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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山西省政协发出征集晋商史料，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的号召。为了完成《晋商史料全览·忻州卷》的史料搜集工作，我们忻州市政协委派文史委副主任杨宇宁和我前往当年忻州旅蒙商走过的地方搜集忻州商帮的史料。2005年11月28日，我们踏上了征程。
到达大同已是中午时分，大同市政协文史委文志英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晚上，在旅馆里我们查阅了大同市政协文史资料，寻找线索。第二天上午，我们与原大同市民进副主委郭俊昌进行了座谈。郭俊昌老人是原平同川人，1926年出生，17岁到大同做店铺小伙计，经商至全国解放，是忻州商人在大同行商活动的历史见证人。我们足足谈了两个小时，郭老答应为我们撰稿，并痛快地担任了忻州商帮资料搜集的联络人。告别了郭俊昌老人，我们又赶往大同市档案馆查阅复印资料。午饭后，我们告别了文主任、小阎等大同市政协同仁，乘坐私人面包车匆忙赶往内蒙古丰镇市。
抹不去的记忆
丰镇距离大同市约50多公里，是旧时塞外商业重镇，也是忻州商人云集之地，当地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说，是我们此行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当日下午3点，我们到达丰镇市。丰镇市政协机关地处开发区丰镇市党政大楼，距离长途汽车站10余公里。当我与政协的同志说明我们没有带车后，接电话的小刘同志好似有些诧异，随即表示马上派车来接。这时，我看到杨主任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酸楚。
丰镇市政协主席杨鸿钧接待了我们。得知来意后，马上安排文史委的霍主任寻找资料、联系知情人。晚上，丰镇市政协专门设宴招待我们，还请来了原丰镇县政协副主席赵怀谦老人。赵老是忻州市原平平地泉村人，今年84岁，童年时期随父母来到丰镇，一直从事商业活动，1956年带资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历任百货公司经理、丰镇政协第二至七届政协副主席，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丰镇市一至八届人大代表，是忻州人在丰镇开展经商活动的亲历者、知情人和杰出代表。他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忻州人行商的故事，我们为能亲耳聆听前辈讲述忻商而惊喜，为忻人的经商历史和行商精神而自豪，为能亲眼见到赵老而欣慰，也为我省政协积极弘扬晋商精神，挖掘抢救晋商史料的重大举措而诚服。晚餐后，我们与赵老及丰镇市政协的同志合影留念，并聘请赵老为我们在丰镇征集晋商史料的联系人和撰稿人。回到旅馆后，杨主任和我连夜将霍主任送来的10余本近200余万字的丰镇历史资料进行了翻阅、标注。第二天上午，将标注的有关资料全部在街头店铺复印，随后乘长途汽车赶往集宁。这一天是2005年11月30日。丰镇市政协的霍主任和文史委的小杨两位女同志看到我俩拎着行李、背着资料，很过意不去地说：“实在抱歉，我们政协车少不能送你们去集宁了。”在将我俩送上车时，她们执意给我们买了车票，并一再嘱咐司机到达集宁后让我们在靠近乌兰察布市政协较近的地方停车。这件事虽小，却表现了文史人的风采与情怀，至今回想起来我都借觉感动。霍主任的干练热情；小杨的周到细心，今生也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好好招待他俩”
11月30日中午，我们来到乌兰查布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韩主任是一位老军转干部，对文史工作专注而执着，他给我们找来了现存的全套文史资料，并请来了乌兰察布市工商联的杨集平先生。杨集平是一位非常热爱文史事业的同志，他自己曾整理编辑过许多工商业史料，他答应为我们搜集整理忻商史料。他还建议我们去武川县政协找一下搞文史工作的刘耀斌同志，特别是一定要去卓资县见一下刘忠老人。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我的同村人郜丰平，他现任该市政协副主席，当谈到搜集晋商史料时，表示愿意帮忙。郜副主席听说我们乘公共汽车出来办事后，激动地对杨主任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大冬天，又不是一程子路，不带交通工具太辛苦了，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工作的人，实在太感人了!”他指示文史委的同志说：“要好好招待他俩。”我们没有顾及领略塞外名域英姿，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翻阅资料的工作中。就在这一天，我将收集到的资料装了满满一个大纸箱，邮寄回了忻州。此时，我们的心情平和了许多。
