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术史研究除了对文献的研究，大部分在图像的分析和解释。美术史内部和外部的问题不断的凸显，有了新的质疑就会有新的解决方式。巫鸿是图像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著作得到翻译，也使得我们做美术史研究有了很多的参考，也发现了我们国内美术史著作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亟待解决，对于画种的偏见、地域性的歧视、历史的遗留惯性和个人喜好这些问题都背离了做美术史的客观性，失去了真实的美术史环境，巫鸿《美术史十议》的个案研究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巫鸿；美术史；客观性；《美术史十议》
　　近期读了由三联书店编辑的美籍华人巫鸿所著的《美术史十议》，同时也是读了梁启超著述，关于如何做史学的问题和做史学该有的素养与态度，让我对多美术史和当下我们国内做美术史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产生了一定看法。我们都知道美术史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在做美术史研究的过程当中，除了对于文献的研究，很大的程度都是集中对图像的分析以及解析，然而根据文献和图像的分析，当下能够记录在美术史的人或者作品，又是和史学不相符的，巫鸿《美术史十议》给了我们做美术史分析很大的启示。
　　中国的美术史写作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远早于西方直至16世纪才有美术史传记记载的历史，直至近代中国的美术史学研究与美术史写作才开始真正所谓科学化、规范化、学科化，在一个多世纪的美术史研究写作中不乏有功绩卓著的美术史著作出现，不论是出于研究目的、教材实用还是大众所需，但在这期间，纵观美术史的写作也不免出现类似于古代陈陈相因、直搬照抄的粗制滥造，更重要的是后来的美术史著作在写作思路、史观思想、叙事模式、审美标准以及个人喜好的差异，致使美术史的写作虽内容不尽相同，但内在的写作思路、写作观念、思维模式等方面却形成程式化、套路化的现象，更重要的泯灭了一部真实的美术史的情状，下面着重从画种的偏见、地域的歧视、时代的烙印、个人的喜好四个方面入手对美术史写作程式化的现象及因素做出分析。
　　一、画种的偏见
　　在中国的美术史写作中，对于画种的认知自古便存有偏见未一视同仁，近现代以来由于国外画种的引进、社会情景的发展出现了原有中国本土没有的艺术局面，连环画、漫画、招贴画、画报、月份牌画等开始出现并一度成为中国主流社会流行的文化消费，就社会的影响力而言，就人民的喜爱程度而言，就宣传教育的功能而言，这些画种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以往所认为的国画、油画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史的写作中占主流位置的还是以国画占垄断地位，延续千年的美术史写作模式、思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现在美术史的写作，形成程式化，形成难以还原一部真实的美术史的情形，可是从一个实际的情形出发，从一个原生态的真实的美术史的角度出发，作为负责人的美术史撰写，应该有所负责人的态度，哪怕不是从社会的影响角度而言，就是从实际各时代的画种的真实水准，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美术史写作的呆板、古板、无生气，重现活泼、耐读、有趣的美术史，打破程式化的魔咒和局面。
　　二、地域的歧视
　　自有美术史书写以来，便自然存在地域性的偏见，此种弊病一直延续至今，不仅美术史的书写，就连现在全国性的展览的参展布置，地域性的歧视一直存在。在美术史中从地域来看，各个地区省份多占画家的人数，画作比例难有公平，当然，不排除有些地区确实难有入选美术史的名家名作，也确实存在地域性歧视的现象。以广西而言，在美术史中基本就石涛一人可留名，而且石涛的留名也因为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广西活动仅仅出生于广西而已，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任何一广西籍画家名垂史册，只是没有人去发掘，没有人肯去研究。近代以来，已成定局的美术史也罕有广西籍画家可以入选，为何有些在美术史中没有相应位置，有却也总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地域性的歧视由此可见一斑。
　　三、时代的烙印
　　对于美术史而言，时代的烙印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试举一例，清初“四王”多少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公认为只会学习古人、因袭临摹的毫无创新之辈，为何会有如此公断？为何稍晚于“四王”而与之相对的“扬州八怪”却得到學界认可？原因大家是明了的，对于一切与意识形态相悖的历史的学术态度也一并受到牵连，即使学术界后来对“四王”的公断另有改正，可这一事实总可以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术史有多少是受到某一时代的特定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难有公允，我们现在看到的美术史大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打上时代烙印的美术史谈及原生态、真实更是虚妄。这不仅涉及一个美术史真实性的问题，更牵扯到一个美术史写作原则、写作态度的问题，美术史的书写原则纵有千万，可打上时代烙印的美术史总不是现在或后人所期望的，一个原生态的美术史最起码不是这样的。
　　四、个人的喜好
　　美术史的书写最难避免的便是个人的偏好问题，毕竟史书是由史家编纂由人撰写而成，其间难免会有个人偏好、人世交情的因素隐藏其中，掌握话语权的极有社会导向作用的雅士文人、史家学士、官修仕人更是难出其类，有名者莫过董其昌是也，“南北宗”论的流行、董源的地位、所谓的“北宗”的受斥“元四家”的确立无不与董其昌存在莫大关系，其间充斥着太多的个人喜好、人世交情，恕不赘述。就现代而言，此类情况交情甚笃或有半丝关联关系也总能在史书中体现出来。个人的喜好问题，话语权的掌握问题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美术史纯真的出现，一个贴面无私的修养极高的美术史家也难出其类，尽可能少一些个人的兴趣偏好，多一些公允的判断，少一些世俗的世人交情，多一些纯粹的大度情怀，一部真实的原生态的美术史方能渐趋显现。
　　综上所述，不论画种偏见、地域歧视、时代烙印和个人喜好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美术史的真实性和纯粹性，都是造成美术史直到现在呈现程式化写作的现象及其原因。纵有新方法、新史观、新材料的发明、应用、发现会影响美术史的研究，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美术史的“史”的部分，是治史的方略，而对更偏向于美术史的“美术”部分的艺术家及作品和风格的影响则难以企及。实在希望重现一部真实的原生态的美术史，这是作为史的“美术史”的最起码的底线，或许这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
　　作者简介：杨超群，广西艺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美术理论。