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同一个问题，正在读大三的廖岑可以给记者两个答案，截然不同。
　　“你们想要什么？正能量的对吗？”他反问道，“好，我现在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很积极。”
　　另一个版本则是：“我的大学生活没什么好聊的。好玩儿的只有打游戏。”
　　4月初，距离汶川地震十周年还有一个多月。作为明星小孩的廖岑如每年一样被媒体包围，微信上新的请求跳动，都是注明媒体的记者们，他记不住谁是谁，没过几天，他把自己的朋友圈改为了“三天可见”。

因摄影而走红

　　绵竹市旺汉县，2008年5月12日，那天恰好是妈妈的生日，一周后就是廖岑的11岁生日。下午2点28分，一阵要命的摇晃埋葬了希望，从此之后，父母再不会给他过生日了。
　　震后一年，在一家公司为汶川小孩举办的夏令营上，摄影师焦波初见廖岑，十二岁的他，个子很小，一个人坐在大巴车的第一排，窗外的路灯聚在他的大眼睛里发光，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
　　在从机场回家的途中，廖岑拿着焦波的相机拍摄了80多张照片，眼里满是好奇喜悦。于是焦波决定收廖岑为徒，教他摄影。
　　彼时焦波镜头下的廖岑调皮搞怪，有各式各样的鬼马表情，有点“皮”。还是操着一口四川话的小段子手，喊年老的奶奶“小朱同志”，说爱抽烟爷爷一天到晚在烟雾里把自己搞得像个神仙。
　　2010年，在北京为汶川小孩特别筹办的摄影展，是廖岑成名的开始。
　　那天廖岑遇见了许多平日在电视台上才能看到的面孔。影展揭幕的一瞬，金色的礼花从天而降，脚下是望不见边儿的红地毯，眼前的闪光灯咔嚓声不断。有点羞涩的廖岑双手背后，站在一个高他好几头的巨幅个人照片之前，点击率过百万的新闻头条让廖岑和小伙伴们备受瞩目。
　　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注意到廖岑，看上去嘻嘻哈哈的他，成为“汶川儿童走出阴影”的典型。

被媒体困扰的九年

　　2010年玉树地震，廖岑曾对摄影老师焦波说，他不敢去看电视上播放的玉树地震的画面。而后来每到5·12纪念日前后，他却总在媒体的请求下，一次次让记忆涌向那场覆盖了他父母的灾难闪回。
　　廖岑开始变得沉默。
　　2013年，汶川地震五周年。大量媒体来到北川新县城，刚刚进入高中的廖岑第一次在镜头前表现出了抗拒。
　　当记者问到廖岑对于未来的打算时，他抿着嘴，摇了摇脑袋，“不知道。”
　　“16岁应该有理想了。”记者说。拍摄重来。廖岑换了一种状态：“我想当一名牙医，因为我有蛀牙。”随后眯起眼睛笑着露出了他的牙套。拍摄结束。他开始懂得给媒体想要的答案。
　　媒体的追踪持续到大学，“常常有记者跑到学校来，我的同学发现之后，就会疯狂地搜索我。”他的经历、过去，在同学面前一一铺开，成为再也无法合起的事实，特殊的身份让他在校园里备受关注，对话变得再也无法平等。
　　“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每次我以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情况就会好一点。但是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有新的记者来采访我。”廖岑俨然成了汶川儿童的代言人，光是央视的《心理访谈》，他就上了三次，两次在北京，一次在廖岑在读的大学。