一顿热呼呼的家乡饭
12月1日我们到达了卓资县，县政协的同志带我们找到了刘忠老人。刘老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非常高兴，执意挽留我们要在他的饭店吃午饭。为了便于采访，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刘忠是忻州市原平人，今年76岁，抗战末期来到卓资县，凭着一种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精神，白手起家，经过60年的苦心经营，成为卓资县饮食业的最大业主，目前拥有全县最大的三家饭店，即“晋忠”、“晋红”、“晋永”，资产达数百万元。1999年为其企业职工办理社保，交纳资金达80万元。他热衷公益事业，仅在近5年内就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30余万元，上缴税金50万元，被乌兰察布市选为“乌盟工商联总商会会长”，被评为“非公有制经济带头人”、“优秀政协委员”、“纳税规范先进户”。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两副对联：“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业精日勤事业兴，全靠政策来指引”。可以这样讲，刘老是忻州旅蒙商人中的当代杰出代表。采访结束时已是午后1点多钟了，刘老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我俩吃了家乡的撅面片。我们连续数日的奔波与劳累，被这一锅充满着浓厚家乡情感气息和味道的撅面片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因雪被困武川县
在卓资县住了一宿后，12月2日，我们计划按照杨集平先生提供的线索赶赴武川。没想到，一大早卓资县大雪纷飞，街面早已盖满了厚厚的积雪。怎么办?杨主任说：“长途汽车看来怕是不通了，咱改坐火车吧。”旅馆距火车站还很远，武川县城没有出租车和规范的公交车，下雪后那些被当地人称作“小公交”的微型面包车也不见了踪影。这时，从前面开来一辆发往集宁的长途车，正在犹豫能否发车在城中转圈。我急忙上前拦车，后边的杨主任也一滑一跌地跟着上了车，终于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差3分钟就搭不上的火车。火车于上午10点到达呼和浩特市，我们又赶忙上了开往武川的长途汽车，于中午一点钟到达武川县政协。值得庆幸的是呼市和武川县在这一天没有下雪。在武川我和杨主任分工，他去当地的亲戚朋友家搜寻线索，我在县政协、史志办翻阅资料。因为这天是星期五，为了不影响当地政协的同志第二天休息，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我将筛选出来的资料带回旅馆准备复印。遗憾的是刘耀斌同志外出不曾见面。
12月3日，武川县骤降大雪。温度降至摄氏零下30度。大雪封锁了通往呼市的公路，我们被困住了。
我从小生长在忻州，参加—正作后经常在晋北较寒冷的宁武、阳方口、神池、五寨等地下乡，因此对于寒冷是早已习惯了的。但是武川县的气温还是令我吃惊。12月3日上午9点，我抱着资料去距离旅馆约 200米的复印店复印资料，感到寒风凛冽、手脚麻木。幸亏临行前老母亲连夜为我缝制了一件羊皮坎肩，此时穿着略带着羊毛腥味和母亲气息的坎肩，感觉是那样的温暖和舒心。从下午3点开始在旅馆整理、阅读复印好的资料，直到晚上9点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已是饥肠辘辘。外面的天气太冷了，旅馆的双层玻璃门上都结满了厚厚的冰花。我用手套在大厅的玻璃窗上擦了一个小孔，看到在旅馆的斜对面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个一间门面的兰州拉面馆，此时街头看不到一个行人。为吃这碗面我是跑着过去又跑着回来的，寒冷的天气使你不能从容。12月4日晚上7时，武川县政协文史委的刘星明主任来取资料，我送刘主任上车，并帮着往车上装资料。就这一会功夫，寒风夹着雪丝像钢针扎在脸上，耳朵冻得生疼。我的两手不断地在脸颊和耳朵上来回搓揉，不等刘主任的车子开动，我连招呼也没打就失礼地冲进了旅馆。我滑稽的样子惹得旅馆总台的两位女服务员哈哈直笑。但她们马上又觉得不好意思，便关切地对我说：“外边太冷了!不要再出去了。”
