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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总结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4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未来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三是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四是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新型农村社区;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96-08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继新农村建设后又一个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举措。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强，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得到较大改观[1-2]，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和区域差距较大等问题[3-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上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不仅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无法享受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弥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块短板，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学者们开展了诸多研究。其中，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是两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一方面，通过发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深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律的认识，并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只有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进行识别，才能对其实际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从而为城乡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不少学者从这两个视角入手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过文献综述[5-7]，本文的特点在于：第一，聚焦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研究视角比较集中，以避免由于综述对象过于宽泛而导致停留在简单概括和笼统陈述的层次;第二，回顾的文献均是2010年以来发表的CSSCI期刊文献，时效性更强，反映了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第三，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等现实背景，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有助于推进该领域的科学研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自然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而观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另一方面，不同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情况参差不齐，甚至差距很大，客观上必然存在多种因素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观察角度
归纳起来，已有研究主要从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角度观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并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
1.供给水平。供给水平是从供给的项目数量、资金规模或者相对强度来刻画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属于最直接、也最常用的研究角度。有的学者从供给的公共产品项目数量进行测度，如姚升等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设为二分变量，即近五年来，在农村公路、农田水利、饮用水工程、农民技术培训、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环境治理、土地整理、合作医疗、文化娱乐设施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这10项公共产品中，若得到超过7项的公共产品投入，则认为该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高，取值为1;否则，认为该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低，取值为0[8]。有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绝对支出规模进行考察，如常敏以村集体各类公共品的投资量为因变量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9]。还有学者采用人均或者占比的相对强度指标进行衡量[10-11]。总的来说，采用供给水平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因变量的测度上具有难度较低、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但是，比较而言，采用供给的项目数量和绝对投资规模进行考量的效度和合理性不如相对强度指标，因为供给的项目数量只反映公共产品的覆盖面，这往往不足以区分各村庄尤其是同个地区的村庄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上的真正差距，而绝对投资规模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各村庄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以及村庄规模和资源禀赋等因素上的差异。
2.供给效率。供给水平的角度侧重于投入端的考量，供给效率的角度则兼顾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或者是农户对公共产品的利用率。论及效率评价方法，使用最为普遍的是DEA模型，但是该方法属于径向度量，具有时间滞后性，不能充分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松弛性。鉴于此，有学者采用了考虑松弛量对效率影响后的非径向模型，选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粮食播种面积、第一产业劳动力为投入变量，相应选取农业生产总值、粮食总产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产出变量，测算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3]。另有学者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评价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其中，使用公共产品项目的真实投资额代表项目成本，而项目的收益较难确定，往往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获得农户的支付意愿来测算项目的收益[12]。还有学者采用公共产品的利用情况来反映供给效率，具体衡量指标包括是否被使用、使用过的农户比重、被使用的总次数、被使用的累计时间等[13]。
3.供给模式。供给模式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同等的供给水平下，不同供给模式所产生的供给效果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所谓供给模式，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投入渠道及其具体生产的、具有典型性的较为固定的方式或方法的总称，它既包含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的提供方式，也包含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方式，是资金提供与产品生产方式的相互匹配形式[14]。邓蒙芝仅考虑资金的筹集，从该角度出发，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分为政府供给、村庄自我供给以及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三类，进而研究一村庄所采用供给模式的决定因素[4]。李燕凌则同时考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投入与生产方式，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市场化生产经营程度为标志，按照不同的政府投入强度（区分为强投入、适度投入和弱投入）与不同的市场化交易程度（高市场、适度市场和低市场）结合状况，构成9种供给模式[14]。 4.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使用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福祉，实现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个体效用最大化。因此，不少学者关注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价，通常采用满意度进行测量，认为只有农民认为有用、感到满意的公共产品供给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种类较多，亦因为同一种类公共产品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评价，因此学者们通常采用量表的形式，设置多方面的问题，待收集完农户的评价数据后，基于因子分析法计算形成综合性得分作为评价的结果[15-18]。
5.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由于各种原因，政府资金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内部自组织能力和农户的参与意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部分学者从农户参与意愿的角度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19-23]。学者们的调查数据普遍显示，大多数农户愿意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6.农户参与供给的方式。除了参与供给的意愿以外，农户参与供给的方式也是值得关注的视角，然而，很少有学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仅有的文献中，蔡起华等将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分为投资（出钱）和投劳（出力）两种。他们的调查发现，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样本农户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这其中多为拥有较高农业收入的农户，而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多选择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24]。
（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
为了发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多数学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多重自变量的探索性实证研究，主要使用自己组织调查的问卷数据。限于各种原因，这些调查数据基本上都是截面数据，样本容量多在1 000个以内，调查的区域范围有仅限于1个省的，也有跨省的;而使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公开调查数据和官方统计数据以及开展核心自变量的聚焦式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综合起来，学者们考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因素：
1.农民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等。从学者们的实证结果看，农民个体层面的部分因素的影响情况不太确定。例如，有的文献发现，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对供给满意度或公共品利用率有显著性影响[13，16];有的学者则指出，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民评价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或参与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显著[19，20，25]。
