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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自己的村庄
古老的村庄木竹坝村位于深处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在北京西南900英里（约含1448公里）处。村庄在一座陡峭的山上，那里树木茂盛，俯瞰着一个险峻的山谷。在谷底的小溪旁，有稀稀拉拉的几英亩平地，直到最近，才被分做花园大小的耕地，种植稻米、玉米和蔬菜。
村民们是靠种地糊口的庄稼人。除了最年幼的孩子，所有人都从早劳作到晚，他们种植、除草、手工浇水，并收割稻米、玉米和蔬菜来养活自己。在山谷弯曲上升的地方，他们也建造了并维护着三英尺（约合0.91米）宽的梯田。梯田的上方是高耸入云、覆盖着森林的山峰。
曹渭平现在39岁，她在村里读小学一二年级时认了一些字。但是，三年级以上就得去山谷另一端的一个大村子上学，要走七英里的路，于是曹渭平在三年级就辍学了。曹渭平的丈夫吴业兵现年43岁，他在山的另一边一个同样贫困的村子里长大，完全没有上过学。
他们很早就结婚了，他们的女儿吴曹英出生时，曹渭平才刚满20岁。吴曹英蹒跚学步时，他们开始担心，如果以后女儿每天也得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的话，难免会辍学。所以，就像过去20年里几亿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决定离开老家和亲戚。
曹渭平说：“村里所有父母都想让孩子上大学，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吴曹英读中学时，对于木竹坝山区清澈空气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她的家搬到了陕北平原上的采煤镇罕井，在他们老家东北方近300英里处。
父母和女儿错位的梦想
在罕井镇，吴业兵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下到煤井里去，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令人窒息的烟尘之中，他费力地端起电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供女儿上学。
在苹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园里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挣12美元，工作是把树上的约3000个新鲜苹果逐个包裹在塑料袋里，使它们免受昆虫危害。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她兼职做商店店员，每天挣几美元，全部都用于他们女儿的教育费用。
吴业兵和曹渭平在将近20年里，都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约含19平方米）的拥挤而漏风的房子里，从未拥有过一辆车，从不度假，也从未见过大海。为了节省公交车费和送礼钱，也为吴业兵能够在煤矿里挣到额外的假日加班费，他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村庄过年。
多亏这些付出，他们19岁的女儿吴曹英现在成了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们父母在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却不敢保证付出能够有所回报。吴曹英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他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每次我女儿打电话回家，她都会说：‘我不想继续上学了’。”曹渭平说，“我会说：‘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照顾’。她就说：‘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愿去想所有这些责任’。”
吴曹英梦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许多毕业生都最终失业。“我想自己或许能开一家小公司。”她说，但她承认缺乏这方面的资金和经验。
家庭的教育负担
西方国家的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做出牺牲，存钱供他们念大学，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更好地生活。但很少有西方家庭的努力，可以与中国低收入父母为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相比。
对于中国的农村父母来说，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费6-15个月的劳动所得，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奖学金或其他政府财政补贴很不容易。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均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等同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开销相当于6个月的收入。此外，一个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学的美国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购买力比一个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的中国农村家庭要强。
压在中国父母身上的重担不仅仅是大学的开销，他们从开始就面对着送自己的孩子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费用。许多家长还聘请了家教，令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够高的分数。
然而，大学学位已经不能再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大学毕业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现在每年有800万学生从高等教育机构拿到学位。
