此痛恶还是要将她带到英国来，困在身边，因为只有在囚禁、打压安托瓦内特，对她拥有绝对话语权和控制权的时候才能够体现他作为白人男性殖民者的权威与价值，才能够给他不完整的身份认同以精神上的慰藉。但可悲的是，即使把安托瓦内特锁在身边，罗切斯特最终不仅没能获得完整的身份认同，反而沦为帝国殖民主义暴力的受害者之一，深受“同构式压迫”的迫害，“阿希兹·南迪将‘同构式压迫’描述为压制关系中主人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体验着的异化和心理损害”（陈李萍，124）。作为白人殖民者的罗切斯特对克里奥尔白种姑娘安托瓦内特实施变相的殖民迫害，即身份割裂，但自己也深受其害，无法完全获取完整的身份认同，一辈子都活在安托瓦内特的创伤与阴影中。
结语
在《藻海无边》这部小说中，简·里斯力求摆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疯女人”如何在社会夹缝中求认同求生存而不得最后丧失理智，癫狂至死的悲惨一生；也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断追求完整的身份认知却不得的自卑、羞愧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同时提出他也需要读者的同情和理解。作为殖民者，罗切斯特同受殖者安托瓦内特一样都存在着身份认知障碍，都承受着身心创伤，都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受害者。分析至此我们会得出结论，“同构式压迫”危害的必定是殖民者与受殖者双方，而身份认知的障碍则是其导致的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没有人能安全逃脱这种精神困境，都终将沦为帝国主义殖民迫害下的亡魂。
参考文献：
[1]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2] Nandy， Ashis.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Oxford UP， 1983.
[3] Rhys， Jean. Wild Sargasso Se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4] Spivak， Gayatri.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2（1985）： 243-61.
[5] Tiffin， Helen. Mirror and Mask： Colonial Motifs in the Novels of Jean Rhys.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17.1（1978）： 328-41.
[6] 張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7] [英]简·里斯.藻海无边[M].陈良廷，刘文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8] 陈李萍.白皮肤、白面具——《藻海无边》中的身份认同障碍[J].当代外国文学，2013（2）：119-125.
[9] [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M].选自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