2.农户家庭层面的因素。学者们除了考虑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务农人数、家庭收入水平、是否参加合作组织等基本特征变量外，尤其关注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很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赖于村集体的自我组织，从理论上讲，一定村域内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和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形成的关系网络能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集体行动结合在一起，可有效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刘春霞，蔡起华等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均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23-24]。可见，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助于农村公共治理，在促进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即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F村村民自主修路成本与提升自主修路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认为，提高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乡村社会资本[26]。
3.村庄层面的因素。该层面的因素比较复杂，既包括村干部的特征变量，又包括反映村庄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治理机制等方面情况的变量，还包括政府对村一级的公共投入。学者们对其中的某些因素变量进行了研究，例如，常敏发现农村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投入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重要因素[9];姚升等研究发现，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处于平原地区的、区域面积越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越少的行政村，其公共产品供给越多[8];王海员等探讨了民主化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规范性选举并不能自动带来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增加，其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正向影响还依赖于村集体經济的发展水平，而竞争性选举对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10];孔卫拿等指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各种村庄组织对于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村两委互动模式中“一肩挑”的权力结构不利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提高[27];贾小虎等的实证结果表明，距县城距离、打工人数比、是否示范基地、政府公共投资和农户收入差异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有显著影响[18]。
4.村级以上区域层面的因素。有部分学者采用宏观统计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此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属于村级以上区域层面的变量。吴丹等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实证分析了31个省份的资源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影响程度[11];何平均等研究了1990-2010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是否基本建立农村公共财政框架、是否实施“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等变量显著影响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3]。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推动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应。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包括供给水平和供给模式）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其次是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业增长、农村贫困减少、农民生产投资等方面的影响。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刘生龙等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06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静态非平衡面板和动态非平衡面板模型证明了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有所差异;道路、电力、农田水利、农业气象、农业仓储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保障农业生产稳定，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农业收入[28]。此外，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可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29]。农村教育、农业科研投入、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农户在子女教育和技术采纳方面的支出，直接促进增收;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业知识和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外出务工的能力增强，也使农民增加了收入[30]。农村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直接减少农民的医疗费用，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而且可以减少因病返贫的数量，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29，31]。 除了影响机理不同以外，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增长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不同的。一些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类型入手，横向比较它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例如，齐振宏等采用 1992-2008年我国15个农业大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各类农村公共品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再次是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和农村社会救济资金;此外，他们还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别，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省份的部分农村公共品投入没有明显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29]。另有一些学者同样基于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医疗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而基础设施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小[30，32-33]。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随着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类型发生了改变，需求重心从道路、水电等硬公共产品转向教育、医疗等软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不仅因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影响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波动[34]。
此外，有学者从供给模式的角度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产生的农户收入效应。史耀波按照筹资渠道，将市场供给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划分为农户集资方式融资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农户税费方式融资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以及国家专项拨款、他人捐赠融资提供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利用陕西省40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只要是市场供给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无论是哪种筹资渠道，都能够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5]。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为降低农户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户收入创造条件[31]。林芳等着眼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的体制机制，发现村民自建相比于政府代建对促进农民增收有着更加明显的效应[36]。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收入和消费均是反映农户福利情况的重要方面，相比较而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提升更能反映出农户福利的增加和家庭生活的改善。因此从农户消费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也成为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总的来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拓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机理有所差别[37-38]。首先，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可以将其分为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或消费性）公共产品两大类，前者包括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防洪抗灾、农业科技改良、农业技术推广等，后者包括农村清洁饮用水、农村医疗和农村中小学教育、通讯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等。对于生产性公共产品，其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机理是，生产性公共产品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和促进农民增收，进而对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38-39]。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则显得比较复杂，既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林光华等从公共产品的价格出发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消费效应，从理论上讲，增加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会使其价格下降，而公共产品的价格下降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两种影响：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促使农村居民减少与之功能类似的非公共产品的消费，当居民需求量一定时，总体消费支出会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导致其购买更多的非公共产品，消费总量增加。前者體现了“替代效应”，后者体现了“收入效应”，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同时存在，降低农村公共产品价格的效应取决于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他们利用浙江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增加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并不能通过改变其价格直接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产生影响，但是可以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40]。吴卿昊等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将人力资本分为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教育资本投资在促进收入提高的同时，也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观念，带动了消费水平的上升，但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和乡镇一级的公共卫生支出因减少了农民在子女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开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41]。