花钱购买资料
12月5日上午10点，当得知通往呼市的大青山段公路勉强能通行的消息后，我们便匆忙登上了发往呼市的第一趟长途汽车。到达呼市已是中午1点30分了。连日来忙于采访、搜寻资料的杨主任实在是太疲倦了，我们在长途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后，他午饭也没吃就呼呼大睡了。
12月6日上午8点30分，我们来到呼市政协，见到了文史委的代林主任。由于我们提前给呼市和包头政协发了传真，通报了工作意图，代林主任早已准备好了有关资料，并将忻州商人在呼市的情况作了介绍。接着，我们还找到了呼市的文联主席邓九刚进行了采访，并向他购得了部分商业资料。然后就匆忙坐上了呼市开往包头的大巴车。
杨主任被“提拔”了
呼市到包头全程是149公里的高速公路，到达包头市东河区的长途汽车站后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而东河区距包头市政协所在地的良区还有13公里。经过杨主任与几位出租车司机的几番讨价还价，讲定，25元送我们过去。到达包头市政协大门口时，出租车的计价器显示着13.8公里，金额38元。出租车师傅觉得亏本，定要30元车费，我只好如数付费了事。杨主任的脸上呈现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包头市政协文史委林主任和文史委办公室主任阿宁都是女同志，既认真细致，又周到热情。我们到达政协机关已是下午5点钟了，两位主任在接到传真后早已将我们需要的资料放置案头。她拿出我们寄去的《忻州文史》，翻开在忻州市政协文史委全体人员留影的页码，与我们对号。在她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小时的查阅、复印，于晚上7时15分结束工作。晚上，包头市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牛长贵设宴招待我们，作陪的有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林雅荣、文史委办公室主任阿宁、副主任科员樊尚仁、行政处处长周彩琴、车队队长郝文秀及司机乔万同。席间牛主席动情地说：“忻州市政协的两位同志不带交通工具，千里搜寻晋商史料的这种精神使我很感动，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应该学习他们这种专注而执着的工作作风。”并对杨主任说：“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心意，今晚我是按政协副主席的规格接待你的。”这热乎乎的话语顿时将我们一路上的风霜艰辛融化得荡然无存，也使我们心中积郁的那些酸楚与无奈烟消云散了。晚饭后，杨主任笑着对我说：“包头政协提拔我当副主席了。”此时，杨主任接到务于12月12日赶回机关，参加最后一批公务员培训的电话，于是杨主任说：“咱们再辛苦几天，不要直接返忻，加快行程，经东胜、准格尔等地搜集资料，并顺便到我市西面的几个县去检查了解一下晋商史料征集进展情况，争取11日赶回去。”这一晚我俩睡得很沉很香。
鄂市街上的尴尬
包头市至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但由于我们乘坐的长途车沿路停靠拉客，足足走了3个小时，到中午11点半才赶到鄂尔多斯市政协。文史委的刘志仁主任听了我们的来意后介绍了当地的情况。鄂市是2001年撤盟设市的，文史资料较少，他建议我们去找一下准格尔旗政协文史委的王建中主任和党校的武学敏校长。午餐后，热情好客的刘主任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送给我们后，又带我们去了鄂市著名的“羊绒一条街”参观。鄂尔多斯羊绒衫不愧为全国名牌产品，手感光滑柔软，外表美观大方，但价格也高得惊人：一件中档的羊绒衫在千元以上，最便宜的也要700—800元。刘主任热情地说：“杨主任买一件吧，每月3000元的工资应该穿得好一点。”刘主任这样讲是认为，他同杨主任同龄同职务，所以工资也应差不多。但事实上杨主任的月工资还不达他的一半。杨主任讲了一句“只长胡子不长钱”的笑话后摇了摇头，算作回答，面部掠过一丝浅浅的尴尬。接着，我们赶往邮局又寄回两箱搜集到的资料，于下午4点乘长途车赶往准格尔旗。
执意派丰送偏关