　　在学校的那次拍摄，他不知怎样躲闪同学好奇的目光。他和监护人姑妈问的磕磕绊绊、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在媒体上被放大，向全国观众同步播报。
　　这档本以“打开心扉”为目的电视节目，却无意间让廖岑自我封闭的外壳又加厚一层。
　　2016年，正在读播音主持的廖岑被推荐参加《我是演说家》，讲述地震中他和爷爷的故事。
　　爷爷曾是他最亲的人，震后一点一点把他从废墟中挖出来。爸爸妈妈遇难以后，为了抚养孙子成人，爷爷在临时安置他们的板房区开了间小卖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后就踩着小板凳拧亮灯泡，开始一天的生意，到夜深才熄灯。
　　地震两年后，爷爷却得了“狗日的”肺癌，曾经的犟老头躺在病床上說话有气无力，干瘪凹陷的面部插着横竖的绿管子，咳嗽着嘱咐老伴每天要抽出一点钱攒给孙子上大学。不久后，最疼他的爷爷走了。
　　三年之内，又一位亲爱的人离廖岑而去。从来都是超级乐天派的他，坐在床沿，终于沉默，垂下的头好像要把身体连带着拽到地上，眼泪顺着长睫毛停不下地坠落。
　　这段故事，成了催人泪下的的故事素材。
　　在参加节目前的练习阶段，廖岑曾在大学的办公室里排练，念到“我不相信我心中的英雄会老去”，忽然哽咽，廖岑面对墙壁，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修长的手指不断地抠着后脑勺。
　　在正式节目前的预演环节，面对十几位老师，廖岑的演讲完全不在状态，原本故事里的情感被剥离了一样，只剩下朗读课文般的生涩，仿佛讲的不是他的故事。
　　“你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现场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不算成功。”在座的一位老师表情严肃地对他的表现泼了冷水，廖岑没有进入下一轮比赛。
　　2017年5月12日，距地震过去九年，凌晨3点52分，他还在网易云上与音乐为伴。此刻，他听的歌是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是他过去一年中最晚睡着的一次。 　　5·12大地震十周年，廖岑应邀再一次参加了《心理访谈》。这次他坐在两个专家中间，观看着绘声绘色的心理分析在他的左右两边相互传递，他觉得专家们对他的评论剖析“乱七八糟，挺残忍的”。

希望十周年是个结点

　　每年4月到5月初，廖岑的电话就不出意料地频繁震动，一会儿没看手机，微信未读消息的小红圈里的数字就蹿到了三位。上大学以后，记者们从全国各地赶到成都，诚恳地说：“廖岑，我很想听听你真实的故事。”
　　记者对于他的诉求是单方面的，他的创伤、他的成长被一遍遍讲述，剖析，加工，再呈现给读者。他的梦被选为“我的中国梦”，他的愿望代表了汶川儿童的愿望，而他的未来，媒体似乎要比他本人更加关心。
　　但每当节目录制结束，稿件发表以后，记者们抽身离去，再也没有套近乎时的热情，随后他们便在联系人列表里沉底。而他的苦闷和迷茫仍旧需要自己来默默消化。
　　“Hello妈妈……每一年，几乎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总会有很多媒体来联系我。问我地震过了这么久啦，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啊，你对未来的期望啊，你想干什么啊。媒体的这些问题，我真的一点也答不上来。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活在过去吗？”汶川十周年，应一档访谈节目的强烈要求，廖岑写下了这封“给妈妈的信”。
　　他早已不再喜欢这些节目和媒体了。
　　“记者采访的套路都是一样的：让我们先回忆一波地震发生时的苦难情景，然后回望过去数年里发生的变化，最后再一起展望未来。”来自北川的少年王晰表达了和廖岑一样的困扰。王晰的成名也始于在北京举办的那场摄影展，他害旧同学搜自己的名字。
　　自从上初中后，王晰对自己的过往只字不提。“我希望身边的人和我交流的时候是平等的，而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去同情我们、可怜我们。我不需要同情，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
　　如果說那场夺走父母生命的地震是一个显痛，而过去七八年中无法躲避的媒体采访、创伤展示则成了廖岑、王晰他们一个难以言喻的隐痛。
　　廖岑回答媒体采访时，说得频率最高的就是“不知道”“忘记了”“应该吧”，声音微弱，心不在焉。这成为他防御机制里最有效也不失礼貌的自我保护。
　　有些电视节目希望拍到震后儿童们开心的笑容，于是王晰就需要进行配合“表演”，表示自己已经走出阴霾，迎接阳光。而这样的镜头，一拍就是两三个小时。
　　“这么多年，媒体的采访几乎没有‘创新’，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心里会有一个模板。我知道记者并不真的关心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王晰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他们只想要写报道。”
　　于听者，地震中的细节可能是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于亲历者，过去的灾难却是一场不愿温故的噩梦。
　　过去几年，王晰把汶川十周年当作是一个可以解脱的时间点，他表示，希望在这之后，将来的生活不再受到打扰。廖岑也有同样的希望，“放过那些想安静过日子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