有的学者开展了比较综合的研究，探讨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不同类型消费品的影响效应。张晓慧等采用偏相关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发现，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文教、娱乐等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食品、衣着等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消费产生引致效应，此外，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42]。但是，其研究方法仅是相关分析，并非严格的因果关系识别，实证结果缺乏可靠性。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其他经济效应
部分学者还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业增长、农村贫困减少、农民生产投资等方面的影响。张士云等运用1993-2007年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电力、公路和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对农业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43]。刘畅分析了农村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对“益贫式增长”（即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要求贫困人口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投资总体上与益贫增长率呈负向关系，但是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和农村教育对益贫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44]。尹文静等采用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1990-2007年山东省、安徽省和陕西省农村公共投资和农民生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生产投资的影响不仅因为不同地区市场因素、农户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对农民生产投资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而且这种影响关系随着时间变化产生波动，这一关系的跳跃性变化往往与国家重要政策的出台和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45]。 三、未来可拓展和深化的方向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加深了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为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加上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未来该领域的研究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化。
（一）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公共产品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将覆盖更多的公共产品项目，还将注重发挥实效，提升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全新的背景，相关研究刚刚启动，关于新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定位、模式等基本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并作出回应。基于理论、国际、历史、现实、政策等视域，阐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乡村振兴的支撑功能，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理清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演进逻辑，辨析现实约束，开展政策思考，均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主题。此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乡村价值的提升，如何准确把握好为乡村注入什么和保留什么之间的平衡，如何规避热衷于房屋、道路和设施建设而轻视社区治理、文明乡风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可能出现的倾向，都需要学者给予关注。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根本途径。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视为一个整体，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使各种要素实现平等的、双向的流动，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已有文献在研究中并没有“跳出农村看农村”，今后应注重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开展研究。首先，全面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的现状，并实证研究影响同一地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的主要因素;其次，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应时，可考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数等结果变量，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否真的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最后，一个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程度作为环境因素，可能在某些因素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
（二）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
已有文献几乎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整体或者是同种类型来研究其公共產品供给问题，而没有区分不同的农村社区类型。新型农村社区是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和现代城市社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包括本身具有城镇化的特点或者说是城镇化产物的城郊村、城中村、镇中村、中心村等，以及以集中居住为目的、有明晰的社区边界、居民主要为当地村民、集中提供社区服务、住房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由政府或居民集体主导建成的移民新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旨在农村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让农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换言之，公共产品供给是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要重点解决好的重要对象。然而，目前专门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文献比较匮乏，新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状况如何，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供给效果如何，与普通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相比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有待开展深入研究。
（三）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涉及到建设开发问题，也涉及到建成以后的运营与维护。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存在“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的现象，许多公共产品建设完毕、投入使用以后，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员进行运营与维护，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折损速率非常快，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削弱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还弱化了村民参与新一轮供给的意愿。深入剖析农村公共产品的运营和维护问题，通过挖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运营和维护效果的主要因素以及研究借鉴成功个案的实践经验，寻求改善的途径和方案，使农村公共产品发挥最大的效用，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是毋庸置疑的，但现有部分文献存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严谨和数据质量不够高的问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开展的是多重自变量的探索性实证研究，由于涉及变量过多，只能忽略内生性问题，今后应转向以核心自变量的聚焦式实证研究为主，严格解决核心自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开展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在研究村级层面因素对农户层面的供给评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的影响，以及研究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时，实证模型涉及了多个不同层次的因素，理应采用分层模型;如果用传统的回归模型对具有多层结构特点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没有区分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会导致误差项的非独立性，从而产生估计偏差。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这一问题，今后有待改进。另外，在研究不同供给模式对农户的经济影响时，直接采用反映供给模式的哑变量或者分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也是不严谨的，因为每个村庄采用何种供给模式并非随机事件，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偏差校正匹配估计量、熵均衡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泛精确匹配等方法克服自选择性问题。数据层面，除了官方统计数据以外，多数学者使用自己组织调查的问卷数据，这些数据在时间跨度、样本容量、抽样方法、区域范围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事实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是常规变量，很多公开数据库都有所涉及，今后学者要有意识地将这些公开数据库利用起来，采用全国范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天军，唐娟莉，霍学喜，等.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的面板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12（2）： 63-73. [2]林振德， 赵伟.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J].农村经济， 2016（1）： 88-94.