到达准格尔旗已是华灯耀眼的时分。用过晚餐后，找了几家旅馆，不是太高档就是无床位，直到晚上9点多才找到一家小旅馆，我们顾不得洗漱便埋头大睡了。第二天清晨被冻醒后，在街上地摊吃了早饭，便早早地来到了准旗政协。政协办公室常模厚主任给我们找来了部分资料，还请来了现任准旗党校校长的武学敏同志。我们进行了座谈。武学敏是忻州市代县人，今年48岁，早年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对忻州人在准旗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颇有研究，只是工作太忙，但他还是答应做我们忻商史料的撰稿人和联系人。遗憾的是文史委的王建中主任因外出开会没有见到，但也得到了与他联系的电话号码。工作谈完后是上午10点，为了赶回偏关，我们便向常主任等告别。常主任多次打电话询问汽车站，得到的回答是：开往偏关的汽车已在上午9点钟发车了，下一趟是呼市来的过路车，估计中午1时才能到。常主任挽留用午餐，我们为了赶时间，执意要走，常主任说：“你们长途跋涉，精神可佳，我派车送你们吧。”他派车并委派办公室的刘副主任和文史委的小杨送我们回到了忻州市的偏关县。这一天是12月8日。
到达偏关后，我们再次加快速度，一天跑两个县，对市政协征集晋商史料的工作进行了解、督促和指导。我们在全面了解了偏关、河曲、保德、岢岚、五寨五县的工作情况后于12月11日由五寨乘火车返回了工作单位。
来自心底的感受
从2005年11月28日出发至12月11日返回，历时14天，行程约1500公里；走访14个市、县，其中外省8个，本省6个；地级市5个，县级9个；采访有关人士27名，聘请晋商史料撰稿人6名，确定晋商史料联系人10名，搜集有关资料30余万字。这次千里采寻晋商史料的行程非常紧张和辛苦，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受颇深。此行不仅从内蒙古自治区收集回大量的史料，为编撰《晋商史料全览》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且开阔了文史工作的视野，拓宽了思路，更重要的是使我对曾经辉煌过的晋商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为前辈们的行商精神所叹服，从而对山西省政协编撰《晋商史料全览》、弘扬晋商精神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此行得到各地政协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全国政协系统这个大家庭的亲情和温暖，领会了“全国政协是一家”这句话的深刻寓意和内涵。
这次千里追寻晋商足迹的经历，将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
2005年12月25日夜于忻州
(责编 穆雯瑛)
到达大同已是中午时分，大同市政协文史委文志英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晚上，在旅馆里我们查阅了大同市政协文史资料，寻找线索。第二天上午，我们与原大同市民进副主委郭俊昌进行了座谈。郭俊昌老人是原平同川人，1926年出生，17岁到大同做店铺小伙计，经商至全国解放，是忻州商人在大同行商活动的历史见证人。我们足足谈了两个小时，郭老答应为我们撰稿，并痛快地担任了忻州商帮资料搜集的联络人。告别了郭俊昌老人，我们又赶往大同市档案馆查阅复印资料。午饭后，我们告别了文主任、小阎等大同市政协同仁，乘坐私人面包车匆忙赶往内蒙古丰镇市。
抹不去的记忆
丰镇距离大同市约50多公里，是旧时塞外商业重镇，也是忻州商人云集之地，当地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说，是我们此行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当日下午3点，我们到达丰镇市。丰镇市政协机关地处开发区丰镇市党政大楼，距离长途汽车站10余公里。当我与政协的同志说明我们没有带车后，接电话的小刘同志好似有些诧异，随即表示马上派车来接。这时，我看到杨主任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酸楚。
丰镇市政协主席杨鸿钧接待了我们。得知来意后，马上安排文史委的霍主任寻找资料、联系知情人。晚上，丰镇市政协专门设宴招待我们，还请来了原丰镇县政协副主席赵怀谦老人。赵老是忻州市原平平地泉村人，今年84岁，童年时期随父母来到丰镇，一直从事商业活动，1956年带资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历任百货公司经理、丰镇政协第二至七届政协副主席，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丰镇市一至八届人大代表，是忻州人在丰镇开展经商活动的亲历者、知情人和杰出代表。