像吴曹英这样的年轻人，在毕业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这将是一个问题。
吴曹英的中学生活
吴曹英以前上学的村里学校，教的几何和代数，比美国多数七年级学生学的都更难一些。她还在学习地理、历史和科学，但是英语是个问题。这门科目越来越重要，想要读稍微像样的大学，就得学好英语。
村里曾有一名英语老师。吴曹英从四年级开始学英语。但是后来老师离开了，所以她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无法学英语。到了初一，吴曹英又开始学英语了。但是她妈妈很担心，开始给孩子聘请代课教师充当英语家教。
曹渭平说，她相信这样就能帮助女儿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但是他们的财政牺牲才刚刚开始。
吴曹英上了高中，就去离家两英里的公办寄宿学校上学。中国许多高中都是寄宿学校，学费是每学期165美元，伙食费每星期8美元，书本、补课和考试都要额外收费。吴曹英和其他七个女孩子住在一间窄小的宿舍里，睡的是双层床。她比别人穿得好。她穿着一件蓝色修身外套，是过年时妈妈给的。
吴曹英每天早上5：30起床学习，7：30吃早餐，8：30到12：30、下午1：30到5：30、晚上7：30到10：30都在上课。学校偶尔放映电影作为娱乐。周六和周日的部分时间，她也要学习。但是她也参加了一个探望老人的志愿团体。在美国，这种社会工作可能有助于申请大学，在中国却不会，中国最重要的是全国高考。 吴业兵和妻子主要担忧的是女儿的学习表现，他们认为，女儿学得不够刻苦。“她喜欢和男孩子说话，尽管她没有男朋友。”曹渭平说。
在班里40个学生中，她女儿的成绩排名第16位，还算不错，不过在他们眼中仍然不够优秀。然而，当吴曹英周末回家时，夫妇俩对无法帮助女儿感到绝望。“我们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们不太知道她在学些什么。”曹渭平承认道。
农村青年和一流大学的距离
2011年，吴曹英迎来全国高考，她面临着极大的不利因素。
在中国，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支付的学费，一直比来自富裕城市家庭的同龄人要高得多。原因在于，没有几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高考中获得高分。所以，他们被排挤到了质量较差的学校，这些学校得到的政府补贴最少。
结果，高等教育正迅速丧失其作为中国社会平衡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个安全阀本可以让贫穷但有天分的年轻人有机会脱贫。
中国的一流四年制本科院校顶住了扩招的压力，所以现在大约有半数大学生就读于数量不断增多、但声望较低的三年制专科院校。这些专科院校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大学，不过，它们提供更加专业的职业培训，而较少提供一般知识课程，比如历史或文学。
专科院校附属于省级或地方政府，或者由民营企业经营，它们收取的学费最高可达一流本科院校的两倍。尽管专科院校收费高昂，但它们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的教学费用比本科院校要少得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补贴。
高考严重偏袒富裕的城市考生。集中分布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本科院校优先考虑当地的中学生，针对本地生的考分标准低于外地考生。农村学生必须获得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高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考核学生在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上的能力。像吴曹英所在的那种农村学校，连找到英语教师都不容易。
中国最富盛名的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去年夏天，研究人员不得不暂停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对撰文叙述家乡变化的学生提供二等座火车票。学生们开始拒绝写文章，因为他们对二等座不感兴趣，而更喜欢价格更高的新型高速列车车票。
对于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吴曹英来说，进入一流大学的挑战被证明实在太大了。
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吴曹英通过了高考，仅仅是勉强通过而已。满分750分，她得了300分，比大专线280分略高一点，远低于进入中国最好的四年制本科院校所需的600多分。就这样，她进入了陕西省会西安市的一所专科学校。
考试中拖她后腿的科目是英语。相比之下，她的语文等科目表现良好。她介绍说，罕井镇上的小学如今从幼儿园开始教英语，她表示，希望下一代在高考中表现更好。
吴曹英一直在尝试借助好成绩实现专升本，但迄今尚未成功。那所四年制本科院校与她的学校有关联，学费低25%。
而对专科学生提供的一些奖学金，发放标准主要基于学习成绩，而不是财务需要。最优秀的学生往往来自更富裕的家庭，因为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家庭更多的学业帮助。
像吴曹英这样的普通学生得负担全部费用，为此常常听到父母的抱怨。曹渭平说：“我跟女儿讲，要更努力地学习，这样就能减少学费了。”
吴曹英几乎花了所有时间来学习。她说自己还没有男友：“我的一些朋友有男友，然后时间全花在了吵架上，太麻烦了。”
对吴曹英及其家人而言，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是个大问题。她选择的专业是物流学，学习如何配送货物。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商场转向网上购物，该产业不断增长。但是，这个专业也是她所在学校最热门的专业，这可能意味着将来该领域的人才将供过于求，这令人警醒。
吴曹英了解这些不利因素。她说，去年春天从她所在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50%～60%的人还没找到工作”。
曹渭平已经在担心了，她不可能一辈子做苦力活，女儿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得确保我们老了之后她能照顾我。”曹渭平说，“一想到万一我们把这么多钱花在教育上，她还找不到工作时，我就头疼死了。”