[3]何平均， 李明贤. 基于SBM-Tobit模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兰州学刊， 2013（6）： 128-133.
[4]邓蒙芝.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14（3）： 16-25.
[5]于奎.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 2005（7）： 67-70.
[6]杨静， 徐丹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国外研究述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10）： 32-36.
[7]罗万纯， 陈怡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 2015（6）： 84-91.
[8]姚升， 张士云， 蒋和平， 等.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11（2）： 110-116.
[9]常敏. 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特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3）： 101-105.
[10]王海员， 陈东平.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12（6）： 72-84.
[11]吴丹， 朱玉春. 基于随机森林方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分析——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J].财贸研究， 2012（2）： 39-44.
[12]陈东平， 王海员. 农村民主化治理与村庄公共投资效率——以农村道路建设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13（5）： 44-50.
[13]阮荣平，郑风田，刘力.中国当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供给： 问题识别及原因分析——基于河南嵩县的实证调查[J].当代经济科学， 2011（1）： 47-55.
[14]李燕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基于5省93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16（11）： 81-95.
[15]朱玉春，乔文，王芳.农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32个乡镇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 2010（1）： 59-66.
[16]肖亮.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分析及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 2012（7）： 71-76.
[17]廖媛红. 制度因素与农村公共品的满意度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6）： 121-132.
[18]贾小虎， 朱玉春.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94-100.
[19]朱红根， 翁贞林， 康兰媛.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J].自然资源学报， 2010（4）： 539-546.
[20]罗小锋. 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3）： 29-34.
[21]钱文荣， 应一逍.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14（11）： 39-51.
[22]嚴奉宪， 武洲洋， 黄玲玲. 农业减灾公共品： 农户自主供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 2014（11）： 52-64.
[23]刘春霞， 郭鸿鹏. 乡村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16（11）： 56-65.
[24]蔡起华， 朱玉春.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15（7）： 57-69.
[25]倪细云， 文亚青.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因素： 陕西437户样本[J].改革， 2011（10）： 85-92.
[26]周生春， 汪杰贵.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3）： 111-121.
[27]孔卫拿， 肖唐镖.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结构与中国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基于2011年全国23省149村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文杂志， 2013（12）： 110-118.
[28]刘生龙， 周绍杰.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静态和动态非平衡面板的回归结果[J].中国农村经济， 2011（1）： 27-36.
[29]齐振宏， 綦校海. 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纯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 2010（6）： 86-91.
[30]唐娟莉， 朱玉春.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32-37.
[31]韩家彬， 于鸿君. 农村公共管理服务变化影响农户收入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人口与发展， 2014（5）： 61-68.
[32]官爱兰， 王海平. 公共品视域下农民增收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及VAR模型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4（4）： 100-107.
[33]霍忻.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08-115.
[34]尹文静， Ted McConnel. 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地域差异的时变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5（1）： 40-45.
[35]史耀波. 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2（2）： 177-184.
[36]林芳， 刘振中. 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体制改革效应——基于皖省农民“双重收益”比较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11）： 32-40.
[37]张书云， 周凌瑶.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54-57.
[38]唐娟莉.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消费效应——来自于三大经济地区的解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5（10）： 44-50.
[39]张霄. 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消费效应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的样本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4）： 124-127.
[40]林光华， 林亚雯. 浙江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作用机理——价格变化引发的消费效应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14（1）： 146-152.
[41]吴卿昊， 邓宗兵.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6）： 99-105.
[42]张晓慧， 梁海兵. 基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0（9）： 30-36.
[43]张士云， 姚升， 蒋和平， 等.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0（4）： 70-74.
[44]刘畅. 农村公共投资、公共服务与中国益贫式增长[J].农业经济问题， 2012（6）： 49-54.