他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忻州人行商的故事，我们为能亲耳聆听前辈讲述忻商而惊喜，为忻人的经商历史和行商精神而自豪，为能亲眼见到赵老而欣慰，也为我省政协积极弘扬晋商精神，挖掘抢救晋商史料的重大举措而诚服。晚餐后，我们与赵老及丰镇市政协的同志合影留念，并聘请赵老为我们在丰镇征集晋商史料的联系人和撰稿人。回到旅馆后，杨主任和我连夜将霍主任送来的10余本近200余万字的丰镇历史资料进行了翻阅、标注。第二天上午，将标注的有关资料全部在街头店铺复印，随后乘长途汽车赶往集宁。这一天是2005年11月30日。丰镇市政协的霍主任和文史委的小杨两位女同志看到我俩拎着行李、背着资料，很过意不去地说：“实在抱歉，我们政协车少不能送你们去集宁了。”在将我俩送上车时，她们执意给我们买了车票，并一再嘱咐司机到达集宁后让我们在靠近乌兰察布市政协较近的地方停车。这件事虽小，却表现了文史人的风采与情怀，至今回想起来我都借觉感动。霍主任的干练热情；小杨的周到细心，今生也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好好招待他俩”
11月30日中午，我们来到乌兰查布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韩主任是一位老军转干部，对文史工作专注而执着，他给我们找来了现存的全套文史资料，并请来了乌兰察布市工商联的杨集平先生。杨集平是一位非常热爱文史事业的同志，他自己曾整理编辑过许多工商业史料，他答应为我们搜集整理忻商史料。他还建议我们去武川县政协找一下搞文史工作的刘耀斌同志，特别是一定要去卓资县见一下刘忠老人。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我的同村人郜丰平，他现任该市政协副主席，当谈到搜集晋商史料时，表示愿意帮忙。郜副主席听说我们乘公共汽车出来办事后，激动地对杨主任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大冬天，又不是一程子路，不带交通工具太辛苦了，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工作的人，实在太感人了!”他指示文史委的同志说：“要好好招待他俩。”我们没有顾及领略塞外名域英姿，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翻阅资料的工作中。就在这一天，我将收集到的资料装了满满一个大纸箱，邮寄回了忻州。此时，我们的心情平和了许多。
一顿热呼呼的家乡饭
12月1日我们到达了卓资县，县政协的同志带我们找到了刘忠老人。刘老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非常高兴，执意挽留我们要在他的饭店吃午饭。为了便于采访，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刘忠是忻州市原平人，今年76岁，抗战末期来到卓资县，凭着一种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精神，白手起家，经过60年的苦心经营，成为卓资县饮食业的最大业主，目前拥有全县最大的三家饭店，即“晋忠”、“晋红”、“晋永”，资产达数百万元。1999年为其企业职工办理社保，交纳资金达80万元。他热衷公益事业，仅在近5年内就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30余万元，上缴税金50万元，被乌兰察布市选为“乌盟工商联总商会会长”，被评为“非公有制经济带头人”、“优秀政协委员”、“纳税规范先进户”。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两副对联：“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业精日勤事业兴，全靠政策来指引”。可以这样讲，刘老是忻州旅蒙商人中的当代杰出代表。采访结束时已是午后1点多钟了，刘老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我俩吃了家乡的撅面片。我们连续数日的奔波与劳累，被这一锅充满着浓厚家乡情感气息和味道的撅面片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因雪被困武川县