古老的村庄木竹坝村位于深处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在北京西南900英里（约含1448公里）处。村庄在一座陡峭的山上，那里树木茂盛，俯瞰着一个险峻的山谷。在谷底的小溪旁，有稀稀拉拉的几英亩平地，直到最近，才被分做花园大小的耕地，种植稻米、玉米和蔬菜。
村民们是靠种地糊口的庄稼人。除了最年幼的孩子，所有人都从早劳作到晚，他们种植、除草、手工浇水，并收割稻米、玉米和蔬菜来养活自己。在山谷弯曲上升的地方，他们也建造了并维护着三英尺（约合0.91米）宽的梯田。梯田的上方是高耸入云、覆盖着森林的山峰。
曹渭平现在39岁，她在村里读小学一二年级时认了一些字。但是，三年级以上就得去山谷另一端的一个大村子上学，要走七英里的路，于是曹渭平在三年级就辍学了。曹渭平的丈夫吴业兵现年43岁，他在山的另一边一个同样贫困的村子里长大，完全没有上过学。
他们很早就结婚了，他们的女儿吴曹英出生时，曹渭平才刚满20岁。吴曹英蹒跚学步时，他们开始担心，如果以后女儿每天也得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的话，难免会辍学。所以，就像过去20年里几亿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决定离开老家和亲戚。
曹渭平说：“村里所有父母都想让孩子上大学，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吴曹英读中学时，对于木竹坝山区清澈空气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她的家搬到了陕北平原上的采煤镇罕井，在他们老家东北方近300英里处。
父母和女儿错位的梦想
在罕井镇，吴业兵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下到煤井里去，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令人窒息的烟尘之中，他费力地端起电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供女儿上学。
在苹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园里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挣12美元，工作是把树上的约3000个新鲜苹果逐个包裹在塑料袋里，使它们免受昆虫危害。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她兼职做商店店员，每天挣几美元，全部都用于他们女儿的教育费用。
吴业兵和曹渭平在将近20年里，都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约含19平方米）的拥挤而漏风的房子里，从未拥有过一辆车，从不度假，也从未见过大海。为了节省公交车费和送礼钱，也为吴业兵能够在煤矿里挣到额外的假日加班费，他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村庄过年。
多亏这些付出，他们19岁的女儿吴曹英现在成了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们父母在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却不敢保证付出能够有所回报。吴曹英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他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每次我女儿打电话回家，她都会说：‘我不想继续上学了’。”曹渭平说，“我会说：‘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照顾’。她就说：‘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愿去想所有这些责任’。”
吴曹英梦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许多毕业生都最终失业。“我想自己或许能开一家小公司。”她说，但她承认缺乏这方面的资金和经验。
家庭的教育负担
西方国家的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做出牺牲，存钱供他们念大学，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更好地生活。但很少有西方家庭的努力，可以与中国低收入父母为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相比。
对于中国的农村父母来说，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费6-15个月的劳动所得，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奖学金或其他政府财政补贴很不容易。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均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等同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开销相当于6个月的收入。此外，一个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学的美国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购买力比一个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的中国农村家庭要强。
压在中国父母身上的重担不仅仅是大学的开销，他们从开始就面对着送自己的孩子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费用。许多家长还聘请了家教，令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够高的分数。
然而，大学学位已经不能再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大学毕业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现在每年有800万学生从高等教育机构拿到学位。
像吴曹英这样的年轻人，在毕业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这将是一个问题。