[45]尹文静， Ted McConnel. 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生产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时序列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2（3）： 63-70.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新型农村社区;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96-08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继新农村建设后又一个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举措。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强，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得到较大改观[1-2]，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和区域差距较大等问题[3-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上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不仅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无法享受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弥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块短板，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学者们开展了诸多研究。其中，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是两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一方面，通过发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深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律的认识，并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只有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进行识别，才能对其实际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从而为城乡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不少学者从这两个视角入手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过文献综述[5-7]，本文的特点在于：第一，聚焦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研究视角比较集中，以避免由于综述对象过于宽泛而导致停留在简单概括和笼统陈述的层次;第二，回顾的文献均是2010年以来发表的CSSCI期刊文献，时效性更强，反映了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第三，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等现实背景，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有助于推进该领域的科学研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自然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而观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另一方面，不同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情况参差不齐，甚至差距很大，客观上必然存在多种因素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观察角度
归纳起来，已有研究主要从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角度观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并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
1.供给水平。供给水平是从供给的项目数量、资金规模或者相对强度来刻画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属于最直接、也最常用的研究角度。有的学者从供给的公共产品项目数量进行测度，如姚升等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设为二分变量，即近五年来，在农村公路、农田水利、饮用水工程、农民技术培训、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环境治理、土地整理、合作医疗、文化娱乐设施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这10项公共产品中，若得到超过7项的公共产品投入，则认为该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高，取值为1;否则，认为该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低，取值为0[8]。有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绝对支出规模进行考察，如常敏以村集体各类公共品的投资量为因变量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9]。还有学者采用人均或者占比的相对强度指标进行衡量[10-11]。总的来说，采用供给水平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因变量的测度上具有难度较低、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但是，比较而言，采用供给的项目数量和绝对投资规模进行考量的效度和合理性不如相对强度指标，因为供给的项目数量只反映公共产品的覆盖面，这往往不足以区分各村庄尤其是同个地区的村庄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上的真正差距，而绝对投资规模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各村庄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以及村庄规模和资源禀赋等因素上的差异。
2.供给效率。供给水平的角度侧重于投入端的考量，供给效率的角度则兼顾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或者是农户对公共产品的利用率。论及效率评价方法，使用最为普遍的是DEA模型，但是该方法属于径向度量，具有时间滞后性，不能充分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松弛性。鉴于此，有学者采用了考虑松弛量对效率影响后的非径向模型，选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粮食播种面积、第一产业劳动力为投入变量，相应选取农业生产总值、粮食总产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产出变量，测算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3]。另有学者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评价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其中，使用公共产品项目的真实投资额代表项目成本，而项目的收益较难确定，往往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获得农户的支付意愿来测算项目的收益[12]。还有学者采用公共产品的利用情况来反映供给效率，具体衡量指标包括是否被使用、使用过的农户比重、被使用的总次数、被使用的累计时间等[13]。
3.供给模式。供给模式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同等的供给水平下，不同供给模式所产生的供给效果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所谓供给模式，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投入渠道及其具体生产的、具有典型性的较为固定的方式或方法的总称，它既包含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的提供方式，也包含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方式，是资金提供与产品生产方式的相互匹配形式[14]。邓蒙芝仅考虑资金的筹集，从该角度出发，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分为政府供给、村庄自我供给以及政府和村庄联合供给三类，进而研究一村庄所采用供给模式的决定因素[4]。李燕凌则同时考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投入与生产方式，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市场化生产经营程度为标志，按照不同的政府投入强度（区分为强投入、适度投入和弱投入）与不同的市场化交易程度（高市场、适度市场和低市场）结合状况，构成9种供给模式[14]。 4.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使用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福祉，实现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个体效用最大化。因此，不少学者关注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价，通常采用满意度进行测量，认为只有农民认为有用、感到满意的公共产品供给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种类较多，亦因为同一种类公共产品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评价，因此学者们通常采用量表的形式，设置多方面的问题，待收集完农户的评价数据后，基于因子分析法计算形成综合性得分作为评价的结果[15-18]。
5.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由于各种原因，政府资金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内部自组织能力和农户的参与意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部分学者从农户参与意愿的角度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19-23]。学者们的调查数据普遍显示，大多数农户愿意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6.农户参与供给的方式。除了参与供给的意愿以外，农户参与供给的方式也是值得关注的视角，然而，很少有学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仅有的文献中，蔡起华等将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分为投资（出钱）和投劳（出力）两种。他们的调查发现，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样本农户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这其中多为拥有较高农业收入的农户，而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多选择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24]。
（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
为了发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多数学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多重自变量的探索性实证研究，主要使用自己组织调查的问卷数据。限于各种原因，这些调查数据基本上都是截面数据，样本容量多在1 000个以内，调查的区域范围有仅限于1个省的，也有跨省的;而使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公开调查数据和官方统计数据以及开展核心自变量的聚焦式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综合起来，学者们考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因素：
1.农民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等。从学者们的实证结果看，农民个体层面的部分因素的影响情况不太确定。例如，有的文献发现，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对供给满意度或公共品利用率有显著性影响[13，16];有的学者则指出，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民评价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或参与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显著[19，20，25]。