在卓资县住了一宿后，12月2日，我们计划按照杨集平先生提供的线索赶赴武川。没想到，一大早卓资县大雪纷飞，街面早已盖满了厚厚的积雪。怎么办?杨主任说：“长途汽车看来怕是不通了，咱改坐火车吧。”旅馆距火车站还很远，武川县城没有出租车和规范的公交车，下雪后那些被当地人称作“小公交”的微型面包车也不见了踪影。这时，从前面开来一辆发往集宁的长途车，正在犹豫能否发车在城中转圈。我急忙上前拦车，后边的杨主任也一滑一跌地跟着上了车，终于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差3分钟就搭不上的火车。火车于上午10点到达呼和浩特市，我们又赶忙上了开往武川的长途汽车，于中午一点钟到达武川县政协。值得庆幸的是呼市和武川县在这一天没有下雪。在武川我和杨主任分工，他去当地的亲戚朋友家搜寻线索，我在县政协、史志办翻阅资料。因为这天是星期五，为了不影响当地政协的同志第二天休息，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我将筛选出来的资料带回旅馆准备复印。遗憾的是刘耀斌同志外出不曾见面。
12月3日，武川县骤降大雪。温度降至摄氏零下30度。大雪封锁了通往呼市的公路，我们被困住了。
我从小生长在忻州，参加—正作后经常在晋北较寒冷的宁武、阳方口、神池、五寨等地下乡，因此对于寒冷是早已习惯了的。但是武川县的气温还是令我吃惊。12月3日上午9点，我抱着资料去距离旅馆约 200米的复印店复印资料，感到寒风凛冽、手脚麻木。幸亏临行前老母亲连夜为我缝制了一件羊皮坎肩，此时穿着略带着羊毛腥味和母亲气息的坎肩，感觉是那样的温暖和舒心。从下午3点开始在旅馆整理、阅读复印好的资料，直到晚上9点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已是饥肠辘辘。外面的天气太冷了，旅馆的双层玻璃门上都结满了厚厚的冰花。我用手套在大厅的玻璃窗上擦了一个小孔，看到在旅馆的斜对面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个一间门面的兰州拉面馆，此时街头看不到一个行人。为吃这碗面我是跑着过去又跑着回来的，寒冷的天气使你不能从容。12月4日晚上7时，武川县政协文史委的刘星明主任来取资料，我送刘主任上车，并帮着往车上装资料。就这一会功夫，寒风夹着雪丝像钢针扎在脸上，耳朵冻得生疼。我的两手不断地在脸颊和耳朵上来回搓揉，不等刘主任的车子开动，我连招呼也没打就失礼地冲进了旅馆。我滑稽的样子惹得旅馆总台的两位女服务员哈哈直笑。但她们马上又觉得不好意思，便关切地对我说：“外边太冷了!不要再出去了。”
花钱购买资料
12月5日上午10点，当得知通往呼市的大青山段公路勉强能通行的消息后，我们便匆忙登上了发往呼市的第一趟长途汽车。到达呼市已是中午1点30分了。连日来忙于采访、搜寻资料的杨主任实在是太疲倦了，我们在长途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后，他午饭也没吃就呼呼大睡了。
12月6日上午8点30分，我们来到呼市政协，见到了文史委的代林主任。由于我们提前给呼市和包头政协发了传真，通报了工作意图，代林主任早已准备好了有关资料，并将忻州商人在呼市的情况作了介绍。接着，我们还找到了呼市的文联主席邓九刚进行了采访，并向他购得了部分商业资料。然后就匆忙坐上了呼市开往包头的大巴车。
杨主任被“提拔”了
呼市到包头全程是149公里的高速公路，到达包头市东河区的长途汽车站后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而东河区距包头市政协所在地的良区还有13公里。经过杨主任与几位出租车司机的几番讨价还价，讲定，25元送我们过去。到达包头市政协大门口时，出租车的计价器显示着13.8公里，金额38元。出租车师傅觉得亏本，定要30元车费，我只好如数付费了事。杨主任的脸上呈现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包头市政协文史委林主任和文史委办公室主任阿宁都是女同志，既认真细致，又周到热情。我们到达政协机关已是下午5点钟了，两位主任在接到传真后早已将我们需要的资料放置案头。她拿出我们寄去的《忻州文史》，翻开在忻州市政协文史委全体人员留影的页码，与我们对号。在她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小时的查阅、复印，于晚上7时15分结束工作。晚上，包头市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牛长贵设宴招待我们，作陪的有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林雅荣、文史委办公室主任阿宁、副主任科员樊尚仁、行政处处长周彩琴、车队队长郝文秀及司机乔万同。席间牛主席动情地说：“忻州市政协的两位同志不带交通工具，千里搜寻晋商史料的这种精神使我很感动，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应该学习他们这种专注而执着的工作作风。”并对杨主任说：“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心意，今晚我是按政协副主席的规格接待你的。”这热乎乎的话语顿时将我们一路上的风霜艰辛融化得荡然无存，也使我们心中积郁的那些酸楚与无奈烟消云散了。晚饭后，杨主任笑着对我说：“包头政协提拔我当副主席了。”此时，杨主任接到务于12月12日赶回机关，参加最后一批公务员培训的电话，于是杨主任说：“咱们再辛苦几天，不要直接返忻，加快行程，经东胜、准格尔等地搜集资料，并顺便到我市西面的几个县去检查了解一下晋商史料征集进展情况，争取11日赶回去。”这一晚我俩睡得很沉很香。