吴曹英的中学生活
吴曹英以前上学的村里学校，教的几何和代数，比美国多数七年级学生学的都更难一些。她还在学习地理、历史和科学，但是英语是个问题。这门科目越来越重要，想要读稍微像样的大学，就得学好英语。
村里曾有一名英语老师。吴曹英从四年级开始学英语。但是后来老师离开了，所以她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无法学英语。到了初一，吴曹英又开始学英语了。但是她妈妈很担心，开始给孩子聘请代课教师充当英语家教。
曹渭平说，她相信这样就能帮助女儿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但是他们的财政牺牲才刚刚开始。
吴曹英上了高中，就去离家两英里的公办寄宿学校上学。中国许多高中都是寄宿学校，学费是每学期165美元，伙食费每星期8美元，书本、补课和考试都要额外收费。吴曹英和其他七个女孩子住在一间窄小的宿舍里，睡的是双层床。她比别人穿得好。她穿着一件蓝色修身外套，是过年时妈妈给的。
吴曹英每天早上5：30起床学习，7：30吃早餐，8：30到12：30、下午1：30到5：30、晚上7：30到10：30都在上课。学校偶尔放映电影作为娱乐。周六和周日的部分时间，她也要学习。但是她也参加了一个探望老人的志愿团体。在美国，这种社会工作可能有助于申请大学，在中国却不会，中国最重要的是全国高考。 吴业兵和妻子主要担忧的是女儿的学习表现，他们认为，女儿学得不够刻苦。“她喜欢和男孩子说话，尽管她没有男朋友。”曹渭平说。
在班里40个学生中，她女儿的成绩排名第16位，还算不错，不过在他们眼中仍然不够优秀。然而，当吴曹英周末回家时，夫妇俩对无法帮助女儿感到绝望。“我们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们不太知道她在学些什么。”曹渭平承认道。
农村青年和一流大学的距离
2011年，吴曹英迎来全国高考，她面临着极大的不利因素。
在中国，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支付的学费，一直比来自富裕城市家庭的同龄人要高得多。原因在于，没有几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高考中获得高分。所以，他们被排挤到了质量较差的学校，这些学校得到的政府补贴最少。
结果，高等教育正迅速丧失其作为中国社会平衡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个安全阀本可以让贫穷但有天分的年轻人有机会脱贫。
中国的一流四年制本科院校顶住了扩招的压力，所以现在大约有半数大学生就读于数量不断增多、但声望较低的三年制专科院校。这些专科院校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大学，不过，它们提供更加专业的职业培训，而较少提供一般知识课程，比如历史或文学。
专科院校附属于省级或地方政府，或者由民营企业经营，它们收取的学费最高可达一流本科院校的两倍。尽管专科院校收费高昂，但它们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的教学费用比本科院校要少得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补贴。
高考严重偏袒富裕的城市考生。集中分布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本科院校优先考虑当地的中学生，针对本地生的考分标准低于外地考生。农村学生必须获得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高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考核学生在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上的能力。像吴曹英所在的那种农村学校，连找到英语教师都不容易。
中国最富盛名的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去年夏天，研究人员不得不暂停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对撰文叙述家乡变化的学生提供二等座火车票。学生们开始拒绝写文章，因为他们对二等座不感兴趣，而更喜欢价格更高的新型高速列车车票。
对于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吴曹英来说，进入一流大学的挑战被证明实在太大了。
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吴曹英通过了高考，仅仅是勉强通过而已。满分750分，她得了300分，比大专线280分略高一点，远低于进入中国最好的四年制本科院校所需的600多分。就这样，她进入了陕西省会西安市的一所专科学校。
考试中拖她后腿的科目是英语。相比之下，她的语文等科目表现良好。她介绍说，罕井镇上的小学如今从幼儿园开始教英语，她表示，希望下一代在高考中表现更好。
吴曹英一直在尝试借助好成绩实现专升本，但迄今尚未成功。那所四年制本科院校与她的学校有关联，学费低25%。
而对专科学生提供的一些奖学金，发放标准主要基于学习成绩，而不是财务需要。最优秀的学生往往来自更富裕的家庭，因为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家庭更多的学业帮助。
像吴曹英这样的普通学生得负担全部费用，为此常常听到父母的抱怨。曹渭平说：“我跟女儿讲，要更努力地学习，这样就能减少学费了。”
吴曹英几乎花了所有时间来学习。她说自己还没有男友：“我的一些朋友有男友，然后时间全花在了吵架上，太麻烦了。”
对吴曹英及其家人而言，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是个大问题。她选择的专业是物流学，学习如何配送货物。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商场转向网上购物，该产业不断增长。但是，这个专业也是她所在学校最热门的专业，这可能意味着将来该领域的人才将供过于求，这令人警醒。
吴曹英了解这些不利因素。她说，去年春天从她所在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50%～60%的人还没找到工作”。
曹渭平已经在担心了，她不可能一辈子做苦力活，女儿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得确保我们老了之后她能照顾我。”曹渭平说，“一想到万一我们把这么多钱花在教育上，她还找不到工作时，我就头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