2.农户家庭层面的因素。学者们除了考虑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务农人数、家庭收入水平、是否参加合作组织等基本特征变量外，尤其关注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很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赖于村集体的自我组织，从理论上讲，一定村域内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和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形成的关系网络能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集体行动结合在一起，可有效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刘春霞，蔡起华等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均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23-24]。可见，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助于农村公共治理，在促进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即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F村村民自主修路成本与提升自主修路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认为，提高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乡村社会资本[26]。
3.村庄层面的因素。该层面的因素比较复杂，既包括村干部的特征变量，又包括反映村庄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治理机制等方面情况的变量，还包括政府对村一级的公共投入。学者们对其中的某些因素变量进行了研究，例如，常敏发现农村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投入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重要因素[9];姚升等研究发现，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处于平原地区的、区域面积越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越少的行政村，其公共产品供给越多[8];王海员等探讨了民主化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规范性选举并不能自动带来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增加，其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正向影响还依赖于村集体經济的发展水平，而竞争性选举对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10];孔卫拿等指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各种村庄组织对于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村两委互动模式中“一肩挑”的权力结构不利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提高[27];贾小虎等的实证结果表明，距县城距离、打工人数比、是否示范基地、政府公共投资和农户收入差异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有显著影响[18]。
4.村级以上区域层面的因素。有部分学者采用宏观统计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此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属于村级以上区域层面的变量。吴丹等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实证分析了31个省份的资源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影响程度[11];何平均等研究了1990-2010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是否基本建立农村公共财政框架、是否实施“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等变量显著影响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3]。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推动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应。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包括供给水平和供给模式）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其次是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业增长、农村贫困减少、农民生产投资等方面的影响。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刘生龙等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06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静态非平衡面板和动态非平衡面板模型证明了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有所差异;道路、电力、农田水利、农业气象、农业仓储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保障农业生产稳定，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农业收入[28]。此外，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可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29]。农村教育、农业科研投入、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农户在子女教育和技术采纳方面的支出，直接促进增收;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业知识和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外出务工的能力增强，也使农民增加了收入[30]。农村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直接减少农民的医疗费用，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而且可以减少因病返贫的数量，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29，31]。 除了影响机理不同以外，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增长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不同的。一些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类型入手，横向比较它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例如，齐振宏等采用 1992-2008年我国15个农业大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各类农村公共品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再次是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和农村社会救济资金;此外，他们还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别，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省份的部分农村公共品投入没有明显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29]。另有一些学者同样基于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医疗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最大，而基础设施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小[30，32-33]。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随着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类型发生了改变，需求重心从道路、水电等硬公共产品转向教育、医疗等软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不仅因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影响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波动[34]。
此外，有学者从供给模式的角度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产生的农户收入效应。史耀波按照筹资渠道，将市场供给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划分为农户集资方式融资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农户税费方式融资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以及国家专项拨款、他人捐赠融资提供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利用陕西省40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只要是市场供给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无论是哪种筹资渠道，都能够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5]。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为降低农户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户收入创造条件[31]。林芳等着眼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的体制机制，发现村民自建相比于政府代建对促进农民增收有着更加明显的效应[36]。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收入和消费均是反映农户福利情况的重要方面，相比较而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提升更能反映出农户福利的增加和家庭生活的改善。因此从农户消费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也成为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总的来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拓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机理有所差别[37-38]。首先，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可以将其分为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或消费性）公共产品两大类，前者包括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防洪抗灾、农业科技改良、农业技术推广等，后者包括农村清洁饮用水、农村医疗和农村中小学教育、通讯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等。对于生产性公共产品，其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机理是，生产性公共产品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和促进农民增收，进而对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38-39]。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则显得比较复杂，既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林光华等从公共产品的价格出发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消费效应，从理论上讲，增加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会使其价格下降，而公共产品的价格下降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两种影响：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促使农村居民减少与之功能类似的非公共产品的消费，当居民需求量一定时，总体消费支出会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导致其购买更多的非公共产品，消费总量增加。前者體现了“替代效应”，后者体现了“收入效应”，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同时存在，降低农村公共产品价格的效应取决于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他们利用浙江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增加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并不能通过改变其价格直接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产生影响，但是可以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40]。吴卿昊等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将人力资本分为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教育资本投资在促进收入提高的同时，也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观念，带动了消费水平的上升，但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和乡镇一级的公共卫生支出因减少了农民在子女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开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41]。