鄂市街上的尴尬
包头市至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但由于我们乘坐的长途车沿路停靠拉客，足足走了3个小时，到中午11点半才赶到鄂尔多斯市政协。文史委的刘志仁主任听了我们的来意后介绍了当地的情况。鄂市是2001年撤盟设市的，文史资料较少，他建议我们去找一下准格尔旗政协文史委的王建中主任和党校的武学敏校长。午餐后，热情好客的刘主任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送给我们后，又带我们去了鄂市著名的“羊绒一条街”参观。鄂尔多斯羊绒衫不愧为全国名牌产品，手感光滑柔软，外表美观大方，但价格也高得惊人：一件中档的羊绒衫在千元以上，最便宜的也要700—800元。刘主任热情地说：“杨主任买一件吧，每月3000元的工资应该穿得好一点。”刘主任这样讲是认为，他同杨主任同龄同职务，所以工资也应差不多。但事实上杨主任的月工资还不达他的一半。杨主任讲了一句“只长胡子不长钱”的笑话后摇了摇头，算作回答，面部掠过一丝浅浅的尴尬。接着，我们赶往邮局又寄回两箱搜集到的资料，于下午4点乘长途车赶往准格尔旗。
执意派丰送偏关
到达准格尔旗已是华灯耀眼的时分。用过晚餐后，找了几家旅馆，不是太高档就是无床位，直到晚上9点多才找到一家小旅馆，我们顾不得洗漱便埋头大睡了。第二天清晨被冻醒后，在街上地摊吃了早饭，便早早地来到了准旗政协。政协办公室常模厚主任给我们找来了部分资料，还请来了现任准旗党校校长的武学敏同志。我们进行了座谈。武学敏是忻州市代县人，今年48岁，早年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对忻州人在准旗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颇有研究，只是工作太忙，但他还是答应做我们忻商史料的撰稿人和联系人。遗憾的是文史委的王建中主任因外出开会没有见到，但也得到了与他联系的电话号码。工作谈完后是上午10点，为了赶回偏关，我们便向常主任等告别。常主任多次打电话询问汽车站，得到的回答是：开往偏关的汽车已在上午9点钟发车了，下一趟是呼市来的过路车，估计中午1时才能到。常主任挽留用午餐，我们为了赶时间，执意要走，常主任说：“你们长途跋涉，精神可佳，我派车送你们吧。”他派车并委派办公室的刘副主任和文史委的小杨送我们回到了忻州市的偏关县。这一天是12月8日。
到达偏关后，我们再次加快速度，一天跑两个县，对市政协征集晋商史料的工作进行了解、督促和指导。我们在全面了解了偏关、河曲、保德、岢岚、五寨五县的工作情况后于12月11日由五寨乘火车返回了工作单位。
来自心底的感受
从2005年11月28日出发至12月11日返回，历时14天，行程约1500公里；走访14个市、县，其中外省8个，本省6个；地级市5个，县级9个；采访有关人士27名，聘请晋商史料撰稿人6名，确定晋商史料联系人10名，搜集有关资料30余万字。这次千里采寻晋商史料的行程非常紧张和辛苦，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受颇深。此行不仅从内蒙古自治区收集回大量的史料，为编撰《晋商史料全览》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且开阔了文史工作的视野，拓宽了思路，更重要的是使我对曾经辉煌过的晋商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为前辈们的行商精神所叹服，从而对山西省政协编撰《晋商史料全览》、弘扬晋商精神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此行得到各地政协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全国政协系统这个大家庭的亲情和温暖，领会了“全国政协是一家”这句话的深刻寓意和内涵。
这次千里追寻晋商足迹的经历，将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
2005年12月25日夜于忻州
(责编 穆雯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