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辽宁省公安厅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打黑办”主任会议上，与各市签订了这一“警令状”。
　　初看到这则消息时，笔者心中有无数疑问：“打黑”为何要等到奥运会前?以前为何不打?奥运会之后还打吗?如果以前就坚持一个“必须”打黑，又何至于奥运会前全省各市地还有黑社会组织?
　　再说，为什么要给“打黑”下指标?譬如，一个多年来社会治安状况好、黑社会组织少甚至没有的市和县(市)、区，公安机关恐怕很难完成一个“至少”的“打黑”指标。甚至有可能“逼良为娼”，一些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人为“上纲上线”，制造冤假错案。而一向社会治安状况差、黑社会组织或恶势力泛滥、猖獗的地市，有可能存有十个、八个的黑社会组织。像这样的地方，公安机关不仅完成指标易，而且容易当上“打黑”先进单位。这种“打黑”指标化，显然不能正确评价各地公安机关的“打黑”工作。
　　但是，“打黑”下指标，真的是一个“黑色幽默”?我突然想起河南省的“打黑”行动。据报道，两年来，河南省立案侦办一千多起涉及黑恶势力的案件，仅发现和查处了黑恶势力“保护伞”3案8人。这与黑恶势力犯罪的一般规律和群众的反映很不相符。
　　至此，我们也许应该理解辽宁省“打黑”下指标的“苦衷”：黑社会组织幕后有“保护伞”、“黑后台”这个坚硬的“壳”，各地公安机关挖这个累卵，在现实中有很大的难度、有阻力。“打黑”，非一时之功、一时之力，更不是民众一厢情愿所能达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辽宁省“打黑”下指标，并非是“黑色幽默”，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可取性：有“硬指标”，就逼迫各地公安机关迎难而上，想方设法打掉黑社会组织。若没有这个指标，在“黑白两道”的阻击下，辽宁省各市公安机关有可能重蹈河南省的“打黑”覆辙——两年才查处了3案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