有的学者开展了比较综合的研究，探讨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不同类型消费品的影响效应。张晓慧等采用偏相关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发现，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文教、娱乐等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食品、衣着等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消费产生引致效应，此外，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42]。但是，其研究方法仅是相关分析，并非严格的因果关系识别，实证结果缺乏可靠性。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其他经济效应
部分学者还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业增长、农村贫困减少、农民生产投资等方面的影响。张士云等运用1993-2007年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电力、公路和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对农业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43]。刘畅分析了农村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对“益贫式增长”（即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要求贫困人口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投资总体上与益贫增长率呈负向关系，但是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和农村教育对益贫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44]。尹文静等采用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1990-2007年山东省、安徽省和陕西省农村公共投资和农民生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生产投资的影响不仅因为不同地区市场因素、农户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对农民生产投资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而且这种影响关系随着时间变化产生波动，这一关系的跳跃性变化往往与国家重要政策的出台和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45]。 三、未来可拓展和深化的方向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加深了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为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加上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未来该领域的研究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化。
（一）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公共产品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将覆盖更多的公共产品项目，还将注重发挥实效，提升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全新的背景，相关研究刚刚启动，关于新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定位、模式等基本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并作出回应。基于理论、国际、历史、现实、政策等视域，阐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乡村振兴的支撑功能，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理清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演进逻辑，辨析现实约束，开展政策思考，均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主题。此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乡村价值的提升，如何准确把握好为乡村注入什么和保留什么之间的平衡，如何规避热衷于房屋、道路和设施建设而轻视社区治理、文明乡风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可能出现的倾向，都需要学者给予关注。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根本途径。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视为一个整体，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使各种要素实现平等的、双向的流动，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已有文献在研究中并没有“跳出农村看农村”，今后应注重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开展研究。首先，全面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的现状，并实证研究影响同一地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的主要因素;其次，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应时，可考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城乡经济一体化指数等结果变量，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否真的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最后，一个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程度作为环境因素，可能在某些因素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
（二）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
已有文献几乎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整体或者是同种类型来研究其公共產品供给问题，而没有区分不同的农村社区类型。新型农村社区是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和现代城市社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包括本身具有城镇化的特点或者说是城镇化产物的城郊村、城中村、镇中村、中心村等，以及以集中居住为目的、有明晰的社区边界、居民主要为当地村民、集中提供社区服务、住房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由政府或居民集体主导建成的移民新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旨在农村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让农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换言之，公共产品供给是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要重点解决好的重要对象。然而，目前专门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文献比较匮乏，新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状况如何，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供给效果如何，与普通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相比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有待开展深入研究。
（三）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涉及到建设开发问题，也涉及到建成以后的运营与维护。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存在“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的现象，许多公共产品建设完毕、投入使用以后，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员进行运营与维护，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折损速率非常快，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削弱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还弱化了村民参与新一轮供给的意愿。深入剖析农村公共产品的运营和维护问题，通过挖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运营和维护效果的主要因素以及研究借鉴成功个案的实践经验，寻求改善的途径和方案，使农村公共产品发挥最大的效用，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是毋庸置疑的，但现有部分文献存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严谨和数据质量不够高的问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开展的是多重自变量的探索性实证研究，由于涉及变量过多，只能忽略内生性问题，今后应转向以核心自变量的聚焦式实证研究为主，严格解决核心自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开展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在研究村级层面因素对农户层面的供给评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的影响，以及研究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时，实证模型涉及了多个不同层次的因素，理应采用分层模型;如果用传统的回归模型对具有多层结构特点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没有区分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会导致误差项的非独立性，从而产生估计偏差。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这一问题，今后有待改进。另外，在研究不同供给模式对农户的经济影响时，直接采用反映供给模式的哑变量或者分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也是不严谨的，因为每个村庄采用何种供给模式并非随机事件，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偏差校正匹配估计量、熵均衡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泛精确匹配等方法克服自选择性问题。数据层面，除了官方统计数据以外，多数学者使用自己组织调查的问卷数据，这些数据在时间跨度、样本容量、抽样方法、区域范围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事实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是常规变量，很多公开数据库都有所涉及，今后学者要有意识地将这些公开数据库利用起来，采用全国范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天军，唐娟莉，霍学喜，等.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的面板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12（2）： 63-73. [2]林振德， 赵伟.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J].农村经济， 2016（1）： 88-94.
[3]何平均， 李明贤. 基于SBM-Tobit模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兰州学刊， 2013（6）： 128-133.
[4]邓蒙芝.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14（3）： 16-25.
[5]于奎.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 2005（7）： 67-70.
[6]杨静， 徐丹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国外研究述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10）： 32-36.
[7]罗万纯， 陈怡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 2015（6）： 84-91.
[8]姚升， 张士云， 蒋和平， 等.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11（2）： 110-116.
[9]常敏. 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特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3）： 101-105.
[10]王海员， 陈东平.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12（6）： 72-84.
[11]吴丹， 朱玉春. 基于随机森林方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分析——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例[J].财贸研究， 2012（2）： 39-44.
[12]陈东平， 王海员. 农村民主化治理与村庄公共投资效率——以农村道路建设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13（5）： 44-50.
[13]阮荣平，郑风田，刘力.中国当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供给： 问题识别及原因分析——基于河南嵩县的实证调查[J].当代经济科学， 2011（1）： 47-55.
[14]李燕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基于5省93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16（11）： 81-95.
[15]朱玉春，乔文，王芳.农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32个乡镇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 2010（1）： 59-66.
[16]肖亮.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分析及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 2012（7）： 71-76.
[17]廖媛红. 制度因素与农村公共品的满意度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6）： 121-132.
[18]贾小虎， 朱玉春.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94-100.
[19]朱红根， 翁贞林， 康兰媛.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J].自然资源学报， 2010（4）： 539-546.
[20]罗小锋. 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3）： 29-34.
[21]钱文荣， 应一逍.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14（11）： 39-51.
[22]嚴奉宪， 武洲洋， 黄玲玲. 农业减灾公共品： 农户自主供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 2014（11）： 52-64.
[23]刘春霞， 郭鸿鹏. 乡村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16（11）： 56-65.
[24]蔡起华， 朱玉春.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15（7）： 57-69.
[25]倪细云， 文亚青.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因素： 陕西437户样本[J].改革， 2011（10）： 85-92.
[26]周生春， 汪杰贵.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3）： 111-121.
[27]孔卫拿， 肖唐镖.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结构与中国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基于2011年全国23省149村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文杂志， 2013（12）： 110-118.
[28]刘生龙， 周绍杰.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静态和动态非平衡面板的回归结果[J].中国农村经济， 2011（1）： 27-36.
[29]齐振宏， 綦校海. 农村公共品投入对农民纯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 2010（6）： 86-91.
[30]唐娟莉， 朱玉春.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32-37.
[31]韩家彬， 于鸿君. 农村公共管理服务变化影响农户收入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人口与发展， 2014（5）： 61-68.
[32]官爱兰， 王海平. 公共品视域下农民增收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及VAR模型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4（4）： 100-107.
[33]霍忻.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08-115.
[34]尹文静， Ted McConnel. 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地域差异的时变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5（1）： 40-45.
[35]史耀波. 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2（2）： 177-184.
[36]林芳， 刘振中. 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体制改革效应——基于皖省农民“双重收益”比较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11）： 32-40.
[37]张书云， 周凌瑶.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54-57.
[38]唐娟莉.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消费效应——来自于三大经济地区的解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5（10）： 44-50.
[39]张霄. 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消费效应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的样本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4）： 124-127.
[40]林光华， 林亚雯. 浙江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作用机理——价格变化引发的消费效应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14（1）： 146-152.
[41]吴卿昊， 邓宗兵.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6）： 99-105.
[42]张晓慧， 梁海兵. 基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0（9）： 30-36.
[43]张士云， 姚升， 蒋和平， 等.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0（4）： 70-74.
[44]刘畅. 农村公共投资、公共服务与中国益贫式增长[J].农业经济问题， 2012（6）： 49-54.
[45]尹文静， Ted McConnel. 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民生产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时序列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2（3）： 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